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和反革命，这是一个严肃问题。
母亲在重庆接触过许多人，由于公务员的身份，接触的人当然政府方面的人多些，但当时政府里或农民银行里，公开的，隐蔽的共产党人也不少。母亲在本职工作以外做过许多事，但她很少告诉我们，实际小时候我们也没兴趣，不问，或者听过算数不上心。我分析，不外乎“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经历。
农民银行的一位阿姨，比母亲大好几岁，当时带母亲去一些工厂教工人认字，唱歌，宣传抗日，散发抗日传单，有几次甚至到郊区农村，这是母亲第一次接触到真正的四川农民，住的几乎都是竹楼，条件很差。母亲天性活泼，比较喜欢这些事，干过较长一段时间。母亲很相信这位大姐，一次问她，银行要大家集体加入国民党，签个字就可以。那位阿姨告诉母亲，年轻人要上进，不要去签字。母亲的革命行动之一就是没有加入国民党，而当时公务员几乎都参加。后来文革时，革命派找不到母亲现行的罪行，就找她的历史问题。一看交代，居然连国民党员都不是，不相信，去查也没结果，所以母亲连国民党“残渣余孽”都够不上。说个相关笑话，文革后母亲去北京，老同事见面，那位阿姨也在。母亲谈起这件事，气呼呼的讲，我当时差点就告诉他们，不相信去问北京的某某，是她要我别加入的。听完，那位阿姨大笑。幸亏你没讲，我那时已被认定是“特务”，你再掺和进来，我的问题就升级为“特务集团”了，手下的人都自己跳出来了，众人大笑。这宣传抗日，国共两党都干，估计还是革命的活动。
另一件事就有点疑问了。弟弟有一次骑一辆破摩托车回家，很稀奇的样子，拉母亲去坐后面。母亲说我过去也乘过摩托车，比你这高级，带斗的，坐在里面安全的很。当时已是文革后，但我听了还是一惊。后来旁敲侧击问这事的细节，母亲告诉我们主要是她的姐夫有车。母亲大伯父的女儿比母亲大三岁左右，如同亲姐妹。从小一起长大，念家塾，进洋学堂。抗战爆发，堂姐随安徽大学撤退到后方，后来毕业结婚，嫁的姐夫也是合肥人，四古巷的，原先大家就认识。他军官学校海归回来到重庆，很得高层的重视，做个教官，经常骑一辆带斗的三轮摩托车。我问母亲坐车去干什么，母亲说“去干事或兜风啊”。我又一惊，兜风事小，去干事可就严重了。母亲的堂姐姐和姐夫早已去世，只能听我母亲说了。母亲曾告诉我，她这个姐夫一直要把自己的一些朋友介绍给她，他去办事见人，就把车开到银行接母亲一起去，有点假公济私，所以搞得人人知道某教官有个未婚漂亮的小姨，还是银行信托部的职业女性。母亲一开始还很得意，坐在边上很拉风，后来知道姐夫的意思就告诉他，你们这些军官朋友的家都不在重庆，结过婚的也说不定，万一结婚变填房小老婆怎么办？而且我也不喜欢当兵的。姐夫当然尊重她的决定，但还是带她四处玩。“当时和姐姐，姐夫真是玩疯了”。母亲一会去这个军部，一会又去参加那个招待会，认识不少“党国要人”。这方面的活动应该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属于“后方紧吃”，也是后来文革期间革命派要追究的历史老账。
母亲曾有一次非常接近革命组织的机会。在一次酒会上认识了一位女士，是安徽同乡，就留下通讯地址，后来见过几次面。按照母亲的回忆，她应该是共产党员，但不是公开的。有一次她领母亲去参加一个会议，恐怕叫聚会更贴切。就像电影里一样，门口进去要“暗语”，窗户挂上厚厚的窗帘，外面看不见里面的人影。这是一个比较高级的“洋楼”，都是不认识的人。大家就是聊天，发些牢骚，但绝没有喊口号，宣誓，所以应该不是正式的党内活动。回去路上，那位告诉母亲不要把今天的事告诉其他人，理由是什么母亲已经记不清了。后来一件事引起母亲害怕。她要求母亲以后如果和姐夫到什么地方去，要记住什么什么，打听什么什么，而且只能告诉她，连父母家人都不能讲。母亲胆小，玩心太重，失去了党考验她的机会。所以直到今天，母亲还是一个无党派人士，像她有这样经历，家庭背景的人很少是这样的。抗战胜利后到上海，也曾帮助过地下党，起因是要换“袁大头”。我的博客有一篇文章，以后翻出来炒一下冷饭，来个加强版潜伏故事。
上面讲到的二位阿姨，建国后和母亲都一直有联系，很好的人。母亲的堂姐姐和姐夫去了台湾，失去联系很长一段时间，但通过有关方面知道，他们一路“升官发财”。
至于母亲后来的婚姻，也是一个有趣儿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