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亚两国藏元青花瓷是何时运去的？ zt

国唐宋青花瓷使用土黄釉和青黄釉。到了元代,由於蒙古黄金家族的白蓝统治理论,一改青黄釉为青白釉青花瓷,使之成为千古绝唱。从此,中国青花瓷独占鳌头,经久不衰,同时也使名不见经传的默默无闻的小城景德镇变成了驰名中外的瓷都。
自发现元青花瓷研究至今80年来,世人终於摆脱了误导,认识到元青花瓷不是为满足中西亚伊斯兰世界的穆斯林们席地而坐吃抓饭的习俗,专门为他们烧造的出口外销瓷,也不是波斯富商的订烧瓷,而是蒙古黄金家族为自己烧造的灵魂与圣物。这历史真实的理论已被世人广泛接受。下面让我们更加深入研究青白釉青花瓷产生和运去中西亚的时间:
1、现存伊朗和土耳其的中国元青花瓷是何时运去波斯的理论概述
在对伊斯兰世界文化艺术的系统研究中，得到证实，现藏伊朗和土耳其的中国元青花瓷不是当时波斯商人为谋利而进口的。因为它们全部绘有藏传佛教纹饰违背伊斯兰教意，这些13世纪末的青花瓷器应该是刚刚入主波斯，还没有皈依伊斯兰教之前的蒙古人运进波斯的。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在他的《草原帝国》（蓝琪译，商务印务馆，1999年北京版，第396～397页）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旭烈兀家族的波斯汗们在伊斯兰环境的包围中仍在相当程度上保留着蒙古人的爱好，他们派人到中国去获取诸如丝、瓷器之类的奢侈品，当时的波斯袖珍画像开始显示出中国工匠们的影响。反过来，蒙古人统治下的波斯也把地毯、马具装备、盔甲、青铜器和搪瓷制品输往中国”。这里指的瓷器应为青花瓷和龙泉瓷，在托普卡卜撒莱博物馆中见到的13世纪末的青花瓷和14世纪初模印贴花龙纹龙泉瓷应属此类。龙和凤是伊斯兰文化意识中的恶虫和恶鸟，只能是为尚未皈依伊斯兰教的蒙古统治者所烧造。虽然一般来讲勒内•格鲁塞,因资料的贫乏,他们没有很大的可能区分这些行为的属性；到底是纯商业经营还是大汗与兄弟或从属国之间的国家和政府行为，这些概念长期被混淆。严格地说，青花瓷当时并非以日用瓷的身份运去波斯。而是做为成吉思汗铁木真黄金家族，生有白色骨头的长生天之骄子～蓝色的蒙古人的象征与标识，为数不多的运进伊利汗国，十分珍贵而庄重。以上论述似乎为我们讨论元青花瓷运进波斯提供着朦胧的时间概念。
元代的红绿彩和青花五彩瓷也和元青花瓷一样已经相当发达。蒙古人和其它所有的游牧民族一样，世代生活在草原中，习惯和热爱那鸟语花香、千姿百态的大自然和那些寓意深远的佛教纹饰。他们不喜欢宋文人推崇的那些五大名窑的单色釉瓷，那会令这些蒙古人感到寂寞和沉闷。到了元代，北方还是磁州窑系的河南窑(还有定窑)在宋、辽、金烧造红绿彩的基础上，也和青花瓷一样，同时在景德镇成功烧造了红绿彩和青花五彩瓷乃至珐琅彩瓷。它受到蒙古统治者的欢迎，长期以来因人为的错误而不为人所识。这种彩瓷现存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卜撒莱宫殿博物馆有一定数量,但因中西方学者对此缺乏正确的认识,至今存在着火断代错误,将元代红绿彩瓷错断为明朝红绿彩瓷。从吉林出土之元红绿彩瓷观察，应为当时蒙古人(虔诚的佛教徒)喜闻乐见的礼佛之器和日用瓷，青花瓷尤其是官窑青花大器应为宫廷礼佛陈设和重大活动及节日庆典用瓷。
