31.酸枣岭是个丁点儿大的小山村，村里不论谁家有丁点儿小事，不出半天村里各家各户就都知道了。而郭有江在酸枣岭算是个著名人物，他家的事情自然更为大家所关注，传播得更快。郭有江从解放军复员来家，已经不是小青年儿了，又是小山庄儿里的穷人，找媳妇儿，眼眶子自然不能高了，压根儿就没寻思过找黄花大闺女。也是机缘凑巧，本区平原地儿榆树村和郭有江一起被抓壮丁当了“国军”死在战场上的周继业的寡妻苦妮儿因受村干部欺侮被迫“走主儿”，经人说合，郭有江找了她，还带了来个四、五岁的小子，叫石头儿。苦妮儿不但模样儿出众，更兼善良，贤慧，勤劳，郭有江忠厚，正直，两口子过得和和美美，生养了小珍、小玉两个恰似苦妮儿“翻版”的女孩儿，可惜没个儿子。虽然小石头儿一年年长大，郭有江待他不是己出，胜过己出，村里人说，郭有江也算是儿女双全了，但有人说，那石头儿是“带犊子”，不是他的种，是白搭的，怕是在酸枣岭待不住。还真让这些人猜中了，这石头儿才刚刚十五岁，虽然长得高高的个子，但仍然单瘦，没脱孩气，却要认祖归宗，离开酸枣岭，回老家榆树村了。这事儿在酸枣岭算是个不小的新闻，村里人议论纷纷，有的说，这么好个儿子留不住，郭有江是没儿的命啊；有的说，别人的肉
，怎么也糊不到自个儿身上；有的说，这周家人在榆树村吃不开—不然苦妮儿也嫁不了来，石头儿还非回去不可，这小子有种。人们议论来议论去，不过是“闲谈末论”，毕竟事不关己，那郭有江有儿没儿，有“后”无“后”，跟旁人有啥关系？但是，石头儿要走的事，对于他的小学同学，郭有江一个本家哥哥的独生女儿换子，却非同小可，她听说了这件事，心急火燎，她想去郭有江家找石头儿问问，被老爹挡下了：“你毛毛地跑去问，算什么事儿？石头儿要走，你能拽住他了？”没能去郭有江家，这天傍晚，换子去挑水，在井台子上等着石头儿，不大会儿，石头儿挑着空桶来了，放下空桶，就弯了腰，要先帮换子提水，换子说：“石头哥，你先别慌着给俺打水—俺用不起你。我有话问你，听说你要回榆树村了，真的假的？”石头一愣，说：“那还能假？真的。”换子说：“怎么不跟俺说？”石头说：“大爷和娘不愿意让我走，我管谁都没说。”换子说：“你不说，庄里人怎么知道的？”石头说：“前两天，庄头上有个五保户老头子死了，大爷帮忙办丧事，喝了几盅酒，说出去了。”换子问：“石头哥，咱酸枣岭哪里不好，非得走？”石头说：“酸枣岭没点儿不好，可是我非走不可。”换子问：“那为什么？”石头儿说：“我是榆树村周家的后代，俺娘过来时，我小，离不开娘，现在我长大了，当然要回自已的家。”换子又问：“这里有你的娘，不是你自己的家吗？”石头儿说：“也是自己的家，可是不一样。换子，你是小闺女家，不明白这里边的事儿，别问了。反正我非走不可，一定要走。”换子问：“走了，还回来不？”石头笑了，说：“瞧你说的，怎么不回来？俺娘，俺妹妹在这里，我能不回来？大爷对我没有再好的，我也得常回来看他。换子，我不是没良心的人，我不会忘了酸枣岭的。”换子脸通红，说：“就为这些？就没想过换子妹妹？……俺从心里不愿意你走。”设着，眼里冒出了泪花儿。石头儿慌了，说：“换子，别这样，别难受。我保证走了常回来。”换子哭着说：“你说的好听，再回来就不一样了。俺有江叔还有俺大大，两家就指望你哩，……你要走就走吧。……”说完，弯腰拿水筒和井绳打水，石头儿要替她打，她也不让，气鼓鼓地打了两桶水，挑起来，一溜烟跑了。石头儿在后边喊：“换子，慢点儿，别摔倒了。”换子头也不回，撂回一句话：“摔倒就摔倒，不用你管。”
几个月前，郭有江崴了脚脖子，不能下地走路，他闲不住，坐在炕头上，扎了几十把笤帚，说等脚脖子好了，拿到年集上去卖，还没进腊月，他的伤好了，又像当兵的那样走路了，腊月十三一大早就去赶集卖笤帚了，天黑了，还没回来。石头儿放工来家，娘正在饭屋里做饭，石头过去问：“大爷去赶集还没回来？”娘说：“他挑着他扎的那几十把条帚，想卖了，买过年的东西，这种年头儿，许是没人买，天这时候了，还没回来。这人就是死脑筋，卖不了，条帚还在，挑回来算了，非得赖在那集上？”石头儿说：“要不我去迎迎他？”娘说：“又不是多么沉的东西，不用迎他，再说，好几条岔路，也没法儿迎。我估摸着，一会儿就该回来了。”石头儿替娘烧锅，一边拉风箱，一边说：“娘，我回榆树村的事儿，大爷愿意了吗？”娘说：“他还是不肯让你走，他让你自己跟他说，他要劝劝你。小儿，非走不行？”石头儿说：“娘，过完年我虚岁十六了，是得走了。”娘说：“你走了，这边儿光剩下你两个妹妹，那边儿有你哥，我去跟你奶奶说说，你别回去了，行不？”石头儿说：“不是奶奶让我回去，你也别去跟她说，别让她受难为。俺哥明年考大学走了，奶奶跟前就没人儿了，我说什么也得回去。”娘说：“要不先等等，要是你哥考不上大学，你就别回去了，行不？”石头说：“那我还是得回去。俺哥念书念得就知道讲理—秃子兄弟们是讲理的？那些坏货见俺哥在外头上了十几年学，到了没脱了回村当社员，肯定得欺负他。我得回去给他打帮架。”娘说：“小儿，你是回去跟人家打架的？那不是给你奶奶惹事儿啊？”石头儿说：“不是要回去跟人家打架，是要安安稳稳地过自己的日子。小小不然的，别人能忍，咱也能忍。可是，要是有人踩在咱头上拉屎撒尿，就不让他。娘，你不用害怕，周家一不是地主，富农，二不是反革命，俺大大让国民党抓了壮丁，死外头了，共产党也没定他个什么罪过，秃子兄弟们拿这个压制人，俺兄弟们不能瓤了，他们是吃柿子拣软的捏，你越瓤，他越觉得好欺负。”娘说：“小儿，娘知道，你打小儿就有志气，我拦着你不让你走，也对不住你大大，走就走吧。我在这边，也没给你大爷拉扒个儿子，觉得对不住他。”娘说着说着就哭了，石头儿也掉下泪来，说：“娘，你别哭。你哭天抹泪的，我怎么走？你放心，我跟俺哥两个人，保证孝顺你们二老。今晚上我就跟大爷说。”娘叹口气，说：“要说就说吧。”
晚上，妹妹睡了，娘在煤油灯底下纳鞋底，大爷坐在屋当央扎笤帚，石头帮他捋高梁“苗子”，石头问：“大爷，你原先扎的那些笤帚都卖了？好卖不？”大爷说：“这年头儿，人饿得向死不望活，谁还顾得上打扫卫生？天又冷，我在集上冻得合合撒撒，蹲了半天没个人问。到了过晌午，我就一总挑着去了供销社，我部队一个战友在采购站，三毛钱一把，一共三十五把，给了十块零五毛钱，还管了我一顿饭。我再扎点儿，还去卖给他们，弄俩零花钱。”石头说：“那还真不孬。”大爷说：“不孬什么？自己卖，能卖四毛一把，这得少卖三块多钱哩。”娘说：“那也比冻一天卖不出去强。”大爷说：“那倒也是。”石头鼓起勇气，试试量量地问：“大爷，这个月二十，我想回榆树村。二十三不是小年儿吗？我想回去陪奶奶过小年儿。”大爷装作不懂，说：“那还不容易？回去就是。连大年也陪奶奶过了，过了年，队里开工，别耽误回来上工就行。”石头说：“大爷，我是说，‘回去’，就是真‘回去’了，回榆树村当社员，陪奶奶过日子了。我的户口本来也没起过来。”大爷放下手里正扎着的笤帚，说：“户口不户口的无所谓。这边一直分给你口粮。”石头说：“我知道。”大爷问：“石头儿，你上酸枣岭来的时候是几岁？”石头说：“五岁。”大爷问：“你现在多大了？”石头说：“过了年就十六了。”大爷说：“你来了十年了。这些年大爷待你怎样？”石头说：“大爷待我比亲爹还好。”大爷问：“大爷拿你当外人了吗？”石头儿说：“没有。”大爷又问：“你在酸枣岭过得不痛快？”石头说：“没一点儿不痛快。”大爷再问：“酸枣岭有人欺负你吗？”石头说：“没有。”大爷紧逼着问：“那你为什么非得回榆树村？那边儿有你哥哥，你在这边儿多好？就是不愿意跟我当儿，你反正是你娘的亲儿啊。别回去了，行不行？”石头说：“大爷，我不是不愿意跟你当儿，俺娘也不愿让我走，可是我是个男人，是周家的人，我已经长大了，必须回周家。我知道，我回榆树村，不论俺哥回不回家，我都得受气受罪，有的坏货会把俺弟兄看成眼中钉，肉中刺，日子比在酸枣岭难过十倍。可是，我铁了心要回去了，就算不走，也安不不心了。大爷，你不知道，我长大了，听俺奶奶给我啦俺周家那些事儿，我心里那个滋味儿，甭提有多难受了。我知道，大爷不愿意让我走，是对我好，疼我。我要不走，大爷还得给我操心盖屋，娶媳妇儿，可是我不能光图希这个，我长大了，要是不回去，对不起俺大大，俺奶奶。