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内容，可能有些历史或政治背景】
抗战结束，去北京参加马歇尔军事调停国共。
这段时间，工作与中文无关，闲时，我把自己的小地方中国口音改成大城市的口音，与国共双方的官员有很多社交性和官方的联系。这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了解比 较中共和亲国民党两派的不同信仰，思维方式，甚至语言。我在消化个人的印象和信息时，越来越对共产党宣传所造成的对传统观点和品行的扭曲感到难以致信。
这种新的教义，甚至影响到语言。共产党说的中文，与国民党说的不一样。很清楚，他们在那时就意图改变中国的语言文字。
在北京，我经常毫无准备就被临时叫去翻译对话，演讲，敬酒，和最难翻的笑话。这类事与会议室翻译风格不同，需要意译，一般用间接引语比如，“将军说，”或“上校在这个快乐时刻希望敬祝。。。”
这种并非随意的意译，两次把我带进马歇尔停战谈判的核心圈子。一次，军调部的共产党委员叶剑英，相当成功地运用自己的个人魅力跟美国委员 Walter Robertson套近乎，他说他希望能就非常重要和敏感的事务面见Robertson，可是他自己的翻译病了，能否请艾克维尔少校担任翻译？叶的翻译是黄华，后来在板门店在跟迪恩（Dean）大使的谈判中出了风头，现在是北京政府的外交部的重要人物，他那时就已经不仅仅是一名翻译了，所以叶剑英很可能是不想有一个可能对他自己不利的证人在场。
叶剑英同时是想避开其他所有的翻译，不管是国民党方面还是美国方面的，因为他们都是中国人，因此在东方人的思维方式来看，依然是中国的民族文化集体的一 员，也就与正在撕裂这个民族的内战总是有着无法避免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我被选中来翻译，因为涉及太敏感的话题而不能使用官方翻译。
另一次，在类似的情况下，我是三人调停小组的语言调停人。美方委员是Walter Robertson，国民党委员是郑介民，共产党委员叶剑英。争论到后来，郑介民和叶剑英不自觉地说起了他们的方言，是一种非常地方性的广东话，不久两人 就互相大吵起来，大部分内容我也不懂，所以只能请他们用官话重复，这样Robertson先生才能了解两人分歧的程度。
北京的经历，是以很特殊的方式，对我与中国共产党翻译和谈判进行准备的最后一课。
所有北京的经历中，在第25军调小组的工作从某种特殊的意义上，完善了我与中国共产党进行翻译和谈判的准备过程。
1946年夏，一队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天津到北京之间的路上执行日常供给任务时，遭到袭击，有伤亡。军调委员会责成第25小组对此调查，我也参加，主要任务 是澄清双方所说的话。我的对手，是中共在第25小组的代表黄逸峰，现在他已经是一名高官了，但就在那时，他就显示出了共产党员的了不起之处：他可以就一个 潜台词而争斗几个小时；他可以不顾证据或事实而改变立场；他还可以使用扭曲的逻辑来把任何争论转成支持共产党的论点。他比他的国民党对手在技巧和办法上优 秀得太多，以致于我那时一边在打口水仗，一边总是摆脱不了共产党最后要胜利的念头。
他能说英语，总是威胁地瞪着证人和翻译，对我的澄清或补充也总是猛烈攻击。在我们走访的一个又一个地方，我和他一次又一次地就证词和已经确认的事实发起语 义上的战争，我俩之间的敌意也在不断升级。在事发地点附近的共产党指挥部里进行的一次关键的调查中，在交叉盘问当地的农民证人时，我一次次地占上风，我们 之间的敌意发展到白热化的地步，国民党代表看不下去了，对马丁上校说：“告诉艾克维尔少校，明天别再说话了。明天是最后一天，共产党的谎言已经充分暴露 了，没必要再多说了。我害怕有人会扔颗手榴弹，我们毕竟是在他们的指挥部里，那样的话，再后悔也不能让艾克维尔起死回生了。”
