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理论物理学者的“密探”人生（图）

下面介绍的不是1949年以前隐藏在军统总部情报处的余则成（电视剧《潜伏》孙红雷扮演）式的人物，更不是现在流行的抗战神剧里有三头六臂、能飞檐走壁、会说四五种语言的红色间谍。而是上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的期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某大学里一位公安线人的真实人生。

王镇皋常常回想起往事，继而失眠。

天才落魄的暮年

不计其数的天才人物闪耀在历史当中，作为人类智慧的证明被崇敬和铭记。与此同时，我们永远不得而知的是：有多少聪明的头脑被浪费掉了？在天才虚掷的一万种方式里，这篇将告诉你最令人唏嘘的一种。

主人公王镇皋在理论物理学上拥有过人天赋，“中国的爱因斯坦”、李政道的启蒙老师束星北评价他，“天资高过李政道”。然而，他却接受山东省公安厅针对导师束星北的秘密任务，掩藏身份长达25年，众多同事、学生因此遭受厄运。凝视深渊日久，人生迟暮之际，深渊终回以凝视。

“我是比李政道还有前途的学生。”83岁的王镇皋常常说起这句话，“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我们的老师束星北说的。”见笔者略显怀疑，王镇皋又补充道。

王镇皋，山东大学1950级物理系学生，曾是被称为中国爱因斯坦的物理学家束星北较为看重的学生之一，甚至曾评价其资质或超他另一个著名的学生李政道，然而当他站在光明的学术之路的起点展望未来的时候，命运却将他引向另一个终点——“告密者”。

王镇皋回忆过去不大记得年份时，总习惯说，淋巴结核发病之前，神经衰弱的时候，查出肺气肿、肝硬化、前列腺癌变的时候……他一度躺在床上等死，有惊无险地活到85岁，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杭州的一所中医院里，他拿着单据，小心翼翼地走下自动扶梯。他请求牙医别让腿脚不便的自己折腾啦，先盖个戳，照过射线再下楼付款，可大夫说，这是医院的规定。扶梯降到一半，王镇皋突然转过身，抵着众人的目光向上跑去，慌张和尴尬让他乱了分寸，摔倒在电梯犬牙似的棱角上。

他跛着脚进了门诊室，拿回落下的钱包，一边掉眼泪一边向医生宣布，病他不看了。

28岁的时候王镇皋在山东大学物理系评为讲师，新社会的身份序列里，属于高级知识分子，拥有一张红色的医疗卡，无需挂号，主任医师在专门的房间里等待，护士负责拿药、记账。

如今的遭遇让他委屈，他又一次想起自己因为疾病、生活琐碎，尤其是那件事而浪费掉的天才，“如果我不是副教授，是院士，他们还会这样对待我吗！真是太残酷了。”

两年前他在《杭州日报》上看到过一篇文章，当中回忆原子物理时代的著名科学家束星北，提到他在抗战年代启蒙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王镇皋给报社寄去一封长信，告诉编辑，“束星北最好的学生不是李政道，是我。”

据说束星北几乎从未夸奖过别人，即便是后来做了中科院院士的学生，在他眼里也只是“马马虎虎”。但他向人提起，王镇皋的天资高过李政道，只是体质差。

晚年的王镇皋带着一身疾病回到出生地绍兴，打算在小镇僻静的街巷里过完剩下的日子。当他本本分分地走过菜市场，没有人会对他的过去感兴趣，有过瓜葛的人，描述起来却总有夸张之嫌，“世界级天才”，“当今再没有第二个的好人”，以及，“卑鄙无耻的特务”。

王镇皋在山东大学念书时的相片

一、“天资高于李政道，只是体质差”

王镇皋出生在绍兴山区的前良村，18岁高中毕业时，家里替他指定了妻子的人选，理由仅仅是听说那位谁也没见过的姑娘擅长操持家务，他逃离了家庭，到上海寻找亲戚。1950年19岁考取了尚在青岛的山东大学物理系。成为前良村史上第一位新中国大学生。

1950年夏天，一声如释重负的闷响，蒸汽机车缓慢停靠在德式风格的站台里，从上海到青岛的路程没想到会如此漫长，换过几次车之后，已经完全丧失了方向感。王镇皋木然地走下来，望着眼前尚未从国共内战中平复的城市。

当时《青岛日报》连篇累牍的政治宣示中间，还残留着特务肆虐的迹象。这座海滨城市曾经是德国、日本的殖民地，内战时用以停靠美军的战舰，直到1949年6月才改旗易帜，理所当然成了匪徒、密探和顾虑重重者最后的据点，据说1952年时，美军飞机还投下过装在陶罐里的细菌弹，学生们不得不停止课业，四处捕捉蜘蛛和蜈蚣。

同届学生回忆，第一次见到王镇皋时他穿着全系唯一一件土布长衫，羞涩讷言，习惯性地挤在人群背后。开学后的摸底考试，因为数理化三科满分，令物理系上下震动。在王镇皋的印象里，那段时间也是无限美好的。不过一年之后，因为患有淋巴结核病，一直很少与同学接触，甚至休学了一年。教室里便很少出现他的身影。