……大爷，这些年，你那么疼我，现在，我非走不可，太没良心了。我知道，我走了，你和娘都会很难受。可是，我的心已经活了，不走不行了。大爷，娘，你二老就放我走吧。”石头一边说，一边不住抽咽，娘也在旁边陪着落泪，大爷眼睛里也噙满泪水，说：“石头儿，我知道你是个孝顺，重义气的孩子，你非走不可，大爷不强留你。大爷是没儿的命。”说完，竟呜呜地哭起来，一边哭还一边用两手捶打自己的两腿。石头“扑通”跪在大爷跟前，说：“大爷，你这样说，我就不走了。”郭有江止住哭泣，说：“石头儿，大爷舍不得你走，心里难受。可是，大爷不是不明事理的人。大爷放你走，你对你奶奶、你过世的父亲有这份孝心，大爷赞成你，成全你！”石头说：“大爷，娘，你二老放心，我就是走了，还是你们的儿子，两边老的我一样孝顺。”郭有江说：“石头儿，你一定要走，大爷嘱咐你两条儿：头条儿，你回榆树村，是回去孝顺你奶奶，帮你哥过日子，不是回去打架的。凡事儿，不光不离儿的就行，别太较真，别认死理。有不公的事，别出头儿去闹，路不平众人踩，个人受点委屈，能忍就忍，吃亏人常在。确实让人家欺负得没法儿过了，你也别自己闹，来找大爷，大爷去帮你，天下总有主持公道的地方；第二条儿，你跟小换子从小很投缘，她听说你要走，找我和你娘几回了，还哭天抹泪的，换子她爹也挺不舍得，你回去了，岁数一年年大了，遇见再好的姑娘，不许动心了。就这两条儿，能应下不？”石头儿说：“大爷，头一条儿，我听你的，可是，真的遇见什么事儿，确实气人，也没法儿保证不说个一句半句的，反正尽量忍着。甭管怎么着，我不无事地惹事儿，不让奶奶和你二老替我担心。第二条儿，我才十五、六，换子比我还小，都还是孩子，还早着哩。我先说下，俺家在榆树村是吃气的布袋，我真怕换子跟着吃气，受罪。换子大了，找了更好的对象，我不反对，只要她能过好就行；换子不另找人，我谁也不会找。你们当老的的作主让我找换子，我听你们的。”
腊月十八，郭有江又去赶大集，找供销社的战友走“后门儿”买回来二斤猪肉，还让石头娘杀了一只鸡，把换子和她大大喊过来，一块儿吃饭，给石头儿送行。吃饭的时候，郭有江说：“石头，今天，你这个大爷，我和你娘，你换子妹妹给你送行。我朝你伸大拇指。”郭有江转头对换子大大说：“哥，石头儿年少志高，是个有种的孩子，他是周家的人，要认祖归宗，咱满心里不舍，不舍也得舍。咱以后得帮他，巴望他回到自己老家，孝顺奶奶，有出息，过上好日子。今天再说好，不论谁，连小玉她娘，都不许掉泪，石头回去不容易，咱得给他长劲壮胆！”一边吃饭，喝酒，两个大爷都嘱咐石头儿一些话，苦妮儿忙着伺候大家，眼圈儿红红的，说不出活，眼泪要掉出来了，赶紧借故儿离开饭桌儿，擦擦眼泪再回来。换子给有江叔，自己大大和石头儿倒酒，两只眼泪汪汪的不离开石头儿，石头儿低着头，躲闪着换子的目光。石头给有江大爷，换子大大，娘敬了酒，自己也喝了两盅，脸变得通红，突然跪下，给娘和两个大爷磕头，说：“我来酸枣岭十年了，你们把我拉扯大了，我倒要走了。我对不起你们。可是我又不能不走。你们的恩情我忘不了，我走到哪里，还是你们的孩子。”换子大大弯腰拽起石头儿，说：“大爷知道，你该回去，你是好孩子。”换子也伸手拽石头儿起来，哭着说：“石头哥，你就不能不走吗？”又回头对郭有江说：“叔，你找人想想办法儿，让那边奶奶和哥哥把家搬咱庄儿来，石头哥不就不用走了吗？”郭有江说：“那边奶奶能同意吗？就算同意，咱也办不到啊。”换子大大说：“换子，别说小孩子话了。”换子哭着说：“那就没办法儿了，石头儿哥非走不可了？”小珍、小玉见换子姐姐哭，也哭起来，偎到石头儿跟前，摇晃着他的胳膊，说：“哥，俺不让你走，不让你走。……”石头儿忍不住也哭了，娘早就哭成了泪人儿。郭有江说：“换子，跟你大大回家歇着吧。小珍，小玉，别哭了，睡觉去。石头儿走不走，再慢慢商量。”
腊月二十一大早，小珍、小玉上学去了，郭有江慌着把从供销社买回的猪肉，自家的两只鸡，从山上采的干蘑菇，还有自己在偷开的小荒地上种的南瓜，花生，地瓜，石头儿的口粮—几口袋地瓜干儿，一袋玉米，还有石头的被褥，装到小推车上，他要送石头去榆树村，回自己家了。车装好了，郭有江把石头喊到北屋里，拿出一件军大衣，说：“石头，大爷也没别的什么给你，这件军大衣，是我复员的时候，连长送给我的，我也没舍得穿，送给你。冬天干活儿，天凉时晚上看坡，上外边儿出夫，你就带上它，又能穿，还能当压被子盖。”石头说：“大爷，我不要。你留着，也是个纪念。我穿了就糟蹋了。”娘说：“大爷给你，你就拿着吧。”郭有江说：“别推三阻四的了，干脆，现在就穿上。”说着，就把军大衣给石头穿上。 娘说：“你爷俩儿快走吧，走晚了，那两个妮子回来，你们走不素静。”石头儿推起小车儿，郭有江在后头跟着，正往院外走，小珍、小玉放学回来了，两人一个抱着石头儿，一个挡着小车儿，哭着不让走。小珍说：“娘，你诳人，让俺去上学，叫俺哥走。”娘说：“你哥不走。你大大和你哥去给奶奶送年货，你哥帮奶奶干两天活儿，就回来。快点儿，别胡闹了。晚了，你大大回来摸黑路。”两个闺女这才松了手，嘴里还嘟囔：“娘，你可不能哄人。”石头眼里含着泪，推起小车儿，和大爷一起上路了。两人出了庄儿，突然听见换子在后头喊：“石头儿哥，叔，你们怎么偷偷走？……石头儿哥，你什么时候再回来？你可要常来呀。”石头儿停住小车儿，回头喊道：“换子，我会常回来的。天冷，你快回去吧。”郭有江说：“石头儿，快走，别迂磨，依着迂磨，没完。回头小珍小玉再追了来，咱今天就走不成了。”石头儿弯腰推起小车儿，两人急急忙忙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往前走。走出去里多路，快到平路了，石头儿回头看，见村头儿岭岗儿上，一棵老酸枣树下边，一个大闺女—是换子和两个小闺女—是小珍和小玉—还在看着他们哩。郭有江说：“快走咱们的，别管她们了。”两人走到岭下边了，已经看不见换子她们了。石头突然放下小车儿，回头望着山半腰里的酸枣岭村，村子后边一个个灰褐色的岭头，石头儿屈膝跪下，朝着山村和群岭，磕了三个头，站起来，对郭有江说：“大爷，咱走。”
石头儿和郭有江到家的时候，奶奶正在屋当央摇着纺车纺棉花，看见他们，忙扶着跟前的小板凳儿站起来，说：“刚才一只花喜鹊儿在院门外楸树上吱喳地叫了好一阵，我心里说，许是酸枣岭那边儿要来人，这不你爷俩儿还真来了。”郭有江和石头儿问候了奶奶，两人忙着卸了车，往屋里搬东西。奶奶说：“他大爷回顶回上我这里来，就搬半个家来。”郭有江说：“大娘，要不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胡败坏，把果木子树几乎砍光了，要不是公社派来的工作组那些不吃人粮食儿的黄子毁我的小开荒儿,我还能多收好些,还能给你老人家多带点东西,现在饿死人了,听说要多给点儿自留地,下一步小开荒儿也能放开,明年兴许好过一点,我再多给你送。”奶奶说：“让石头儿拾掇吧，他大爷快坐下喝口水。”郭有江进屋坐下，接过奶奶给倒的水喝几口，说：“大娘，这回我不光是给你送东西，还把石头儿这个大小伙子给你送回来了。石头儿上我那里去的时候，才跟床沿那么高，这回来，快顶着屋门口了。大娘，石头儿一心要回来孝顺你老人家，我舍不得，也得舍，你这边儿更得用人，我就不强留他了。”奶奶先是一愣，旋即笑得满脸皱纹开了折儿，说：“他大爷，你跟苦妮儿真舍得？”郭有江说：“大娘，石头儿是你老人家的孙子，俺舍不得也得舍啊。石头儿长大了，哭着喊着要回来，俺们心里再不情愿，也成全他这份儿孝心。”奶奶眼圈儿红红的，说：“他大爷，你把孩子替我拉扒大了，能干活儿了，给我送回来了，这叫我说什么好哎。”郭有江说：“大娘，你啥话也不用说，要不是你和苦妮儿看得起我，我一个穷当兵的老半货子，也不能成家子人。让石头儿回来，应该。”奶奶对石头儿说：“石头儿，多咱也不能忘了你大爷的大恩大德。”石头儿点点头，说：“奶奶，我知道。”