更有意思的是，那天我们还使用了另一个语言技巧。黄逸峰懂英语，所以他的优势在于他能听出我跟马丁上校之间讨论的大意。一次，被他毫不害臊地偷听时脸上那 种掩饰不住的得意所激怒，同时注意到上校面部某种黝黑的高卢特征，我突然用法语问道：“上校，你说法语吗？”，他也用法语答道：“是啊，当然了，我是路易斯安娜州的法裔。”从那时以后，我们就毫无顾忌地说任何想说的话，而黄逸峰因为听不懂而气得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最后他一拳砸在桌子上：“25小组很特别。特殊的人，美国人讲中文，讲法语，什么都说，就是不说英语。为什么不说英语？”
我总算报了一箭之仇。回到北京，在执行总部，还有另一个奖励在等着我。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最高级别的委员向马歇尔要求立即将我调回美国，因为我继续留在中国， 会损害整个马歇尔使命。马歇尔将军自然是拒绝了这个要求。我颇有些踌躇满志地一直待到马歇尔使命的结束，然后另一个任务把我派到了遥远的中国西北。
1953年10月，我成了迪恩大使的翻译。
我在北京认识的黄华，那时是叶剑英的翻译，而且那次那么巧地生病了。而这次，他在谈判桌上成了中朝代表团的大使。当他看到我时，他张大了眼睛，算是跟我打了一个带点调侃的招呼。但是此时我已经不是我自己了，我是一名翻译，不允许以个人身份来回应这种相识的人。
他的助手普寿昌在哈佛读的博士，现在以翻译的身份跟随周恩来在西方和中立国家间穿梭访问。 他们两人都理解用中英文说的话，
预备会议没能完成任何预备工作，反而陷入无尽的互相指责，最后导致迪恩大使著名的退场以抗议中国方面指责他无信义。那次会上，气氛越来越紧张，句子越来越 短促，话语也越来越露骨。这种无情的争论持续了四小时，一般一名翻译两小时后就不行了，甚至他很熟悉的词句也想不起来了。但是那天，语言已经进入短兵相接 的阶段，一个句子紧接着下一个句子，平时说话里的铺垫，婉转也都被抛弃了。在这种刺激下，我也超常发挥，大脑和口舌比任何时候都敏捷，一句句近乎完美的简 洁翻译脱口而出。
迪恩大使简短的“what rubbish--what garbage”翻译成中文有一种微妙的正义感，使得谈判桌对面的那些人的脸上发烧，而当他们听 到英语原文时，虽然他们都懂英文，却没有这种感觉。然后我跟着迪恩大使退场，黄华大使的在外面背后叫道：“回来！”
关于这次退场有大量的争议，某种说法是，即使这不算是违反指示，也是一个战术上的错误，因为当时一种很流行的担忧是，如果谈判中断，就会重新开始对抗。虽然翻译不应该有自己的见解，至少不能表达他自己的见解，但是本翻译这次要站出来说，这次退场标志着中美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从那以后，中国方面再也不觉得我方好摆布了。我从他们的语言和态度中感到，我们从此在心理上有了一个此前从未有过的优势。那天之后的每一次会议（我参加了所有的会议）上，他们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立场也不是那么自信了。
在板门店停战谈判时，战争还在进行，词语都是射向谈判桌对面的子弹。为了打赢这种战斗，只有最不妥协的字眼才有力量。一旦到了军事停战委员会的讨论中，调 子就变了，因为一些事情需要双方的配合，而合作就排除了战争，语言不再是子弹了。预备政治会议上，一切都是务虚，礼貌的措辞和恶毒的攻击却奇怪地混合在一 起，因为各方在履行外交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战争。在日内瓦，虽然冲突很激烈，但是毕竟是正规的外交活动，字词用语不再锋芒毕露，语言内在的微言大义和隐喻占 了主导地位。
