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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的国共之争 (02 / 14 )
目录
1、舆论战
2、七七前的中日战场
3、国共从十年对抗到合作
4、抗战全面爆发：七七和八一三
5、抗战初期的退却阶段
6、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7、正面战场
8、敌后战场
9、伪军
10、磨擦
11、抗战的战略反攻阶段
12、与日、伪接触
13、资源和代价
1、舆论战
舆论是分层次的
应该知道，双方用来标榜自己和攻击对方的言论是随时间和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在某些时候，根据区要还会停下骂战，表扬和吹捧对方。而各方的各级组织和各种团体通过各种途径发出的言论，即使是同一时期，还是有区别的，对这一点不能不考虑。从政治集团来分，大致可以分为几个自高而低的层次：
一、党派和政府，就是两党中央委员会、国民政府、苏区政府、边区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二、各地方党、各地方政府。
三、支持这一党或那一党的其他党和团体。
四、两党中的各自成员，以非党身份替各党所在的声势和舆论。
从言论发表的形式来分，一般有：
一、党派和政府的主要喉舌，包括报刊、电台电视台等的社论、重要文章等等。
二、教科书。
三、被认为权威的（是否权威会带有主观性）学术书刊。
四、党派内部的工作文件，例如情况通报、动员口号。
五、其他学术论著。
六、个人和团体发表的意见和论述。
七、文艺作品。
八、其他不受约束的观点。
以上的各级组织和各种团体所发表的言论各有代表性，各有各自的作用，必须分别对待，是不能混为一谈，也不能把不同层次的舆论直接加以比较。
抗战爆发前的舆论战
双方的舆论战，大致可以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因为在这之前，虽然中日矛盾时而平缓时而激烈，但国共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什么舆论战。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正值国军对红军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因军事行动不利和内部政治军事矛盾激化而进入尾声。按照之前的两次围剿反围剿，类似地，红军度过了难关，开始扩大红色根据地的军事反攻。“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前两个月，中国军队几乎没有任何抵抗而让日军占领东北大部。之后在黑龙江略有抵抗，也很快就退却了。可能是民众已经看惯了中国军队在外地进犯时的退却求全，或者这次的敌人的确太强，或者还搞不清日军到底要干嘛，用今天的眼光看，舆论反应并不强烈。多半是指摘张学良是“不抵抗将军”等等。
国民政府除了向国联提出介入和主持公道的要求，并没有在国内表示反日和抵抗的态度，仍然鼓吹借助外力调停，只在少数情况下提到要准备抵抗。对于共产党扩大根据地，则定性为乘国难之际扩大割据范围。这也是“攘外必先安内”的开始。对于国民党党内主张抵抗的势力，则认为是不顾大局的言行。对于东北军的不抵抗，没有追究。更可笑的是直到今天，不抵抗命令是谁下的，还被认为是个谜！
共产党在舆论上是以国内革命的形势和共产国际口径出发的。先后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和《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内容主要包括，认为日军侵略是因为对国民党政府反共失利而失去耐心，妄图亲自出马，剿灭共产党，并从东北出发，进攻苏联。应该变日本的侵略战争为推翻国民党政府的革命战争，主张在东北建立抗日游击队，并为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因矛盾激化而发生世界大战做准备。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从此积极运动起来，在各大城市，发动游行、请愿。口号中有要求对日宣战的，也有打倒国民政府的。这些学生运动和市民运动，就是“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始。
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之后在长城一带发生了中日军队间的几次中小规模的冲突。日本因国内政治情势变化，同时也出于巩固东北的军事占领的需要，便主动提出休战之接洽。谈判的结果，5月31日，签署了塘沽停战协定。协定主要规定了中国军队的后撤和日本军方必须视察和确认中国军队的后撤和以后的行为。协定内容公开后，国府行政院特别为此发表了声明，解释此一协定只及于军事，不涉及政治。与此同时，中共发表《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平津华北宣言》，宣告，“只有全中国民众的血的战斗，才能收复我们已失的土地，取得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与领土的完整。”