吃过中午饭，郭有江要回酸枣岭了，石头推起空小车儿送他。到村外了，石头儿还往前走。郭有江说：“怎么着，石头儿，想再跟我一起回酸枣岭？”石头儿说：“大爷，你一个人孤吊吊地回去，我心里不是个味儿。”郭有江说：“看不出你这个粗粗拉拉的小子，还这么重感情。说书唱戏的不常说一句话—‘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吗？咱爷们儿该分开就得分开，棒子秸没有两头儿甜的。没事儿，大爷想得开。”石头儿说：“我恨不得把自己劈成两半儿，一边一半儿。”郭有江说：“到底是个孩子。别说傻话了。来，把小车儿给我。你回去吧。”石头儿很不情愿地把小车儿给了郭有江，说：“大爷，你脚脖子刚好，歇歇着走。”
石头儿回老家的消息很快在村里传开了。老头儿、老太太见了程兆兰，就说：“二孙子回来了？你大孙子上高中，不久就得上大学了；二孙子长得人高马大的，过这个年，吃好吃孬都高兴。你老人家是有福的。”程兆兰说：“石头儿长得是叫人喜，孩子非得回来孝顺我，跟他哥当膀子，真不孬。端阳上大学？那还在镜儿里照着哩，说不准的。甭管怎么着，有这两个大孙子，我老嫲嫲子心里有柱桩儿。”石头儿回来，杏儿一家格外高兴。杏儿说：“石头儿哥，端阳哥从夏天就说你回来，俺大大俺娘常念叨，这回可回来了，太好了，俺端阳哥不孤单了。”秃子兄弟听说了，说：“他娘的，苦妮儿这个小娘们儿，让她那‘带犊子’儿回来了，真邪门儿了。咱大队又添张嘴。”秃子他老父亲于拴柱骂他：“你兄弟们胡唚什么？什么‘多张嘴’？人家孩子不出力，白吃饭？人家孩子回来，是有良心的。不像你们俩，吃人饭不拉人屎。”
腊月二十三，中学放年假了。周恒顺到黑天才来到家。奶奶说：“我刚才还跟石头儿念叨你。等着你回来，咱好辞灶，多少年了，你兄弟俩没一起过年了。”奶奶用酸枣岭送来的粘米面儿做了粘糕，用地瓜熬了糖稀，沾在山楂上，供在饭屋里灶王爷神像前，点上香，奶奶祷告说：“灶王爷，又是一年了，这一年你都看见了，吃食堂这两年，冷了你老人家，这不食堂散伙了，好歹回来自已做饭了，天天吃糠咽菜，过的不是人过的日子。你到了天堂上，给老天爷好好说说，来年好歹风调雨顺的，地里多打点儿粮食，别让庄户人挨饿了。你老人家可别说咱人间那点子胡闹腾的事儿，让老天爷生了气，俺更没好果子吃了。你老人家升天吧，到年除夕，再回来，咱一起过年。灶君走好，上天言好事，回宫保平安。”奶奶让石头儿从锅头后边墙上揭下被烟熏得黑乎燎拉的灶君像，在灶前点燃了，祖孙三人在香火前郑重其事地磕头，恭送灶君上天。周恒顺一边跟着奶奶叩头如仪，一边想起在一本书里看过的，西方，中东不少民族信一神教，中国人没有那种专一的，虔诚的，坚定的宗教信仰，而是信多神，泛神，不但冥冥之中有传说中的以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夫妇为首的天宫系统，以佛陀为尊的佛国系统中的诸多神佛，还有历史人物或民间传说人物因德行高尚，功业超凡而得道成仙的一干神仙，而且中国人相信，“头顶三尺有神灵”，世间万物皆可成仙成神。而中国人对神灵的信仰，常常表现得幽默，达观，戏谑，狡黠，实用主义，俗谓“家里有病人，不得不信神”，事到临头抱佛脚，对神灵也来“用着你靠前，用不着靠后”，对神灵的礼拜常常表现得像世人对官长那样请益，贿赂（而社会上人们对官长，有用的人送礼，“走后门儿”办事儿，则是把所求的人当神供奉），有时，世人还对神灵搞点儿欺、瞒的小把戏，像用粘糖之类的食品供灶神，就是要把他的嘴糊上，防止他到玉皇大帝面前乱说活，拿各家各户的“阴暗面儿”去告状，而岂不知，如果嘴被糊上了，不是连“言好事”也不行了吗？这些事儿，是经不起逻辑推理的。人世间臣民报喜不报忧，居高位者高高在上，弊目塞听，“官僚主义”那一套，同样通行于神仙世界。这也算是人神同理，传统久远，渊源流长了。
过罢小年儿，奶奶吩咐周恒顺领着石头儿到大队部办回村的手续，就是登上“卯薄”，开春好到生产队干活儿，麦季分口粮。兄弟两个到了大队办公室，大队支书顾青山和陈会计正在商量安排全大队社员人数统计的事。因为去年一年，村里又有不少人正常（？）或“非正常”死亡，新添的倒廖廖无几。上级要求一定要提前搞好统计，防止生产队弄虚作假，领空头粮。因为同样多的粮食，人口少了，人均分配口粮就会多一点，这对社员很重要，上级面子上也好看一些，甚至心理儿上也舒坦些。也许两位大队干部交谈的是个沉重的话题，周恒顺见顾、陈两人，在光线阴晦的办公室里，灰褐的面容，满是忧色，也明显见老了。看见周恒顺和一个跟他模样儿相仿的半大小伙子走进来，两位村干部脸色活泛起来，忙让他们坐下。周恒顺说：“青山爷爷，陈叔，你们忙着哩。”石头儿也跟着喊“爷爷”和“叔”，顾青山问：“端阳，你放年假了？这个孩子莫不是……？”周恒顺说：“爷爷，这是俺兄弟，石头儿，大名儿叫周恒和。”顾青山说：“噢，是石头儿，几年不见，长成大小伙子了。好，好，好。”周恒顺说：“酸枣岭是个小山庄儿，上学得往外庄儿，他书没念好，路没少跑，个子长得快，眼看撵上我高了。”顾青山说：“好，成整劳力了，能给你娘挣工分儿了。你兄弟俩有事儿？”周恒顺说：“爷爷，石头儿长大了，要回自己家，回咱大队来。他走的时候还没入社，五八年以后实行户口了，他也没起户口。奶奶让俺来找大队，给他登上名儿，好派活儿，分口粮。”顾青山说：“那好呀，欢迎。反正他也没起户口，还是咱大队的人，陈会计，你在三队的花名册上，程兆兰这一户，再加上石头儿的名儿，叫什么？噢，周恒和。哥叫恒顺，兄弟叫恒和。和和顺顺，好名字。你们来得正巧儿，大队马上就分麦子—上级通知，要保证社员过年人人都吃上饺子。咱大队没麦子了，公社里从粮所给拨了来，每口人三斤，你娘仨儿分九斤麦子。”周恒顺说：“谢谢爷爷，谢谢大队。这样就行了吧？俺回去。”顾青山说：“于大牛上公社开会去了。他是大队长，他兄弟二车也是大队干部，还兼着分管你们三队，石头回来的事儿，你兄弟俩也 给他兄弟俩说一声儿。这样好一些。”回家的路上，石头儿说：“我这些年不在家，他们不分给口粮，过年分给三斤麦子—还不够塞牙缝儿的，你还说‘谢谢’。哪来这么多礼数儿？”周恒顺说：“顾青山和陈会计都是好人，没欺负过咱—就是对舅老爷那样的四类分子，也公事公办，庄乡还是庄乡，从不无事地欺负人。咱虽然在村里处境不好，但对大、小队干部还是要尊重，以礼相待。”石头儿“哼”一声，说：“道道儿不少。俺在酸枣岭没这点子讲究。”周恒顺说：“那不一样。那边儿有大爷撑着，他是复员军人，共产党员；咱这边儿正好相反，咱大大是国民党兵，还死在战场上了，人家能平等待我们，就不错了。石头儿，你得注意。”石头儿说：“该咱兄弟倒霉。大秃子是大队长，二秃子是大队的官儿，还兼着管咱三队，怎么也躲不开他兄弟们。”周恒顺说：“他们成份好，从土改往这就当干部。咱跟于二车住的近，是一个生产队。这是没办法儿的事儿。反正就是干活儿，挣工分儿，分口粮，咱不惹他们，他们也没理由无事地欺压人。小心点就是。”晚饭后，周恒顺带石头儿去于大牛家。石头儿说：“你自己去跟他说说就行了，我不愿上他兄弟门儿里头去。像在他们下巴颏儿底下讨漏水喝。”周恒顺说：“我临时还在学校里，还是你和他们见面儿，打交道多。还是一块儿去吧。”石头儿犟捏着鼻子跟在周恒顺后头去了于大牛家。于大牛住在土改分得的江家一个房子里。到他家的时候，大门大敞着—也许是年关将到，敞着大门便于社员来送礼吧，于栓柱正在厨房里忙着做豆腐。灯影儿里，老头子端了一大盆泔水往粪坑走，周恒顺忙对他说：“栓柱爷爷，你老人家好。看清了吗？我是端阳，这是俺兄弟石头儿，他回来了，来找俺大牛叔报到。”于栓柱忙泼了水，回头放下大盆，把兄弟俩拽到厨房门里边，围着石头儿转了两三圈儿，像在牲口市上相看小马驹儿似的，看一阵，煞白的胡子一撅一撅的，连声说：“好，好，好，石头儿也长成大人了，认祖归宗回老家了。你奶奶可得高兴了。孩子，来，吃热豆腐。”说着，拿刀切下两块豆腐硬往兄弟俩嘴里填，兄弟俩只好吞下豆腐，烫得直裂嘴。兄弟两个上了堂屋去见于大牛。屋里八仙桌上点着玻璃罩子煤油灯—像城里机关干部人家似的，亮亮堂堂，于大牛已经听见他兄弟来了，但佯作不知，大模大样地坐在大户人家那种椅子上，人模人样地在“看”文件—他小时候在程家私塾里念过两年书，认识几个字。兄弟俩进了屋，于大牛仍低着头看文件，一只手夹着洋烟卷儿，烟卷儿冒着袅袅白烟儿。