在板门店，按官方规定，三种语言：英语，中文和韩语是平等的。实际上，所有韩国谈判者都说中文，而韩语虽然与中文不属同一语言家族和结构，但是历来受中文 侵淫甚深，在正式的韩语讲话中，大量的常用语都可以被懂中文的人听出来。中文和英语也是平等的，实际上，即使不是全部中方谈判者，也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对 英文有极好的理解，而没有一个美方谈判者懂任何中文。
这个所谓的平等性有时会走到令人可笑的极端地步。当中英文翻译一起准备协议或联合声明的文本时，美国的中文翻译说英文，而中国的英文翻译说中文，所以即使文本编辑也是在两个不同的语言平台上进行，
中方一名参谋官和谈判者，普山（Pu Shan，哈佛博士，前某中西部学院的教授,即普寿昌乎？20181230補：是浦壽昌弟弟），说的英语好过他的翻译，可能比与他谈判的某些美国官员还要好。但是按规则，他只能说中文，这让他很难受，却让我们很好笑。他的中文说得很有感染力且经验老到：他的停顿，遣词造句既引经据典又才华横溢。但是这些坐在对面的美国官员都感受不到，因此他形成了一个习惯，每当他提出一个观点的时候，就看着我，因为他知道，至少我能感受他那种干脆利落，恰到好处的格言警句的力量。他在结束他的评论时会带出那么一丝自我欣赏，然后向后一靠，等待英文翻译。但是他的翻译把他典雅的修辞扔进翻译的绞肉机，出来的却是被宰割和扭曲的词句，普山脸上的自满就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不耐烦甚至痛苦。他会坐立不安，直到他再也受不了了，他此时早已不再看我了，而是叫住他的翻译，狠狠地底声说：“不对，不是那个，读这个！”他自己把英文写出来让翻译去读。但是表面上还是维持着三种语言是平等的这种假象。
中国谈判代表黄华本人就曾经为北京马歇尔军事调停的中国共产党军事委员作过英文翻译，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的西方记者们发现，黄华作为新闻发言人，英文 说的很流利准确。但是在与迪恩大使的六个星期的谈判中，他从未说过一句英文：问好，争论或客套话中，当他的翻译犯了翻译常犯的难堪的错误时，他也没有纠正过他。但是他的英文知识是他的一个优势，他能在迪恩大使说话时就理解他的所有意思，而不需要等着翻译，省下时间来思考他的回答和反驳。
我知道，他在听我翻译时带有一种很有意思的感觉和一点恶意的好奇，想看看我怎么把他已经充分理解的英文翻译成他的母语。有时我觉得我能从他的目光中感到他对我选用的词句虽不服气却不得不首肯，但是大多数时候他就是觉得有意思。然后，某天，我却碰上他在干应该是我干的活。那天会议一开始，迪恩大使开场白说了 三小段，前两段不很困难，但是翻译第三段让我出了一身的汗，那些语句就是不好组织，我很泄气地感到我的翻译最好也是很粗糙的，说坏点就是搞砸了。
三个小时和千万个词语之后，黄华突然反驳道：“今天早晨迪恩先生说”，然后他用中文引用迪恩大使的开场白，前两段听起来有点熟悉，但是黄华说得不像他通常说话那样流利，而是带有犹豫，停顿，突然我反应过来了，他是在把他面前的迪恩大使讲话的英文稿翻译成中文，他作的是我三小时前作的一模一样的事。
当然，他翻译得很好。我不得不承认，他的中文的遣词造句比我的更通顺，也更地道。中文毕竟是他的母语和官方语言啊。另外，他的优势在于，他是翻译一个修改版，能够使用翻译在听到词句说过了以后才想到，却没有机会再使用的更准确的完美的选择。但是，他在翻译那个第三段也出了问题。
【下面谈到口译的风格】
莫洛托夫和赫鲁晓夫的翻译，特罗亚洛夫斯基是hi-fi翻译的典范。他的美国英语流利精确，他父亲在华盛顿当大使时，他在马里兰州上学。他本人总是面带微 笑，看上去很可爱的人，当他翻译时，他却成为一个变色龙，随着译主的现场发挥而变换角色。在一次万国宫的晚宴上，他的译主和蔼可亲，故意带着几分嘲讽性的 哥儿们派头，特罗亚洛夫斯基那张可爱的脸也带着微笑，此时的他不仅彬彬有礼，而且还有一种大男孩般的魅力。
