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以备战备荒为目的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电力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
三线地区是一个军事地理概念，包括中国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
其核心地区在中国西北地区（包括现在的陕西、甘肃、宁夏和青海）和中国西南地区
（包括现在的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其开始的背景是越南战争的升级和美国在
中国东南沿海的军事攻势，以及中苏交恶和两国间的小规模武装冲突。
“三线”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
是相对于沿边沿海的“一线”地区（指东南沿海及东北、新疆等地区）而言。
三线建设的范围包括西南三省（四川、云南、贵州，含四川省重庆市）、
西北四省（陕西、青海、甘肃乌鞘岭以东、宁夏）、
以及京广线以西的河北、河南、湖北、湖南的部分，
以及广西的河池地区和山西雁门关以南等省自治区。
位于一线和二线地区的广大中部地区成为二线，包括位于一线省份与京广铁路之间的
安徽、江西及河北、河南、湖北、湖南的东半部。在三线地区，在其中又以贵州、四川东部山区、
四川中部平原地区、汉中、秦岭北麓等地区的企业数量多，规模大，迁入工业人口多。
1964年5月10日国家经委领导小组向毛泽东汇报“三五”计划的初步设想时，遭到了毛泽东的反对。
他说：“第三个五年计划，原计划在二线打圈子，对基础的三线注意不够，现在要不上，后六年要把西南打下基础”。
他强调农业，国防工业是拳头，基础工业是屁股。“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
毛泽东指出，在分配投资时，要重点考虑基础工业，国防工业，然后才是农业。
1964年5月，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说：
“第一线是沿海，包钢到兰州这一条线是第二线，西南是第三线。攀枝花铁矿下决心要搞，
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要有个地方。”
1964年5月15日，在北京召开讨论“三五”计划的中央工作会议，
毛泽东指出要采取紧急措施加快攀枝花工业基地的建设。
军方认为当时的国际环境有可能爆发战争。而中国当时的工业布局过于集中在前线。
1964年5月总参谋部作战部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当时工业过于集中，14个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
就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50%的化学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大城市人口过多且集中在沿海地区，
易遭空袭；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一般多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所有水库，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
易造破坏 。三线建设，就是试图改变这个面貌，在纵深地区，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豫西，鄂西）
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后方工业体系。1964年7月15日，毛泽东对周恩来、彭真、贺龙、罗瑞卿等说：
“如果材料不够，其他铁路不修，也要集中修一条成昆路。”“应该把攀枝花和联系到攀枝花的交通、
煤、电的建设搞起来”1964年8月2日北部湾事件爆发，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挑起并夸大
与北越的武装冲突。美国出动第七舰队125艘军舰和600余架飞机，开始全面介入越南战争，
导致越战全面升级，并延烧到包括北部湾和海南岛在内的中国南部地区。
北部湾事件迅速导致“三五” 计划从“解决吃穿用”为开展三线建设。
由周恩来牵头，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主持三线建设的日常工作，
薄一波副总理和罗瑞卿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兼国防工办主任协助。
1965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成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以加强对整个西南三线建设的领导。
1965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批复》
同意以李井泉为主任，程子华、阎秀峰为副主任。后来彭德怀、钱敏任西南三线建委副主任。
成立以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为主任的西北三线建设委员会和
中南局书记王任重为主任的中南三线建设委员会。
1965年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联名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交
《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提出一切新的项目不在第一线，
特别是15个一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现有续建项目，除了明年，后年可完工投产见效的以外，
其余一律要缩小规模，不再扩建，尽早收尾。一线二线的现有企业，能一分为二的，
能搬迁的，要搬迁到一部分到三线去。根据1965年通过的《汇报提纲》 的安排，
用在三线地区的投资站全国的比例占42.2%。
在重工业、国防工业，交通运输业的投资占总投资的74%。
1965年9月14日，国家计委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送
《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简称《汇报提纲》），
最终确定了“三五”计划以三线建设为主要任务。
即使在三线建设方针确定之后，关于是否会发生战争，三线建设是否必要党内一直有争议。
1965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天津考察时询问当地负责人：
“大三线建设，小三线建设，会不会浪费？”
地方负责人答：“不会的，就是敌人不来，从经济建设上说，也是有用的。”
毛泽东听了很满意。事实上，三线建设一直受到当时国际形势的影响。
从1964年开始到1980年，三线建设在断断续续的16年间有两个高潮，
分别是在北部湾事件后的1965年至1967年，和中苏珍宝岛事件后的1970年至1971年。
在1964年至1980年期间，国家在三线地区共审批1100多个中大型建设项目。
大批原先位于大城市的工厂与人才进入西部山区。更有“备战备荒为人民”
“好人好马上三线”等口号号召人们前往三线地区。”
“文革”早期，“三线”也是大量知青的去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