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团聚、夫妻在一起生活乃天经地义，但是三、四十年前，夫妻分居两地在中国大陆却相当普遍。这里说的并非夫妻因感情不和分居两地，而是指由于工作、户口等原因夫妻不得不分居两地。据1979年统计，全国夫妻两地分居的职工高达600多万。每逢春节前，挤满火车的人潮里，很大部分就是赶回家与配偶团聚者。短短的探亲假一过，火车上又挤满返回工作地点的人群。
1970年时，我所在的苏北某县试制合成橡胶，我被分配参与其事。因为合成橡胶生产工艺相当复杂，就向由前苏联帮助建设的兰州合成橡胶厂求援。对方很爽气，很快派了三位四十岁左右的师傅来指导，为期一年。我与兰州师傅熟悉后，才知道他们有个共同难题，就是夫妻两地分居。他们年轻时从江苏、安徽被招工去兰州，十几年来一直与留在家乡的老婆分居两地。两地分居之苦，一言难尽。首先是生活困难，夫妻难以相互照顾。其次是经济困难，工资本来就低，分居必然增加开支。最难言之苦，毋庸讳言就是性生活不正常，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涝起来涝得要死，旱起来旱得要命”。每年短短14天探亲假，这期间是高密度的性生活，人累得虚脱，在回兰州的火车上简直要瘫倒。但在接下来的三百多天里，他们却不得不承受高度的性饥渴，就像某位苏联专家的名字，叫“亚历山大”，就是体内荷尔蒙的压力大得要爆炸。
兰州师傅两地分居十几年，一直无法将老婆调去，成为老大难问题。这次我们去求援，他们领导之所以如此爽气，其实就是提供机会：希望他们既完成援助任务，又把两地分居解决了，岂非两全其美？我们当然更是乐观其成：解决了兰州师傅的两地分居，他们就能长期为我们工作了。然而此事办起来，却被政策卡住。当时六亿中国人被分成两类：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两类户口之间隔着鸿沟，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农村居民吃粮食靠自己种，而城市居民由国家提供粮食；农村居民到了城市，连粮食都没得吃。兰州师傅是城市户口，调来不成问题；然而他们的老婆却是农村户口，要转为城市户口，比登天还难。我们虽然多方努力，却还是爱莫能助。无奈之下，我们只能让兰州师傅每隔两、三个月享受一次探亲假，援建期满后不得不让他们失望而归。
没想到几年后，我竟步了兰州师傅的后尘。为了圆自己的科学研究之梦，我于1978年考取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告别妻子来到上海，住进集体宿舍，就此加入两地分居大军。毕业后，我独自在上海带着两个女儿，既当爹又当娘，还要努力工作，实在心力交瘁。妻子只能在每年短短的探亲假里来上海，我们尝尽了家庭分居的苦涩。按理说我妻子是城市户口，不存在兰州师傅那样的难题，然而另一道难题在等着我们。当时强调严格控制大中城市人口，因此由小城市调到大城市很难，调到北京、天津、上海这三个特大城市，更是难上加难。我所在的研究所，上级下达允许调进上海的名额，每年只有区区两、三个，而分居者却有三、四十人之众，乃名符其实的粥少僧多，胡子等白都未必等得到。
眼见得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有些人就另辟蹊径，让洋人来解决两地分居难题。他们先申请出国当访问学者，首选当然是美国；一年半载后，就向所在的大学提出让配偶孩子来美国。老美视家庭团聚为天经地义，根本不管什么城市户口还是农村户口，很快就办成了。两地分居的夫妻，在中国团聚不了，反倒在美国团聚了，被戏称为“曲线救家”。
正当我们不知道还要熬多久家庭才能团聚，严重的两地分居问题引起了胡耀邦的关注。胡耀邦体察民情、关心群众疾苦且通达人性。早在文革期间的1975年他主持中科院工作时，就想方设法解决科技人员的夫妻分居问题。1979年胡耀邦晋身中共最高领导层后，在全国人事局长会议上讲到夫妻两地分居，他动情地吟诵宋朝李之仪的词句：“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胡耀邦以此表达关心群众疾苦的真情实感，要求各级领导设身处地，体恤分居夫妻的痛苦。在胡耀邦亲自推动下，全国中级知识分子的两地分居问题终于在1985年得到解决，惠及所有夫妻分居的讲师、工程师、主治医师和助理研究员。我的家庭分离了八年，也终于团聚。正因为有此切身体验，我们在过去30年里一直铭记与感恩胡耀邦的这一德政。
三十年后的今天，两地分居再一次成为中国大陆的普遍现象。大量农民到沿海城市务工，为经济发展立下汗马功劳。但是农民工的两地分居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婚外情、性病多发、色情业“繁荣娼盛”、子女缺乏教育等。如果说30年前两地分居者数以百万计，如今两地分居者则以千万计。如何人性化地解决新时期的两地分居问题，正考验着执政者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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