但是谈判桌上则是另一副面孔。1954年夏天印度支那会议上的一次会谈中，柬埔寨代表突然指责越南的共产党游击队袭击了一辆载有平民的柬埔寨巴士，打死了不少人，包括妇女儿童，打伤更多人。他引用的消息来源是一份电报，柬埔寨代表团团长宣读了这份电报。
这时莫洛托夫发言，他用缓慢的拖腔，含混的音调，以及卷起的嘴角进行指责和侮辱，对所有发过言的人都不相信，包括柬埔寨代表团团长，法国的比多，南越的 庭。比多像被鞭子抽了一样脸上一阵白，一阵红；柬埔寨人象有心灵感应般挥舞着一张纸，桌边的所有代表都在座位里扭来扭去，很不自在，但大家却一个字也没听 懂他说的话。莫洛托夫停下来，向翻译示意，轮到特罗亚洛夫斯基了，一个接一个的侮辱，那种声调，那份蔑视，那种装出来的不敢置信，属于莫洛托夫，但是语言 是英语：“我们听了很多，据说有那么一份电报，但却没人看到过，没人知道是不是真的存在，也不知是谁发的，发给谁。。。。”，等等，等等，夹杂着很多含糊 不清的发音和险恶的影射。
比多向主席示意要求发言，柬埔寨代表急忙把电报递给伊顿，就在莫洛托夫含糊的声音借着特罗亚洛夫斯基的英语不停地说着的时候，大会议桌边的声音越来越响。 最后一句：“本次大会有更重要的事项需要处理，而不是在想象出来的什么电报上浪费时间。”挂在特罗亚洛夫斯基年轻的嘴唇上的是莫洛托夫那种嘲弄的讥讽，这 是hi-fi翻译的最佳典范，却是为丑恶的目的服务的。
与自己的译主尽最大可能的融为一体，是口译师达到此类保真度的秘密。口译的一条基本规则是口译师决不能让自己的想法，感情，偏见或信念影响他在完成任务时的表现。
在朝鲜的军事停战委员会开始工作之后不久，中国人带来的翻译中有一位是中国的女兵，很羞涩的姑娘，她说英语带有一种独特的单纯柔和的口音，有时还忍不住露 出一丝微笑。联合国军的某位谈判者可能是发现总算有一个人可以真正理解他说出的理由和逻辑，之前都算是说给聋哑人听了。他总是直接对着她发表他又长且充满了信赖的诉求，请她“给徐上校解释我的意思。”，而他的对手，徐上校坐在对面，又好笑又好气地看着。实际上，真正可笑之处是，密西根州立大学的博士毕业的 徐上校，比这个声音柔和的小翻译更懂英语，甚至可能比她说得还要好。
在1955年夏天约翰逊大使和王炳南大使的一次非正式会议上，后者发表了一个很长的述求，充满了潜台词和隐含的承诺，而不是公开的保证，然后，在翻译的时 候，他坐下来专注地看着我，他明显感到，他的翻译僵硬又浮华的表达，没有翻出原话那种非正式但又带有暗示的意味，也就失去了那种请求的本意。从我脸上的表情，他可能也发现我理解了他没说但暗含的意思，于是他直接对着我，以一个中国人对另一个中国人的方式说道：“艾克维尔上校，你知道我想说什么，是不是？”
此时，你很容易开口回答，至少点个头，但因此你也就变成了一名谈判者。而正确的作法，是表现出不偏不倚，也对与你的译主没有关系的任何事情不作表态。我没有说话，也没有点头；但我不肯定我的脸上是否浮现一丝暗笑。
他嘲讽我们害怕真相和事实。任何反驳的他话都是没有意义的，我方沉默不语。然后他突然扔出一颗手榴弹。“这里的艾克维尔上校作了很多少数民族和他们的文化的研究，他应该到中国来完成他的研究，然后著书出版。我们欢迎他，我们欢迎所有文化交流的科学家。”我的耳根子都红了，但是保持直视面前桌上的笔记本。然后王大使把目光从约翰逊大使转向我，再一次挑逗道：“艾克维尔上校，欢迎你。”
他打破了所有规则，把一个机械的回声，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我成了中国文化包容的成列品，因为我对西藏语言文化的了解而被拖进来，成了一个不情愿的同谋，王大使洋洋得意地笑了。
来自实践经验的翻译规则，翻译者永远不要增加任何他自己的东西，哪怕是为了澄清译主所说的；反之，翻译者也永远不要减少，既不能减少也不要省略。增减的诱 惑，仅仅一个短语或一个词，可能会很强烈。翻译有时有一种感觉，似乎他自己是唯一真正用心听的人，双方的对话就像是在聋子之间进行一样。只要一个精确的词，就能清除所有的误解，他甚至会相信加这个词是翻译的最高境界。他内心深处知道自己译主想要表达的意思，仅仅是需要澄清而已，但是澄清，事实上可能恰恰 是要避免的。