周恒顺兄弟站到他跟前，周恒顺说：“大牛叔，你忙着呢。”于大牛这才“惊觉”了似地，抬起头，两只“牛蛋”眼用审视的目光看看周家兄弟俩，说：“在公社开了一天会，布置一九六一年春季生产，我看看文件，好给大队党支部传达。端阳，你怎么来了？”又指着石头儿，问：“这个是？”周恒顺说：“这是我兄弟石头儿，石头儿，喊‘叔’。”石头不情愿地低声喊了声“大牛叔”，于大牛说：“噢，是石头儿，走的时候才那点儿买卖儿，这长成大人了。你兄弟俩有什么事儿？”周恒顺说：“俺兄弟大了，要回咱大队了。俺奶奶让俺找大队登上名儿，好干活儿和分粮。”于大牛装作考虑了一下的样子，拉着慢腔说：“石头儿从酸枣岭回来？这事儿得通过公社，转户口，不是说一声‘回来’，就回来了。哪能这么随便？也不是赶闲集，听说书。”石头儿急了，说：“我是回自己家，你怎么这么个说法儿？”于大牛牛蛋眼胀红了，说：“小小的孩儿，我怎么说法儿，还用你教不成？”石头儿气咻咻地说：“你……”周恒顺用力拽着石头儿，说：“石头儿，你别吱声。大牛叔，你别生气，石头儿年纪小，不懂事。你听我解释。俺娘和石头儿上酸枣岭的时候，还没入社。共总也没起户口。俺娘的户口起到酸枣岭去了，俺兄弟因为说好长大了还回来，他的户口就一直没往那边起，还在咱大队。”于大牛说：“那口粮呢？”周恒顺说：“按说咱这边儿该给石头儿分口粮，可是一直没给。人家酸枣岭从入社就给石头儿分口粮，咱也不能要双份儿。这回石头儿回来了，就得咱这边儿分给口粮了。”于大牛不情愿地说：“那……这事儿我得先向顾书记汇报，你们听信儿吧。”周恒顺说：“俺白天上大队，给青山爷爷和陈叔说了，青山爷爷让陈叔给填上名儿了。还说这回分过年的麦子就有石头儿的了。”于大牛气鼓鼓地说：“你兄弟俩已经给大队书记说好了，还找我啰啰什么？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找啰嗦吗？”周恒顺说：“青山爷爷让我跟你和二车叔再说说。”于大牛不耐烦地说：“就他周到！好了，那就这样吧。”周恒顺说：“大牛叔，俺兄弟还小，不懂事，以后回咱大队了，有什么说的、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多批评。”于大牛恶狠狠地看了石头一眼，石头正气得两眼冒火，于大牛说：“该管的，不用说，我也要管，至予批评嘛，那还要看听不听。”周恒顺说：“石头儿是咱大队的社员，你又是长辈儿，他必须得听。叔，没别的事儿，俺就回去了，耽误你一大会子。”于大牛说：“好，走吧，我不送了。”话没说完，就又低头看文件了。兄弟两个出了堂屋，见于栓柱还在厨房门口站着。周恒顺说：“爷爷，俺回去了。得空儿上俺家串门儿。过了年，俺兄弟俩去给你老人家拜年。”于栓柱颤声说：“好孩子，快走吧。大会子不回去，你奶奶挂着。”周恒顺兄弟出大门走了，于栓柱就在院子里开了腔：“大牛，你个混货，人家石头儿跟他娘走了，大了，认祖归宗，回老家，是天经地义的事。你看你那个熊样子，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还让人家找公社，你怎么不让他找毛主席去？人家顾青山，陈会计二话没有，痛痛快快答应了，人家那才是人办事儿的来头。人家再来找你说说，是眼里有你。你倒好，拿你当人你没个人样儿，你难为人家没爹没娘的孩子做什么？人家孩子到你跟前，看你那架子摆的有多大。别忘了，驴子、马架子大了值钱，人架子大不值钱。你小子别觉着当指甲盖儿大点的官儿，就烧得不行了。别忘了，‘头顶三尺有神灵’，咱还得指望小孩儿们往上长哩。就算不念暗楼程家对咱的恩，咱总得为自家孩子积德吧。”于大牛媳妇儿说：“大大，你狠嚼他。天天让他气个半死。好了，你老人家忙活了大半天了，累坏了，又生这份子闲气。快消消气，吃饭吧。”老头子说：“生这场气，气都气饱了。大牛媳妇儿，我跟你说过不少回了，人家程家是地主不假，可是人家对咱于家有恩。刚才来的俩孩子他奶奶程兆兰当年待我跟亲姐姐一样。咱对人家，不能看顾，不欺负人家行不？”于大牛媳妇儿说：“好了，大大，什么话也别说了。于大牛孬好是你的儿，一拃不跟四指近，你也别老看他不顺眼了。孬好他也是榆树村的个人物头子了。咱吃饭吧。”于拴柱说：“吃什么饭？不吃了。刚生完气，吃了饭不好受。”说完，到厨房里拿了自己的旱烟袋，气哼哼地走了。老头子前脚出了大门，于大牛媳妇儿就在院子里嘟囔：“哼，这死老头子，胳膊肘子往外拐，没见过这样儿的。叫吃饭，不吃，不吃拉倒儿，不吃省下。”又走进堂屋，说：“怎么祥，大官儿？好人让人家顾青山和姓陈的为了，人让你给得罪了，你老爹也让你气跑了。这回舒心如意了？我早就听人家说了，你那几年，想人家苦妮儿的好事儿，没捞着，人家苦妮儿惹不起躲得起，‘抬身’走了。你咽不下这口气，见着人家的孩子也不顺眼。人家孩子心里不知道多恨你哩。你算什么脏心烂肺的玩意儿。”于大牛虎起脸，说：“你再胡说八道，看我不抽你。你知道哪里的事儿？,程家是地主，周家是破落地主，两个孩子他大大是国民党兵。越是当年程家对于家人好，我越得对他们狠，这叫‘站稳立场’，‘划清界线’。不然我能当上干部？你娘娘们们儿的懂什么？少跟我搀活！别胡啰啰了，快弄饭我吃。我吃了上大队有事儿。”
周恒顺兄弟俩回到家，把去于大牛家的情况说给奶奶听了，奶奶说：“你栓柱爷爷是好人，共总不忘记你老姥爷家的恩情；秃子兄弟俩没再坏的，可他们有上级撑腰，顾青山都让他们三分。石头儿，你可不能惹他们。路不平众人踩，咱可不能当出头椽子。”石头说：“就擎（白字）着让他们欺负？”奶奶说：“咱好好干活儿，挣工分儿，凭工分儿分粮食，无事地他也没法儿欺负。听活，不许惹事儿。”周恒顺说：“石头儿，听奶奶的活。你不是说大爷也嘱咐过你吗？”石头笑了，说：“好，我听话，平白无故的，我惹什么事儿？总不至于正好好儿的，有人窜上来就打人吧？”奶奶说：“那倒不会。”奶奶又说：“于家你三套叔就跟他两个秃子哥哥不一样。前不久刚娶了媳妇儿，跟你拴柱爷爷一起过—还在林屋子里住着，老实巴交，见了我‘姑’长‘姑’短的，没再好的。一母生百般，一点儿不假。”周恒顺兄弟俩找于二车和三队队长给石头儿“报到”，还算顺利，周家二小子石头儿—周恒和就正式地成为榆树村第三生产队的社员了。腊月二十五，生产队下通知，当晚，各家各户到保管室领过年的麦子。吃晚饭的时候，奶奶说：“生产队分东西，动不动就吵起来，有时候还动家伙，打架。都挨饿挨怕了，穷急，怕自己吃亏，也难怪。你俩去，别多嘴多舌的，光支着耳朵听。”石头儿说：“对，哥，咱听奶奶的，光带耳朵去，把嘴放家里。”奶奶说：“石头儿还是个小贫嘴。”周恒顺问：“分东西，有什么闹头？”奶奶说：“反正就是谁先谁后，称称头高头低，分的东西孬了好了这些事儿，社员们一个个眼尖着哩。社员觉得，在大队、小队大小当点官儿，有点儿官差，就比清社员强。咱队的社员都囔囔，说二秃子他们捣鬼，他小舅子—叫二孬，鬼鬼钻钻钻的—当保管，有的说他们在称杆、称砣上做手脚，也不知道真假。分回东西来，自己称称，斤量倒也够了。我估摸着社员是胡猜疑。口粮少，家家户户牙都饿干了，多咱分个东西，人的眼都是红的—跟那兔子眼似的。”石头儿说：“酸枣岭庄小，母子队（大、小队一体），有一段时间，分粮食两个称砣，看着一模一样儿，可是一个沉，一个轻，保管员给干部称，用那个沉的，社员分的也够称，干部分的胀称。后来社员看出来了，大爷找了大队找公社，把那个保管给撸下来了。”奶奶说：“哪里也免不了有这些事儿。这回过年，戏匣子里广播，大队也一遍遍地咋唬，让社员过好年，都吃上饺子，使使劲，一口人给三斤麦子，人少的，不够沾乎磨的。”石头儿说：“咱这里是平原地儿，应该分麦子多呀。”奶奶说：“土改完，自己种自己地那几年，赶上好年成，不旱不涝的，打的麦子跟小山儿似的，完上公粮，剩下的吃到第二年过麦也有余。得赶紧卖，怕招虫儿。入了初级社，头一年，一口儿人还分三百多斤麦子，后来社越来越大，口粮越分越少。秫秸换杆草，越捣鼓越短。一年不如一年。种粮食吃不饱，上级号召多种地瓜。甭管好地孬地都种地瓜，可是交公粮、卖余粮，上级还得多要麦子，少要瓜干儿。社员分的麦子就越来越少了。今年食堂散伙，一口人分了十来斤麦子，好几个月了，家家不见点儿白面了。要不分给这几斤麦子，过年真吃不上饺子。”周恒顺说：“中央贯彻农业‘六十条’儿，社员又分自留地了。今天我和石头儿去看了看，麦苗儿挺齐挺匀的。过完年，俺俩再去上点儿粪，春上要是旱，再挑水浇浇，能打百多斤。”奶奶说：“你在城里上学，家里有点活儿，世荣，德甫跑前跑后的，你拴柱爷爷、三套叔，还有你刘叔，更不用说你舅老爷和你表叔了，都来帮忙。这回过了年，石头儿来家了，咱把这些人请来吃顿饭。吃好吃孬的，是这么个心。人家不少户请干部，咱不弄那些事儿。旧社会咱没巴结过保长、乡长的，总不能新社会了，再巴结秃子弟兄。”石头儿说：“有东西喂了狗，也不填唤他们。”
