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思想的四次剧变
第一次剧变：《黄帝内经》，从观察到思辩
1.商代医学
《黄帝内经》之前的医学，总体特征是经验加巫术，基调是观察，少有思辩。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医学始于甲骨文。距今大约3300年左右，迄今发现近20万片甲骨，单字4000多，据说破译了一半。
从破译的甲骨卜辞来看，商代的医学虽然还没有形成体系，但是已经有了可贵的原始观察。这种观察首先体现在体表部位，是对人体结构最朴素的认识。如：“首”，象侧面头形；“耳”、“目”、“鼻”、“口”、“手”、“足”、“趾”、“眉”等，皆如其形；“舌”
，如舌从口中伸出；“齿”
，象牙从口中露出；“项”、“肱”、“身”、“臀”、“膝”、“腋”等，皆在相应形象后加指示符；有骨架和脊柱骨的象形；“血”，象在祭祀时将血盛于器皿之中；“尿”，人前加水点；“屎”
，人后下数点；“泪”，象目下垂泪。“心”
有特殊意义，形态如倒垂之莲花，难得还有心腔结构，这是已发现甲骨文中唯一的脏器名称，其他脏腑和经络穴位之类还没有发现，表明商人的好奇心已经开始深入人体内部，至少剖开了心脏。还有不少反映生育功能的字，如“孕”
，象腹内有胎儿；有左为床形，右为孕妇，表示孕妇待产；“冥”
，用手撑开双腿接生；“乳”
状如母乳儿，栩栩如生，简直是一种观察记录。这种由表及里，由结构及功能的客观观察和记录，正是“医”作为“学”的开端。
商人对疾病的认识非常朴素，主要按部位命名。有40种左右，如“疒（疾）目”，“疒首”、“疒耳”、“疒自（鼻）”、“疒口”、“疒齿”、“疒舌”、“疒手”、“疒肘”、“疒胫”、“疒止（趾）”、“疒足”、“疒身”、“疒腹”、“疒项”、“疒臀”、“疒膝”、“疒骨”、“疒心”、“疾子（小儿病）”、“疾育（产科病）”、“疒软”（软弱乏力之疾）、“疒旋”（眩晕之疾）等。这些病名与后世中医辨证完全不一样，不含有病因意义，更没有思辩因素，只是客观描述。对疾病的记载也很写实，没有病因病理的臆想分析。如“疒首”：“甲辰卜，出贞：王疒首，亡。”说商王武丁患有头痛病；“疒目”：“贞：王其疒目。”武丁还有眼病。商王武丁既有头痛，又有眼病，很可能和曹操一样，得的是青光眼。因为对病因病理的无知，又没有建立起风寒暑湿燥火的万能解释体系，商人面对疾病不免疑神疑鬼。“疒耳”：“贞：疾耳，佳有？”耳朵有病，是否鬼祟加害？“疒齿”：“贞有疒齿不佳父乙”意为患齿疾，是否为父乙降祸。“疒舌”：“甲辰卜、古贞：疒舌，佳(有)”得舌病，是否为祸害。“贞，妇好佳出，疒？”妇好鼻子长出肉，是疾病吗？这被认为是世界上首次见载的鼻息肉病例记载。在一片疑神疑鬼中，偶尔会有大胆神奇的想象，如“龋”
，形如牙齿长虫，这不可能是实际观察的结果，而是理性想象的结果。中国医学史家认为这比埃及、印度、希腊等文明古国的龋齿记载要早1000年左右，实际上人家早就有此认识。理性思维结合观察是医学进步的不二法则，
字看起来像花盆里长出一朵小花，以观察为基，长出的理性之花，它曾经在古老的甲骨文里绽放过。
放在世界的范围看，商代医学远谈不上先进。早在50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创始者苏马连人对人体的认识已经深入内脏，并建立了以肝和血液为中心的系统的医学理论。4300年前的巴比伦人不仅有先进的外科手术，更出现了惊人的病例观察记录，如肺结核：“病人常常咳嗽，痰稠，有时带血，呼吸如吹笛，皮肤发凉，两脚发热，大量出汗，心乱。病极重时常有腹泻......”这种观察入微的病历记录被希波克拉底所继承和发扬，是西医得以不断进步的根本所在。中国传统医学在甲骨文以后一直到明清，都缺乏足以媲美的基于周密客观观察的病案记录。