我记得在板门店，一次参谋会议我自始至终都不满意，在我看来，我要翻译的内容，每一句每一个短语都是那么顽固不驯，是我听过的最奇怪的一堆自相矛盾的语言。我觉得我知道想要说的是什么意思，一而再，再而三地，我忍不住地想加上个把解释性的词语，这样所有意思就清楚了。但是，我顶住了诱惑，坚持忠于译主的用词，到了最后，我两手全是汗。
对方要求再翻译一遍，这意味着问题出在我身上，我必须得承受耻辱，同时也感到某种无助的愤怨，因为这不全是我的错，但是不管谁的错，挂在耻辱柱上的都是我。然后他们要求再说一遍，但这次并不比上一次更清晰，翻译过程中我又冒汗了，桌子对面的人还是迷茫地摇头。接下来是长长的问题和回答阶段，直到所有人都累坏了，最后，在双方共同的困惑中，谈判休会。在回汶山里基地的路上，我的译主说：“艾克维尔，干得好！”
“但是，长官，他们没听懂！没人听得懂，休会时还是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还是感到没完成任务，虽然暗地里仍然觉得不全是我的错。“这就对了。如果他们懂了，我就知道是你翻错了。本来就没打算让他们明白，我是故意把水搅浑。干得好。”
诱惑更大的是把原话中没有意义的东西压缩掉，精简词句，尤其是使用中文的时候，因为汉语的最大特点就是可以构建无比精简的隽语警句。我见过的最伟大的压缩大师是安德罗那科夫，1955年日内瓦的亚洲和印度支那会议时，他是法国代表团的一员，担任法英俄三语双向翻译，他的速度和才华没人能及得上。
压缩技巧能让人上瘾，但是我从来不敢在很严肃的讨论中用压缩翻译法。只有一次在板门店，我无拘无束地翻了一把。那次是对媒体开放的会谈，所以戏剧性比严肃 性要多一点。那次会谈向联合秘书处介绍中立国监督委员会，我的译主是位话多的主，在这次会上逮着了机会，在讲话里塞进成倍的废话。因为这不是什么实质性的内容，所以我就大开杀戒压缩那些没用的话，把50个音节压缩到20，甚至10，乃至有一次压到四个字的成语。我的译主有点被吓到了，他可能之前从来没有察 觉到，怎么那么快又轮到他说话了，但他对此无法控制。我俩管风琴赋格与鼓点的双簧就这么演下去，直到新闻界人士禁不住笑出了声。
【下面是日内瓦会议的一次事件】
1954年夏，在内瓦举行了亚洲大会，最后一次会议上。大会使用五种语言：英语，法语，俄语，汉语，韩语。那天的主要语言是法语，也即，会议厅里，翻译们 将讲话翻译成法语，然后在翻译室里的翻译再对此法语版讲话进行同声翻译成为英语，俄语，汉语和韩语。当然，如果发言的人说的就是法语，则直接进行同声翻 译。
我知道，翻译室里的中文翻译不会法语，所以必须得听着英文来进行汉语翻译。这使汉语的同声翻译总是比其它人慢了一个语句。另一件事是，中国代表周恩来带着自己的翻译，坐在他旁边，这名翻译将周恩来说的话，翻译成英语，然后对此英文，其他人进行同声翻译。
一个严重问题就从这个复杂的语言环境中产生了，比利时总理亨利斯巴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之间的语言交流是从法语到英语再到中文，然后从中文到英语 再到法语。我正好这三种语言都懂，因此我能够一个耳朵听会场上的代表发言，一个耳朵听耳机里的翻译。斯巴克带着西方世界一位领袖的权威并以法制抗衡人制的 发言人，表达联合国的态度，他没有读讲稿，而是自由发言。他的个性和理想在他的雄辩中得到充分和令人信服的展现。联合国提案的全面性和真诚使得再考虑任何 其它提案都是多余的。最后他说：“Cette declaration est contenue dans notre texte.”英语同声翻译成 “This statement is contained in the text of the armistice agreement.”（这个 声明包含在停战协议的文本中）。后来发现，英语翻译把“dans notre texte”（在我们的文本中） 听成 “dans l’autre texte” （在另一个文本中），他觉得l’autre模糊，要解释一下，于是加进了他自己的澄清，插入“停战协议”。我 播动耳机旋钮去听中文翻译：“此声明包含在停战协议文本中。”
