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要写到家里的一个隐痛。那就是，父亲之所以会在文革中被关押（隔离审查）四年多之久，竟然与母亲的被迫交代问题有关。
那是在母亲被关押期间，仨姐先后下乡。二姐三姐去的是农场，有工资可糊口。出发前的置办行李比较简单。可到了大姐下乡时，因受家庭出身问题影响，不允许去“反修前线”黑龙江军垦农场。为了有个照应，只能随她堂妹（我堂姐）去东北插队。购买箱子和厚衣物的费用，难以从当时给的微薄生活费中挤出。大姐去找了母亲单位，要求允许从被冻结的父母存款中取出一部分钱。母亲单位的造反派算是开恩，让母女见上了一面。母亲看到大女儿这一走，家中只有一双体弱多病的小儿女。心中着急，急于想脱身回家。可又没有什么可交代的，来让造反派觉得挖到了什么，从而欢呼审查成功，放母亲一马。
情急之下，母亲交代了曾和父亲一起，议论过江青。觉得江是在借文革，报复当初限制她揽权的一批领导人。正在进行的文革中对当年上海地下党人员的一网打尽、一律打倒，也可能与其三十年代在上海名声不佳有关。而老毛纵狗咬人，是否只是为了大跃进和“自然灾害”中的失误并由此大权旁落的失意？当然那时用词不敢这么尖锐，但意思就是那样。
后来母亲告诉我们，其实当时这些问题已困扰她许久，“交代”了也是一吐为快，宣泄了心头郁结。另外就还是母亲的愚忠，以为一个党员向组织上说说自己的真实想法算不上什么大罪。可没想到那些造反派如获至宝，一顶“恶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帽子被迎头盖上。母亲因是自己的交代，倒也没有被加重多少批斗，带了这帽后不久，就被放回家了。达到了母亲原来的目的。至于后来父母都被降了多级，并受到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而父母档案中有恶攻毛司令部的帽子，使二姐外院毕业后不可能去外交线上工作。老哥的中学毕业分配，三姐的农场上调，我想加入个什么，都因家庭问题而困难重重。这些都让母亲后来内疚和追悔莫及。
最苦了的是父亲。当父亲听到市委机关造反派声色俱厉地斥出这由母亲单位传来的新“罪行”材料时，犹如五雷轰顶！父亲并不清楚家中的变化，不知母亲所受到的压力。又难以相信一向睿智的妻子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会将这两个无比信赖之人间的私下议论来交代。这类私下议论，在那江青正专横跋扈的年代里显然是犯了大忌。而父亲因为是被揭出来的问题，当然是要被动得多。更何况这新材料来自自己的亲人。父亲受到的打击难以言喻，这大概是父亲在关押中会患上甲亢的原因之一。
父亲后来知道了实情后，叹道“你们的姆妈实在是过于相信党组织了。像她这样的老地下，竟然会分辨不清当时形情，不清楚什么不该说。”除此以外，父亲并没有怎么责怪过母亲。两人感情依然笃厚。母亲文革后对组织的信任也不变，依然克己奉公。到了六十多岁从岗位上退下来时，还说她平生最得意的一件事，是几十年工作下来直至离休也没有向组织上提过任何个人要求。可当时因我们嫁娶的都是工人或知识分子子女，家中居住条件已比较紧张。但只能看着其他离休干部家庭，一套又一套地捞着“落实政策”房，就从来没想过请我们父母去提什么要求，因为知道跟父母说这个只会是白说。
回过来想想父母所谓的“恶攻无司令部”，这其实说明不了他们对毛真有什么深刻的认识。原不过是心有疑虑、私下议论而已。倒是到了母亲将这来坦白交代，才有了点抗争的意义。文革后，父母的这段经历成了他们反对“四人帮”的斗争事迹，对此他们是不觉得自己真有那般勇气的。
要说文革后父母对毛对文革的认识，他们对文革完全否定是不容置疑的。对毛则有个49年前后之分，49年前有些肯定，49年后是基本否定。这从父亲临终前一年说的话可以反映出来。父亲说他这一辈子唯一的一件心中放不下的事，是49年时劝说了一批局里的高级技术人才留下不去台湾。这些人中的好几位，因他们的技术与军统中统情报系统有瓜葛，在镇反和反右中被打入地狱。父亲为了替他们说话而被戴上“严重右倾”的帽子，无法保护他们。尽管文革后父亲为他们奔走，助他们一一平反恢复了名誉，可他们人生中最好的三十来年就这样被糟蹋了。这成了父亲的终身一大遗憾。
有网友很诚恳地给我留言曰: “你的爸妈如果今天还健在，他们绝不会苟同你对伟人毛泽东的指责和对文革的全盘否定。” 我只能略带遗憾地在这里回答说，我如今对毛对文革认识的源头，正是从我父母那里而来的。倘若他们在世，又能得到我后来得到的各种信息，他们的认识和态度一定会和我的差不了多少。