古埃及的医学更先进，不仅有原始的解剖学，也已经建立了以心脏为血液中枢，呼吸为生命中枢的理论体系；并且认识到寄生物（包括寄生虫、昆虫和看不见的虫）是疾病之源，中国要到明朝的吴有性才隐隐约约猜到这一点；在诊断学上，除了脉诊、望诊和触诊，已经有了听诊；在史密斯（Smith）纸草文（距今约5000年）中，按检查、诊断、预后、治法的规范格式记录了50种外科疾病，其中对各种疾病预后的推算显示了高级的病理观念；已经认识到脑是精神官能之所在，联想到中医直到今天还坚持“心主神明”，令人浩叹。古印度解剖学与中医相当，比较幼稚。但古诗歌集《梨俱吠陀》距今约6000年，已经记载了千种以上的药草（4000年后中国最早的药物著作《神农本草经》才有365种药物），有完整的医学理论体系，以三元素体液病理学说为核心。《妙闻集》距今约3000年，和甲骨文差不多时代，其外科成就已经非常惊艳，记载了101种手术器械，有大量高难度的手术，如白内障摘除，小肠修补，结石切除，尤以鼻成形术著名，几乎达到现代外科水平，令人惊叹。
2.马王堆医书
商代之后，春秋战国时代的医学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步，可以从14部马王堆简帛医书中一窥大概。这种进步主要体现在观察上，观察突破了体表，出现了解剖学。其中《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实际上是中医关于血管系统的解剖学。以最古老的《足臂十一脉灸经》为例，它观察到位于四肢和头面深部的11条较大的血管（尽管未分动静脉）：足泰阳温、足少阳温、足阳明温、足少阴温、足泰阴温、足帣阴温、臂泰阴温、臂少阴温、臂泰阳温、臂少阳温、臂阳明温（其中泰通太、温通脉、帣通厥）等，并精细描述了每一条血管的起止经过路线。这些血管位于肌肉深部，为肉眼所不见，只有通过解剖，层层分剖皮肤、脂肪、肌肉、筋膜等结构，才能观察得到。如臂少阴脉，“循筋下廉，出臑内下廉，出腋，走胁”，翻译成现代解剖学术语就是，在臂部屈侧肌肉的小指侧缘开始循行，到达肱部内侧的小指侧缘，再向上到腋下，抵止于侧胸部。这是何等清晰的解剖学！以现代解剖学的精确观察，前臂实有8条主要深部血管分支：内侧之尺动脉与相伴的2条尺静脉，外侧之桡动脉与相伴的2条绕静脉，前后2条骨间动脉。《足臂十一脉灸经》观察出了其中5条，实为不易。中医最初的血管解剖学非常了不起！与其他民族传统医学比毫不逊色！
3.《黄帝内经》剧变
中医若沿着甲骨文医学已显露雏形的原始观察和理性萌芽、马王堆医书进一步发展的解剖观察和临症实践的方向前进，未必就不能产生可以和古希腊古罗马媲美的古代医学来。可惜的是，《黄帝内经》出现了，中医发展的巨轮戛然而止，从此转向，朝着深渊狂奔不息，无人能阻挡。
《黄帝内经》实属天才之作！它把之前大量零散如碎片的医学观察材料串联起来，构建出一个庞大完美华丽闭环的理论体系。它的天才构想如此超卓，它的错误才如此致命！错在哪里？何以致命？
我们从经络系统看。《黄帝内经》之前只有“脉”，而无“经”和“络”。“脉”只有11条，11是个很不完美的数字，11条脉缺乏对称之美，11条脉血液流向乱七八糟，11条脉互不相连，11条脉与脏腑不相干，11条脉虽有阴阳之名而无阴阳之奥义、11条脉没有配套穴位......所有这一切，《黄帝内经》均予以完美弥补：首先，补一条手厥阴心包经，11变成12，完美！每一条经脉配一个脏腑，完美！经脉之间全以支脉相连，完美！气血6条向心6条远心，绝对对称，完美！每一条经脉上缀着珍珠一般闪闪发光的穴位，完美！十二经脉至此阴阳、左右、上下、五脏、六腑一一对称的无比妥帖！再扩而广之，奇经八脉、络脉、经别、皮部......一起构成立体网络。这一网络远不仅限血管系统，更与五脏六腑，阴阳五行，宇宙万物全都一一对应。
甲骨和马王堆里的原始医学仿佛零散砖头，一夜之间变成华丽的宫殿。就这么成了。
关键是，这是怎么成的？
