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逝世后，“蒋家王朝”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当家族后辈们正恪守蒋经国的遗训：“蒋家后代不从政”，却有一位选择在国民党面临空前危机的时候，跨入政坛。
今年1月16日，台湾大选结果出炉，国民党毫无意外地大败，仅获得35席“立委”席次，“立法院”实现首度政党轮替。但遍野哀鸿中也有一抹清新的亮色——“蒋家第四代”蒋万安突出重围，当选台北市第三选区“立委”。
2月1日，他正式进入“立法院”就职。
选前，蒋万安几乎每次在面对媒体的时候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家族背景给你带来更多光环还是压力？对此他反复解释到：除了身体里流着蒋家的血液，我的成长与生活和普通人无异。
他努力塑造自己的新形象——年轻有为的职业律师，以政治素人的身份进入政坛。
但蒋氏血液带来的光环和桎梏，始终是绕不开的话题。
一、王子复仇记？
2015年3月，蒋万安的名字密集出现在台湾媒体上，很多台湾人才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
38岁的他参选2016年立委选举的决定被媒体解读为“代父出征”、“替父报仇”。
2011年，国民党前副主席蒋孝严参加“立委”党内初选。以0.578％的民调差距，输给当时的对手、前任国民党籍“立委”罗淑蕾。
4年后，蒋孝严之子蒋万安宣布参选，选择了父亲四年前饮恨的同一选区，被媒体形容为“王子复仇记”。
2015年5月，“复仇”成功，蒋万安在第二轮初选中胜出，击败了任职8年的罗淑蕾。
但这只是开始。
“选举没有什么特别的捷径，就是勤跑基层。”从宣布参选到大选结束的近10个月里，每天的行程几乎都是满档：
早晨5点来到公园，和晨练的老人们聊天。早高峰时，来到捷运站门口或者行人车多的路边，与人握手问好，陈述自己的政见。上午、下午去人多的市场、社区等地方，发放纪念品，与民众打招呼。晚上等垃圾车进入小区，他又趁着居民出来倒垃圾的空档上前拜访。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大选前。越是临近选举，拜票活动越紧凑，行程越紧张，“一天当三天用”。
拜票时，蒋万安保持微笑，主动与民众握手，不时鞠躬。谦卑的态度和帅气的面孔为他加分不少。
从最初有人以为“蒋万安”是女性，到有选民主动对他说：“这是我第四次见到你了”，蒋万安甚至有了自己的粉丝团，所到之处，女粉丝前呼后拥，尖叫合影。
整个过程中，他一直有意淡化家族背景，主打政治素人身份。除了跑基层这种“新人”打法，竞选“装备”也与新人无异。
位于台北中山区农安街一条小巷里的普通民居，门口挂着白底蓝字的“蒋万安竞选总部”招牌。面积不大的办公室内，简单放置几围白色桌椅，以接待来访的客人和媒体。
当绿营的候选人纷纷仰仗蔡英文等大人物站台时，蒋万安选择依靠自己的新人团队。他们大多是蒋万安曾经的同学，从小学、国中，甚至到国外念书的同学都来帮忙，涵盖律师、保险业、工程师、老师等各种职业，平均年龄30岁。
在他看来，素人团队尽管没有丰富的竞选经验，但不同行业带来了新颖的思维，跳出了过去传统的选举框架。
蒋万安不愿把家族背景作为参政的筹码。 “在民主的时代，蒋家人参与选举从来就不是胜选的保证。但今天蒋家的后代和其他人一样参与选举，才是台湾真正民主的象征。”在宣布参选的记者会上，蒋万安曾表示。
而他的父亲，也很少与他一同出现在公众面前。有台湾媒体人因此打趣他藏起了自己的父母。蒋万安则以“父母在家帮他照顾儿子，享受难得的天伦之乐”，巧妙化解媒体的刁难。
直到参选前一天，蒋万安才告诉父亲自己决定从政。“他开始有点惊讶，我想他大概没想到我会选择走这条路。他后来跟我说，这条路很辛苦，但尊重我的决定。”
2008年，蒋孝严竞选“立委”时，蒋万安曾随父亲扫街拉票，当时蒋孝严对媒体点评儿子：“具备非常完整的从政条件。”但蒋万安当即回应：“这是爸爸的看法，这不代表我的立场。”
参选的初期，蒋万安多次对媒体阐述自己对身份的看法，直到大学前，他的生长环境与普通人无异，过去从未因蒋家身份得到任何好处。
“相对来说，蒋家第四代是后来才贴上的标签，在外界看来是光环、头衔，但对我来说，有时候反而是压力、阻力。”
被问得多了，他也有了回应这个问题的惯用语：“我始终相信，属于我的标签我自己要撕也撕不掉，不是我的标签人家怎么贴都贴不上。”
二、“蒋家对我来说只是姓氏”
“蒋家第四代”这一标签从蒋友柏开始，出现在媒体报道中。而“第四代”却在努力摆脱这一称谓，寻找各自的人生定位。