1934年和1935年间，在察哈尔发生了两次日方少数人员被中国军队检查和短时间扣留的事件。为此中日间签订了《秦土协定》。使中国丧失了察哈尔的部分主权。
1935年5月，天津租界的两份亲日报纸的社长被暗杀，引起中日交涉。7月，《何梅协定》签订。协定的结果是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及平津的党部；中方后撤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取缔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等等。实际上中国放弃了华北的主权。国民党政府倍受各方的谴责。
与国府“攘外必先安内”和隐忍待机对比，中共从“九一八”之后就向东北派出军事指挥人员，组织抗日游击队和抗日联军。1934年，又改称红军第十军团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北行动。
在中央红军到达了陕甘边区后，中共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声明国家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提出“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的口号。点名蒋介石，阎锡山，张学良等为“卖国贼”。批评国民党主要军政领袖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以及“中日亲善”、“中日合作”口号是“汉奸卖国贼”“降日卖国之露骨无耻行为”。但是同时，国军却仍然在剿共，并一度受到很大的挫折。对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北主权的一次次进犯，却以一个个条约和协议，步步退却。当时，与共产党不同，国民党各派别和国府在舆论上还并不同一，而是各自为政，各有一套。而蒋介石虽然是主流，但面对内部的矛盾和强大的日本军事力量，为了腾出时间和军力剿灭红军，只能逐步对日退让周旋，在日记反复多次写下“国耻！”等词。当然，这不公开的，不属于国共之间的舆论战。
在这一系列事件的影响下，主张抗日的各团体不断发出强烈的抗日要求，最后导致“一二九”运动。运动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政治态度和口号也和共产党的宣传主张接近，并由陕甘苏区的学生组织和工会组织公开表示支持。国府试图把运动控制在某一个规模、程度和方式上，但最终无法抵抗学生和民众的行动，结果反而处于被动。
在这个时期，国民党在舆论上对抗战也是做了铺垫和传播的，只不过范围和规模看起来都有明显的自我控制。如果查阅1984年秦孝仪编著的《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集》，在1931年到1936年间蒋介石的演讲、谈话和论著，很少谈到对日抗战，多半只在对军校学员的讲演中才提到准备抗战的话题，词语也比较简短。而对剿匪，则似乎是日常话题，充满鼓动和激励。在当时的历史状况下，这并不奇怪。
从“一二九”运动开始，共产党更进一步扩大了政治影响力，占领了政治高地，并对大量主张抗日的青年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更严重的是，引发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解决过程又是一次各方政治力量的舆论大交汇。张学良、杨虎城等发难将领的口号是：
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2.停止一切内战。
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
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7.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接着因为事变进入僵局，由于国民党、国府、共产党基本上都致力于政治解决，最终达成了蒋介石接受的六项口头协议：
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
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
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6.其它具体的救国办法。