在周恩来听来，斯巴克是说中国的提案是包含在停战协议之中，而实际上与之毫无关系。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是什么时候周恩来听到这句话的，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出事了，但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事情的来由。但是没人出来掌控局面，所以雪球继续滚动。
斯巴克和周恩来，以三语交汇允许的最快速度，此时已经深深地陷入他们俩人之间的激烈指责，否认和解释。但是同时也很奇怪地，一种个人友情在两人间发展，其 中夹杂着相互之间的迷惑和同样急切地努力想把问题一劳永逸地解释清楚。他好像被蜜蜂蛰了一样地惊了一下，然后示意主席安东尼伊顿，要求发言。这是周恩来的 第一次国际大会，他不负众望，取得骄人成绩，风头甚至压过了他的战友，莫洛托夫同志。直到那一刻，他一直掌握着主动权，并寻找对手的破绽。此时他以为他发现了破绽，他抓住了伟大的西方代言人的一个笨拙的错误。他发言的时候，带着正义感和受害者的愤怒，声音高亢，充满了愤慨。
“主席先生，代表们，在这个我第一次参加的，伟大的国际会议上，我对会议如此缺乏理解而感到震惊，我认为我被严重误解了。比利时外交部长，斯巴克先生刚才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提案包括在停战协议中，这个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斯巴克望着周恩来，脸上的表情是一种略感兴趣的漠然，夹杂着明显的不明白为什么周恩来这么激动。也许他还在想，尖利的汉语的音节对他刚用优雅的法语所展现的内涵的美的一种奇怪的对答，当然更想知道这些不熟悉的音节说了什么，他调节了一下他的耳机。当汉语通过英语转换成他能理解的法语的时候，这次轮到他感到愤怒和震惊，口手并用地请求发言。主席安东尼爵士看上去被搞懵了，整个会议厅代表们开始骚动，人人坐直了身体，观望着东西方的交战。
斯巴克厚厚的镜片后面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带着一种被伤害的表情，站起来向主席说话，并向周恩来警告性地摇动这手指：“主席先生，我请求周恩来先生注意听我要说的话，因为他误解了我前面的话，我没有说过他的提案包括在停战的条件里，我从来没说过！”
错误象滚雪球一样越来越不可收拾了，联合国翻译又开始重复他的错误，然后急忙纠正他自己，这说明他已经知道自己犯下的错误了。
周恩来抓住这个机会，呼吁道：“如果16个联合国成员国发表的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发表的最后提案虽然有某些分歧，但都怀着同样的愿望，为什么此次日内瓦会议上的19个国家不能在一个联合协议中共同表达这个愿望，而仅由16国发表单边宣言呢？”
脱稿发言速度很快，在一片混乱中，周恩来的翻译在翻译时漏了关键词语：“虽然有某些分歧”，斯巴克听到的法语是一个无限制语的请求，在共同的最终解决争端 的愿望下达成协议，这听上去甚至象是中方接受了他为之辩论了半天的观点，他甚至觉得，周恩来到底被他说服，终于表现出理性了。在激烈的争论中，他已经不能 冷静地思考，只是急切地想表现他也是有理性的，他脱口而出：“En ce que me concern et pour eviter tout doute, je suis pret a affirmer-affirmation ou vote-que j’accepte la proposition de delegue de la republique chinoise”（用网上的翻译工具，这段的大意是：“为了避免任何疑问，我可以接受中华共和国代表的提议。”）