这天晚上，周恒顺和石头儿到生产队保管室领麦子。社员们都在院儿里等着，一个个跟愣鸡似的。喊到谁的名儿，谁才能进去。人们穿得单薄，冻得合合撒撒，有人低声骂：“分这一屌头子麦子，白天不分，黑更半夜地分，不知道弄什么‘鬼吹灯’。”喊到周家了。周恒顺和石头儿忙进屋，于二车和队长在一边张罗，保管员二孬称称，一副拿龙捉虎，郑重其事的架势。周恒顺两手挣着口袋口等着，石头儿站在保管桌子跟前，弯下腰，在地上摸索，二孬说：“这小子摸什么？”石头儿抬头说：“我棉袄掉了个扣子，看是不是掉地下了。”二孬说：“真是胡屌扯。你进来还没一个屁的功夫，就把扣子掉这里了？快点儿走吧,你家麦子称完了.”石头儿跟着哥哥走出保管室,出了路家院子,见前后没人,对哥哥说:”刚才,我有意在地下胡摸络,办公桌儿下头真有个称砣,跟二孬用的那个一模一样.也许跟酸枣岭一个办法儿。我刚才鼓了好几鼓劲，想拿起那个称砣来，跟用的那个比比，想到奶奶嘱咐的话，没敢。”周恒顺说：“石头儿，你刚回来没几天，可别弄这种事儿。也别什么事往坏处想。他们给干部多分了，短了库怎么办？”石头儿说：“哥，你真是书呆子。他们什么法儿不能想？少报产量，多报损耗，或者往存粮里搀点儿沙，怎么都能应付。”周恒顺说：“你小小孩子，看上去没心没肺的，怎么知道这些事儿？”石头儿说：“我上学没入心，就是个社员，他们说话也不背回我，我不就知道了？”周恒顺说：“知道就知道，心里有数儿就行了，可不敢惹事儿。刚才就很悬。人家多出的称砣也许完全是标准的，备用的，你要让人家比较，一比没毛病，那可就是你的毛病了。这下咱就跟他们结仇了。可不得了，千万不能莽撞。”石头儿说：“好，我不惹事儿，装傻子，当哑巴，行了吧？”
一九六一年过旧历新年—老百姓还不习惯叫“春节”，饥荒中的榆树村“年味儿”很淡。庄户人照常敬天，请“家堂”，只是供品十分清淡，寒酸，像是虚应公事，爆竹声稀稀落落，有前劲没后劲，有一搭没一搭的样子。庄里不少人家有人病饿而死，大门上不贴红色的“门对子”（春联），而是贴白纸片儿，让人看上去凄惨而恐怖，似乎整个家庭都带着不祥的晦气。老少齐全的人家是幸运的，家里老人就以此自慰和安慰家人。各村的年后“大戏”也没有了—人吃不饱，谁还有那闲心穷欢乐？上级也布置减少文体活动。周家倒是因为二孙子石头认祖归宗，比往年多了一份喜色。往年，周恒顺跟奶奶祖孙两人过年，冷冷清清。每当年节，父死，母嫁，弟走，刻在心头的伤，比平时更觉疼。吃饭的时候，周恒顺总会按奶奶给说的，在饭桌上，给娘和兄弟摆上碗筷，这体现着对亲人的思念，也提醒着家人的骨肉分离，让人触目神伤。今年不一样了，兄弟来家了。石头儿俨然一个大男人，生龙活虎，院里院外，这屋那屋，出出进进，忙这忙那，晃来晃去，好像家里多出了几口人，小院儿里陡然增加了活气和光亮。吃饭的时候，奶奶说：“石头儿，多摆上一双筷子。”石头儿问：“那是做什么？”奶奶说：“那是你娘的。”石头儿笑了，说：“好，给俺娘摆上筷子。”周恒顺想，石头儿从很小就去了酸枣岭，心理负担没那么重，他对奶奶这种做法儿，觉得好玩儿甚至有点可笑：你给娘摆上筷子，她也不能真地坐在这里拿了筷子吃，这样做，岂不是多余的，没用的？石头儿不知道，在大大离家和去世之后，娘又被迫改嫁，对奶奶来说，是人亡又加上家破，是对她感情上更深、更惨的撕裂，是她心里永远不会愈合的伤痛，娘是她的儿媳，也是她的闺女，在她心里，娘永远不会离开这个家。周恒顺又想，毛主席说，世间万事万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家里不管多么不幸，有他们兄弟两个，好好努力，一定要让奶奶过上好日子，奶奶心上的伤痕终有平复的一天。周恒顺觉得自己是大哥，又上了那么多年的学，对于家庭，有更大的责任，他不能懈怠。
大年初一，庄乡邻里，远近亲朋互相拜年。周恒顺和石头兄弟俩跟着奶奶去暗楼给老姥娘，舅老爷，舅姥娘磕头拜年。老姥娘已经八十多岁了，躺在床上，气息奄奄，看见端阳和石头儿两个重外甥，伸出枯瘦的，只剩下一层皱皱巴巴的老皮的，像干树皮似的，冰凉的手攥着兄弟俩的手，两只陷在折皱坑儿里的眼睛流出浑浊的泪滴，周恒顺觉得心里十分酸楚，老姥娘这个在当今世人眼里的老地主婆，对周恒顺来说，是爱和慈悲的化身，如今，老姥娘已然油尽灯枯，行将就木，爱的源泉将要干涸，慈悲的光就要熄灭了。周恒顺忍住泪水，和石头儿一起给老姥娘，舅老爷，舅老娘磕了头，就让奶奶自己留下陪老姥娘，他们匆匆离开，去给顾青山，于拴柱拜年，还去了于大牛，于二车家。石头儿不肯去于大牛、于二车家，是周恒顺硬拽了他去的。于拴柱和小儿子三套一起来暗楼程家拜年，见到程兆兰，说：“俺爷俩儿去你家，你不在家。就在这一块儿给你拜年吧。”程兆兰说：“别那么周到了。有这话就行了。”
周恒顺兄弟俩到路德甫家。路德甫两个老的，一九五九，一九六零两年，一年一个撒手而去了，兄弟两个，都二十大多了，一对光棍儿，囚徒一样窝在是自己的家，又不像自己家的家里。周恒顺记得，奶奶常说，你作荣四大爷（路德甫的父亲），兄弟四个，家里穷，三个哥哥没长成人就死了，你四大爷赌气成人，破上命地过日子，庄稼地里的活儿没有他不会的，啥都干得又快又精，一个人顶仨俩地干，还会石匠，木匠，冬天，地里没活儿了，就进山打石头，下了大雪，不能进山了，就在家锯木头，解板子，准备盖屋的木料。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几十年没吃过净面的饭食，连过年吃饺子也得搀上玉米面，高梁面儿，说是吃白面吃不饱。常年用麦子换别人的高梁、玉米吃，一斤换二斤，说是这样又省了粮食，还压饿。过年杀头猪，把肉都弄到集上卖了，自己就留点猪头下水，割点板油，过年上完供，省俭着吃小半年。老两口子穿的都是你四大娘自己纺线，自己织的本机布，染的回儿画儿的，几个闺女长大了，才一年给做个洋布褂子，逢年过节才穿。过日子那真叫“撒沙不露”。苦了一、二十年，置办了二、三十亩地，盖起了青砖到顶的四合套院儿，跟铁桶似的。你四大娘跟他也般配，身大力不亏，活上饭上都算一份儿，针线活儿也好，也是过日子的好手，要不你四大爷也过不这么好。就是一样儿不盈人，犯“七女星”，进门儿连二奔三地生了七个闺女，你四大娘急得死的心都有。你四大爷倒劝她，‘你愁什么，一个羊也是放，几个羊也是放。闺女孬吗？多少年以后，过六月六，一个闺女给你送块肉，够你吃两个月的。再说，有闺女就不愁儿，你再生呗，我也不是管不起饭。到了第八个，好歹生了个儿，叫八妮儿，就是德甫，下头是德水，叫九妮儿。你四大娘拉扒这么些孩子，天天晚上不是给大的做鞋，就是给小的做袄，常常做到鸡“打明儿”，才眯困一会儿，那边儿你四大爷就起来拾粪去了。……你四大爷出了一辈子力，也没享过什么福，可是土改划成了富农，没他再冤的。……路家是富农，土改时没有扫地出门，他们一家仍然住在铁桶般的四合院儿里。周恒顺上初小的时候，常去他家。对那院子布局的严谨，房舍的坚牢，门窗的质地，院子里，屋里家具的布置，农具的摆放，那样妥贴，那样井然有序印象很深，还有路德甫的姐姐们一个个模样秀丽，举止端庄，都扎着黑油油的，又粗又长的大辫子，系着一样的红头绳儿，在脸前身后甩来甩去，穿戴齐整，洁净，头紧脚紧，满院儿里是她们脆生生的说话声和笑声。家里俩男孩，德甫老实，德水调皮，都是几个姐姐的心肝宝贝。四大爷呵斥他们，几个姐姐总是护着。周恒顺觉得他们家简直就是一个童话世界，是榆树村的理想王国，让人不愿意离去。