是因为实际观察吗？由大量而深入的解剖观察，甚至发明前无古人的生理学实验，而导致这井喷式的系列美丽发现？非也！我们看不到任何观察的记录，我们在后来两千年中也没有在观察中重现那些美丽的结构。这一切，是天才脑袋构想出来的！
这就是致命的错误！
我们把《黄帝内经》放在时代大背景中，可以看出其必然。春秋战国之际，百国动荡，七雄争长，诸子百家，奇花竞放，是中国学术思想大黄金时代。在那样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具有无限可能性的时代里，诸子百家里居然没有医家的位子，可见，医家在当时还远远上不了台面，顶多是个屌丝；《黄帝内经》不大可能在秦以前面世。至秦汉，大一统帝国成立，但危机仍然四伏，捏合的版图随时会再度崩裂，这时，思想的大一统成为时代的必然选择。秦始皇焚书坑儒，欲以强力的法家思想统一天下，结果秦帝国秒崩。至董仲舒，罢黜百家，吸收道法阴阳之精华，独尊儒术，获得巨大成功。董仲舒的成功在于他构建了一个大一统的宇宙体系，这一宇宙图式以阴阳五行为经纬，把儒家伦常政治纲领“润物细无声”地敷布于天地万物，天与人合二为一。这一体系是一个无所不包的真正的“天网”，没有人能够破网而出！这正是帝国君主最喜欢的东西！君主的专制权力与社会的统治秩序，天与人，必须统一！《黄帝内经》顺应了这一时代精神。
董仲舒名著《春秋繁露》中关于“天人感应”一大段描述：“唯人独能偶天地。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哀乐喜怒，神气之类也；观人之体，一何高物之甚，而类于天也。……是故人之身首(上林下分)员，象天容也；发，象星辰也；耳目戾戾,象日月也；鼻口呼吸，象风气也；胸中达知，象神明也；腹胞实虚，象百物也；百物者最近地，故要以下，地也；天地之象，以要为带，颈以上者，精神尊严，明天类之状也；颈而下者，丰厚卑辱，土壤之比也；足布而方，地形之象也；……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天以岁终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乍视乍瞑，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乐，副阴阳也；心有计虑，副度数也；行有伦理，副天地也。此皆暗肤著身，与人俱生，比而偶之弇合，于其可数也，副数，不可数者，副类，皆当同而副天一也。”
这一大段我们何等熟悉！董仲舒当然不是医学家，更不可能做过解剖等人体研究，他完全是对着儒家和阴阳家的经典，凭着神奇的想象硬生生敷衍出这一宇宙人体全息图景。《黄帝内经》几乎完全照抄这一大段天人感应的论述。
如《灵枢·邪客》抄得最为忠实：“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七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声音。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府。天有冬夏，人有寒热。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茎垂以应之。女子不足二节，以抱人形。天有阴阳，人有夫妻。岁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五节。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腘。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地有泉脉，人有卫气。地有草蓂，人有毫毛。天有昼夜，人有卧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齿。地有小山，人有小节。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人有腘肉。岁有十二月，人有十二节。地有四时不生草，人有无子。此人与天相应也。”