虽然史学家为我们没有提供准确的断代时间概念，但从他说“旭烈兀家族的波斯汗们在伊斯兰环境的包围中仍在相当程度上保留着蒙古人的爱好……”，这句话里，我们可以理解这些旭烈兀家族的波斯汗们，此时还没有皈依伊斯兰教。假如他们此时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的话，史学家就不会说“旭烈兀家族的波斯汗们在伊斯兰教环境的包围中……’‘而会说他们生活在伊斯兰教环境之中，或融于伊斯兰教世界之中……仍在相当程度上保留着蒙古人的爱好……’这就意味着，如果他们一旦皈依伊斯兰教，这些爱好将会有可能改变，也没有必要再保留与众不同的爱好，这是中国语言的严谨，‘包围’二字的确切含意，为我们带之而来的准确和肯定的时间界定的概念。在考察皈依伊斯兰教的原因中发现，为着统治回避矛盾减少差异是重要原因之一。这里史学家没有给我们肯定的皈依或没有皈依伊斯兰教言词的定语，但他给了我们没有皈依的肯定印象、感觉和概念，所以我们不可能往相反的方面去理解，似乎史家本意亦然。如此说来，合赞汗1295年继位，登上了自其父去逝后他所梦寐以求的王位。他虽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蒙古人，但他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海顿和尚把他描述成一位身材矮小，相貌丑陋的人，他比他军中任何人都要丑。他精力旺盛、诡计多端、善于掩饰自己的感情，很有耐心，这一切我们可以在他处理与兀鲁思的关系上看到。他对敌人十分残忍，就他所实施的政策而言，他不考虑人的生命，然而，他是一位健全的管理者，在这方面，他是人道的。他还是一位杰出的将领和勇敢的战士（这在霍姆斯战役中已经证明，他在此战中获胜，也就是说，当他的士兵们被打散后，他独自获胜。）。简言之，如果时代可以改变的话，他多少复活了他的祖辈成吉思汗。此外，他还具有透彻的理解力和组织能力。拉施特谈道：“他的母语是蒙语，但是他略通阿拉伯语、波斯语、印地语、藏语、中文和法语。他特别精通蒙古史，像他的所有同胞一样，他很尊崇蒙古史。除了孛罗•阿合外，他比其它蒙古人都更了解蒙古祖先、蒙古首领和蒙军将领们的世系”（见《史集》）。( 摘自《多桑蒙古史》1，第359～360页)“在成吉思汗铁木真后裔中无一人比他更了解蒙古人，由于环境的逼迫，他把这些蒙古人引导到伊斯兰之路上，因此在不知不觉中启发了其民族本性。他在异密兀鲁思和穆斯林团伙们的支持下获得王位之后，他首先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波斯蒙古汗国自此正式成为伊斯兰教国家。在捏兀鲁思鼓动下一种强烈的穆斯林的反作用力违反了旭烈兀、阿八哈和阿鲁浑所推行的全部政策”。
伊利汗王国的旭烈兀和他的将领们也和他入主中原的哥哥一样（忽必烈），他们的先祖发源于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三河（额尔古纳）草原的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后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或同化）而开阔了眼界，形成了较大的气魄。他们每当取得战争的胜利，为示庆祝而每每举行盛大的酒宴与官兵同乐、狂欢。于13世纪时，蒙古开始饮用大米酒和小米酒，他们如此贪杯以至成吉思汗铁木真被迫要求他们适度节制（由贝尔凯提到引证的《成吉思汗的敕告和名言》，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新增波斯文本卷1347号，第107页正面）但却未得到成果。当时的伊利汗旭烈兀每次掠夺战争胜利之后，都为他的士兵们宰祭数千只绵羊，数百匹马和牛，又同时赏给他们数千皮囊酒。显然当时的伊利汗国的旭烈兀还没有酒海，也没有明确的迹象说明他使用瓷的情形。奶子酒、啤酒和米酒似乎均盛以皮囊这一传统容器之中。