小时候，得了肺痨的舅妈被送回绍兴乡下，人们对它的传染性一无所知，只晓得大口吐血意味着时日无多。王镇皋带着病菌到了山大，每天只买得起一个窝头，一米七几的个子仅有九十来斤，结核病便趁免疫力低下发作了。他躺在隔离宿舍里，剩下一具瘦削的皮囊，溃烂的腮部仍不断流出脓水。当时还是进口药物的链霉素三块一针，几乎是他一个月的饭钱，且需要每天注射，另一名肺结核发作的同学已在几天前病亡。

每天昏睡二十个小时，半梦半醒时想些什么王镇皋已经无从回忆，他谈论起生命中让他联想到死亡的片段：年幼时正是军阀和盗匪横行的年代，贼人们扛着枪在村巷里逡巡；无数个太阳毒辣的正午，为给拮据的家庭寻找食物，赤脚踩在水田里，捡拾田螺和黄鳝，噗地一声拔出脚，上面粘着血红的肥胖的蚂蝗；方圆几十里唯一的医生只懂得枪伤和刀伤，今天习惯称之为疾病的那些，就随它去吧。王镇皋不清楚兄妹的数量，原因在于大部分都夭折了，幼儿患了腹泻之类的疾病，便任由他虚脱，待奄奄一息时抱进草棚里。

病重的事情王镇皋没有通知家人，徒增担忧而已。当时他身体愈发虚弱，直至无法起身，互助组的女同学早晚送给他饭食，其中一位还倾诉起被人追求的烦恼，要求他保守秘密，像是把隐衷写在一堵即将拆迁的墙上。

转机的出现毫无征兆，1952年政府宣布颁布新令，给予大学生食宿和医疗免费，护士告诉王镇皋消息的一刻，他想，“共产党大恩人，救了我一命。”原本是绝症的结核病在新政策下被治好了，王镇皋重获了新生。当说起他在接受组织的保密工作时的心态，王镇皋表示，对共产党的感激占了很重的比例。

病愈后的王镇皋恢复上课，迎来了山大物理系最好的时刻——束星北的到来。

时年，束星北早已是功成名就的理论物理学家，被称为中国的雷达之父，中国的爱因斯坦。1952年浙江大学解散后，束星北到了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当时山东大学理科相对薄弱，束星北的到来引起了全校师生强烈的关注，慕名前来听课的学生和老师常常挤爆教室。

束星北在山大开课那会儿，王镇皋还在痊愈之中，只选择了束先生的理论物理选读一门课程，讲授相对论时，王镇皋不仅对答如流，而且多有发散，束星北感到意外，问，你看了什么书？他回答说，生病的时候捡到过两张散掉的册页，无聊时用来打发时间。

据王镇皋讲，生病其间，王镇皋每日趟在病床上，除了回答同学前来寻问的问题，更多的时间就是在脑子里思考物理原理，甚至一度达到痴迷的状态。一次王镇皋捡到几页狭义相对论的资料就苦思冥想了好几天。

正是这几页纸，让他在一堂束星北的相对论课上，面对束星北的问题对答如流，这些给束星北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因为生病耽误课程，束星北单独为他开了一门量子力学，引来十几位教师听课，教师们跟不上，王镇皋不得不充当起助教。遇到难解的问题，束星北毫不顾忌地评价说，你们这些笨蛋，这都不明白，王镇皋肯定懂。临近考试时，他对王镇皋说，不要考了，我直接给你一百分，并塞给他一本厚厚的英文原著，“看一个礼拜，考这个。”

后来，周北屏的学生贾明与王镇皋通信时提到了一句评语，是束星北教授向自己的朋友周北屏介绍王镇皋时，说他“天资高于李政道，只是体质差”。

自从得知这一说法，王镇皋默默地将李政道视作了人生的参照系。

王镇皋是否有能力成为下一个李政道，人们不得而知，但当王镇皋站在这个相似的起点时，命运却给他画出了不同的轨迹。

当王镇皋晚年陈述起人生际遇时，疾病与天资、个性与政治洪流之间的关联让人很难不产生宿命感，“如果我没有考上山东大学、没有遇到束星北，肯定不会是现在这样。”似乎一切都有报偿，只是它习惯于慢慢地显现。

1954年1月，王镇皋从山大物理系毕业，被直接留校任教。王镇皋记得，毕业前的一个晚上，学校党委通知他到办公室去一趟，推开门，保卫科科长巩念胜坐在那里，身边是一名军人出身的公安，有着黝黑的面庞和魁梧的身材。他们告诉王镇皋，校党委和公安部门决定让他接近物理系教授束星北——青岛公安头号监控对象，“你很有前途，这对党和国家的损失也很大，但是青岛的反特斗争形势很严峻，实在找不到第二个人，万不得已只能牺牲你。”王镇皋沉默着，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项任务被另一名同为公安线人的同学李枫（化名）证实，当时王镇皋因为学习成绩不错，是束星北较为赏识的学生之一，在当时被认为是唯一可当此任的人选。

束星北在讲课

二、从学术到线人

真正的天才们往往性情狂傲，宝贵的注意力绝不会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比如常人的自尊，比如多而无当的规则。束星北恰好就是这样的人物。

有关他的传闻很多：留学欧美，曾做过爱因斯坦的助手，抗战期间建造了中国第一台雷达；曾在国民党军事机关担任要职，大约还有少将之类的头衔；李政道多次提及，自己的物理学造诣最早源自束星北的启蒙；以上皆广为人知，而他的形象和个性，只能从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和只言片语中勉为拼凑。