但是，对人体，靠这种思辩推理是不可能得到正确认识的！关于人体的骨骼，是三百六十或三百六十五节，根本不需要迎合“天之数”。解剖一具尸体，一块块的笨笨地数，远胜于神经兮兮的哲学推理。既不是360，也不是365，而是206！哲学的思辨貌似巧妙无比，貌似无懈可击，貌似自洽天合，可是，事实就是事实，206不因为哲学的“美妙”就会变成365。然而，大势已成。儒家一统天下，内经也一统中医理论，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两千年无数医家，闭着眼睛一齐喊，人体骨骼就是365块。儿科之祖钱乙大师拍着脑袋论证儿童时期就是365块，法医之祖宋慈理应最富有观察精神，也闭着眼睛说，嗯，就是365块。连中医解剖学最高成就的具有改错精神的王清任大师，也没能发现这个错误。这一错误一直持续到西方解剖学传入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纠正，中医不好意思说中医的骨头不是西医的骨头，大家装着没有这回事，不提就是了。
以思辩代替观察的医学就是如此荒谬，荒谬的不仅仅是骨骼而已，而是整个的理论体系；也不是理论体系而已，而是构建这个理论体系的方法，不是基于观察，而是基于思辩。这，才是荒谬的根本。
《黄帝内经》之后，中医对人体基本不做任何观察。皇甫谧一介书虫，没有任何临床实践和人体观察，他写出的《针灸甲乙经》竟然可以成为延续至今的经典。医学著作汗牛充栋，都不过是因因相袭循环注释而已。没有医学家对解剖感兴趣，更没有发展出生理学实验的思想。王莽时代曾有过医官和屠夫合作解剖犯人的事，也没有留下任何医学发现，对《黄帝内经》的理论大厦没有产生一丁点的影响。一直至清王清任，才指出这一荒谬绝顶的事实。王清任说：“尝阅古人脏腑论，及所绘之图，立言处处自相矛盾......著书不明赃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赃腑，何异于盲子夜行！......连视十日，大约看全不下三十余人，始知医书中所绘脏腑形图，与人之脏腑全不相合，即件数多寡，亦不相符。”并直接剑指《黄帝内经》，“细思黄帝虑生民疾苦，平素以灵枢之言下问歧伯、鬼臾区，故名《素问》。二公如知之的确，可对君言，知之不确，须待参考，何得不知妄对，遗祸后世？......其言彷佛似真，其实脏腑未见，以无凭之谈，作欺人之事，利己不过虚名，损人却属实祸。窃财犹谓之盗，偷名岂不为贼！千百年后岂无知者！”这种批评前无古人，无比痛烈！内经之后，医家的学习和研究一味以经诠经，以阴阳五行作推理玄想，不解剖，不实验，不观察，三千年的中医实质就是在“不明脏腑”的状态中蒙混过来的。其始作俑者，《黄帝内经》也！
中医思想剧变2：金元明清 尊经崇古
基础医学的高度决定临床医学的高度。尽管如此，中医临证医学（相当于临床医学）还是有一定发展。这是因为二者具有不同的特质，临症时固然要受理论的指导，观察却为必不可少。理论是一种成见，观察却恒有新鲜材料。而成见越深，对观察的干扰就越大。