皮囊二字给我们带来了准确的时间概念，说明这里叙述的是瓷器或者是青花瓷运进波斯之前的事，似乎让我们感受到旭烈兀因短命而没有享受到青花瓷。然而，全国统一后忽必烈每逢年节和天寿节的诈马宴等重大庆祝活动，和旭烈兀的子孙们为了扩张的目的而皈依伊斯兰教时，都要举行盛大而神圣的仪式，在皈依后每年必过的两度宗教节日也无可避免地举行同样盛大礼仪。这些波斯化的蒙古人，这些新穆斯林们，只有他们和大都汉化了的蒙古人一样，才有极其强烈的欲望和要求在上述各种重大场合中，有资格有能力使用这些当时还鲜为人知的，如此精美绝伦贵过黄金的人造石器皿。唯有这种场合适合使用这种大器，欢迎这种大器，不怕大，因为它大既方便又气魄；但往往器物中盛放的食物不是抓饭，而是蒙古族人自古遗留下来的传统吃法“手把肉”，而折沿儿放盐。这是13～14世纪这些青花瓷大器的唯一去处。但在14世纪初开始这些现存伊朗和土耳其的青花瓷大器增加了盛放的内容，整装的酒海和分装的梅瓶代替了皮囊，宗教节日中开始以青花大盘盛放散子和油香。我们在( [ 法 ] 阿里•玛扎海里著，耿升译《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 丝绸之路》，中华书局1993年6月版，第261页)一书中见有如下描述：“自元代以来，波斯血统的穆斯林们便越来越多地需要这些大器皿了，如宫中、苏菲派道堂和清真寺使用的碗盘，今天尚沿袭这种宗教用途。”根据以上文字，我们有可能作出以下正确无误的结论：
(1)说明波斯的穆斯林们在元代以前不使用或起码还没有使用过这些大器皿，这就确切地告诉了我们准确的时间概念，使用大器皿的这种习俗是从元代开始的。
( 2 )当时波斯和中原汉地命运的主宰者都是蒙古人，合赞汗皈依伊斯兰教并被苏菲派所说服，所以说这里指的宫中和苏菲派的道堂甚至包括清真寺，也必然是指蒙古人的宫廷，蒙古人皈依了的苏菲派道堂和清真寺( 波斯有许多苏菲派道堂和清真寺都是皈依后的蒙古统治者修建的) 。
( 3 )合赞汗1295年皈依伊斯兰教，所以说，上述一切，包括波斯当时整体意识形态领域的变迁，1295 年是它必然的转折点。
(4 )波斯血统的穆斯林并非指蒙古族新穆斯林，自元代以来便越来越多的需要这些大器皿了，这里除指过去没有使用过之外，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尽可能的要与执政的蒙古统治者这些新穆斯林们保持同步，亦步亦趋。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可以得出这批元青花瓷运进波斯的初略时间概念。
2、现藏中东两国的元青花瓷是公元1272(或1270) ～1295 年之间运进波斯的
青白釉元青花瓷产生并非偶然，它不单纯是始烧于唐沿袭至元代青白釉青花瓷的产生这近400年间里技艺趋向成熟，自然发展的原因造成的必然结果。而是蒙古民族的崛起，蒙古草原骤变和大蒙古帝国的建立，蒙古人从所信仰的原始宗教萨满教精神开始，改信藏传佛教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它完整地发生与发展的脉络，就是青白釉青花瓷产生与发展直至鼎峰的全部轨迹。理论思维清楚，脉络清晰，而且，历史给我们留有的时间概念相对确切，并有据可查。
( 1 )蒙古族与突厥人同祖的历史，奠定了11 ～13世纪原始宗教萨满教信仰。标志着对天～腾格里的崇拜和天命观念的有神论体系的形成。
