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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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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稿：人民日报 来源：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22日） 本站编辑转载 | |
【本站按】章伯钧的原话是“政协、人大、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设计院”，而不是说要“成立政治设计院”。但在批斗会上，因毛领袖在后来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已经钦点“民盟”和章、罗——毛说：“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fǎn共fǎn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在毛领袖的指挥下，“群众斗争”排山倒海，章伯钧已是百口莫辩……
章伯钧是至今中央为未批准“改正”的中央级5个“右派”之一。但事实毕竟是事实，上世纪80年代，“右派”章伯钧的骨灰已被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在纪念章伯钧的有关座谈会上，统战部领导也给以客观的充分肯定，并未指出他有过什么“错误”——如此矛盾的事情是很有“中国特色”的
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说法曾被当作当时著名的典型“右派言论”之一，全国批判。“反右”已过去半个多世纪，如今我们再回首看看当时被毛钦点的“右派”典型，看看所谓“右派言论”，疑义相与析，判断一下，到底怎么了……(鼠标置于每个小标题处，可显示相应介绍和说明)
现在工业方面有设计院可是政治上没有设计院
“共产党的民主精神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效果”
民盟副主席章伯钧说，今天他谈个人的意见：第一点，近20多天来，全国各地都在谈论人民内部矛盾，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了很多意见，看来是很正常。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民主精神，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效果。这在中国政治史上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都是一件新的事情。兄弟国家很重视。帝国主义国家想找我们的毛病，但找不到。
比如近两周来提出的学校中的党委治校的问题，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就我接触到的朋友来说，大家的看法基本接近，都认为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缺少的，党是可以从政治上领导科学的。但是，另一方面，大家也都感到这种制度有缺点，发生了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缺点。因此，大家认为应该更多地听取教授和学生的意见。这证明，鸣，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而是愈益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
现在应该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最近我参加了北京的一些座谈会，感到仍有人没有把话说完。在一次高级技术人员座谈会上，有人发言后问我到底怎样，下边可能顾虑更多。因此，今后应该彻底地广开言路。现在光是中上层人物的意见，固然能够反映很多方面的意见，但是，还应该普及到下层才好。下层干部在几年来对国家贡献很大，其功不小；但是犯了不少错误。因此希望这次整风能听一听基层人民的意见。
其次，谈几个问题：几年来，特别是从去年政协会议以后，国家领导方面很重视各方面的意见，民主生活日渐丰富。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的重大问题，可以多听一听各方面的意见。如这次整风，结合检查改进工作，当然是好的。
过去，作了许多轰轰烈烈的好事，但是，有些事情也给国家带来了损失。如果在工作进行之初，就多听听人大常委会、政协、民主党派的意见，就可以少走弯路。如扫盲运动、五年一贯制、推广双轮双铧犁等问题，如果事先经过国务院的部长们，根据材料，多方面地进行讨论，或经过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专家的讨论，就会减少损失。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
又如体制问题、中央和地方的分权问题，去年只交地方党委书记和少数党外高级干部进行讨论。主要是党内讨论。应该利用政协、人大的各种委员会、民主党派去讨论，这些人都有相当的认识和经验。再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却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这样，是不是人人都搞通了呢？我看包括党内的一些同志，大有问题，相当混乱。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有意见，我不能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
陈梦家在文汇报上的意见，我部分地同意。
“政协、人大、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设计院”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
政协、人大不要等到期满，今年就可以进行明年所要作的大事的讨论，不能全靠视察制度，对国家准备作的事情要经常地讨论。
近来，政协委员到了下面视察工作，工作是增多了。但还不能停留于视察工作，要进一步让大家经常讨论国家的重大问题。
“国务院开会常拿出成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议可以少开”
大多数教授都反映说会多，这要看什么样的会。如果是干篇一律的报告会，形式主义的会，最好是少开一点。比如国务院开会常是拿出成品要我们表示意见，这样的形式主义的会，是可以少开的，但如果能够提出问题，拿出材料认真讨论，有丰富的内容，能够发挥各个人的见解，这种会大家不会感到多的。关于体制问题，如何搞，大家可以深刻讨论，文字改革问题也可以由大家讨论。
在政协、人大常委会里面，共产党中央要考虑放上一批能干的共产党员。共产党的许多领导同志，有知识，有精力，可否在统一安排的原则下，分配一部分参加到上述机构里面，经常同各方面的人士交换意见，而不要像现在的一些共产党的同志那样，只是看看你们怎么讲，今后人大常委会、政协讨论问题，各部应该有常务部长出席，代表各部说明政策。这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议会政治。
近一两年来，政府对于老年的知识分子，有所安排，收到了极大的效果。但是，还有些名望较小的社会知识分子，思想已经起了很大变化，生活也有困难，政府应当有适当的政策，逐步地解决他们的问题。
镇反、三反、肃反中的遗留问题，一再讨论，党和政府应该下决心，检查一下。
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革命中发生了极大的作用。这方面的经验还得总结一下。从马克思、列宁那里找理论根据教育共产党员，那固然必要；但是还不如从实际生活中，从孙中山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开始直到现在的统一战线工作，作一个总结。对党员的教育作用更大。在作某一部门的总结的时候，也可以请有关各民主党派参加，这也可以少发生一点主观主义的毛病。□
（原载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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