《内经》而后，临证医学的第一个代表就是《伤寒》《金匮》（统称《伤寒论》）。《伤寒》论热病，分为六经，不脱《内经》藩篱，对后世起了很坏的影响。其所谓热病，包含了今日上呼吸道感染、肺炎、真伤寒、副伤寒、痢疾、肠胃炎、败血症等诸多感染性疾病，而其于疾病临床表现拘泥于寒热、脉证，简略粗疏，观察不广、不细，认病界线不清，失之幼稚。对病因和病理则完全沿袭《内经》传统，思辨而已。如“太阳病”，以“太阳”为病名已然可笑；更可笑的是，后世一直到今天，没有哪个中医说得清楚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厥阴、少阴等所谓“六经”究竟是什么意思，是经络、脏腑、经络脏腑还是阶段、症候群，还是别的什么鬼，大大小小有二十几种说法。其实，所有的说法都是荒谬的，因为一开始就错了，原因在于，“太阳”之为病，是基于思辨而不是观察的结果，它本身就没有清晰的内涵和外延。也就是说，你怎么说都可以。到了今天，我们知道了伤寒杆菌鼻病毒这样的东西，还再坚持什么太阳风寒之类的鬼话，就不仅是可笑而已。具有发热、恶寒、头痛、项强、脉浮等症状脉象的叫“太阳病”，太阳病又分为经证和腑证二类。经证邪在肌表，张仲景认为外感热病是从皮肤肌肉一步步由外而内侵袭人体的，这也是想当然的思辨；他完全没有认识到呼吸道、消化道的常见侵入传变途径。太阳经证分为三型：中风（发热、汗出、恶风、脉缓）、伤寒（发热、无汗、恶寒、脉紧、体痛）、温病（发热、口渴、不恶寒），三者区别非常细微，仅仅根据有汗无汗，脉浮的基础上是缓、紧还是数等。这些区别实质上是无意义的，有汗无汗并不反应疾病病因或病理的实质；而脉象浮本身就是不靠谱的主观感觉，浮上再辨缓紧数，自欺欺人而已。至于表邪不解而内传于膀胱引起腑证，一样的拍脑袋想当然，没有任何观察或实验的证据。尽管如此，《伤寒论》论病原，描证候，列方药，尤其将汤与证结合观察，不失临症医学的研究规范，比《黄帝内经》之天马行空漫无边际，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伤寒论》而后，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是中医临床医学的杰出代表，陈方之（与余云岫同时代的流行病学家，留日博士）许之为“医圣”“旧医学第一人”“古代医书的模范”。《肘后备急方》作为古代中医的急救手册，主要是收集各种民间偏方验方，杂含有大量荒谬成分和巫术，它的杰出在哪里呢？我的理解，其杰出在于摆脱了玄学思辨，更加注重实际观察。在《肘后方》里，几乎看不到《内经》的影子，它是写实的医学。比如：“沙虱毒”，其观察为“山水间多有沙虱，甚细略不可见，人入水浴，及以水澡浴。此虫在水中，着人身，及阴天雨行草中，亦着人。便钻入皮里。初得之皮上正赤，如小豆黍米粟粒，以手摩赤上，痛如刺。三日之后，令百节强，疼痛寒热，赤上发疮。此虫渐入至骨，则杀人。”这是恙虫病的最早观察记录，丝毫没有阴阳风寒暑热之类的臆想。
隋唐继承汉晋风格，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为难得之经典。《诸病源候论》专论疾病病因、病理和临床症状，不及方药。其基本精神是实际观察，思辨臆想成分较少，包罗宏富而时有精彩之论。全书共记载了1720种证候，于症状学而言，应该囊括了当时的疾病表现，许多与今日疾病描述相合。如“消渴”之合于糖尿病：“夫消渴者，渴不止，小便多是也......其病变多发痈疽......有病口甘者......此肥美之所发，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令人内热。”如“疥候”之于疥疮：“并皆有虫，人往往以针头挑得，状如水内虫。此悉由皮肤受风邪热气所致也。”看到了虫，虽然也离不开“风邪热气”，看到虫和看不到虫，是不一样的。如“漆疮候”：“漆有毒，人有禀性畏漆，但见漆，便中其毒。喜面痒，然后胸、臂、皆悉瘙痒，面为起肿，绕眼微赤......亦有性自耐者，终日烧煮，竟不为害也。”相当于过敏性疾病，难得观察到了不同人对漆的不同反应。其他诸如癞病（麻风）、脑卒中、泌尿系结石等等，均有相当精确的观察。中医至《诸病源候论》，临证医学达到顶峰。