( 2 )1206年( 宋开禧二年)各部在鄂嫩河畔举行大聚会，推举铁木真为全蒙古大汗，建立大蒙古帝国，标志着萨满和统治阶级纠合在一起并垄断了神权，使萨满教成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精神工具。萨满认为，贵族是天和天神的使者，负有传达上天旨意的义务。这时长生天和天的儿子‘查干?牙速惕’( 白骨者) ，‘君权神授’等天神论述理论正式出现，为统治阶级制造了白蓝理论和理论根据，是青白釉元青花瓷产生的精神要素和前题。
( 3 )1222年5月15日阴历4月5日，长春真人丘处机受到成吉思汗铁木真殷勤接待，标志着成吉思汗铁木真接触佛道两教和兼容并包的宗教政策的开始。说明蒙古统治者开始接受中原佛道思想的影响。自此，整个蒙元时期道教大兴。标志着中国佛道两教日后必然成为整体蒙元时期意识形态内容的一部分，元代道教北上和道教吸收青白釉元青花瓷作为供器和祭器( 大卫德象耳瓶就是其中一例) 的思潮由此发端。
( 4 )成吉思汗铁木真西征期间的帐殿中开始陈设定窑或磁州窑系青花瓷，我们根据盖罐上的龙纹和颈部莲瓣纹得知，成吉思汗铁木真已经拿定窑或北方磁州窑系烧造的青花瓷作为生有白色骨头的长生天之骄子蓝色的蒙古人大皇帝的标识陈列于宫帐，是中原佛教思想的反映。这里宫帐中开始陈列青花瓷，应该在长春真人离开( 1223 年4月8日) 成吉思汗铁木真开始，到1227 年8月18日成吉思汗铁木真在平凉之西，清水和龙德附近的避暑营盘中溘然长逝这四年多时间里发生的事实。有古波斯传世细密画为证，此后历代大汗均同样陈设青花瓷于帐殿。盖罐所绘中原佛教纹饰已经说明，此时的萨满教已不能自圆其说和难以满足统治者们的需要，这是成吉思汗铁木真吸收佛教思想解释世界的开始。
(5)1253年忽必烈自大理班师回蒙，途经六盘山延请八思巴相见后，由25 名诵经引经师陪同，从八思巴受喜金刚灌顶，从此成为佛界天国的护法金刚。表示藏传佛教包含苯教教理和教义，对大漠草原的蒙古贵族来讲，由於与蒙古萨满教具天然共鸣点，比起汉地佛教更为亲切，更为容易接受。标志着未来大元整体意识形态主体思想的形成，为真正意义上成熟的青白釉元青花瓷的产生完善了精神准备，为青白釉元青花瓷的制造找到或确认了灵魂～即纹饰。
(6)公元1271年11月(至元八年) 按太保刘秉忠建议，取《易经》大哉乾元邀请义，定国号为元。标志着忽必烈以中国皇帝的面貌出现和意味着成吉思汗铁木真建立的大蒙古国的消失。此时的忽必烈刚登大宝，百废待兴，为自己制造标识与形象～灵魂与圣物的愿望是迫切的，已经开始研究和准备制造青白釉元青花瓷前期准备工作，进行了窑址的选择和组织北方磁州窑系(或许还有定窑)历代烧造青花瓷窑工南迁等事宜。此时全国尚未统一，就迫不及待的建立浮梁瓷局，只能说明忽必烈对官窑瓷的迫切需要，或者确切地说是对自己的标识～青白釉元青花瓷的迫切需要。我们有理由认为此时是正式官窑青白釉元青花瓷始烧的时间。
( 7 )《元史》卷90《百官志六》中有成立“凡精巧文艺杂作匠户无不隶焉”的御用器物局以及窑场、玻璃局和犀象牙局的记载，是1263年～1264年发生的事情，说明蒙古统治者已经烧瓷，或者说就是试烧青花瓷。
( 8 ) 1272年的准确时间概念是根据宁志超著《中国早期青花瓷史鉴》和《中国早期青花瓷图鉴》两书发表的“大元国至元九年九月制，内府公用”双款“青花釉里红折枝桃纹罐”实物提出来的。
在〔波斯〕拉施特主编的《史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10月翻译本)第136～137，有如下描述〔1270年10月18日〕，他(阿八哈)驻扎在蔑刺合城，同月20日星期四他来到察合秃〔河〕畔哈敦的大帐里。当时，合罕的使臣们来到，他们带来了赐给阿八哈汗诏旨、王冠、礼物，让他继承自己的光荣的父亲成为伊朗地区的汗，沿着父祖的道路前进。”