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心先生在《文学回忆录》中说：文学是可爱的。生活是好玩的。艺术是要有所牺牲的。
木心进而解释道：
“1950年，我二十三岁，正式投到福楼拜门下……那年，我退还了杭州教师的聘书（当时还是聘书制），上莫干山。这是在听福楼拜的话呀，他说：“如果你以艺术决定一生，你就不能像普通人那样生活了。”……书桌上贴着字条，是福楼拜说的话：“艺术广大已极，足以占有一个人。”……用福楼拜这句话，意思是：我甘愿为艺术占有，没有异议。回顾这些往事，是说，艺术家一定要承当一些牺牲。你们承当过多少？你们还愿意承当多少？清不清楚还要牺牲点什么？
宗教很明白：你要进教门，就得牺牲。吃素，不结婚，不说绮语....
福楼拜不结婚。他对情人说：你爱我，我的构成只有几项观念。你爱那些观念吗？
艺术家的牺牲，完全自愿。”
木心一生，堪称传奇——从乌镇到上海，从上海到纽约，再从纽约重回故乡。84年，始终孑然一身，惟有文学与艺术相伴。被称为文学的鲁滨逊。
我们大多数人当然是没有这个勇气的，为艺术牺牲？谈何容易？没有那个条件，也没有那种决绝，艺术对于我们普通人只能是生命的点缀，占据生活的一小部分，是我们人生义务和职责外的美丽梦想。挪威作家卡尔·奥韦·克瑙斯高从2007年开始，“每天日出前起床，以便在孩子们醒来之前写作，最终完成了3600页的六卷本小说《我的奋斗》”。一个有家庭生活，有社会职责的男人，一个渴望孤独的空间，渴望自我实现的男人，一个好父亲，好丈夫能给予艺术的时间只有黎明前这么几个小时，但是他依旧苦行僧一样地完成了自己的篇章。不写作的人大约是不能理解这样的一种固执，如果说“艺术只是一个梦，不过比权势的梦、财富的梦、情欲的梦，更美一些，更持久一些...”为什么有人要如此执着于一个梦呢？
“克瑙斯高在《卫报》的访谈中承认，他四十岁时已经拥有一位美丽的妻子和三个可爱的孩子，并深深爱着他们。然而他并没有感到真正的快乐，因为他的愿望一直都是写出真正的文学作品——这是他内心最真实的渴望。类似的想法并不罕见，但恐怕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说出这令人不快的真相：家庭价值固然值得珍视，但它无法替代个人追求和自我实现。当二者发生冲突、取舍不可避免时，我们会如何选择？”
克瑙斯高在对孤独的渴求和对创造的焦虑之中开始了他的奋斗，他忍耐，他坚持，他坦率，他偏执。我们何尝又不是如此呢？生活并不尽善尽美，我们忍受着琐碎平庸日复一日的劳作，我们渴望某些高于生活的东西去赋予我们存在的意义，我们渴望实现自己的梦想，为平凡的人生镀上了属于自己的釉彩。最重要的艺术能让我们感到自己不再只是生活的匆匆过客，我们思考，我们记录，我们创造，我们雕刻，我们在无情岁月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即便一切终将消逝：太阳，将会冷却，地球会冰冻，人类将消亡，但是有些梦做了比不做好，哪怕生活最终会将我们挤压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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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一个能满足一切窥探欲并抚平一切狂躁的故事》
原文链接：https://book.douban.com/review/7750496/
卡尔·奥韦·克瑙斯高。记住这个名字，因为接下来你将进入他的人生。你不用读到最后就能看到他为自己准备的墓志铭：此地安眠着一个人，他万事能忍。最后被挤压得粉碎。
这本书（《我的奋斗1：父亲的葬礼》）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了窥探欲：天性敏感的挪威少年，在冷淡疏离的父亲和存在感极弱的母亲身边长大，和同龄人一样上课，游荡，踢足球，建乐队，恋爱，写作，毕业，间隔年，重回校园，结婚，生子。他有天分却非天才，有性格却非异类。他的生活寻常又不寻常。
卡尔·奥韦·克瑙斯高从不吝惜他的坦诚，他的笔如流水般触及生活中曾经发生的一切，不管这些事有多么伤感、尴尬或者令人难堪。
“我把烟屁股扔在地上，喝下最后一点已经完全凉了的咖啡。我看见的是生命。我思索的是死亡。”翻开书，“死亡”这个字眼出现的频率之高令人惊异。在克瑙斯高看来，死亡分为两类，“ 一类与隐秘、沉重、土地、污秽和黑暗有关，而另一类与开放、轻盈、天空、洁净和明亮相联系。”第一部名叫“父亲的葬礼”，在直面死亡的过程中，克瑙斯高的坦率甚至到了令人不安的地步。“现在我看到的是没有生命的躯体。这曾经是我父亲的那个人和他躺着的这张桌子之间不再有任何区别。”