国府停止剿共，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双方舆论虽然改调，但舆论战尚未息鼓。比如在学校，大多数情况下学生们仍然分成两派。一派比较激进地主张积极抗日，要求政府开放民主，准备抗战。他们很大部分是由与共产党有关的学生组织所领导，自称进步学生，继续“抗日救亡运动”，在社会上有相当普遍的支持。另一派坚持拥护中央政府，反对对立派的积极抗战的主张。这派拥护政府的学生组织往往跟政府配合，监视对立派的行动，为政府提供情报，阻止对立派学生的宣传和集会。国府对学生及民众积极抗战的主张仍然试图加以控制，这样也就不能争回过去损失的舆论资本。
抗战爆发后的舆论战
“七七事变”后的几十天内，中日之间的军事冲突发展成较大规模的战争，并且爆发了“八一三淞沪战役”。全国性的学生和民众的抗日示威、宣传铺天盖地。由于中日的军事冲突的规模已经不受中国的控制，国府停止了对积极抗日的舆论的控制。这时候，在北平和上海两个战场附近的农村城镇地区，有大量的民众自发组织的宣传队，以刷标语、喊口号、唱歌、讲演、募捐、演街头剧等等方式宣传发动民众。与民众直接接触的宣传是共产党的所长，起初，共产党所领导组织的团体就成了主要力量。逐步地，除了其他党派，由国民党和附属党团以及国府支持的民众团体所组织的抗日宣传团体也大量地走上全国街头，广大农村。全国的坚决抗日的舆论冲向高潮。
既然仗已经打开了，随后的舆论宣传的主调和主流就一直以鼓动全国人民加入和支持抗战为主，其中包括对战场和战果的宣传和鼓吹。不管是政府的主调、各党派的喉舌，还是各种报刊广播，都极力夸大中国军队的战果，和掩盖战场的损失和失利。当然，国共双方同样都以宣扬己方的成绩为主，同时也会吹捧另一方的战果，不过，两党内的不同派别会有不同的侧重面，毫不奇怪。听过几位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年长者回忆，当时各家报纸都争先发布战场情况，从《中央日报》到莫名小报，从头条新闻到号外特刊，总有歼敌数千，歼敌数万的报道。可是过后传来的消息，很可能是以战场胜利者或谋略施行者的口吻报道城池的陷落。当然，为了维持和鼓舞军队和民众的意志，这样的宣传确实是不得已的，也是有效的。否则，形势更堪忧。另外，在国民政府统治地区的商业性的报纸电台，还是受到政府的监督审查的，它们总要尽量避免被扣上失败主义和揉乱民心的罪名。同时，多多地报道好消息，夸大军事胜利，对于行销也明显有利。
中日开战后约一年多，国共之间的军事摩擦逐渐显露，舆论上的相互指责多了起来。当时的舆论并不是国民党一味指责共产党，共产党也没有把主要宣传针对国民党政府。这是因为，国民党里也分不同派别，对共产党的看法不尽相同。而在共产党内部，也分成“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独立自主抗战”两大路线。国共两党在关于摩擦问题上，舆论的相互攻击还是收敛于一定的强度之内的。除了上面提到的不同派别和不同路线之外，还因为，虽然军事摩擦是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相当大的部分有关，但却只与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小部分有关，大部分国军都远离摩擦地区。大敌当前，双方都不想把中国军队内部的矛盾发展到失控的程度。此外，可能现代人不好理解的原因还有，人民对于中国军队内部的矛盾，甚至相互开战，早已习惯了。不要说是国共这对原本的死对头，中国军队里面哪天没有互斗。国共这点摩擦，还真算不了什么。
然而，国共摩擦却一直是舆论战中时起时伏的重要话题。国共摩擦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有过几个比较激烈的时期，其中有三次规模较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行动，分别在1939年冬到1940年春，1940年1月和1943年3月到1943年10月。中共称之为三次反共高潮。
第一次是在日军在中国军队两年的抵抗后停止了大举的进攻，抗战转入相持阶段时，国共之间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此时在晋西地区两党在争取和争夺各县县长，力图控制山西晋军、牺盟会的政治倾向时发生冲突。局势从阎锡山限制牺盟会活动、统一改组新军开始，到引发阎锡山在山西和胡宗南在甘肃向八路军驻管地区发动进攻。为此，阎锡山称新军决死队叛变，中共称阎锡山背信，搞“中日提携”。最终，事件在军事斗争和政治调解下得以平息。
第二次是集中在皖南事变。国共矛盾积累到发生了“黄桥战役”后国民党出手报复。事变的结果是新四军军部等单位近一万人被国民党第三战区部队打散，大部分都损失了，军长叶挺也在去谈判时被俘。受到损失的主要是新四军军部机关和附属机构、部门，包括大量干部。而当时新四军总共还只有几万人。按战斗规模和新四军的损失来看，这应该是相当大的事件了。可是当时的舆论战的调子还是很有分寸的，至少是从共产党一边。在当时共产党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上周恩来的提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来看，语气上似乎只是抱怨，远远不至于会引起决裂。