这里说的礼物是否包括瓷器，我们不得而知，但在一幅14世纪波斯细密画中，我们看到阿八哈宝座背后的墙壁上布满青花瓷(所以我们若说现藏伊朗和土耳其的这批元青花瓷是这时候运进去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同时，在该书194页：“(1286年2月23日)兀儿都乞牙从合罕处来到，带来诏敕如下：册封阿鲁浑继承其父为汗，封赐不花以丞相的尊荣称号”。这里没有提到赏赐的礼物和在该书第216页记述了阿鲁浑嗜好炼丹术：“炼丹术士们从四面八方聚拢来觐见君王，劝诱君王爱好这种方术。在炼丹方面消耗了无数金钱，[阿鲁浑汗]从未对他们提出警告，而却重新乐意地拨给钱财”。可见他与道教的瓜葛。以上信息似乎告诉我们，元青花瓷运进波斯的时间只能是1270年～1295年合赞汗登上王位止这25年。因为皈依绝对一神崇拜的伊斯兰教后便失去了接受多神教异教器物的可能。
(9) 前至元九年铭、大德元年铭大器(见宁志超著《中国早期青花瓷图鉴》、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宁志超著《中国早期青花瓷史鉴》中国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李德金等著《中华青花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构成元官窑青花瓷创烧的上限。至元14 年( 公元1277 年)，由八思巴发起，在后藏曲弥仁莫(今西藏日喀则) 举行有西藏各地僧人参加的大法会，忽必烈即派皇太子金真入藏，并以皇帝名义担任施主，施给与会的7万僧侣，每人黄金一钱，袈裟一领。由此足见忽必烈对藏传佛教的推崇和对僧侣礼待的程度。不仅如此，忽必烈还欲将喇嘛教推行到其统辖的整个地区。他曾任命八思巴的弟子杨琏真为江南释教总摄，使掌江南释教。伊利汗国佛教随蒙古大军入侵进入波斯，曾一度活动频繁，并建有寺庙与佛塔，应为忽必烈统筹的结果。伊斯兰教为绝对一神崇拜的宗教。所以说，合赞汗皈依伊斯兰教的时间，构成中东两国藏元青花瓷运进时间的下限，即1295年。伊利汗国的合赞汗和钦察汗国的月即别汗和察合台汗国的马哈麻汗分别皈依伊斯兰教后，对异教神祗人员和异教徒所采取的处理方式和措施，构成上述论述结论的确切保障和断代的证据。
( 10 )波普博士以道教供器～即江西张文进定烧的元青花云龙象耳瓶作标准器，在伊朗和土耳其分别拣选出大批元青花瓷，为世人所公认。从总体观察得知，无论分布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元青花瓷，它们的造型与纹饰从理论而言都是一样的，这本身构成否定青白釉元青花瓷受伊斯兰影响和为其烧造的论述根据。它从另一个角度有力地证实着现藏中东两国的青白釉元青花瓷，是合赞汗皈依伊斯兰教之前运进波斯的。那么，自1278 年设立浮梁瓷局之前、或以1272年铭青花釉里红桃纹罐为据至1295 年合赞汗登基并皈依伊斯兰教的这段时间，势必成为这批青白釉元青花瓷运进波斯的上限与下限。
3、合赞汗保护了这批元青花瓷
在研究中得到证实，从13世纪末到14世纪末，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时间，元青花瓷对波斯和伊斯兰世界而言，仅仅是一个认识、酝酿和接纳或者是接受的过渡时期。因为，元青花从伊斯兰教义而言与之相悖，根本就不是为他们烧造的。所以，在元青花瓷装饰艺术的画面中无法也根本不可能找到与之有关的波斯和伊斯兰纹饰。更找不到波斯匠师用苇子管笔绘画的遗迹，这种论述就是历史的真实。上述认识，酝酿和接纳的这个过渡时期，亦是指单纯的苏菲穆斯林世界，而不是广义的整体伊斯兰。