片段一：束星北讲课极富魅力，从不照本宣科，学生王景明形容说，束星北手里拿的是一根魔杖，轻轻一点，就为陈腐的世界打开了一扇天窗，如梦初醒般发现令人着迷神往的宇宙。

片段二：束星北脾气差，对蠢笨之人毫无耐心，常训斥为草包、笨蛋、狗屁不通，学员大多视他的课堂为畏途。他常在年轻教师的课堂外驻足“侦探”，甚至闯上教师王承瑞的讲台，摸起粉笔在板书上打叉，公式打满小叉后，又用大叉布满黑板四角。王承瑞为此跑到校长办公室大哭一场。

片段三：束星北对热衷政治的行为极为反感，曾称大学不是党校，谁要是做政治家，就应该去专门的学校。他与山大校长、共产党元老华岗公开辩论，争执哲学与科学哪者为大。

然而，那些天真热情却资质平庸的学生，即使整天束先生长束先生短，也得不到任何回应，束星北一贯地不屑一顾。当年的学生回忆，为监视束星北，也有其他学生被公安局动员过，但都以“不能胜任”搪塞脱身。

党委办公室里，王镇皋依旧沉默着，巩念胜和魁梧的公安等待着答复，“实在找不到第二个人，万不得已只能牺牲你。”他们强调说。

王镇皋已经记不起当时说过或争辩过什么。入团材料被公安局拿走，政治前途成了质押物，自己事先却毫不知情，“党是救命恩人，我胆小不敢拒绝，而且有可能毕业后不安排工作。”那时他已确定留校。“这是党的命令。”保卫科长巩念胜终于发话。

王镇皋对当时情况的分析是，这是一个无法抗拒的命令。考虑到保密工作会占用大量时间，巩念胜表示，“组织也不忍心牺牲一个学术人才”，并向他保证，“未来的职称和工资决不低于同届老师”。

由于记忆本身的脆弱，或者有意识的语焉不详，王镇皋当时的心态——借用物理学的话说——像是一团概率云，却无从观测，不管是因为胆怯或是一时的投机心，他不可逆转地做出了后半生耿耿于怀的选择。

而后，由于时常帮助老师解答同学提问，王镇皋与束星北的见面机会也日渐增多。

与王镇皋同期入学的朱之藩也提到束星北对王镇皋比较好，因为王镇皋身体虚弱，还让他在有暖气的办公室里学习。时间久了，与老师们的关系也都处得不错，老师在他面前聊天不加避讳，正是那时，已经开始接受保密任务的王镇皋便把这些汇报给了学校保卫处和公安局。

据档案资料记载，对束星北的跟踪监视从1952年8月中下旬就已经开始，“学校保卫部门和青岛市肃反小组一同组织力量深入查对束星北的材料，有关领导明确指示，一旦问题定案，立即呈批法办。”王镇皋必然成为了其中重要的一环。

《束星北档案》中记载的1955年8月13日批斗会的一条会议内容为：“王某某：揭发束星北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反对马列主义，宣传实用主义的事实：①破坏辩证唯物论的学习。②公开反对马列主义宣传，说哲学是玄学，辩证唯物论是骗人的。③在课堂上散布传播唯心论。”王镇皋提到，这是针对当时束星北对南斯拉夫发表的言论。

束星北素以性格坦荡直率著称，曾有“束大炮”的绰号，常常直言不讳，少不得冲撞旁人。但束星北的冲撞只是本着对学术的纯净追求。公认的，束星北不喜欢只红不专的学生，物理学院曾流传一句束星北的话：“搞政治的人就去读党校专心搞政治，不要跟我学物理。”而当时束星北的眼里，王镇皋并不是这类人。

三、一心做“好事”的告密者

凌晨时分，胶州湾吹来的海风仍带着些许凉意，山大校园里一片寂静，王镇皋快步走在摇曳的树影之中。他依然记得那是1957年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大鸣大放”引起的喧腾还将在第二天继续，人们真诚地投入到帮助共产党整风的热潮中，批评之声日渐刺耳。

他走过物理系所在的六二楼，一座日本人建造的风格怪异的石砌建筑，后来城头变幻，美军舰队的司令部驻扎于此，想起来，才不过是8年前的事情。山大门前的鱼山路上已经没有了行人，他径直走进对面的巷子，推门进了小院，公安部门的接头人已经在那里等着了。

汇报完白天的鸣放情况，公安告诉他，“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中央快要反击了。”工人备好了夜宵，接头人端起馄饨，响声似乎也比平时收敛了许多。王镇皋心想，一旦中央不再容忍，鸣放中的活跃分子就要倒霉了。而他收集的言论很可能成为某种“罪证”。

“大鸣大放”那几个月，王镇皋每天忙于查看大字报，探听师生们的言论，中午和午夜12点到联络站汇报情况，回到宿舍时已经2点钟。地处海滨的青岛4点半就天光大亮，担心错过重大动向，他也得跟着起床，总感觉身体随时会垮掉。