那是在母亲被关押期间，仨姐先后下乡。二姐三姐去的是农场，有工资可糊口。出发前的置办行李比较简单。可到了大姐下乡时，因受家庭出身问题影响，不允许去“反修前线”黑龙江军垦农场。为了有个照应，只能随她堂妹（我堂姐）去东北插队。购买箱子和厚衣物的费用，难以从当时给的微薄生活费中挤出。大姐去找了母亲单位，要求允许从被冻结的父母存款中取出一部分钱。母亲单位的造反派算是开恩，让母女见上了一面。母亲看到大女儿这一走，家中只有一双体弱多病的小儿女。心中着急，急于想脱身回家。可又没有什么可交代的，来让造反派觉得挖到了什么，从而欢呼审查成功，放母亲一马。
情急之下，母亲交代了曾和父亲一起，议论过江青。觉得江是在借文革，报复当初限制她揽权的一批领导人。正在进行的文革中对当年上海地下党人员的一网打尽、一律打倒，也可能与其三十年代在上海名声不佳有关。而老毛纵狗咬人，是否只是为了大跃进和“自然灾害”中的失误并由此大权旁落的失意？当然那时用词不敢这么尖锐，但意思就是那样。
后来母亲告诉我们，其实当时这些问题已困扰她许久，“交代”了也是一吐为快，宣泄了心头郁结。另外就还是母亲的愚忠，以为一个党员向组织上说说自己的真实想法算不上什么大罪。可没想到那些造反派如获至宝，一顶“恶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帽子被迎头盖上。母亲因是自己的交代，倒也没有被加重多少批斗，带了这帽后不久，就被放回家了。达到了母亲原来的目的。至于后来父母都被降了多级，并受到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而父母档案中有恶攻毛司令部的帽子，使二姐外院毕业后不可能去外交线上工作。老哥的中学毕业分配，三姐的农场上调，我想加入个什么，都因家庭问题而困难重重。这些都让母亲后来内疚和追悔莫及。
最苦了的是父亲。当父亲听到市委机关造反派声色俱厉地斥出这由母亲单位传来的新“罪行”材料时，犹如五雷轰顶！父亲并不清楚家中的变化，不知母亲所受到的压力。又难以相信一向睿智的妻子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会将这两个无比信赖之人间的私下议论来交代。这类私下议论，在那江青正专横跋扈的年代里显然是犯了大忌。而父亲因为是被揭出来的问题，当然是要被动得多。更何况这新材料来自自己的亲人。父亲受到的打击难以言喻，这大概是父亲在关押中会患上甲亢的原因之一。
父亲后来知道了实情后，叹道“你们的姆妈实在是过于相信党组织了。像她这样的老地下，竟然会分辨不清当时形情，不清楚什么不该说。”除此以外，父亲并没有怎么责怪过母亲。两人感情依然笃厚。母亲文革后对组织的信任也不变，依然克己奉公。到了六十多岁从岗位上退下来时，还说她平生最得意的一件事，是几十年工作下来直至离休也没有向组织上提过任何个人要求。可当时因我们嫁娶的都是工人或知识分子子女，家中居住条件已比较紧张。但只能看着其他离休干部家庭，一套又一套地捞着“落实政策”房，就从来没想过请我们父母去提什么要求，因为知道跟父母说这个只会是白说。
回过来想想父母所谓的“恶攻无司令部”，这其实说明不了他们对毛真有什么深刻的认识。原不过是心有疑虑、私下议论而已。倒是到了母亲将这来坦白交代，才有了点抗争的意义。文革后，父母的这段经历成了他们反对“四人帮”的斗争事迹，对此他们是不觉得自己真有那般勇气的。
要说文革后父母对毛对文革的认识，他们对文革完全否定是不容置疑的。对毛则有个49年前后之分，49年前有些肯定，49年后是基本否定。这从父亲临终前一年说的话可以反映出来。父亲说他这一辈子唯一的一件心中放不下的事，是49年时劝说了一批局里的高级技术人才留下不去台湾。这些人中的好几位，因他们的技术与军统中统情报系统有瓜葛，在镇反和反右中被打入地狱。父亲为了替他们说话而被戴上“严重右倾”的帽子，无法保护他们。尽管文革后父亲为他们奔走，助他们一一平反恢复了名誉，可他们人生中最好的三十来年就这样被糟蹋了。这成了父亲的终身一大遗憾。
有网友很诚恳地给我留言曰: “你的爸妈如果今天还健在，他们绝不会苟同你对伟人毛泽东的指责和对文革的全盘否定。” 我只能略带遗憾地在这里回答说，我如今对毛对文革认识的源头，正是从我父母那里而来的。倘若他们在世，又能得到我后来得到的各种信息，他们的认识和态度一定会和我的差不了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