唐以后至宋，风气渐变。宋儒理学，无极太极，河图洛书，阴阳气运，五行生克等等玄学大盛，知识分子“好为虚空幽眇之辞，以附会事实”，歪风邪气，弥漫神州，杏林固不能免。宋代尚有《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之遗响，至金元四家开始彻底复古尊经，实际观察研究的精神终于逐渐灭绝。
金元四大家生活年代在12至14世纪。当此之时，西方正处于中世纪后期，医学世俗化不断向经院主义冲击，人文主义逐步复苏，人体解剖已经进入大学，文艺复兴正处“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一大批大师正在赶来的路上。这种思想变化的特征就是“复古”，它复的是古希腊的“古”，不是古希腊的经典，而是古希腊的精神——敏锐的观察，理性的推理，自由而丰富的批判精神。
金元四大家自刘完素开始，也是“复古”，复的却是古代的经典，把千变万化的疾病之病因病理全以《内经》之模糊无稽概念解释之。病名不再重要，病因的探索亦不复重要，任你什么病，只需要辨阴阳虚实寒热就可以了。刘完素对《素问》攻读35年，从字缝里提炼出“火热论”，认为“风、寒、暑、湿、燥、火”六气都可以化生为火邪，“火”嘛，当然就用“寒”来镇压，这就是著名的“寒凉派”。
张从正跟着刘完素，亦从《内经》中寻求真理，他把临床各种疾病按病因简单分为风、暑、湿、火、燥、寒六大门类。这种不动脑筋的做法后世中医完美继承下来了，成了定式。比如，不管出现什么非典、甲流、中东呼吸综合症、埃博拉......中医基本就是两个字对付了，“温病”。他对经典中的“补”还是“泻”，“攻邪”还是“扶正”感到困惑不已；仿佛华山派弟子面对“气”和“剑”。最后他认为“攻邪”更重要，这就是所谓“攻下派”；创汗下吐三法，吃遍天下，仿佛傻姑的火叉三招。
可是，《黄帝内经》并不是刘完素和张从正的秘籍，李杲也很崇拜这本巨典。《素问》有《灵兰秘典论》一章，李杲把自己的一部得意之作取名为《兰室秘藏》，要把《素问》藏于灵兰之室，大有金屋藏娇之精神。李杲看到《内经》中一句“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如获至宝，创立“脾胃论”，核心观点是“脾胃内伤，百病由生。”把脾补好了，百病不生，脾属土，“补土派”就这样产生了。李杲躬逢汴京大鼠疫，每日里几千人死亡，他的“补土”理论没有产生任何实际效用，最终肝胆俱裂的逃离了汴京城。
《素问》好像《九阴真经》，得其只言片语，即可创门立派，横行天下。朱丹溪也不甘后人，建立了“滋阴派”，其理论是“相火妄动”乃百病原因。这火不同于“寒凉”“攻邪”两派的外火，是一种“内火”。一部《内经》养活多少人啊。朱丹溪代表作《格致余论》序中说，“
中医至金元四家，才开始门派林立，看似繁荣昌盛，究其实质，是尊经崇古的恶果。尊经崇古，却又食古不化，摘取内经伤寒中只言片语，动辄创立解释百病的理论，把丰富多变的临床实际往僵化无稽的理论上硬套，离疾病的本质愈来愈远；而面红耳赤，咄咄喋喋，争论至今不休。一入《内经》套内，必陷阴阳五行六气窠臼而不能自拔，封杀一切新研究新理论的可能性。故有识者谓“四子实乃旧医学的罪人”“医学之坏，自河间始，与易水论药，同为吾中华医学界之罪魁也。”“（金元四子）皆崇空论而无实验之过，汉晋唐宋无是也。”
明清医学受金元四家影响，虽有医案和专病研究等起色，其尊经崇古的根本没有变化，或更有甚之，大量的聪明才智被浪费在对古旧医书的无谓注释上。明代温补派代表人物被极誉为“仲景以后，千古一人”，《景岳全书》的作者张景岳这样推崇《内经》：“大哉！至哉！垂不朽之仁慈，开生民之寿域，其为德也，与天地同，与日月并，岂直规规治疾方术已哉！”“经之有难经，句句皆理，字字皆法。亦岂知难经出自内经而仅得其什一，难经而然，内经可知矣。”
徐大椿，被极誉为“中医史上千百年独见之医学评论大家”。他评《伤寒论》说“仲景《伤寒论》中诸方，字字金科玉律，不可增减一字。”这种腐儒见识，也堪称大家？还“千百年独见”，徒增笑料耳。