经过煽风点火——伟人风格的修辞，山大的右派们终于动员起来，很快从一开始的遮遮掩掩演变为“恶毒攻击”，谨慎、直率、放肆，一步一个台阶，效果显著。

1955年，在肃反中被打倒的束星北后来被抄家，这次抄家对束星北影响极大，甚至让一向坚持信念的束星北在书信中提到曾产生了自杀的想法。1956年束星北平反。不过，有着“束大炮”称号的束星北在鸣放开始后有些反常。肃反运动中遭过罪的教授们一有机会便大倒苦水，指斥那些冲锋在前的打手，“束星北反革命集团”的头目本人却不提个人恩怨，跟他以往睚眦必报的风格很不一样，开会时总泛泛而谈，很多人猜测束星北听到了风声，也有人听说他在研究什么宪法。

王镇皋也关注着束星北的言行，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自从领受了秘密任务，他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担心有一天泄密，无法向恩师交代。因此，除非公安机关要求，平日极少去束星北家。有一次考题太难，全班最高只有39分，作为助教，他未经请示擅自调低了及格线，只为不与束先生私下照面。

后来学生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印象最深的是回荡在物理楼的束星北的喊声，王镇皋，王镇皋，他从不与束先生反驳争辩，交给的任务总能尽心完成，辅导功课、批改作业，束先生落得清闲自在，对王镇皋也格外照顾，知道他身体不好，把带有暖气的办公室交给他使用。

亲历者的记忆中保存着另一个版本，同学朱之藩回忆说，留校后王镇皋与老师相处融洽，彼此聊天不加避讳，一些言论被他汇报给了组织。同事眼中的王镇皋仍是老实善良、惯于服从的个性，即使普通的实验员也直呼其名，交代的琐事，他同样笑嘻嘻地照办。他从不拒绝别人，同事借钱，如果没有，就找第三者借，他害怕令别人失望。

秘密工作的网络里，王镇皋也是只能服从的小角色，他尽职地完成属于自己的任务，相应的，也只想承担不多不少的责任。学校召开鸣放讨论会的第二天晚上，王镇皋从联络站回来，发现物理楼灯火通明，走廊上放着标语，学生们对《青岛日报》扭曲讨论会发言的行为很不满，打算到报社示威。王镇皋发现后一夜未睡，调查清人员情况汇报给保卫处，使警方可以为第二天的游行现场提前部署警力、疏散人群。事后，涉事学生全部被定性右派，王镇皋认为向组织报告是职责之内的正常处置，这是在避免更坏的事情发生。“打成右派跟我没有关系。”

强调“没有关系”时，他正弓着身子坐在简易床边，把手里的硬币又翻了面，啪的一声扣在桌上。“责任要明确，”王镇皋说，报告后公安怎么部署他不过问，具体哪些学生打为右派也并不清楚，就他的能力来说，可做的很少，“没有哪个右派、反革命是因我造成的。”

对面宿舍的同事李仲益高大开朗，在《民主报》上很活跃，提前得知中央准备反击之后，王镇皋想告诉李仲益，怕被问如何得知，更担心一旦败露，自己受牵连。何况，此时已经太晚，“这些人要倒霉了。”他想。

引蛇出洞的策略临近公开时，人们才明白束星北沉默的原因。在省委宣传部的会议上，他以《用生命捍卫宪法尊严》为题发言，认为历次运动的错误在于粗暴破坏宪法，时弊的根源只因有人治而无法治。他的见解引来一片喝彩，更多的人隐隐感觉到不安。

《民主报》编辑向束星北索要发言稿时，风向已经变化，因此建议他删去“人治”、“歌颂清官”、“毛主席也不能保证没有偶然的错误”等内容，被束星北拒绝。一天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告反击开始，编辑问束星北是否需要撤稿，他回答，文责自负。

最先鸣放的教授们也最先认罪伏法，右派的阵地上到9月份时只剩下束星北一人。在全校批斗大会之后，公安局指示王镇皋到束先生家里去一趟，看看批斗会之后束星北的心态如何。

为了不引起怀疑，他午夜时动身，走过鱼山路昏暗起伏的街道，拐进束先生的小洋楼。王镇皋回忆，自己半夜登门，束星北夫妇十分激动，说了很多。白天批斗时有人指着鼻子谩骂，“（如果）当时我带枪的话……”束先生没说下去，夫人接过话，“我们家有枪，打兔子的。”并为王镇皋太多教学任务感到不平。那一晚王镇皋少有的愉快，几乎忘了是去执行任务的。

四十多年后人们翻阅束星北档案，发现1957年记载着这样一条：王某某汇报，一是束星北有枪，二是束星北表示，如果自己真的出事，李政道一定会帮忙。事后证明，束星北对李政道的判断是准确的。

半年后，束星北被定为反革命分子，送往月子口水库劳动改造。

王镇皋记得，束先生曾经问他是不是团员，他犹豫了一下，回答说不是。那次谈话之前，公安接头人曾塞给他一枚团徽，但直到超龄退团，都没有机会佩戴。他说那是唯一一次向束先生撒谎。

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被打倒后，直接导致了束星北离开山大，之后去月子水库劳动、去青岛医学院扫厕所，前后21年不能以教学和科研为主业。

王镇皋认为自己在束星北老师两次运动中的遭遇中并未起太大作用，因为束星北敢做敢说，很多言论都是公开的。这一点束星北的女儿束美新也持相同看法，从90年代开始整理束星北资料的束美新表示，她看过很多举报父亲的资料，王镇皋确实只是芸芸众多举报者中的一个。但随着70年代末王镇皋充当公安局线人的身份泄露，王镇皋的同学大多认为他“脱不了干系”。