苏菲派是伊斯兰教中的一个人数较少的苦行僧派，但是，就因为它能够接纳萨满教意义上的腾格里～天，这与蒙古人皈依的藏传佛教中含有苯教内容一样，是他们具有的必不可少的天然共鸣点，成为蒙古黄金家族成员分别皈依藏传佛教、伊斯兰教两个完全不同宗教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藏传佛教本身是多神崇拜的宗教，对於信仰原始萨满教的蒙古人来讲皈依并不困难，仅仅是在原本多神信仰中增加几尊神。但是，对皈依广义的、绝对一神崇拜的伊斯兰教的蒙古人来讲，则是相当困难的，需要彻底改变的和从根本上舍弃的都会太多。那么，苏菲派接受蒙古萨满教意义上的腾格里～天，实际上等於接受了蒙古人固有的一切。青白釉元青花瓷是这些生有白色骨头的长生天之骄子蓝色蒙古人的象征与标识，是这些至高无上统治者们的灵魂与圣物。苏菲们接纳蒙古统治者皈依本身就是一种荣耀，是穆哈默德和真主“安拉”的胜利。这时的苏菲们在接受蒙古萨满意义上的腾格里～天的同时，作为统治者皈依值得炫耀的证据～光彩无比的青白釉元青花瓷(因为它是蒙古统治者们的灵魂与圣物) 也被接纳了。伊利汗国的蒙古统治者，虽然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为绝对一神崇拜者，但随苏菲派的宽容与变通，从某种角度而言，仍然保留了原始萨满教的精神信仰与成分，构成蒙古统治者皈依伊斯兰教最根本的要素。这批青白釉元青花瓷也理所当然地受到合赞汗和苏菲们的保护。
4、元青花瓷是怎样运去波斯的？
(1 ) 元青花瓷上的标记
伊朗阿尔代比尔寺神庙，土耳其托普卡卜撒莱宫殿博物馆青白釉元青花瓷藏品中，我们见到许多器物的底部都有不同形式的人为标记，有钻上去的点状标记、划纹、刻画纹、墨绘和墨点纹，印章等标记。只有其中一种印玺标记属1611 年伊朗阿拔斯一世将他所拥有的一千多件中国瓷器藏品捐赠给阿尔代比尔寺时，打上他自己的印记。此外，各种各样不同的标记种类繁多，多者一件器物上竟多达八处。过去学者们多倾向于波斯人根据需要自己打上去的，但研究证明这种论述是片面的。我们在内蒙古私人收藏和香港天民楼藏元青花瓷中亦曾发现类似的标记。这些带有标记的器物肯定不是运去波斯后打上记号又运回来的。那就是说，它们是在中国还没有起运前就已经打上去的标记。那么，我们每个人都能理解，假如这些瓷器是商品，商人定烧和起运前没有任何必要多此一举。尤其钻孔打记在当时还要使用专门工具和动用专门人才，这在13、14世纪不是一般人可以随便办到的。内蒙古私人藏品中有一件青白釉元青花薄胎工笔草虫纹高足杯残器，纹饰与宋代院画草虫纹工笔一模一样，高足内壁无釉处竟赫然点有类似的墨书点状纹标记与中东两国藏品的标记如出一辙。经过仔细推敲，我认为这是有权享用这种灵魂与标识荣誉的生有白色骨头的、长生天之骄子、蓝色的蒙古人～即每个蒙古统治者们的代号。在内蒙发现这种标记，证实了上述推测，证明最早这种标记确实不是在波斯打上去的。那末，它就极有可能是在大都统一分配时按每个人的代号留下的痕迹。香港天民楼藏品亦有类似标记（见《天民楼珍藏青花瓷器》一书，第34页、4、竹石花卉瓜藤纹大盘，外底有用物理方法制成的类似标记，但运去波斯之后的元青花瓷，仍然沿袭中国标记的方法，再分别打有拥有者各自的标记。再从这些标记自身分析，似乎可以理解这些瓷器在后来的每次移手和博物馆每次清点中，都会有新的同样永久性的标记出现( 这类痕迹以尖锐的利器刻划者为最多，而少有钻出的圆点痕迹) 。似乎在诉说这些元青花瓷是象征、是标识，而从来就不是商品。当时运往蒙古龙翔之地各王的元青花瓷作品，也打有类似的标记，是否可以理解除大都宫廷( 内宫使用的 )顶级品之外的，元青花瓷似乎才有这种标记。多年来发现的官款元瓷中不见类似标记。
