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帮助母亲整理我父亲的笔记和遗稿时，我发现了一本封皮已经发了黄的旧书：“An Introduction to Population Genetics”，看作者的姓名应该是一个中国人：Ching Chun Li，翻开书的扉页，上面印刷着手写体字母：“To the Memory of Jeff”。在同一个抽屉里还有一摞信封，细看却是90年代初这本书作者与我父母通信的部分信件，这引发了我对50年代初那惊动了高层的“李景均教授被迫离国出走”事件的兴趣……
李景均教授，1912-2003（因他寄来的早期照片暂找不到，从网络下载）
李景均教授1940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又在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短期修课之后，携新婚的美籍华人妻子，于1941年秋在加州登上了驶向上海的轮船。当时的上海已沦于日寇之手，为躲避日寇的潜艇和骚扰，轮船在海上迂回了51天后，不得已停靠在香港。因身无分文现金，他们饱尝了有上顿没下顿的艰辛，后来在地下组织和亲朋的接济和帮助下，他和怀了孕的妻子徒步荒山舟车辗转，用38天绕过了日寇的封锁线到达大后方，于1942年在桂林的广西大学农学院任教。他们的长子Jeff在那里出生，但在次年去重庆的长途汽车上染上菌痢寻医无门，在他的怀中停止了呼吸。1943年李景均在金陵大学任教，1946年应北大农学院俞大绂院长之邀北上，在34岁时成为北大最年轻的系主任，是当时国内著名的群体遗传学家。
我父母都从李先生的课中受益匪浅。李先生在农艺系授课时，我母亲是该系毕业班学生。据她回忆，李先生的语言精炼，深入浅出，比如讲兩维和三维数学模型时，他会顺手捏住讲桌上平摊着的一块抹布，把它提起来显示维度的差别，令学生们一目了然。他的课还严格守时，最后一句话讲完时正到该下课时间，也正好是学生结束一整页纸笔记的时候，可惜她的课堂笔记多在文革下放中丢失，我只找到了一页。我父亲虽然是晚一级的学生，又已经转到了植保系，但因为对李先生的课有特殊兴趣，也选了他的课并成为班里最好的学生之一，一起听课的同学们，都喜欢借阅他的课堂笔记。李先生的课，成为了我父亲后来发展植保系统工程模式的启蒙课程之一。 1948年李先生把他的课堂讲义整理成英文教科书，并把这本处女作和后来在美国出的第一本书，都献给了在战乱中早夭的长子Jeff。六十七年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在谈到中国现代自然科学发展时，是这样介绍这本书的：“至今为止，绝大部分的中小学和大学的理工科教材以翻译西方的教科书为主……。偶尔出现过中国写书西方用的情况……”，展现在我眼前的，就是这本由北大出版社持有版权的《群体遗传学》。
当年为帮李先生出这本书跑出版社的助教王伯伯说，1948年解放军围城时，系里的助教吴伯伯常请李先生出去聚会，而据当时是地下党员的吴伯伯回忆，在农学院校园将成两军交火前沿时，俞院长和李先生担心实验室器材和农场校产在战乱中丢失损坏，就和部分师生留在那里看守。当年12月，俞院长的连襟叶剑英，请他们把器材送到良乡解放区保管，并留在那里参观访问十多天，希望他们为新中国科教事业贡献力量。虽然在解放军进城不久，李先生就收到过国外发来的聘书，但他还是留在了北大农学院继续任教，主讲遗传学，生物统计和田间实验设计等课程。为了解和向国内介绍不同的遗传学派，1949年他还和同事一起，翻译了前苏联农业科学院长李森科的“遗传及其变异”一书。尽管在40多年之后，他在给我父亲的信中说：“回忆当年（1949-1950），李森科学派的种种谬论，实在令人觉得愚昧可笑！ 真可谓满纸荒唐话也。”
然而荒唐的却还不只是李森科的话，当时北大农学院请华北大学（1945年在张家口解放区成立）农学院的乐天宇院长去演讲，乐在会上把英美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称为“旧遗传学”，大大批判了一通，举了一些全没有常识的例子，来攻击“旧遗传学”。而生性耿直的李先生是一个“大炮”，在会后，他对农艺系师生指出了乐讲话中的错误和不科学的地方。乐知道后被触怒了，在华大农学院的“农讯”校刊上撰文，猛批李先生的“群体遗传学”。