监视束星北只是王镇皋保密工作的一项，保卫处长巩念胜不断地给出需要调查的人名，王镇皋按要求去接近。本来就善于思考的王镇皋，常常要琢磨打探方式和接近的尺度。

虽然王镇皋表示曾经怀疑过自己的工作内容是否有意义，但王镇皋对于组织交给的任务不曾有态度上的马虎。也并不觉得自己在做的工作会对别人产生不良的影响。

王镇皋一直认为汇报束星北有枪是在帮他，怕他真的有一天会开枪打死人会深陷囹圄。

向笔者进行说明的时候，王镇皋特意纠正了《束星北档案》中对他的措辞，“我怎么是在‘揭发’？应该是‘汇报’”。

除了对个人和事件的监控，在国内外重大事件和政策出台时，王镇皋还要负责了解学校内外各类人群的思想动向。回忆自己这方面的工作时，王镇皋提到自己工作细致，“上面很满意”，受到了表扬。

1958年，山东大学从青岛搬至济南，作为有经验的保密工作者，王镇皋的组织关系同样跟到了济南。在济南，王镇皋直接向公安厅汇报工作。

大鸣大放时王镇皋整日忙碌又心事重重，同事看在眼里，但没人知道，此时他已经因为劳累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整夜无法入睡，记忆力减退，连熟人的名字也想不起。备课时，他看着刚刚翻过去的书页，脑中竟一片空白，恐慌在胸口淤积，“哇”的一声伏案痛哭，他知道，自己再也不是天才了。

王镇皋的老相册，里面是他和在同事的合影。

四、无所不能的组织

王镇皋表示自己行得正坐得端，曾当众驳得人哑口无言，但最后真正的解决，还是保卫处长巩念胜给了他公道。王镇皋的心里对于保卫处和公安局的权威性十分清楚，认为他们“什么都能办到”。

虽然王镇皋说，做这份保密工作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但是遇到困难时，王镇皋还是会想到向组织求助。

1960年，王镇皋旧疾复发，公安厅帮忙弄来了麝香和关白附，在物资稀缺的年代，这是难以想象的。

另外王镇皋回忆，1964年他曾经回过一次前良村，当地有一个民兵来找他麻烦。心高气傲的王镇皋并不买帐，民兵放狠话要抓他，王镇皋大为光火，当即问道“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嘛？”一位当地的朋友表示，曾经听说当时王镇皋已然把公安背景说了出来。

地主出身，常常接触右派分子，与束星北关系密切，据王镇皋自己回忆，文革中他也不曾参与过批斗，放在正常人身上，这些已经够给他写上几张大字报挨整了，但王镇皋表示自己只被贴过一次大字报。

“文革”爆发后的一天，王镇皋和其他教职工被留在教室里，面前放着纸笔。总支书记要求互相写揭发材料，当然，他说，也可以写写自己。

沉默。第一个人拿起笔的时候，教室的气氛变了。不一会儿，只剩下王镇皋抱着双臂，一动不动地坐着。

鸣放之后的秘密工作并没有轻松下来，但凡国内外有事，王镇皋就得收集各方面的言论，每周撰写思想动向报告，交给巩念胜。有一段时间，他借调到北京参加人工降雨研究，12点乘坐火车，一宿不睡，凌晨5点到达后直接赶往学校，拖着病体上完八小时的课，当晚又赶回去。课间休息时，他站在走廊里打起了呼噜。

被留下写揭发材料的同事们，有的已经写了满满一页，有的只开了头，王镇皋仍然没有动笔，“我拼了命做工作，还要坐在这里交代问题。”眼泪又止不住了，最终交了白卷。

物理系办大字报专栏时，他依旧没能逃脱，同事列举的罪状是：打扮成美女的大毒蛇，反革命少将特务束星北的得意门生、孝子贤孙，为他肝脑涂地。他找总支书记争辩，对方不屑地说，“北京的大干部都整了，你又算什么？”他闯进党委书记办公室才发现，巩念胜已经在替他申诉了。后来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整他的幕后操纵者被关了起来，王镇皋松了一口气。有了依傍，他不再出席任何批斗会。

政治运动呼啸去来，让人想起当年那列漫长的火车，只是更不清楚方向、更无所适从，王镇皋保守着隐秘的身份，像是攥紧扯掉了一半的车票。当现实无力改变，唯一能做的便是自我说服，他逐渐把秘密工作当做一种民意调查，认为是党中央了解民情的途径，而且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围观下棋时邻居评论起时局，王镇皋蹲在一旁探听，忘了家人还等着他回家做饭，恼怒的妻子冲下楼，将他踢翻在地。

“打探？用得着打探吗？平常见了面随时都可以聊聊” ，王镇皋对词语暗示的褒贬很介意，他从床下拉出一个纸箱，老照片整整齐齐地贴在相册上：山大的花园里，同事们努力地笑着，或是在夏天的海滩，心无顾念地角力、追逐，黑白之间觉察不出任何异样，只有波澜不惊的生活场景。王镇皋的秘密工作完成得十分出色，山东省受到中央的嘉奖，公安厅长还专门请他吃过饭。

党支书记曾问王镇皋，你为什么不申请入党？为什么不向党汇报思想？他只能回答，这不太好讲，校党委知道我的思想。公安厅的人曾告诉他，你不能入党，并拿出一份彭德怀事件的党员文件，给他看了，“这就算你的组织生活。”