法语“la republique chinoise”并不是官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但是周恩来没有就此纠缠，而是接受斯巴克的声明，认为这是联合国成员国代表团们的一个新协议，他要求再考虑一下。
大厅里炸了锅，西方世界的发言人斯巴克似乎突然背离了最后会议之前好不容易达成的共识和团结，走进敌方阵营里去了。澳大利亚总理凯西，菲律宾副总统加西亚 以及其他代表团的领导人们都要求发言，美国代表团团长，史密斯将军则是两件事一起作，一是要求发言，一是不让南韩代表团离场，因为韩国人觉得自己被背叛 了，开始要退场。安东尼伊顿爵士在一片混乱中明显不知道斯巴克是放弃了自己的立场还是从中国人那获得了让步，他也不知道到底该把发言权给谁。接下来的45 分钟，联合国代表团们怀着困惑甚至愤怒，在误解中的发言又加深了相互的误解，而共产党代表们则充分利用这场混乱带来的机会，斯巴克同样被同伴们的遣责和对 手的赞扬而感到困惑和受伤害，因为他觉得基于他所听到的，他应该表现出理性。最后，联合国成员国们总算达成共识，回到了最初的决议，共产党代表团则在这最 后一分钟占了上风，并在共产党国家的新闻报道中全力宣传，而自由世界的新闻界则对此不是很起劲，因为他们认为共产党发表的内容基本都是虚假的。
这场大混乱的原因，是两条翻译规则被打破了。一名翻译为了澄清主谈的讲话，增加了一个短语，另一个翻译，在快速的临场翻译的压力下，不自觉地略去一个短语。
补：下面是另外一本书里的内容：
《Peking’s Approach to Negotiation》--北京的谈判方式，1969年由美国政府印刷所印行，供政府运作委员会参考。里面选择了一些参与过与共产党谈判的人员的回忆分析文章，包括艾克维尔（选了Faithful Echo一书的第六章），下面选自参与谈判的迪恩在纽约时报杂志1966年10月30日的文章
联合国军的军营在板门店附近的汶山里。哈里逊中将（Lieut. Gen.）把他的汉语翻译艾克维尔上校和韩语翻译堪朋中尉配备给我们。哈里逊将军还给我一个密封的信封--锦囊妙计-，他告诉我等我回到我自己的帐篷里在打开。信封上写着：“如何与共产党谈判。”里面是一张纸，上面简单地写着：“不谈”。板门店离汉城约35英里，它的意思是：“木头作门的旅店。”共产党方面的哨兵故意挑衅，把他们的刺刀尽量往前伸，但是又不切到从他们之间走过的美国人身上。
进行谈判的屋子是共产党盖的，里面放着一张蒙着绿绒布的桌子，这张桌子正正地横跨38线，桌子中间是一条褶子。联合国方面不得越过中朝那边去，反过来也一样。连对方两个吸烟者的烟灰缸，也不得越过那条褶子。除了周日，每天的谈判于上午11点开始，规定是于下午2点结束，但是实际上，它们会持续4，5，或6个小时，没有食物，咖啡，茶或其它吃的东西。一旦坐下，谈判者不得离开桌子，除非投票决定暂停。谁都不得以个人身份向对方的任何人说话，会议的开始和结束，也不得交换问候语。中国人目视前方，面无表情，好像我们不存在。我们也不得邀请他们或北朝鲜人到联合国这一边来喝点饮料，吃个饭，或者说个话。没有比这更糟糕的和平谈判地点了。
每次我去会见地马亚将军（Thimayya，印度人）或瑞士或瑞典的中立国监督委员会（被任命来监督停火）的领导，一大批报纸，电视和电台记者就会聚在外面想立即知道他们讨论的内容。其中有一名澳大利亚记者是同情共产党的，维尔福德.伯谢特，他会向共产党方面传递信息。