黄元御，历史上的真“黄药师”，曾被乾隆御赐“妙悟岐黄”。他除了黄帝、岐伯、扁鹊、张机“四圣”外，谁（包括张景岳）都不放在眼里，著医书十余种，全是注释素问灵枢伤寒金匮的。《医方解》中狂言“医自岐伯立言，仲景立法，百世之师也，后此惟思邈真人祖述仲景《金匮》之法，作《千金》之方，不失古圣之源。其余方书数百种，言则荒唐而讹谬，法则怪妄而差池。上自东汉以来，下自昭代（本朝）以还，著作如林，竟无一线微通者。”把晋唐以来务实有成之医家一并抹杀。又攻击刘河间、朱丹溪曰“二悍作俑，群凶助虐，莫此为甚!”其实，他自己是等而下之的。
陈修园是遵经崇古派的代表人物，他说：“夫医家之于内经，犹儒家之于四书也。日月江河，万古不废”。他的话到今天还是中医粉的认可的“真理”。
清温病四家在医学史上有较高评价。叶桂温热、薛雪湿热、吴瑭三焦辨证、王士雄集大成，纷纷攘攘，把仲景以来外感热病的“伤寒”一下子变成“温病”。但是，“温邪”究竟何物？自古六淫（风寒暑湿燥火）偏胜为外感病因；加入“温”，一下子变成七淫了。这是一种创新吗？非也。《内经》有云：“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为温病。”温病大家们并没有什么发明，只不过拿着放大镜放大了《内经》中的几个字而已。
真正有一点创新的是明吴有性和清王清任。吴有性认为瘟疫是由于天地间六气之外的“别有一种戾气”，是千古未发之论。王清任则发现《黄帝内经》中的脏腑解剖全是错的。可惜的是，尊经崇古已成定局。“戾气”到今天还活在教科书里，变不成微生物；脏腑虽然早成“异形”，戴着的经典面具却也不肯摘下。
金元明清尊经崇古的同时，西方医学却已天翻地覆，古老经典的至尊地位被永远永远的颠覆了。中西医由此分道扬镳，愈离愈远。“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人家已经跑的看不见了，你还在这里喋喋不休于《内经》，一叹！
中医思想剧变3：恽鉄樵的脏腑虚拟化
中医思想至《黄帝内经》的玄学化和金元以降的尊经崇古的两次剧变，基本奠定了格局，就是玄学和崇古。更直白的说，是极度害怕变革心态下的维稳，只要稳就好了。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必须万岁万岁万万岁。然而，外来医学的冲击一浪更比一浪高，至明清达于极点，稳态终于不可能继续，遂引发第三次思想剧变。
尽管如此，“技”层面的影响不动中医之根本，尽可以拿来；“道”，即理论的影响则不然。
南朝陶弘景《肘后百一方》：“佛经云，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辄有一百一病。”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经说：地水火风，和合成人。”唐王焘《外台秘要》：“身者，四大所成也。地水火风，阴阳气候，以成人身八尺之体，骨肉肌肤，块然而处，是地大也；血淚膏涕，津润之处，是水大也：生气温暖，是火大也；举动行来，屈伸挽仰，喘息视暝，是风大也。四种假合，以成人身。”这些佛医学的理论和“五行（金木水火土）”学说有很多矛盾处，但古代中医拿来直接用，并不觉得有何问题。
清初王宏翰《医学原始》中采纳了古西医的“三魂说”（草木之生魂，禽兽之觉魂，人类之灵魂），更试图把四元素四体液说和中医五行五脏学说相结合：气、火、土、水对应肺、心、脾、肝肾。把肝肾并为一个以对应水，正如中医于四季中别出一个长夏以对应土，都是生硬的为了对应而对应，是拍脑袋的产物。王宏翰的“四行四液五脏相属论”矛盾百出，最后仍然不得不回到阴阳五行。
无论“四大”还是“四行”，与“五行”都是兄弟，貌离神合，没人当他一回事，影响非常微弱。三千年历史上，真正试图中西医根本理论“结合”的仅王宏翰一人而已。