在北大和清华的农学院奉命与华大农学院合并后，乐天宇成为学校实际的第一把手。第一个学期开学学校就决定，把被称为“新遗传学”的前苏联的“米丘林遗传学”增开为必修课，而把被扣上“唯心”和“反动”帽子的“旧遗传学”，也就是李先生开的那门课改为选修课。1950年，又停开了他的另外两门课，后来听说前苏联有“生物统计”课，才将“生物统计”改名为“农业统计学”作为选修课。学生们因此不再有兴趣（或胆量）去修李先生主讲的“反动唯心论”，甚至他那份关于李森科“遗传及其变异”的译稿，也因乐从中作梗而无法出版，后来书稿交到中苏友协由周建人校阅后才得以印刷，但乐又阻挠不允发行，直到送交胡乔木审批后方才得以发售。
这些荒唐事虽然引起了有关教授教师的强烈不满，但他们对党派来领导大学的人也是无可奈何。在政治帽子和人身攻击的双重打压下，无课可教的李景均教授于1950年寒假愤而离开农大去上海，并致信乐天宇和俞院长：“身体欠佳，请假数月，祈勿发薪”。3月份在香港的哥哥收留了他一家，在那里他致函农学院同事说：“学无所用，逼上梁山”，在婉拒了台湾大学的聘书后，他决定到美国去工作。
李景均教授的出走很快引起了中央的关注，7月16日毛泽东在乐天宇交上来的为此事件申辩的报告上批注：“这个报告里所表现的作风是不健全的，乐天宇思想中似有很大的毛病”。但调查工作一直延续到教育部正副部长介入，才在1951年初将乐调离别任。李先生在几位美国知名学者的帮助下，解决了护照和进入美国的签证麻烦，于5月去了美国匹兹堡大学，在诺贝尔奖得主Antonio Ciocco博士的实验室工作。
1955年，李先生的书“群体遗传学”被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一面世就被学术界公认为是最好的教材，以后多次再版，成为一本中国人写而西方人用的书。他在美国先后出版了10本书，有些被翻译成西班牙文俄文等，成了全世界通用的“群体遗传学”教科书，他本人也在1960年被推举为“美国人类遗传学会”的主席。1988年，在学科内引领潮流数十年的李先生，又获“美国人类遗传学会”的“杰出教育”奖，他的美国同行说：“没有几个人有他那样清晰的思路和能力，来阐明繁杂的群体遗传学的概念。”
然而这一切的一切，都难以抚平李先生内心深处的伤痛，他在给我父亲的信中说：“所述种切，不堪回首，…我已年迈，诚如古人所云：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他说前苏联科学院委托了四名遗传学家翻译他的书使他“深受感动”，赞赏他们“光明正大，承认错误重新再来的科学态度”。他对当时国内“避而不谈…., 希望大家都忘记一切，不要再谈谁是谁非”的做法表示很不理解。在另一封信中, 他告诉我父母：他的一本书由他学生的学生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了，鉴于生命科学已经发展到分子水平，他戏称这本书已不过是“人，手，刀，口”一类的启蒙读本，随信还附了几张由黑龙江出版社出的书的封面复印件。可叹当年他那被迫“内销转出口”的阳春白雪，终于部分地回到了埋葬着他的长子和报国初衷的故土，和旧雨新知见面了，这迟到的回归，虽堪慰“断肠人”乡愁，却足令旁观者唏嘘。
经查资料我得知，乐天宇只是当年“大事件”中的一个“小人物*”。他被卷入那场悲剧，固然有个人“思想中”的“毛病”，但更是为政治大环境所驱使：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斯大林的政治权力“以革命的名义”对科学横加干涉，令执不同见解的科学家遭到了残酷清洗甚至被判死刑，前苏联的生命科学研究也因此至少停滞了30年。在前苏联解体后，李森科“伪科学”的来龙去脉才被逐步揭露出来**，但那些灾难性的恶果，在“向苏联学习”的国家中，除东德外无一幸免。在农大，除了李先生首当其冲外，受到冲击或委曲求全的大有人在，比如一位教授上课每提到摩尔根遗传学时，必定这样介绍：“……目的是让大家了解，我们的批判对象到底说了些什么……” 更令人扼腕的是，从我懂事开始到70年代末，中国课本上唯尊李森科和米丘林为遗传学的巨头，而有关孟德尔和摩尔根的信息则遭到严密封杀，令我在走出国门之初，突然有“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感觉。