那张桌子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北朝鲜的国旗与美国国旗，沿着那条绿绒台布上的绉纹并排放着，这暗示着承认共产党国家以及与联合国同等地位。在我坚持下，旗子被移走了，然后我才进屋。
中国人一般公开地忽略北朝鲜人，而北朝鲜人总是说：“我同意”（me too）。
日程表之争对共产党谈判者来说至关重要，因为他们相信可以用待讨论事项的顺序来羞辱对手并赢得会议的第一场胜利。共产党尽力想引导世界舆论指责美国方面阻挠板门店会议的日程。不熟悉与共产党谈判的人们总是问：“首先谈哪一个议题有什么区别呢？”区别是，一旦你同意了共产党的日程顺序，你不在第一个问题上向他们屈服就不能讨论第二个问题。联合国方面提交一个关于会谈的构成，日期和地点的日程表，共产党方面拒绝了。经过几天的遣责，共产党提交一个修改过的日程表，事实上，两个日程表几乎完全一样。很快，双方就达成一致。至此，会谈花了4个星期，每天5到6小时，只是在3个简单事项上达成共识：政治会议的日期，地点和构成。
地马亚将军的军事和非军事顾问们当然可以与共产党方面一起吃饭。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实际上到北京去与周恩来会见。一天晚餐时，地马亚将军告诉我，共产党告诉他的手下，他们根本就不想达成协议。一旦一个共识达成，他们就会改变立场，这样朝鲜不能拥有永久和平的责任将落在美国身上。华盛顿方面收到这个报告后，非常担心。
一件有意思的事是，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就苏联在朝鲜的政治会议上的角色进行了很多天的激烈争论，联合国方面不能接受苏联被定义为“中立”方（西方一般认为朝鲜战争就是苏联在背后策划的），而中国则断然拒绝让苏联成为共产党方面的一个具有全部投票权的成员，中国共产党显得并不希望苏联在政治会议上作为一名“参与者”。开始，我们以为这是想掩盖苏联在朝鲜战争中的角色，随后，我们才发现，这显示了北京想与苏联保持距离。我们决定利用试探一下这种可能性，我方提出很多“中立”的学术性，乃至讽刺性的定义，来嘲讽苏联搬演的角色，让中国难堪。
黄华和他的受过哈佛教育的翻译普寿昌都理解我们说的英语，因此比我在语言上要占便宜，幸好艾克维尔上校坐在我的肘后，给我提供即时翻译。黄华总是称我为资本主义骗子，强奸犯，小偷，专抢寡妇的强盗，从死人身上偷钱的，杂种，等等，等等。如果他只用一种恶名称呼我，我可能会暴跳如雷，但是当你被一连串的坏名字称呼的时候，你会感到好笑而不是生气。
一天，在指责李承晚总统，艾森豪维尔总统，杜勒斯国务卿和我是杀人犯，等等之后，黄用中文说我手上沾满鲜血，是躺在阴沟里的羊粪中的杀人犯。。。黄华的翻译普寿昌，变得很不自在，不愿意翻译这些骂人话。黄华的脸色发紫，脖子胀粗，他命令普寿昌翻译。
在谈判进行了约6个星期后，终于谈不下去了。1953年12月8日，我提交了一份全面协议草案，尽量满足中方的很多要求，但是共产党方面立即将其否决，几天里，他们一直攻击这份提案。12月11日，12日，黄华攻击美国政府的诚信度，指责其阴谋违反有关战俘的协议，称其背叛，罪恶行为等等。好几次，我提议暂停，来清醒一下头脑，停止这种攻击，但是黄华拒绝在下午一点按正常时间休会，坚持会议应该继续。他的恶意攻击更加猛烈，其他中国人互相交换着难堪的眼色。到了最后，黄华一次次称美国背信弃义，不可信赖。我冷静地警告黄华，如果不立即撤回背信弃义的指责，他这种作法无异于使会谈无限期地中止。我然后又退了一步，提议，如果苏联作为正式代表参加的话，南朝鲜愿意参加政治会议，并遵守会议的决定。这个声明被嘲笑了一番后就被置之不理了。
华盛顿已经严重怀疑这些会谈继续下去的必要性，并要我回美国进行咨询。华盛顿方面还建议，如果有适当的机会，我可以暂时休会或中断会议。当黄华的攻击更加猛烈的时候，我收拾好桌上的文件，走出会议室，单方让会谈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