报告别人私下的谈话，难道不觉得有问题吗？笔者问王镇皋，他回答说，“党中央希望知道你怎么想，就算明着问，难道不应该如实回答？汇报给组织又有什么关系。有些人挨整，是党犯了错误，像我这样的好人，怎么可能去害别人？”联想起围绕在他身上的种种评价，王镇皋又一次不加掩饰地落泪了。

不只一个人向我说起他的老实善良：他把评奖、加工资的机会让给生活困难的同事，用一枚钻戒换来的自行车借给别人长期使用；当他看到新闻中患了重症肺炎的儿童，一宿辗转反侧，第二天赶到医院留下500块钱之后，才回到家沉沉睡去——我在网上看到相关报道时，迷惑于缺乏道德判断力与渴望道德满足感为何会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了解我的人都说，当今世上再没有这样的好人了。”他又说。

文革挨整之后，王镇皋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逼迫得受不了，就要求公安局把自己关起来。再去理论物理教研室的时候，同事们变得异常客气，有的低着头，有的猛然站起来，“王老师，请坐。”运动把人变成了伪君子，王镇皋想，十年前他就告诉公安局，束星北思想落后，但事情都在明处，远不及两面派可怕。

束星北发配到月子口水库之后，起初仍在宣扬人治法治的理论，其他右派们疯狂劳动、彼此揭发，寻找着一切摘掉罪名的可能，束星北体弱，又消极怠工，总被当作最差的一个。

饥馑来临的时候，束星北饿极了，身体快要陷到绵软的地里去，他溜进农田，顺着红薯的藤蔓摸到根茎，正要挖时被守望的农民逮到。农民见他可怜，从草棚里抓了一把花生，束星北竟连皮吃了下去。漫长的煎熬摧毁了他的意志，终于写下万余字的忏悔书，痛斥自己是“披着人民外衣的豺狼”。当有人偷偷告诉他可以帮他逃亡海外，他动过心，最终还是告发了对方。但无论如何虔诚，始终不被饶恕。

然后，又春天了。

20年后，王镇皋见到已经平反的束星北，发觉当年的英气消散了，而他自己也因为疾病折磨显出深重的病态。他代表学校请束先生回山大，束星北只是笑笑，没说什么。后来束星北寄给王镇皋一封介绍信，李政道要到北京演讲，他希望自己最好的两个学生见见面。

报告厅里挤满了人，他们响应号召，准备再次“向科学进军”。王镇皋坐在第一排的贵宾席，静静地看着讲台上的李政道，“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演讲结束，掌声真诚热烈，王镇皋害怕问起科研的事情，在人群涌上前的时候，独自离开了。

伍、“线人”身份意外曝光

从1953年留校到1979年，做了26年的保密工作，王镇皋的身份意外曝光了，当大家发现王镇皋从事保密工作时，身边的同事不客气地将其归类为“特务”，这让王镇皋难以接受。

对于王镇皋身份的泄露，同事间的版本和王镇皋的说法略有出入。王镇皋回忆1979年因为涨工资的问题与系总支书记闹了矛盾，于是当书记通过私人渠道获知王镇皋曾做过公安“线人”的情况后立刻散布出去以示报复。当他从外地回到山大时，同事告诉他，“不得了，特大新闻，全校都知道你是山东省公安厅的大特务。”

但据同时在物理系任教的另一位教师透露，最早的消息应该是王镇皋自己泄露出去的，涨工资评职称问题开始时，王镇皋“评功摆好”，表示自己是为学校作了贡献的人，是曾为公安工作过的并提及监视束星北的历史。由此才有后来的总支书记获得这一消息。

事后，王镇皋十分恼怒，曾要求党委对总支书记予以开除处分，但这一要求并未被获准。最终导致王镇本在山东大学呆不下去而南下福建华侨大学。后来为了就医方便，又调往苏州铁道师范学院。

据王镇皋讲，这是他在校工作以来的二十几年中第一次向校方提出要求未被应允。

作为与王镇皋私交相对好些的同学，朱之藩得知此事后十分震惊，专门向王镇皋问起，并带着责备，据他所知，当年有一些留校的学生被保卫处拉去做线人，都以“不能胜任”等理由推脱搪塞过去，没想到，反而是对束星北先生看重的学生成为了这样的角色。

更有其他同学得知后直接避而远之。

王镇皋保密工作泄露不久，消息就传到了青岛束星北教授处。束星北离开山大后，一直留在青岛医学院，文革结束后，山大曾想邀请束星北回校任教，束星北拒绝了。1978年，束星北接受了国家海洋局第一研究所的任命复出工作。

在青岛海洋大学任教的束星北的学生王景明的印象里，束星北只提过一次向他问起：你知道王镇皋是特务吗？眼神中带着惊讶，但也没多说什么。而后，从1978年复出工作至1983年束星北逝世，束星北几乎再未提到文革过往。女儿束美新回忆，那段时间父亲每日连睡觉都要把研究放在床边，心中的遗憾的只是这么一段学术发展的空白，中国还需要多久才能赶得上来。

1982年束先生去世之后，治丧委员会发过一封电报，王镇皋在上海看病，收到时已经是三个月之后。

束星北临终之前曾有嘱托，要求把遗体捐给青岛医学院，他虽然身体衰朽，头脑却像年轻时一样清晰敏捷，也许有研究的价值。但医学院忙于领导换届，遗体被遗忘在不为人知的角落，很久以后领导想起，吩咐两个学生抬到树林安葬，学生抬着不知名的腐烂尸体，匆匆埋在了操场的双杠下面。

