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10月24日电／从人口替代率的角度来说，一对夫妻平均生育2.1到2.2个孩子，才能够保证人口的数量和年龄分布保持正常状态。从这个角度来看，无疑当前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会导致人口老龄化，并对经济带来压力。
证券时报发表信达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陈嘉禾文章表示，但是生育率的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并不简单是一个政策的问题。
目前，尽管中国的二胎政策有所放开，但是符合条件的家庭真正生育二胎的并不多，许多评论即将此归结于政策尺度不够带来的结果，似乎只要政策足够生育率就会上升，而忽视了社会发展中必然面对的生育率下降的问题。
文章介绍，在李光耀所着的《李光耀观天下》一书中，李光耀明确提到了对新加坡人口问题的担忧，指出尽管政府加大对生育子女的补贴(而不是中国目前实行的限制)，新加坡的生育率仍然很难提高。新加坡人并不像几十年前一样愿意生育子女，这关乎个人一辈子的生活选择问题，而不仅仅是社会补贴所提供的金钱所能左右的。
他指出，生育率的下降来自多种方面，社会分工的细致导致的人与人之间沟通减少、社会功能完善导致对子女依赖的减少、个人娱乐的丰富导致的家庭凝聚力下降等因素，都造成了新加坡的生育率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只有通过不断引进年轻的海外移民，才能够缓解生育率下降所带来的问题。
事实上，不只是新加坡，目前全球的发达经济体大多出现了生育率下降的现象，造成老龄化日趋严重。能够通过移民缓解此一问题的国家，如美国，则对其后果感觉尚不明显，但如日本等单一民族国家，则饱受老龄化困扰。
文章称，我们必须意识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化，在许多层面上人们的生活被改变了，而这种改变会带来生育率不可逆转的下滑。尽管社会政策的制定，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减小下滑的速度，但是把生育率的降低完全归责于社会政策、期望通过制定完美的政策就能彻底解决老龄化的问题，无疑是不切实际的。
当一个公民发现自己年轻时可以选择除了生儿育女以外的更丰富多彩的生活时，当社会的观念变得越来越开放、不再以是否生儿育女、尤其是中国传统的生儿子为人生的成功象征时，当一个中年人发现自己年老之后可以依靠养老金、医疗保障、而不是只能依靠子女生活时，当人们工作内容越来越细分化、专业化，导致和异性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少时，社会的生育率必然会下降。
另一方面，无论是中国限制式的生育政策，还是新加坡鼓励式的生育政策，其都不可避免的带来一个结果，即越是发展水平较低的人口区域，其生育率反而越高。
文章分析，在限制式政策下，发展水平较低的区域的监管力度会相对较弱，导致生育率增加。在鼓励式政策下，则发展水平更低的区域对财政刺激的敏感度更高，因此也会导致生育率增加得更快。由于发展水平的高低往往和人口受教育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因而此两种政策都会导致整体社会的教育水平、包括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水平有所下降，而这却是人口控制政策始料未及的。
换一个角度来说，即使中国的人口政策能够顺利地增加生育率、解决老龄化问题，我们又会面临另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人口膨胀。由于中国是全球人口第一大国，任何试图解决老龄化问题的人口政策都会带来已经有13亿多的族群进一步扩大，而过多的人口会导致中国陷入经济发展的致命陷阱：没有足够的资源。
由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繁荣，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因此即使是将中国的人均经济水平发展到如希腊、意大利的发展水平，也将意味着巨大的资源消耗，而这与中国当前自然资源匮乏的现状是冲突的。在试图用更多的年轻人口解决老龄化问题时，我们一定要思考如何解决更多的人口需要更多资源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
文章最后说，解决人口问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社会工程，并不是简单的“放开政策、刺激生育”就可大功告成。也许，我们需要做的并不是简单的调整人口结构，在合理化教育以增加单位劳动力生产力、理顺市场和法制机制以减少浪费和重复建设、拓展高龄人群就业范围以避免人才浪费等方面，我们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