十多年过去了，姐姐们一个跟着一个出嫁走了，四大爷、四大娘在惊恐，饥饿，劳作，愁苦中老得很快，很像村里大汪边被风刮歪了的榆树，一下子精壮不再，滑落到了衰朽残年，在多少年没遇见过的大饥荒中苦哀哀地撒手走了。曾经热闹的院落里只撇下路德甫、路德水两条光棍儿。大队、小队逼他们给腾出了南屋，西屋，给生产大队当贮藏室，只给留了北屋和两间小东屋，兄弟两人干脆在北屋里生火做饭，煞白的内墙皮儿被薰得黢黑。除了北墙正中贴着一张毛主席像，屋里没一点亮色。北屋里从东到西栓一根草绳，挂着兄弟两个破七缭烂的旧衣裳和看不出颜色的没法儿再叫做“毛巾”的碎布条儿，路德甫住北屋东里间，路德水住小东屋儿，床上铺的草席少边没沿儿，靠墙堆着的被子已经看不出原先的花色。周恒顺兄弟来到时，已经半晌午了，路家兄弟刚放下饭碗，德水正闷声不响地收拾，德甫说：“俺两人才刚刚起来吃了点剩饭，还没去给奶奶拜年哩。你们倒先上俺这来了。俺多不好意思。”周恒顺说：“又是一年了，我们无论如何得来给四大爷，四大娘磕头，也给仁哥拜年。”周家两兄弟在供祖宗牌位的方桌前磕了头，德甫找了两个小板凳让他们坐下，一边说：“桌子，椅子，杌子，都让于大牛他们一欺二讹地拿去用了，说是‘借’，拿去就不往回拿了。”石头儿说：“怎么不跟他们要？”路德甫苦笑笑，说：“兄弟，咱哪敢？”石头儿“哼”了一声。周恒顺搭眼看看路家兄弟俩这个面目全非的家，看看曾和自己同班上学，穿得齐齐整整，满脸堆笑的路德甫，如今灰头土脸，穿着打了补钉的棉袄和裤脚露出棉絮的棉裤，说：“德甫，过年也没弄身衣裳套在棉衣外头？”路德甫说：“年头到年尾在队里干活儿，上外庄和山里干活，不是抬就是扛，常常抱石头，歇歇，往地上一躺，衣裳全磨烂了。买新衣裳？别说没钱，有钱也没布票儿，一年三尺多布票，都给了姐姐们了。她们有小孩儿，用布多。兄弟，你想想你哥还能有好样儿？有好样儿也没用，给谁看？不过将就喘气儿活着就是了。”路德水洗完碗，回堂屋在一边呆坐着，周恒顺和他塔讪，他只惨然一笑，那笑比哭还让人难受。周恒顺看着他们兄弟俩，心里有一阵悲凉袭来，像倏然被冰碴子划了一道，他想起了鲁迅《故乡》里的闰土，但显然，路德甫不是闰土。他是周恒顺儿时的同学，玩伴儿，自己的保护神，周恒顺离家求学前，他们带着小孩子可笑的稚气，“结拜”了兄弟。路德甫并未麻木，对周恒顺家，他一直在尽“仁兄”的责任，而不求回报。周恒顺对他却不能给任何帮助，甚至连一句安慰和鼓励的话都说不出。因为一定要说那种话，也是没用的，甚至是虚伪的。他曾不止一次地幻想过，上出学来，挣钱了，一定好好帮助自己的仁哥。但那还要过好几年，而且随着高考临近，他这种幻想也动摇了，国家处在建国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全民族在饥馑和死亡线上挣扎，大学招生人数肯定会更少，“好中迭优”—特别政治上更会如此，以他的政治条件和卢正人对他的敌视态度，参加高考，有希望吗？……周恒顺不敢往下想了，他站起来要走，路德甫送他和石头儿出了大门。周恒顺低声问：“德水怎么愣不几的，两只眼老盯着一个地方，原先他那么活泼，调皮，咱都说他是‘梭猴子’，怎么现在跟变了个人儿似的？不是有什么毛病？”路德甫说：“毛病倒没有。吃饭，干活儿，家里外头，都正常。长大了，一年年变化，先是不调皮了，后来不欢了，现在连笑也不笑了，说活也少了。两个老的一走，我这个当哥的又没什么本事，他可能觉得没什么指望，就更不说话了，成了半哑巴了。”周恒顺说:“你得开导开导他，想开点儿，别憋出病来。”路德甫苦笑笑，说：“能憋出什么病？没这么娇贵。”一边说，一边习惯地两只胳膊在袄外头动两动—他在提往下滑落的棉裤。“也不是没说过他，说了也白搭。没事儿。放心吧。”
周恒顺兄弟俩离开路家，石头儿问：“哥，咱还上谁家去？”周恒顺说：“上江家去。”石头瞪大眼，向：“就是骗咱大大当兵的江家？”周恒顺说：“是。那是他们家上辈儿、大上辈儿的事。他们家的大小子江世荣是我初小同学，有小孩儿欺负我，路德甫和江世荣—他们年龄大，个子高—保护我，我上牟屯儿念高小，临走，俺三个拜了仁兄弟。这些年，他们两人很有仁哥来头儿，给咱家帮了很多忙。江世荣他大大土改时在会场上被庄里人砸死了，他爷爷跑了，又被抓住，枪毙了。江世荣他娘觉着对不住咱家，老说道歉的话—她是好人。过去的事儿，咱就不管它了。你回来了，也认认门儿，有什么事，互相可以帮忙。”石头儿又问：“江家不住在棂子门里了？”周恒顺说：“他们哪还住在棂子门里？土改，他家被扫地出门了。几个大院子都分给穷人住了—于大牛、于二车住的都是江家的老房子，江家搬到庄西南角儿一个小破院儿—主人逃荒上东北了—住了。”石头儿说：“哥，我跟你说个事儿，上江家拜年，我跟你去。可是，江家也一样请‘家堂’，江世荣他爷爷和他大大两个坏蛋的牌位也得供在大桌子上，咱可不能给他们磕头—那就成了认贼作父了。”周恒顺心想，别看石头儿年纪不大，虎而八机的，还真有主意，有原则。忙说：“我早就很注意这件事。咱只给世荣他娘磕头。”兄弟两个到了江家，推门进了院儿，见一个人在屋檐下蹲着，头上捂着个破棉帽子，身上裹个大棉袄，周恒顺走过去，说：“庆发叔，过年好。”那人睁开眼，枯瘦的老脸十分惊愕的样子，显然不习惯有人对他如此客气，急忙艰难地站起来，想了想，说：“噢，是端阳啊。放学回家了？屋里坐吧。”兄弟两个进屋去，江世荣和他两个兄弟，一个妹妹都坐在一个大簸箩旁边，从地瓜秧儿里往外挑烂草，柴禾叶儿等杂质东西，他们的母亲柳秀英半卧在床上，见周恒顺兄弟来拜年，显得很激动，清瘦的脸上露出一点儿带苦味儿的笑，年轻时曾径美丽的眼睛，眼角儿已经搭拉下来，眼皮上满是细粹的皱纹，眼袋肿得像鱼尿泡一样，她颤声—有点儿吓人—说：“噢，端阳来了，这个是石头儿吧？头几天我就听世荣说，石头儿回来了，我还说，你奶奶不知道多高兴呢。世荣，快倒茶。”江世荣忙站起来去倒茶，周恒顺兄弟到柳氏床前，问候她的身体，回答她对他们家奶奶和娘的问候，兄弟俩又在床前给柳氏磕头拜了年，这才坐下来，跟世荣说话，问道：“今天是年初一，没出去转转？”江世荣说：“俺家这种情况，除了趁黑天上一两家亲戚和你们家去拜个年，别人家都不去，怕人家烦恶。”周恒顺又问：“婶子的身体不大好，没找个先生看看？”柳氏说：“也没什么真病，就是瓤拉，虚，不用找先生看，看了也没钱治，还不如不看。”世荣说：“俺娘这身体，是替俺兄妹操心，愁的；舍不得吃，舍不得喝，饿的。没办法儿，劝她也不听。”柳氏说：“啥话也不用说，都是江家上辈儿不行好事，下辈儿受报应，逮着俺娘几个活受罪。端阳，你不知道，婶子心里那个苦，不如一口气儿上不来，合上眼就利索了。就是挂着这四个孩子。”江世荣说：“娘，恒顺和他兄弟好心好意来给你拜年，大过年的，你别说这些话了。”江世荣的妹妹世桂—一个十二、三岁的小闺女—蹲在娘床跟前，哭腔说：“娘，别说这样的话了，好吗？”柳氏说：“好，不说了。怪我，大过年的，扫人的兴。我是心里难受，见个能说上话的人，不由得就说出来了，端阳，你兄弟俩别怪意。”周恒顺说：“婶子，没什么，我和世荣是拜把子兄弟，你有心里话，说也无妨。不过，你为了这四个孩子，也还是得打起精神，还有那个庆发叔，一家人不都得指望你吗？”柳氏说：“这我也知道。这两三年，一家人吃不上一顿饱饭，他们四个都是装饭，长个儿的年纪，天天饿得那可怜样儿，要不是他姥娘家接济着，早饿死几口儿了。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呀，我愁死了。不过，说归说，过归过，婶子还得硬往前撑，盼着给世荣成上个‘人儿’，要不，我死也合不上眼。可是，哪有人跟哎。”江世荣说：“娘，你说着说着，还是这一套。”柳氏又无奈地苦笑笑。江世荣有意转移话题，问道：“石头儿算正式回来了？还上学吗？”周恒顺说：“他下学了。按说他才虚岁十六，还应该上学。可酸枣岭是个小山村，得跑外庄儿去上学，老师也教不好，他也不愿意学，说什么也不上了。世华他们三个呢？”江世荣说：“俺家这种情况，上学也没什么用。世华十五了，世富十四，都上了小学四年级，没考高小，世桂十二了，一直帮俺娘拾柴，做饭，设上学。”柳氏说：“是我把这个闺女拖累了，又得跟我一样，睁眼瞎一辈子。”世桂脸红红的，说：“娘，你可别这么说。我可不是睁眼瞎，俺哥小学的书，我都学会了。”周恒顺很惊讶，问：“世桂，不简单，你怎么学的？”世桂说：“没事儿的时候，我让大哥教的。”周恒顺说：“那真不赖。不管怎样，识字好。”江世荣说：“俺四个就世桂没上过学，就她上心学习，她还说，认了字，就能看见另一个世界。哼，让我说，看见了，还不如看不见的好。”周恒顺听江世荣这样说，只觉世桂这话足以让这又矮又破的小屋儿倏然一亮，不由得看世桂一眼，见世桂酷似她娘的小脸儿眼睛特别明亮，心想，这个女孩儿可惜了。周恒顺觉得，在这位“仁哥”家里，面对这一家人，几乎找不到过年的“喜幸”的话说。想安慰，鼓劲儿，都张不开口，因为事实上，无论朝哪里看，都没有出路。就好像人赶上月黑头，加阴天，在茫茫荒原上迷了路一样。又像在路家，周恒顺觉得心里好悲哀，就站起来告别，离开了江家。
