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6世纪40年代的朗格多克，一个富裕的农民抛妻别子，舍下家业，一去多年，杳无音信；后来，他回家了——或者说，人人都以为他回来了。然而，当1560年的某个夏日，一个装了木腿的人闯进法庭，事情变得扑朔迷离起来，自此流传为一段关于骗子的传奇故事。
《马丁·盖尔归来》是二十世纪一部独特的人文主义经典。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新文化史的代表人物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1928— ），以前所未有的生动、细致和深刻重述了这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并引人入胜地呈现了16世纪法国生活、爱情和司法的丰满和绚烂的画面。
一
非凡之处，几乎是令人叫绝的，在于娜塔莉· 泽蒙· 戴维斯所讲述的16 世纪的故事，是如何呈现在当代人面前的。就此而论，首先呈现它的是法官让· 德· 科拉斯，实际上是他调查了该故事并将之记述下来的。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 1533—1592）在他的随笔《论跛子》（“Des boyteux”） 中写道：“我记得……他（指科拉斯）将被判有罪的人的冒充行为描绘得那样不可思议，那样超出我们的理解力，也超出他，一个法官的理解力，所以我认为处之以绞刑的判决颇为冒失。” 这是一个引人关注的判决，它引出了关于“我家毗邻的女巫们”（sorcieres de mon voisinage）的著名阐述，在蒙田看来，这些女巫实际上遭到了不可能且无法证实的罪名的指控。蒙田含蓄地把将女巫们判罪的法官与科拉斯的判决联系在一起：“如果他们所做诸事都会致使一个人被活活烧死的话，其使用推论的代价就太大了。”节制（sobriety），一种有所保留的意识——这些为蒙田所珍视的主题，构成了这篇随笔的引导性线索。恰在突然提到科拉斯之前，这些主题已启迪他萌发出美妙的语句：“当有人着手使可能性的事件成为确凿无疑之事的时候，他是想引我憎恶可能之事。我喜欢下面这些可以减少和轻缓我们的主张中那些冒失之举的词语或句子：‘也许’，‘可能’，‘多少有些’，‘某些’，‘据说’，‘我想’，以及诸如此类。”
娜塔莉· 泽蒙· 戴维斯可能与蒙田的主张相契合，因此在她参与的关于马丁· 盖尔的电影时，感到不舒服，她意识到所有那些“在证据不足或错综复杂之际被历史学家作为救命稻草的‘也许’，‘或许’”都未出现。如果我们只将他们的心情视作一种来自终生埋头于档案馆和图书馆的严谨态度的话，我们就误解了他们。相反，戴维斯表示，恰恰是在电影拍摄过程中，看着罗杰· 普朗雄用不同的语调尝试法官（科拉斯）的台词，“我利用自己的历史实验室，得出的不是证据，而是历史的可能性。”
当然，“历史实验室”（historical laboratory）的表述是在隐喻的意义上被使用的。如果根据实验室这一词语在严格意义上的定义，它是一个进行科学实验的地方，那么历史学家对于此种实验来说是被排除在外的研究者。对于诸如此类的研究暂时性的不可逆现象的学科来说，重新制造一场革命、一场动乱、一场宗教运动，不只是在精确的程度上，即便是大体上的重制，都是不可能的。 该特点不仅适用于历史学；我们只要想想天体物理学和古生物学就可以了。以实际实验进行逆推的不可能性不会阻碍这种学科中的任何一者基于证据观念，在通常意义上践行他们自己的科学标准。
这种想法最初在法律领域得到详尽阐述，这一事实被当代历史学家们想当然地弃之不顾。直到不久前，以构建更具物质性的现象——经济，社会，文化——的名义发起的针对“叙事史”（histoire événementielle）的争论还制造了一种历史学和司法研究之间明显无法逾越的断裂。实际上，后者经常被视为一种源自更古老的政治性历史学的、从道德上进行谴责的消极模式。但是在最近几年中，作为分析根深蒂固的历史学诸倾向的彼此关联的理想领域，事件［event，如一场实际发生过的决定性战役，例如乔治· 杜比研究的发生在布汶（Bouvines）的战役］的再度显现已经潜在地开启了对被认为已盖棺定论的问题的讨论。此外，且更特别的是，这种通过重建出身平凡的男人和女人的生活以窥清社会进程具体状况的尝试——戴维斯的书属于其中一例——再一次引出了历史学家和法官的观点之间存在的局部近似。之所以这样，只是因为对于此种类型的研究来说，最丰富的资料是世俗和教会法院留下的公文。在这些情况下，历史学家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他们是通过一种中介人—— 一个审讯者或一个法官——进行考察的。这种审判记录，要么是直接获取的，要么如戴维斯这种情况，是间接接触到的，就像是通过人类学家的田野记录搜集一手资料，并遗留给未来的历史学家。即使这些资料是珍贵的，但难免仍然不够充足：有无限多的历史学家要问自己的问题——且如果他能的话，也会去向实际的被告和证人问这些问题——没有被那些过去的法官和审讯人回答，它们也不会被回答。这不只是文化隔阂的问题，也在于目标不同的问题。将历史学家同今天的人类学家，以及同过去的法官和审判人之间做生硬的职业性的对号入座，会因其方法和目标的不同而在某些点上遇到障碍。然而，这不会淡化两种观点之间存在局部契合的事实。当历史学家和法官在同一社会且面对同样的情势下加以自省之时，我们会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 一个经典问题，一个看起来本已被妥善解决的问题——历史学调查和司法调查之间的关系问题——揭示了意料之外的理论性和政治性的暗示。