和父亲的关系深刻地影响了卡尔·奥韦·克瑙斯高。他在四十岁时仍以儿子的身份自处，直到父亲死去，他自己也成为父亲。克瑙斯高幼年时曾因为跌倒而哭闹不止，结果父亲把他举起来掼到澡盆里，打开水龙头用冰冷的水在头上冲下来，直到他停止哭泣。他的妈妈在这件事后下了最后通牒：再有这样的一次，她就离开他。克瑙斯高深深地担忧自己继承了父亲的特质，当哥哥英韦有了孩子时，他如此写道：“对我而言，英韦就是块试金石。如果他没问题，那我将没有问题。”然而这种恐惧没有成真，克瑙斯高成了一位北欧式的好丈夫、好父亲。他和现任妻子琳达（也是一位作家）有四个孩子：不到两岁的安妮，8岁的约翰，10岁的海蒂，11岁的万妮娅。奋斗就在尿布、家务、一日三餐之间展开：“这是一场战争，不是那种史诗般的英雄战争，却是那种你无法与之对抗的战争，因为无论我在家里付出了多少劳动，所有的房间里还是杂乱不堪、邋遢肮脏，我用我醒着的每一分钟照管着的孩子，却比我见过的其他孩子更加执拗。”克瑙斯高既是父亲也是有野心的作家，他在混乱吵闹的环境中陷入两难，发现自己离心目中理想的样子越来越远。而这一切都始料未及，因为他原本以为，要想做一位好父亲，有“爱”就够了。
他的处境和另一位作家形成了有趣的对比。艾丽丝·门罗二十多岁时便育有两女，长期在养育孩子和完成家务的夹缝中写作。然而门罗不止一次在访谈中提到她的观点， 在她看来，带孩子或者做家务并不是写作的障碍，麻烦的恰恰是写作本身。克瑙斯高显然无法赞同这种观点。从身份认同感来说，在儿子、父亲、丈夫、兄弟这些身份之外，他首先是位作家：“我始终有很强烈的希望独处的需求，我需要巨大的孤独的空间，当我得不到这些，就像过去的五年里一样，就会失望沮丧，有时候几乎是恐慌，或者发怒。”
克瑙斯高在《卫报》的访谈中承认，他四十岁时已经拥有一位美丽的妻子和三个可爱的孩子，并深深爱着他们。然而他并没有感到真正的快乐，因为他的愿望一直都是写出真正的文学作品——这是他内心最真实的渴望。类似的想法并不罕见，但恐怕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说出这令人不快的真相：家庭价值固然值得珍视，但它无法替代个人追求和自我实现。当二者发生冲突、取舍不可避免时，我们会如何选择？克瑙斯高在对孤独的渴求和对创造的焦虑之中开始了他的“奋斗”。那是在2007年，他每天日出前起床，以便在孩子们醒来之前写作，最终完成了3600页的六卷本小说《我的奋斗》。
“今天是2008年2月27日……作者我，卡尔·奥韦·克瑙斯高出生于1968年12月，在写作的此时此刻三十九岁。这是在马尔默的一所公寓里，我们已经在这里住了一年半。”他的文字就像挪威近年流行的“慢电视 ”，事无巨细地记录一切：2013年2月，挪威广播公司用12小时直播了一堆柴火从点燃到熄灭的全过程，期间还有讲解和配乐。另外一档更慢的节目则直播了一艘邮轮沿挪威海岸线的5天航程。人们没有道理对这类东西感兴趣，却像着了魔一般沉浸其中难以自拔。
卡尔·奥韦·克瑙斯高不滥情，不评判，只是叙述。可在这冷静锐利的叙述中，在满眼的琐碎和细节中，生活的原貌前所未有地清晰起来。这是对宏大叙事最彻底的拒绝。评论家把他比作普鲁斯特和波拉尼奥，但克瑙斯高就是克瑙斯高。他的小说有种近乎残酷的真实，而他本人的言辞也异乎寻常地坦率。他在斯德哥尔摩生活期间曾毫不留情地写道：“瑞典人的生活充满了秩序，他们鄙视那些反其道而行之的人。喔，我多讨厌这个糟糕的小国家。”他自己恰恰就是那个反其道而行之的人：他在文学道路上摒弃了一切桎梏，创作出一部无法纳入任何现有类别的小说。他在生活之潮中逆流而上，不加掩饰地呈现自己的本来面目。这种坦率为他引来了不少争议，挪威媒体甚至称他为“一个谁都不在乎的无情恶魔”。
在和《巴黎评论》詹姆斯·伍德的一场对谈中，克瑙斯高坦然地谈及男性气质和性别偏见，哪怕这是个极容易引来炮火的话题。当詹姆斯·伍德拒绝回应他犀利的反问时，他说：“但这就是关键。这些东西你是不会说的。我们被告知这是错的、那是错的、你不该这么想。但这个区别让我很感兴趣——你应做之事和你真正所做之事的区别。当然，那很容易被当做挑衅……”克瑙斯高一贯如此。在小说中也一样，他知道自己在表达什么，也知道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但他不会为此有所保留。“我袒露了自己的灵魂，”他如此描述《我的奋斗》的写作过程。这是最坦诚的自白，最令人着迷的故事——而且故事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