“遗体被忘记了？”王镇皋的眼神突然惊愕起来，直直地盯着笔者，很快又黯淡下去，“哦。”

退休之后，王镇皋写信给学校，要求评自己为名誉教授，哪怕退休金减半也无所谓，但没能如愿。

六、从副教授到教授，36年未登上的台阶

离开山大的王镇皋辗转几个学校，最后在杭州退休，再无学术、事业可言。先后与两任妻子离婚，纠其原因，皆与“特务工作”有关。

同样做过保密工作的李枫，特别反感大家叫王镇皋“特务”。“时代在变，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和想法去理解那个年代的事和想法。”李枫提到，当时就是在执行任务，而作为一个没有入党又出身地主的学生，能完成很多艰难的任务实属不易。而且当时的任务也不只是这一类，王镇皋还接受过帮助后进的教师提高业务水平的任务，还时常熬夜给人做辅导。

晚年回到绍兴小镇时，家人亲戚大都不在了，七十多岁的外甥女偶尔照看他。每隔两天，王镇皋往外甥女家去一趟，如果几天不见人，她就过来看看是病了还是死了。前不久，外甥女也去世了。他跟妻子已经几十年没有来往，听别人说，她的健康状况比自己还要差。

王镇皋患上神经衰弱那会儿，曾申请到兰州大学交流学习，顺便休养。远离了政治运动的是是非非，兰州的时光难得清净。一位北大毕业的姑娘热情主动，总是用上海话问这问那，王镇皋你还看电影啦，王镇皋裤子不好这么破的，后来就成了他的妻子。婚后听说，妻子曾有过未婚夫，男方在毕业结婚前沦为极右分子，判刑十年，因狱中组党，又加刑十年，亲戚都劝她，等不得了。

婚后，王镇皋总在周日时神秘外出，有时半夜12点也悄悄溜走，无休无止的争吵，感情也随之消磨。1979年，未婚夫平反出狱，跟妻子常常书信往来，王镇皋无意中读到过其中一封，信中回忆起两人的青春时光，“乌七八糟，一塌糊涂。”他说。离婚后，妻子立刻搬去了未婚夫所在的城市。

同事间流传的风言风语则是说，王镇皋的特务身份败露后，妻子忍受不了他的声名狼藉，离他而去。第二任妻子是物理系老教授的年轻遗孀，“卑鄙无耻的特务”就出自她的咒骂，那段婚姻也没持续多久。

此刻，窗外正是江南的梅雨季节，雨声时大时小，夹杂在隔壁一场法事的木鱼声里。雨停了，小贩骑着三轮车叮叮当当地经过巷子，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的斑驳了的标语。

本来事情应该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结束，但有一年，女同学打来电话，说大家都为王镇皋感到不平，当年班里常常得零分的学生也评上了教授，而王镇皋却在副教授的职称上退了休，“你可是束先生当年最器重的啊。”

王镇皋最难解开的心结就是做了36年的副教授再不曾获得提升。

“我大学里又能教物理又能教数学，怎么不够评教授？”很多曾经成绩不如自己或一直向自己请教问题的同学同事，如今都已经成为教授甚至是院士，王镇皋很难接受自己的副教授之位，觉得抬不起头。

但当被问及有什么论文和著作时，王镇皋只能想到两篇说得出来的论文，一篇发表在了苏州铁道师范学院的校报上，另一篇发表时被人抹去了自己的名字。此外是三本参与编写习题或是参与校对的物理方面译作。

而同在大学任教的王镇皋的同学表示，王镇皋毕业后多以教基础课为主，相比专业课，基础课本就难以评更高的职称，再加之王镇皋前后换过几次单位，也有影响。如果他一直在山东大学，或许现在已经是教授了。

学术成果少是王镇皋难以弥补的缺憾，21年的保密工作兼教学工作，让王镇皋再难有时间像上学时一样纯粹地钻研知识。在运动多的时候，超负荷的保密工作让他每天只能睡4个小时。

回想往事，也曾有过一些好的机会向他招手，但当他想从繁重的保密工作中脱身时，“保卫工作重于一切”，他的要求最终被否决。“我就是太实在”，王镇皋如此评价自己。

王镇皋感到很失落，他用历数一生的语气给苏州和山东大学写了万余字的长信，希望授予他名誉教授，即使退休金减半也无所谓，结果都没有回复。

1994年，病中的巩念胜得知王镇皋一直没有评上教授，大呼“党对不起你。”王镇皋一心的委屈再也崩不住，在巩念胜病床前放声大哭。后来，两次突发心脏病的巩念胜也拖着病体为他奔走，找到山东大学，了解当年情况的潘校长病重不办公，巩念胜为王镇皋的事写信问了一些人，但解决起来也并不顺利。再不久，巩念胜和潘校长都去世了。

心愿未了，知晓他过去的人却一个个离开人世，王镇皋有些四顾茫然。他拨通老同学的电话，对面传来了嘟嘟声，“死掉了？不可能死掉了。”再拨打另一个，“膀胱癌啊，我前列腺癌，好一点，还能活一两年。”他说，要是评不上教授，会死不瞑目。