蒋友柏曾试图找到一条不再依附政治、依赖贵族身份而适合自己的生存之道。他成立橙果设计公司，希望大家找到他不再因为姓蒋，而是因为他真的有本事。他曾对媒体说，自己要成为“蒋家第一代”。
蒋万安则在媒体面前尽量切割自己与蒋家的联系。宣布参选开始，蒋万安就被套上权贵子弟的封号，他对这个说法很不服气，“蒋家对我来说只是姓氏”。
在出现在媒体上之前，蒋万安一直安静地扮演“蒋孝严”之子的角色。蒋经国在赣州时，与秘书章亚若互生爱慕，诞下两名私生子，孝严和孝慈，随母姓。2005年，蒋孝严一脉正式认祖归宗改回蒋姓，“蒋家第四代”的头衔也落到了蒋万安的身上。
蒋万安的父母一直瞒着他自己的身份，直到蒋万安念初中时，朋友不小心向他透露他其实应该姓蒋，年纪还小的他不敢问父母，只好自己到图书馆去找资料。
看到周玉蔻写的《蒋经国与章亚若》一书才发现，书中写的是自己的父亲与叔叔的故事，才更加确定自己的血缘来自于蒋家。
直到蒋万安念高中，父亲才告诉他身世由来。
与蒋万安交情超过15年的老友评价，蒋万安身上最令他佩服的，是能够在家族历史与自我意识间找到平衡点。
从台湾政治大学毕业后，他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得宾州大学法学硕士和法律博士学位。毕业之后，他在硅谷最大的律师事务所ＷＳＧＲ（Wilson Sonsini Goodrich & Rosat）担任律师。2009年，蒋万安与朋友成立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然而，2013年，他做出了一个让许多朋友跌破眼镜的决定——决定举家迁回台湾。
“我希望我孩子的母语是中文，”这是蒋万安的回答，他和太太希望儿子在台湾接受教育。另一个原因，他评估事务所的亚洲客户量大，且潜力大，与伙伴商量后，回台湾设立台北办公室。
回到台北后，蒋万安关注到台湾创新企业的困境。回国半年内，他协助台两家本土创业公司获得了200万美元以上的A轮融资。他利用在硅谷工作的经验，代表创业者与投资人谈判。
一位创业家在获得蒋万安的协助后，对律师这个行业有了改观，他本以为律师只是做文件、写条文，但目睹蒋万安的工作之后，他才发觉企业投资并购的谈判交锋，激烈程度不亚于法庭攻防，“好的律师会让对方觉得你是国际级的公司，差的律师只会让你被吃得死死的。”
用专业赢得事业成功，这曾是蒋万安的自身定位。不过，这个定位在之后的两年里逐渐发生了变化。
三、国民党败局下的年轻亮色
律师执业期间，蒋万安多次参与政府的创新产业会议，他频繁对台湾创新企业法规提出建言，却成效不彰。“对我来讲，与其在体制外，以律师的身份参与，大声疾呼，还不如跳到体制内，实际透过修法解决问题。”
他先后目睹太阳花学运的发生和2014年九合一选举中国民党的惨败。感慨年轻世代崛起了，公民参与增加了，但支持国民党的人少了，关心国民党的年轻人更少了。
过去，国民党立委当中，鲜少有30多岁的面孔，台北市的国民党籍立法委员里，甚至没有60岁以下的。“当别的政党或新势力不断有新血冒出，提供创新的公共论述时，国民党的年轻人在哪里？”
根据台湾选举委员会的统计，2016年台湾大选，年满20岁首次具有投票权的“首投族”达129万人，占选民总数约7%，比2012年多出10万人。因此台湾有“谁赢得年轻人，谁就能赢得大选”一说。
大选之后，有台湾智库针对选民投票行为进行民调。结果显示，虽然投票率是10年来最低，但20岁至29岁年轻人的投票率高达74.5%。
蒋万安早已意识到年轻族群给选举带来的冲击，他的选举策略对年轻人有所倚重。
当台湾年轻人正在因工作、薪水咒骂政府时，蒋万安在文宣中提炼出了他作为职业律师最大的优势——关注创新产业。
“因为我对创新产业很熟悉，因此我相信自己能够帮助台湾产业转型，包括更新相关法规，例如公司法的修正或第三方支付法等。”他希望能够扶持台湾的创业公司、新型产业，吸引年轻人进入新创产业，疏解台湾的就业难困境。
蒋万安团队也想出一些迎合年轻人的创意，其中“万安共乘”是他倾听民意的创意点子。由蒋万安充当司机，开着白色油电混合车，装上特制出租车顶灯，到指定地点等人、载客，但上车前得先说通关密码，万安共乘模式才能启动。在车上，他鼓励乘客提出问题和建议，一齐讨论。
以此方法，蒋万安希望能弱化他在选民心中的权贵后代的印象，拉近与选民的距离。
相对于国民党内其他政治老手，蒋万安虽然没有党内政治经验，却凭借创意、沟通，坦荡面对各种声音，赢得了这次选战。
2016年1月16日，蒋万安击败民进党对手潘建志及其他参选人，当选“立委”。
然而，赢得选举只是刚刚跨过政治的门槛，今后他从政的路途将铺满荆棘：国民党沦为在野党、日渐失去的话语权、年轻人对国民党的排斥、台湾社会对政党恶斗的厌倦……都将是他面临的挑战。转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