我们在研究蒙古人的分封制时发现，出现于都城没有款识的玻璃质青白釉(亮釉)元青花瓷质地上呈（皇城与王城发现的元青花瓷多施蜡状青白釉且质量高，打有上述标记的应属此类，多为罕见的精品），路城和驿道驿站遗址中发现的元青花瓷档次稍低，不是那些上呈的精绝之作，（似乎表明上述标记是器物珍贵和拥有者身价高贵的记忆），除上述元青花瓷外，还时有较粗的（民窖）元青花瓷出现 ( 此类民窑器未见人为的任何标记) 。说明青白釉元青花瓷制造，完全是蒙古贵族内部之事，根本不是商业行为，纯粹是一种概念的和精神的意识形态的产物。似乎在忽必烈和旭烈兀及其子孙和其它贵族们的共同努力下，真正意义上的青白釉元青花瓷被制造出来。凡有权或有资格享有生有白色骨头的、长生天之骄子、蓝色蒙古人荣誉称号的所有蒙古人，人均有份。可能是按身份和地位的高低和对大元贡献的大小，分配着质量和数量不等的元青花瓷。似乎在漕运到大都之后，还要经过严格的筛选、分类，然后打上未来拥有者的标记，最后由专人负责送往各地每个人手中。因为不是商品，送往各地的数量不可能很多。骆驼是蒙古人的传统运输工具，既简便又洒脱，既习惯又安全。况且，从大都运往蒙古和运往波斯，对当时的蒙古统治者来说，概念是一样的。因此我们认为选择海运的可能性是很小的，甚至是没有的。
( 2 ) 战争与窖藏，元青花瓷片与陆路运输
蒙古统治者～即贵族、权臣和官商与蕃商一样，对樟脑、黄金、白银和瓷器与其它珍奇物，麝香和琥珀等曾大量囤积居奇，或者可称之为窖藏。今天得以见到大批元青花瓷在蒙古国和内蒙以及中原内地出现，恐与此不无关系，恐与当时战局不无关系。上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曾在丝绸之路上(包括亦集乃路城) 发现有元青花瓷片，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始终未能得到明确的答案，但却找到许多描述蒙古人不习惯也不愿意海运的记载。对上述斯坦因发现的当时还无人知晓的元青花瓷片，没有其它解释方法，似乎只能说明现存西亚的元青花瓷是通过陆路运去波斯的 ( 尽管中外学者多认为是海运波斯的) 。中东两国现藏元青花瓷因为不是出口外销，数量不大，从运输角度和蒙古人习惯运输惯例考虑，要说是通过陆路运去波斯的，这种说法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作为2003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内蒙古集宁路出土的大量瓷器，似乎也有助于说明这一点)。
《明实录》英宗纪中记载：“正统年间，皇室光禄寺招待西方人和女真人饮宴，宴后清点瓷器，竟被偷走580 多件盘碗”。明人笔记中也记载：“在北京街头，经常看到鞑靼、女真部落，以及由天方诸国返国的人，他们预备贩运到各地的瓷器，多至数十车，每车高达三丈，足见吸引力量之大”。而明朝人沈德符的《野获编》一书亦有“‘夷人市瓷器’一文，说当时瓷器由景德镇运出，先用装桶交草的方法，运抵北京；然后由北京起运返国时，他们另外再做包装。先把瓷器缠捆一起，排列整齐，上面撒上泥土和豆、麦等种籽；然后，不时洒水，使得豆、麦等种籽发芽生长，芽茎便钻入所有缝隙继续成长，形成相互缠绕胶着，甚至紧密牢固到掷地不碎的地步。最后，才装载车马上路”。元青花瓷是蒙古统治者的灵魂与标识，不是商品而是自己的象征，所以在运输元青花瓷的具体措施和安排上，统治者们是格外注意的。但中外许多资料表明远道重载多用驼驮，似乎大队骆驼驮运的安全系数要比车马和海运高得多。上述记载虽然都是明人的描述，但似乎来源于元代驿道和驿站的记述，在中外著作中均记载有元代驮运的详情。从本文中我们得知官窖元青花瓷不是商品，在市场上也没有流通（不包括后来发展起来的民窖青花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