1991年时，王镇皋因为想反映一些铁路方面的情况，把信寄到了尉健行办公室，不久收到尉健行秘书的回信，短短的两行字表示信已经收到，但最后一句深深的印在了王镇皋的脑海里，“祝您身体健康，有事可来信”。王镇皋想着，如果万不得以，还有这么一条路。曾经并未想过要靠向中央写信来解决个人问题的王镇皋，如今开始给他能想到的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写信，希望有朝一日能得到回复。

他也想联系束星北的小女儿束美新，向她解释当年并没有害过束先生，汇报时提到李政道，是想让上面处理时有所顾忌。但束美新不愿意跟他通话，虽然她同意父亲遭难的责任不在王镇皋，当年揭发他的人太多太多了，她只是不愿意父亲的名字跟王镇皋再有瓜葛，“跳梁小丑”，她评价说。

在电视柜的杂物中间，有一本托人买来的《炎黄春秋》，里面有篇回忆束星北的文章，王镇皋用红笔圈注了几处细微的错误，比如，不是气象所，是气象台。

现年83岁的王镇皋住在外甥女家，两个儿子一个定居在加拿大，一个定居在美国。大多数时间，王镇皋自己照顾自己，虽然经济情况尚可，内心却一直堵个石头。近年来王镇皋身体每况愈下，有一次打电话给李枫哭诉自己的窘境时，李枫分析是作保密工作内心的苦闷太多。

“资质高于李政道”，“毁了一个天才啊”，王镇皋寄出的材料里常常有这么两句，标记了他曾有万般可能的人生的起点和终点。

他的自我意志稀薄的个性，似乎跟年轻时没有太大分别，一贯的柔弱老实，经不起人劝，看到农民工讨薪的新闻便忍不住落泪，每次去医院都特地多带两千块钱，遇到穷苦人医疗费不够的，就给他们，每年总能遇到一两次。

那次在杭州的中医院，他坐在门诊室里哭泣，诉说起当年，医生打断他，“你不要哭了。”后来就很少再去那里，有人按时买好药寄给他，每次满满一箱。

每天凌晨4点多他就起床，熬癌症的药，要是有困意，便再睡一会，四个小时后熬肝脏的药，下午和晚上还有两贴。浊黄的中药熬好了，总是忘了喝，凉掉。他拿出中药处方，忍冬藤、白茯苓、龙牙草、青藤根……

“嗒”的一声，炖着排骨的砂锅烧干了，裂成两半，晾出一团乌黑。

来源：《天才落魄的暮年》文/杜强 &《毛泽东时代的＂告密者＂自白》文/于维华

束星北简介：
   1907年10月1日，束星北出生在江苏省南通市唐家闸掘港村。1924年，中学毕业后，考入杭州之江大学。1925年，转学到山东齐鲁大学物理系。1926年，考进了美国堪萨斯州拜克大学物理系。后前往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学习。1928年10月，进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在惠特克（E. T. Whittaker）和查爾斯·高爾頓·達爾文博士（Charles Galton Darwin）指导下进行系统的物理和数学学习，一年后获硕士学位。1930年2月，来到剑桥大学，师从著名理论天体物理学家亚瑟·爱丁顿博士。同年8月，他被爱丁顿博士推荐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研究生和数学系助教，师从数学家斯特罗克教授（Dirk Jan Struik）。1931年8月，获科学硕士学位（Master of Science）。
    1931年9月，束星北回国结婚。后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1932年9月，任浙江大学物理系副教授。1937年，晋升为教授。1944年4月，束星北受聘于重庆国民政府军令部二厅技术室，参与雷达的研制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返回浙江大学。在浙江大学，束星北前后工作了19年，这段时间也是他教学和研究生涯的一个顶峰，他培养了许多学生，有些后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李政道、程开甲、胡济民、周志成等。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束星北前往山东大学物理系。1954年，转入海洋学系气象组从事海洋气象研究。1956年，在肃反运动中，被打为束星北反革命集团的头目。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极右派分子。1958年6月，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同年10月，被编入青岛月子口水库水利工地劳改队。1960年，被安排到青岛医学院任教员，管制劳动。1965年，他完成了《狭义相对论》手稿，该专著最终在1995年付梓。
    1972年，束星北培养的学生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回中国，在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提出希望李政道能为解决中国教育人才「断层」做些工作，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到中国讲学。李政道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那时，李政道不知道在青岛医学院打扫卫生从事体力劳动的束星北在哪里，在干什么。
    1974年9月11日，束星北被摘掉“极右派”和“反革命分子”帽子。1978年，调到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任教授，从事海洋动力学的研究。他还领导了海洋内波研究组的组建，从事海洋内波的观测与研究。1979年，七机部(航天部)首次准备试验发射以公海为着点的洲际导弹东风五号（时称 “运载火箭”），需要计算弹头落入南太平洋时打捞数据舱的最佳安全时限，该任务交给了第一海洋研究所，束星北仅凭计算器就完成了计算工作，得出“弹头落水激起200米高的水柱，随后涌浪迅速向周围扩散，4分钟后海面可恢复到平静状态。如打捞保险起见，再翻番加一倍的时间，八九分钟更没问题”的结论。1980年5月18日海军打捞弹头数据舱用了5分20秒时间便顺利地将取回。1979年12月，束星北得到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983年10月30日凌晨3时，束星北因病去世，终年77岁。

一位理论物理学者的“密探”人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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