第三次是从西安开始，以群众团体名义电告毛泽东，要求解散共产党和边区的割据。胡宗南布置了6个师，向西调动与原来封锁边区的约10万军队一起准备进剿边区。之后共产党也组织群众，进行政治对抗。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社论《质问国民党》。双方舆论针锋相对。这时美、英、苏也对国民党表示不赞成，事件遂平缓下来。
之后，国共两党的舆论主调虽然一直是抗日，但相互指责和攻击一直没有停止过。
国共双方都有自己控制的书报广播。在七七事变之前，在各大城市，有一些报纸和图书出版社虽然不是共产党所控制，但受到共产党影响的。可是因为管制和查禁，一般都很谨慎。西安事变后，这些报纸逐渐放胆，左倾色彩的书报大增。在总体上，一方面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还是控制了更多的书报广播，另一方面，国府对左倾色彩的书包的查禁放松了许多。到了一部分国土沦陷后，沦陷区的抗战反日舆论被强力压制，当然也不能用来作为国共之间的舆论战工具了。之后，沦陷区及周围的一部分成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共产党所掌握的敌后根据地，毫无疑问，那里的舆论工具会体共产党说话。这些比起国统区的舆论工具，规模和影响当然要小得多。再者，国民政府对舆论的管制还是一直继续的，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共查禁了1700多种书刊，包括马列主义著作、中共领导人著作和左翼人士的著作。
到了抗战后期，特别是日本一投降，国共之间又面临一场争夺和较量。不管是共同和平建国也好，还是分立甚至对抗，双方都需要实力和影响力。既需要从沦陷区争取地盘、武器、物资，也需要在国民中争取人心。为此新一轮舆论战又展开了。
在两党的内部，可以举出两个例子。1945年5月22日，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体大会上对军队代表作的名为《革命军人与革命党的关系、中外军人受欺于共产党的教训与事实》的讲演中有“因此他们在这抗战胜利的前夕，一定要作最后的掙扎，袭击我们艰苦抗战的国军，破坏我们政府的威信，动搖我们国家的根本。大家都知道：共产党的武力和国军比较起來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他现在号称有多少正规军，多少游击队，占领多少地区，其实都是烏合之众，不堪一击！但是大家，切不可忽略了共产党的活动力和宣传力。”
毛泽东在1945年8月13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桃子该由谁摘？》的讲演，其中有“在抗日战争中间，在一九四○年、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三年，它发动过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每一次都准备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内战，仅仅由于我党的正确政策和全国人民的反对，才没有实现。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大家知道，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
以上虽然是双方领袖在某些特定范围里的讲话，但无疑能够折射出当时的舆论对抗。很快，随着谈判的破裂，军事斗争压倒了舆论战的影响。到了双方各控制了海峡的一方以后，关于抗战时期历史的舆论战又显得重要起来。这时，这种舆论战主要是为了王寇之争，争论的目的是己方政权的合法性和对方政权的非法性。这就凸现了内战的延续。各方在自己的控制地区控制了几乎全部媒体，只能为己方政权、政党的立场发言。
两党对抗和宣传教育
接下来，双方的舆论中加进了另一块重要部分，这就是教育。从长期效果来看，这是最重要的舆论部分。这一部分其实历史并不久远，施教者和受教者大量的都在世。可是奇怪的是，不光留下的实际资料很稀有，人们的记忆也几乎不起作用了。这里只能就本人的记忆，和向来自海峡两边愿意谈论此事的人求教。刚才说过，很多人对当年教育的实质内容都记不起来了，但是所灌输的总体论调似乎是融入脑中了。
对于抗战前后的历史的教育，重点都是放在历史课程上的。从阶段上分，大陆方面比较明显地分成文革前、文革中和文革后三个阶段。台湾方面好像能分成戡乱戒严时期和开放党禁报禁时期。至于其他大众媒体的舆论变化，在大陆方面又有2000年代起放宽和抬高对国民党、国民政府在抗战中的作用宣传的时期，到现在还在继续并扩大。
大陆方面，在文革前，至少在本人经历中，小学只有在六年级有历史课，包括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当然很浅显很简单，只有个大概的主调。初中二年级有历史课，包含中国历史。原本初三也有历史课，应该是世界历史，可是因为“教育改革”，减轻学生负担给砍掉了。在关于国共在抗战期间的作用我记得是有以下几点：