直到以维萨里解剖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医学传入中国后，才掀起了惊涛骇浪。科学医学的实质与传统医学的根本是对立的，一个实证，一个玄想。“实证”注定是“玄想”的敌人，前者必欲灭后者而后快。
以维萨里为代表的现代解剖学早在明末就传入中国了。最早有二书，《人身说概》和《人身图说》，只影响少数医家。如清温病四大家之集大成者王士雄，一家四代均受《说概》和《图说》的影响，甚而因此怀疑中医脏腑学说。如王士雄之父王大昌说：“人身经络脏腑，虽灵枢素问言之凿凿，然上古圣人...不过以天纵英明，推测其理而已...若非泰西之书入于中国，则脏腑真形，虽饮上池水者，亦未曾洞见也。”这样对黄帝岐伯扁鹊的暗讽极为罕见，只有王清任的直接痛诋可堪匹敌：“尝阅古人脏腑论，及所绘之图，立言处处自相矛盾...自恨著书不明赃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赃腑，何异于盲子夜行！...其言彷佛似真，其实脏腑未见，以无凭之谈，作欺人之事，利己不过虚名，损人却属实祸。窃财犹谓之盗，偷名岂不为贼！千百年后岂无知者！”
自然，相反的反应更多。嘉庆道光年间的大学者俞正燮读了《说概》和《图说》后大不以为然，认为是中西人体的脏腑长得不一样之故。他认为，中国人肝在左边，洋人肝在右边；中国人两个睾丸，洋人四个睾丸等等。一直到晚晴，叶德辉还认为：“西人之论胞胎也，谓儿在母腹其足向天，其头向地……中国则自生民以来，男女向背端坐腹中……是知华夷之辩，即有先天人禽之分。”这些可笑之论并非因为愚昧，相反是太“聪明”了，聪明到完全凭想象就可以产生各种理论，不需要任何实际的观察和实验；胎儿是不是头向下，问问接生婆有那么难吗？中医的问题正在这里，所有的理论都不需要观察和实证。
然而到了晚清，西医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但理论完全与自然科学融为一体，实际医疗成就（尤其在传染病领域）也前无古人；中医瞠乎其后。尤在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之后，洋务、维新、革命风起云涌，如俞正燮和叶德辉般的愚蠢解释固然无济于事，继续漠视也已不可能。一大批中西医汇通、中西医折衷学派应运而生，如唐容川、罗定昌、朱沛文、陈定泰、唐宗海、张锡纯等等。他们高唱“中华儒者精于穷理”“西洋智士长于格物”“各有是非、不能偏主”等等论调，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擅长的“中庸”之道。
中医界整体，从恽鉄樵以后，虚上加虚，把几乎一切人体结构都虚拟化了。五脏是虚拟的，六腑何尝不是，不然“胆主决断”何以立足？经络是虚拟的，气血又何尝不是，不然周天如何循环？六淫是虚拟的，痰饮何尝不是，不然怎样“痰蒙心窍”？
为什么现代中医不惜背叛祖宗，也要跟着恽鉄樵，钟爱去解剖化的脏腑乃至一切人体结构？无他，逃避科学检验耳！恽鉄樵以后，中医不单于病因病理是玄学，即人体自身结构也是玄学的。现代科学再发达，也无法检验玄学。
中医思想剧变4:中医政治化
恽铁樵把脏腑虚拟化(说好听点是功能化)，本不过是苦心孤诣、逞口舌之快的感情用事，并不能真的挽救中医。
面对废医行动派的一波波实弹强攻，恽铁樵式的虚拟化狡辩，国粹主义的爱国情怀都无济于事。中医面临生死存亡，需要寻求真正稳如泰山的支持力量；这类似于女人对安全感的需要。这种力量便是政治。
尚昆同志：
因为，中医已与政治天人合一。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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