正月初二，郭有江用小车儿推着苦妮儿和两个女儿来榆树村。他们先给老太太磕了头，又到暗楼上给老姥娘拜年。中午吃饭，程兆兰让周恒顺请来了舅老爷程兆运，于栓柱爷爷和三套叔，又去请邻居刘叔一家。刘叔病着，他和刘婶儿都不能来，只杏儿自已过来，帮着做饭。客人们都夸石头儿长得快，有志气，说老太太有福。郭有江说：“大娘，石头儿回来得很对，我想通了。你老人家高兴，俺和小珍她娘就高兴。”于拴柱两盅地瓜干子酒下肚，两只皱皱巴巴的眼红红的—像老兔子眼睛似的,合合撒撒地说:“二姐，兆运兄弟，到什么时候，咱都是好兄弟、姊妹，俺叔，俺婶子的恩情我忘不了，世道再变，我的心变不了。我那两个秃儿，不是东西，你们大人不记小人过，别跟他们一般见识。”程兆兰说：“兄弟，也不光怨他们，是走社会儿走的。他们不干，别人也得干。咱是咱，他们是他们，你别当什么事儿。”程兆运说：“一朝有一朝的办法儿，一朝天子一朝臣。从古到今，从上到下，是一个理。大牛兄弟们也得随潮流。谁也不能怪谁。”于拴柱说：“你们记住，他们要是欺负人，就跟我说，我不饶他们。”程兆兰、程兆运都说：“没那事儿，没那事儿。”
郭有江一家当天下午就回去了，周恒顺和石头兄弟俩送出庄去，又走了老远，小珍、小玉缠着，让两个哥哥一块儿回酸枣岭 。周恒顺说：“好妹妹，哥哥明天得请人吃饭，过几天，俺两人就去。”石头背过脸去抹眼泪。回家的路上，石头儿说：“好好一家人，弄到两下里，在那边儿，挂着奶奶，在这边儿，想娘和妹妹。心里真不是味儿。”周恒顺说：“这是没办法儿的事儿。一家人分得天南海北的也多得很。咱这两边儿离得不远，我们跑勤点儿就是了。”
第二天晚上，周恒顺请两位“仁哥”来家吃饭。比周恒顺大几岁的路德甫、江世荣早已过了“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年纪，从开始懂事起，比所有人都低一等，低几等的处境，像无形的锁练捆绑着一般的压抑，比庄乡更甚的贫穷，这几年如影随形一样摆脱不了的饥饿，亲人亡故，疾病的伤痛，年岁渐长，对自己“终身大事”没有着落的忧虑和一辈子打“光棍”，孤苦终老的恐惧，像蛇一样缠着他们，让他们变得内心自卑，形容委琐，表情呆板，行为木讷。一年到头，他们从坡里到家里，从家里到坡里，除了参加社员会，很少偎人场儿，团员、民兵开会活动，没他们的事儿，有时村里召集他们这样的青年男女开会，他们感受到的不是一般人参加社会活动那种参与感，而只是突显他们和别的青年不同，身籍“另册”的“低贱”，虽然当权者说开他们这些人的会，是表示党、团组织对他们的关心，但他们实际感受到的是一种羞辱，像被人用裹了棉絮的棍棒殴打，而会上，照例是于大牛这样的党支部负责人或团干部声色俱厉的训导和恐吓。一遍遍地让他们和家庭和家长“划清界线”，怎么“划”呢？他们是社会底层的最底层，和父母一口锅里吃糠喝菜，怎么“划清界线”？是他们从这个家里出来吗？出来上哪去呢？谁会要他们？还是把自己家老人从家里赶出去？让他们到何处安身呢？显然都不是。从上到下，无论哪一级领导，对他们这样的青年人都这样讲，村干部不过是学话说罢了。他们心里这样想，但从来不敢也不会向任何人发问，“问”，也不会得到回答，倒会被说成是“不老实”和“抗拒改造”。他们在人群中显得落落寡合，就好像大家是一河清水，而他们是似水非水，似油非油的杂质，溶不进浩瀚的水体里边去。所以，他们很少有机会和别人深谈畅叙，即使和自己的亲人—比如路德甫和自已的亲姐姐—也没有多少话说，说什么呢？说了又有什么用呢？……周恒顺是他们儿时的玩伴儿，一起上学时，功课比他们好得多，懂的道理也比他们多，后来，周恒顺离开本村出去上了高小上初中，上完初中上高中，好像世上的事情，他全都明白了，即使他没办法儿决定和改变任何人—包括他自己—的命运，但起码他心里是明白的，多少年来，周恒顺俨然是他们的精神支柱，他们有话愿意跟他说，也愿意听他说话。因为他们知道，周恒顺是有学问的人了，听他说说，心里一时会豁亮一些。还有，他们在一起说话，即使没一点儿用处，起码是安全的。他们甚至偶尔会有荒唐，可笑的幻想，以为周恒顺将来“出息”了，也许能拉他们一把。现在，周恒顺家里又多了个石头弟弟，一个在外村一位复员军人，共产党员家里长大的毛头小伙子，说话天不怕，地不怕，让他们觉得像黑屋子顶上透进来一点光亮，精神为之一振。他们常年食不裹腹，肚子里没什么油水，早忘了酒是什么滋味儿，现在，吃着桌子上在他们来说是十足的“美味”、“佳肴”的饭菜，喝了几盅瓜干儿酒，他们脸红了，脖子红了，眼睛也红了，闪着平时少见的有点吓人的亮光，被奶奶叫来帮忙儿的小杏儿偷偷跟奶奶说：“奶奶，他俩喝醉了。”奶奶低声说：“不碍事，醉不了。”这两人一反常态，变得很爱说话，两个人抢着说，路德甫对奶奶说：“姑奶奶，你知道不？全榆树村谁最冤？”程兆兰笑着说:“这没头儿没尾的，哪来这么句话？怎么还‘谁最冤’?‘冤’什么？”路德甫站起来，瞪着两只通红的眼，斩钉截铁地说：“俺大大最冤！俺大大、俺娘都没活到五十就早早地没了。俺姊妹九个，疼死了不？疼死也没用，长胳膊拉不住短命的。俺大大临死唉声叹气，说他白活了一辈子，白干了一辈子，全村没我起得早的，没我淌汗多的，可我没舍得吃过啥好饭食。早知道这样，不如当年大吃二喝炒豆芽，让你娘们儿也跟我享几年福，到了落个什么？富农分子帽子扣头上，五冬六夏摘不下来了，……想想人家那像样儿的大户人家，酒山肉海，骑马坐轿，讨小纳妾，呼奴唤婢，那是什么日子，人家挨了，值啊。我倒好，一天福没享，帽子一样戴，死了还是个饿死鬼。冤啊。姑奶奶，俺大大说得对不对，是不是这么回事儿？”程兆兰看一眼江世荣，心里说不知这孩子怎么想，对路德甫说：“赶上这个社会了，也不能说冤不冤，东头暗楼上你兆运爷爷冤不冤，本来他家是穷人，过继到俺娘这边儿，就成地主分子了。什么都别说了，孬好富农比地主还强点儿。”路德甫说：“强点儿？一点儿也不强。‘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分不出个席上地下，是不假，土改没扫地出门，院子，房屋给留下了，可是大队想占那一口，说让哪天搬出来，咱得麻利的，敢说个‘不’字吗？不敢。姐姐们给我提亲，人家来家看，好好的房子让人家占了一半儿，一看就知道咱在村里是吃气包，回去就没信儿了。……姑奶奶，俺兄弟两个，还不打一辈子光棍儿？”程兆兰说：“这话可不能说。你兄弟俩老实，能干，年纪还小，怎么着也能说上个‘人儿’来，你几个姐姐不都得操心？”路德甫摇摇头，沮丧地说：“操心是没少操了，操也是白操，不撑打听，一打听，就黄了。”江世荣接过话头儿，说：“德甫别灰心，你和德水还有希望。俺江家这个情况，倒是不能说‘冤’。但是撇下俺娘几个倒血霉了，管跟人家谁说榆树村棂子门上江家，把人家就吓回去了。谁家闺女吃了熊心豹子胆，敢找江家弟兄？奶奶，你说人真能转世投胎吗？”程兆兰说：“别光顾了啦呱儿，叨菜，喝酒。……投胎，转世，老辈儿都说，谁也没见啊。”江世荣说：“怎么俺兄弟姊妹四个这么命苦，托生到江家？”说完，竟“呜呜”地哭起来。周恒顺拍拍江世荣的肩膀，说：“世荣哥，咱兄弟们好不容易一块儿喝个酒，好好说说话，别这样。”