1、九一八事变后，因为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整个东北被日寇占领。
2、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十九路军打击日本侵略军。
3、国民党政府继续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日本继续蚕食中国领土。共产党领导东北抗日联军和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救亡运动。
4、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
5、七七事变，中国军队奋起抵抗。
6、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沦丧，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7、国民党掀起三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
8、持久战进入反攻阶段，苏联出兵东北，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
以上只是本人的记忆，在与同龄人讨论时，绝大多是人都说记不清了，好像只有我这个不很用功的倒反而记住了一些，包括细节和原本的用词，有待知情人指正和佐证。文革前的高中和大学的历史教育不清楚，也没有找到书面资料。
以上有几点需要说明一下：
1、说到共产党的领导只是抗日救亡运动和敌后游击战争，并没有说领导了整个抗日战争。
2、卢沟桥事件中所用的词汇是“当地的中国军队”。
3、不记得提到过抗日正面战场。不记得提到过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场的事。
4、不记得教科书里是怎样表达太平洋战争的。可能这一段归被到世界历史里了。
总体来说，由于教育的本身性质，内容是由明显的导向性的，有相当多的回避，比如回避了抗日战争的领导者，抗战期间除了一二八、七七、八一三以外比较大战役。然而对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的定性还是谨慎的。
随着年代逐渐接近文革，宣传和舆论就有所改变了。比如1965年，林彪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发表了《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当时此文在本人的学校被布置成课外阅读的必须。文中开始处有“二十年前，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英勇奋斗，终于打败了企图灭亡中国、吞并亚洲的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抗日战争的领导者定位成共产党和毛泽东。在文革中，不管是共产党和政府的正式宣传还是各个组织、个人的各显其能，都把这种宣传被推到极致，完全否定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这种宣传当然贯穿于教育之中，虽然那时有的地方取消了历史课。
文革后，用了几年时间把历史教科书的调子确定了下来。本人在大学读党史时，没有新的教材，用的还文革中的教材，那时却反而轮到自己忘记得干干净净了。好在文革后的教科书很好找，与现今的教材差别也不大。大学可能各校自选教材，中学却是有几套统编教材的。两者之间在主调上应该是一脉相传的。
本想把文革前的教材与现今初中教材比较一下，可是手头只有高中教材。高中和初中教材本质上只是增加了一些细节，不会有根本的区别。在现今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中，比如《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对抗战时期两党的有关文字有：
1、东北军要求抵抗日本侵略，但是，蒋介石下令不抵抗。...东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全部沦于敌手。
2、中国共产党派杨靖宇等在东北组织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3、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各方面的努力，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
4、...日本军队悍然向卢沟桥的中国守军发起进攻，并炮轰宛平城。中国守军忍无可忍，奋起抵抗，全国性的抗日战争从此爆发。
5、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等指挥部队奋勇抵抗，先后为国捐躯。7月底，平津相继沦陷。
6、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东侧伏击，歼灭日军一千多人，...