不幸的是，图卢兹有名的针对重婚者和冒充者阿诺·迪蒂尔的司法记录已经遗失了。戴维斯自己不得不满足于诸如法官让·德·科拉斯的《难忘的判决》（Arrest memorable）和居洛默·勒叙厄尔（Guillaume Le Sueur）的《奇妙的故事》（A dmiranda historia）那样的文学式的再现。在她一丝不苟地阅读这些文本的过程中，伴随着其丰富的内容，我们察觉到了她对于司法材料遗失的惋惜（这种惋惜之情也会被读者充分地体会到）。我们很难想象审判记录将会给戴维斯这样的学者留下怎样不经意间留下（法官找不到的资料）的资料宝藏。但是她也向自己提出了一系列让·德·科拉斯及其来自图卢兹最高法院的同事曾在4个世纪前试图回答的问题。阿诺· 迪蒂尔是怎样如此令人信服地持续扮演着马丁· 盖尔这个真正的丈夫角色？这两个男人早就相识吗？并且在多大程度上，妻子贝特朗成为了冒充者的共犯？可以确定，如果戴维斯纠结于这些问题，这番叙事将仍限于逸闻趣事的层面。但重要的是，随着问题持续出现，相应的回复也在持续。整体上讲，除了一个重大的异议，戴维斯接受了对这位16 世纪法官对所记事件的重建。图卢兹最高法院裁定贝特朗是无辜的，且认定她同其第二任丈夫生的孩子合法，因为她怀上这个孩子时确信阿诺是她真正的丈夫——从司法角度讲，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立论，科拉斯基于这一点在他的《难忘的判决》中展开了老道的论辩。但是根据戴维斯的研究，贝特朗几乎立刻察觉这个所谓的马丁·盖尔实际上是个陌生人，而且不是她的丈夫：如果她在这些条件的基础上接受了他，那就是出于选择而不是因为她是骗局的无辜受害者。
该结论是基于推测。不幸的是，根据既有的证据，贝特朗的想法和感受没法触及，但对我们来说似乎十分明显。戴维斯与那些倾向于将该时期农民（特别是女人）塑造成实质上没有任何自由选择权的人的历史学家进行争论。他们在这一点上辩称这个案子是特例，而非典型，强调统计性表象（真实的或想象的）和历史性表象之间的模糊性。实际上，此争论从一开始就该转变思路：马丁·盖尔案的异常属性恰恰昭示了一种难于用文献证明的常态。相似的情形以某种方式反过来帮助戴维斯充实了她着手重建的故事的缺损：“当我在……无法发现我寻找的那个男人或女人时，我借助于来自同期本地的其他资料，努力地去发现他们也许看到过的世界，他们也许有过的反应。我在这里奉献给你们的，部分是出自我的发明，但那是经过过去的声音严格检验了的发明。”
“发明”（invention）这个词有故意挑衅的意味，却也有些欺骗性。戴维斯的研究（及叙事）并非基于将“真实的”（“true”）和“发明的”（“invented”）加以并置，而是以始终谨慎标注的“事实”（“reality”）和“可能性”（“possibility”）的融合为基础。由此思路看去，“或许”，“本应该”，“可以假设”，“必定”，以及诸如此类的在她的书中频繁使用的表述——这些表达在历史学家的语言中通常意味着“非常有可能”。在这一点上，法官和历史学家的差异性观念显现出来。对前者来说，不确定性靠近的是纯粹消极意义的且会导致“案情不明”（a non liquet），或用现代的说法，会导致“证据不足而放弃判决”（“a dismissal for lack of evidence”）。对于后者来说，不确定性则促动了进一步调查，联系特殊案例以融入情境，这在此处可被理解成以历史为基准的可能性王国。戴维斯笔下的人物生平一次又一次地与其他同时同地的男人和女人的生平类似，通过公证性的、司法性的和文学性的资料，其生平被睿智且耐心地再度建构起来。“真实的”，“有可能的”，“证据”，以及“可能性”相互交织，且同时仍然保持严格的区别。
我们已经谈到“叙事”与戴维斯的书之间的关联。认为所有历史学的书籍，包括基于统计资料、曲线图以及图表的研究，在本质上都是叙事性构成的观念，遭到很多人反对——在我看来，这种观念也是错误的。然而，所有人都会承认，有些历史书籍比其他书籍含有更丰富的叙事性表征，毫无疑问《马丁·盖尔归来》就是如此。马丁·盖尔的故事，如此戏剧性，如此丰富的耸人听闻的事件，显然有助于其自身选择这样一种解释方式。这个事件被法学家、小说家、历史学家和电影导演成功重述，使之成为这样一项个案研究，它有助于反思当今一个被广泛争论的问题—— 一般意义上的叙事和历史性叙事之间的关联问题。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