江世荣用袄袖子擦擦泪，说：“我听俺兄弟的，不哭了，也不说这些事儿了。”说着，就哆嗦着手伸筷子叨菜，过了两、三分钟，又说：“奶奶，刚才德甫说他大大、他娘冤，跟你老人家说，俺娘也冤。俺娘娘家可是贫农，俺大大硬要‘寻’她，她娘家能抵挡得了吗？俺娘心眼儿没再好的。上了江家，也没欺负过穷人。就说俺那个瘸巴叔吧，土改以前，他跟俺大大死顶，针尖对麦芒，对俺娘也骂骂咧咧咧—俺娘装听不见。土改过去了，他不光腿更瘸了，人也傻了，当时多少人说，江瘸子没大活头了，可是俺娘拿他当亲兄弟待，吃、穿先尽他，这两年口粮少，宁肯自己挨饿，也让瘸叔吃。要不然，赶上这个年月，三个江庆发也没了。”程兆兰说:”这个庄里人都知道，就因为你娘心眼儿好，庄乡们都可怜你娘，你娘几个才少挨欺负。人还是好心眼儿的多。”江世荣说：“那倒也是。可是俺娘心里苦，就愁俺兄弟三个的事儿。”石头儿和小杏儿一直在旁边听着，小杏儿眼圈儿一阵阵发红，她知道端阳哥这两个把兄弟家成份不好，但没想到他们有这么多的心事，肚子里有这么些苦水。石头听得沉不住气了，说：“俺两个哥，你们为什么在家死捱，硬撑，咬咬牙，跺跺脚，凑点盘缠钱，下关外，不行吗？”路德甫说：“兄弟，说得轻巧。下关外，那可不是玩儿的。打小没出过门儿，出了榆树村，就不知道东西南北了。听说让政府抓着，不光让干活儿，还揍人，当犯人待。要知道是孬成份，挨得更苦。哼，死不了也扒层皮去。我小胆儿，一寻思就不敢了。”江世荣说：“我更不能走。俺娘这两年身体不好，俩兄弟，一个妹妹，还一个瘸叔，我能舍下就走了？”周恒顺说：“闯‘关东’，自古是穷人走投无路才奔的一条路儿。听人说，那时候怕‘马子’，‘胡子’—就是土匪，现在，没有土匪了，可是政府不允许，不起户口，叫‘盲流’。确实不能盲目地去闯。太危验。那等于是拿南瓜头往擦床子上碰。”石头儿说：“我不信。人家闯出去的不少。我赶集见过。回来穿着翻毛大氅，戴着大皮帽子，可阔了。人活一辈子，闯也就闯了，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周恒顺说：“石头儿，人跟人情况各有不同，这事儿比不得，也犟不得。不过，我的看法儿，出身，命运无法儿选择，可是怎样活法儿，自己可以决定。也不能说没一点儿努力的空间。现在又分给自留地了，种好它；自己喂猪，养鸡，想办法儿学点技术，或者推炭，打石头，增加点收入。争取填饱肚子。下工来家，多挑担水，洗洗衣裳，衣服破了，缝缝补补再穿。自己先看得起自己。在人跟前，体面一点，别人自然高看一眼，说不定有小妮子看上了，相中了，自己找个媳妇儿。古人说‘哀莫大于心死’，两位哥，人穷不能志短，自己先要打起精神来。”石头儿说：“俺哥这话对。两位哥哥，还有你们的弟弟，妹妹，就该把头抬起来，把腰直起来，见了人直立儿的，不跟人说话便罢，说话声儿大点，别跟蚊子哼哼似的。俺哥，谁不是活一辈子人，为什么这样窝窝囊囊的？”路德甫说：“兄弟，你和你哥说的都在理。可是，谁愿意‘窝囊’？事儿在那里撂着，不由你不熊包，不窝囊。”石头儿说：“我就不信那一套。我现在来家了。谁给我来那一套，我周恒和肯定不吃。你说俺家，俺大大当国民党的兵死到战场上了，是不假。江家上辈儿干的这事儿确实是瞎包事儿。可是，国民党不往庄里抽兵，江家也不会做这事儿。俺大大等于是死到国民党手里了。这还得算俺哥和我的毛病？这不他娘的不讲理吗？还叫人活吗？我没回来就想好了，我回来就是过周家的日子，孝顺俺奶奶，是干活出力挣工分儿，混饭吃的，不是回来吃气，当眼子包的，谁欺负人也不行。在酸枣岭，我没少听大爷讲这些理儿，他赶集遇见战友，在一起好个啦。我就在一边儿听。人家那才叫男爷们儿，咱得学着点儿。再者说了，你煞着眼看看，天底下还有比社员更苦的吗？没有了吧？咱就是个社员，只要不吃犯病的，不干犯法的，谁能怎么着谁？谁也别吓唬谁，谁也不二乎谁。他能揭开盖儿把人喝了？他能抱起来‘墩’我？他开除我的社员籍？有什么好怕的？你越怕他越欺负，吃柿子拣软的捏，反正是个柿子了，为什么一定要当那个软柿子？”周恒顺看看奶奶，奶奶正定神看着石头儿，周恒顺想，这石头儿别看没念多少书，愣头愣脑的，受那边儿大爷影响，心里头还真有些想法儿，道道儿不少，比他这个念多少年书的人都强。他听得有些“傻眼”。奶奶听石头儿说完，心想这小子还真不赖，伸筷子给石头儿叨点菜儿，说：“俺石头儿不说是不说，一说还一套一套的。”石头儿有点不好意思，说：“奶奶，你不知道，我从一兴心回来，就寻思这些事儿。初一那天跟俺哥上两个哥家去拜年回来，我也琢磨这些理儿。”周恒顺对两个“仁哥”说：“听见了吧，石头儿这叫‘一吐为快’，我都不跟他。他是真心希望你们活出个样儿来。”程兆兰说：“说旁的都是闲话。就一条事儿要紧。你们两个，得让亲戚—德甫的几个姐姐，世荣姥娘家—帮忙说媳妇儿，年纪越大，越不好找，可别耽误了，这可是一辈子的事。”路德甫、江世荣点头儿答应着，又都说“不容易。”路德甫对周恒顺说：“兄弟，你在一中，要人物儿有人物儿，要学问有学问，找个媳妇儿给奶奶带回来呀。”周恒顺脸一红，说：“中学生不能谈恋爱，找什么媳妇儿？”江世荣说：“我听咱庄在一中念书的孩子说，‘两周一牟’在一中很有名，那一‘牟’是牟洪云，咱姑家的一个侄女儿，对你可好了。”周恒顺说：“她和我是同一个年级，因为是亲戚，接触多些，但没有谈对象的意思。俺两人之间没有可能，咱配不上人家。”小杏儿正忙着倒茶，江世荣和端阳哥说小云的事，她忘了倒茶，手里拿着茶壶，支着耳朵听。江世荣舌头已经不好打弯儿了，还结结巴巴地说：“新社会，不是……不讲‘门当户对’，讲‘平等’吗？……怎么还有‘配’不‘配’？兄弟，别错过机会，过了这什村，没那个店儿了。”周恒顺笑道：“好了，别替我操心了。”……迂磨到大半夜，路德甫说：“天不早了，俺得走了。我跟世荣得分开走。我听说，于大牛在村里放风儿，说俺两人和端阳拜把兄弟有问题。”周恒顺说：“这个不用管他。咱是同学，都是年轻人，走得近一点，不犯法，他也不能干涉。”江世荣人醉心不醉，说：“……还是……小心……点好。小心行得万年船。我最不担事儿。……德甫，你先走，我……后走。”
路德甫、江世荣一先一后，一溜歪斜地走了。周恒顺送小杏儿回家。周恒顺说：“杏儿，我这两个仁哥喝多了，迂迂磨磨，弄到这么晚，你烦不？”小杏儿说：“烦什么？一点儿也不烦。他们人都挺好，也怪可怜的。端阳哥，你毕了业，可一准得考上大学，别回来。”周恒顺说：“那不全在个人。怎么了，我怎么不能回来？”小杏儿说：“我怕村里心眼儿不好的人欺负你。……我怕你也跟他们一样了。”周恒顺说：“杏儿，不用担心，我就是回村，也决不像他们这样活法儿。”小杏儿说：“那也最好不回来。……”
夜很深了。从门缝儿里刮进来一阵风，吹得煤油灯灯头摇摇晃晃，要熄灭的样子，像一个醉汉要倒下似的。周恒顺兄弟俩收拾桌子上横七竖八的杯盘碗筷儿，奶奶坐在一旁叼着长烟袋吸烟，叹口气，说：“好，让你这两个仁哥来吃顿饭，了我一份心事。这俩孩子可怜。说归说，他们想成个家，也真难。这个成份，能把人压死。我还忘了跟你们说，你姑家洪秀找了个海军，还是党员。原指望提了干，你洪秀姐随军。谁想到，你那个表姐夫就因为找了洪秀，干部没提成，复员回农村了。他两人一个在济南当工人，一个在二百里外的老家当社员，他们家那里全是涝洼地，年年发水，比咱这里还苦。你姑让这事愁死了。”周恒顺说：“洪秀姐的日子难过了。”奶奶感叹说：“我就纳闷，共产党坐江山，毛主席就是‘朝廷’，皇上了，按说书唱戏说的，下边的都是他的‘子民’。人家大清朝，是鞑子，进了关，还用汉人哩。怎么共产党就这么不容人呢。你斗地主，镇压反革命就罢了，怎么按着老婆孩子的不放松？毛主席，朱总司令还有那个周总理，看相片都挺面善的，不知什么人给他们出这种点子？”周恒顺说：“奶奶，不是什么人给他们出点子，只要是共产党，就是这个办法儿。外国也是这样。这叫‘阶级斗争’。”奶奶说：“对，是‘阶级斗争’，戏匣子里天天说。难怪呢。”周恒顺心里明白，以奶奶对人生和社会的经验和认识，是怎么也理解不了这种“阶级斗争”的严酷逻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