当我为核实李先生被“逼上梁山”那些事，翻阅以“宜粗不宜细”为原则编写的“农大校史”时，才发现那不过是个小小的序曲。后来近30年频繁的政治风暴，反复被批判下放，使得老师的科研淀积和学生的求学进程一次次地被打乱或“清零”，直到80年代初才相对安定下来。李景均教授幸而躲过了那些“有理说不清”的，以至于致命的“折腾”，相比起他留在农大的同事和学生，还多了近30年能够专注于教学和科研的时光呢，其中的是非得失，就不是这篇小文所能探究的了。
曾健君 2016年2月10日
备注
*乐天宇也是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有着光荣的革命经历，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好友之一，毛泽东1961年的《七律·答友人》就是答他的诗的。在文革中他受到了四人帮的迫害，1980年，79岁的乐天宇带着平反时补发的5万元工资回到湖南老家，在宗庙里创建了一所民办的“九嶷山学院”，招收高考落榜的农家子弟，学院收费低廉不包分配，对少数民族贫困家庭和军烈属子弟减免学杂费。他制定的校训是：‘贵自学、敦品德、勤琢磨、爱劳动’。除了开始的投入，他还把每个月的退休工资，除留50元生活费外都投入了学校建设。为了给学校省钱，他捡人家丢掉的菜叶吃，出差只住每晚2角钱的通铺，1983年他在建校工地简陋的办公室里中风，十天后辞世。“九嶷山学院”专门建立了一座纪念馆，缅怀这位为家乡教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老人。历史就是这样一个迷幻的多棱镜，一篇小文不可能面面俱到，仅此备注。
**李森科欺世盗名，把“米丘林遗传学”当成打击异己的大棒：米丘林遗传学的很多见解，被几十年的农业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但它的缺点是不承认基因在遗传中的作用。在米丘林去世以后，李森科抛出由斯大林亲自修改过的“论生物学现状”的报告，以支持“米丘林遗传学”为名，把与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的学术之争转变成“阶级斗争”。后来，他又找了几个根本不是生物学家的人一起，变本加厉地提出了所谓物种形成的“新观点”，导致了300多名前苏联科学家联名上书，要求撤销他农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李森科被迫下台后，又找到赫鲁晓夫做政治靠山，继续打击反对他的人，直到赫鲁晓夫下台，前苏联生命科学才恢复了正常的科研秩序。而与此同时，建立在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基础上的现代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技术，已经在西方蓬勃发展起来了。
本文得到原农大老师学生和附小校友的指教，并参考了下列文献
中国未来与科学的隐患 ，饶毅，中信出版集网络文章，2015-12-27
北京农业大学校史，1995年版
Remembrance of Ching Chun Li, 1912-2003，Spiess EB. ， Genetics. 2005 Jan; 169 (1): 9-11.
遗传学家/生物统计学家李景均先生: 其人、其书及其精神，郭孙伟，《科学文化评论》， 2008年，第5卷 第4期68-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