7、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中国军队，将日军一路阻止在山东临沂，另一路阻止在山东台儿庄。...中国军队共歼敌一万多人。
8、八路军在彭德怀指挥下，组织一百多个团，...向日军发动大规模攻击，...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主动出击日军的最大规模战役。
9、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遭到美国的沉重打击，陷入困境。...美国向日本广岛、长崎投掷两枚原子弹；苏联发表对日宣战的声明，派遣苏联红军进攻驻中国东北的日军。
与本人记忆中的文革前的初中历史教科书相比，比较多的提到了敌后游击战争以外的抗日战场，并且提到了太平洋战争和原子弹，没有提到国共之间的摩擦。这样一来，主调好像略有改变，既可能是增加细节的结果，也不能完全排除本人记忆的缺损和差错。
从1980年代中后开始，由于台海两岸的关系的缓和，大陆在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抗战中的作用的评价有了改变。在1990年代后期开始已经很明显了。在各种媒体包括各级党和国家的喉舌媒体，都越来越多地对国民党、国民政府、国军在抗战中的功绩加以赞颂。其他媒体随着言论管制的放松和媒体商业化，在这个话题上走到了更前面。到了2000年代，宣扬国民党方面在抗战中的功劳，已经成为一种时髦。在这样的环境下，缺少了这一块内容，据说有些媒体的商业运行都有困难了。
作为共产党本身，它的喉舌的主调是，国民党和国军担负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作战，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实施了敌后游击战争。至于共产党的领导人胡锦涛和习近平对此的一些表态，比如说共产党在抗战中是唱配角等等说法，还没见到可以作为证实的可靠资料。
共产党对于自己在抗战中的角色，用了一个很有争议的词：“中流砥柱”。从这个词本身的含义来说，是指在水流冲击下，停留在原地而不被水流冲走的岩石。这个词没有任何意思是表达这块岩石能够挡住水流，所以用“中流砥柱”来形容日军的进攻战线已经前推过境，留在敌后的游击部队和敌后根据地还是比较贴切的。可是有很多人因为这个词汇含有褒义，而坚决反对。
至于台湾那边的历史教材，若分成戡乱时期的和开放党禁报禁之后直至当今的两部分的话，前面那部分是很难了解到了，因为问了多位在那段时期读过国中或高中的人，多说不出什么细节了。有趣的是在2000年左右，一次当地的中文电台的评论节目中，主持人和来宾都是1940年代后期出生，然后撤退到台湾的，也都是常常在媒体上发表言论包括历史政治话题的人，并且都在台湾接受完了高等教育。节目过程中，一些听众包括本人用电话提问或者表达了意见。在谈到皖南事变时，主持人和来宾都不知道什么是皖南事变或者相应时期的类似事件，还相互问了一下，结论是历史课中没有这个内容。很奇怪。
在当今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下册，康熙图书网路股份有限公司的中华民国九十三年（2004年）修订版里有，
1、“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继续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占据热河，进犯长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表现出中国举国上下团结一致的精神，...日军在北平附近宛平县卢沟桥演习，...进攻宛平，守军还击，此即“七七事变”，抗战爆发。
2、...日军在上海虹桥机场挑衅，淞沪会战于是展开。中日双方空战，...谢晋元所领一团约八百人的军队，在四行仓库抵抗。...十一月首都迁往重庆。十二月，南京陷落，...
3、...日军进犯徐州，双方在台儿庄激战，国军大捷，歼灭日军万余人，...
4、武汉失陷后，日军因战场扩大，兵力分散，被迫改变战略，...日军进展缓慢，可见我国的持久战略已逐渐发挥效果了。
5、...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国民参政会成立。
6、日军...向美国在夏威夷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发动袭击，美国随即对日本宣战，...中国正式对日本宣战。
7、日军...发动大规模的攻势，攻下洛阳、长沙，衡阳...亦陷。美国...于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8、由于战争的破坏，...中共利用抗战的机会壮大，...他们的策略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在抗日方面，除了抗战初期略有表现之外，其后乏善可陈，而且经常在国军背后偷袭挚肘，终于在民国三十年一月，爆发了“新四军事件”，
如果按照前面提到的电台主持人和来宾的记忆，台湾方面以前的教材和当今的教材有一个区别是现在的提到了“新四军事件”即大陆方面所称的“皖南事变”。其他的地方有没有变化暂时没有资料可以作对比。
总体上，台海两岸的教科书在这一方面都以大比重宣扬己方的功绩，台湾方面的教材比较全面地讲述了全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发展，并明确表示共产党方面基本没有抗日功劳，反而是阻碍，并点出期间的最大摩擦事件。相比之下，大陆方面的教材到裁去了国共摩擦的内容。这应该是被当前大陆方面两岸政策所左右而放出善意的结果。
201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