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政治往往跟家族之间一代一代的恩怨情仇搅在一起。政治斗争往往提供了展示过去恩怨的机会。过去矛盾多的村往往每次政治斗争都斗得死去活来。尤其要有人被整死，那仇就世世代代传下去，没完没了。
我们村比较起来还算平和。历次政治斗争没有死过人。村里有一家被划为地主的家庭，当家人土改时跑了。他在村里人缘不太好，对穷人比较刻薄。如果不跑，很可能被打死。
整个村里90%的家庭都是一个祖宗传下来的。20世纪初，村里两个最大的家族，人称南院北院，各拥有1000多亩地。土改前，两家大都分家析产。因为各支人口多寡不一，分出的小家庭拥有财产也有很大差距。南院有两家拥有土地300亩左右，北院有一家大概也200多亩地。这三家土改被划为地主。这两大家族其他的家庭大概都有几十亩地，大多被划为富农。
抗战时我们那里属游击区。八路军常来，日伪军也经常光顾。村里有共产党支部，主要成员有几个，其中一个是富农，两个是贫农。因为是游击区，所以共产党不可能公开出面。村里有一个村长，他不是党员，专门干一些迎来送往的事。八路军来他要招待，日本人来也要维持。所以叫两面村长。这是八路军允许的。因为八路军的力量还不足以公开抗拒日伪军。
日伪为了统治乡村，让每个村设个情报员，要经常给日伪送情报。我们村的情报员是两个贫农党员中的一个，绰号老转转。其他村的情报员也都差不多，都是八路军信得过的人，以保证送的情报 不会真正伤害八路军。情报不送日本也不依，一般等八路军走了以后，情报员赶紧去炮楼，说八路昨晚在我们村住了，但他们把村子封锁了，出不来。他们现在往xxx方向走了。当然方向不能是真的。要是送了真情报，过不了几天，脑袋就掉了。因为日伪军也没力量真正赶走八路军，完全控制乡村。晚上实际上是八路军的天下。所以村里很少人敢得罪八路军。八路军打炮楼不容易，但对付汉奸还是干得了的。如果哪个情报员甘心事敌，八路军很快就把他脑袋拿下来了。
虽然两大家族没人是党员，也没有当村长，但村里的事离不了他们，因为什么事都需要他们出钱出物。很多情况下，这两家的主事人是村里事务的后台。没有他们参与，好多事都不好办。这两家主事人家里都有亲戚是当地八路军的重要干部，所以跟八路关系很好。八路来村里，当然他们要招待，因为他们有房子有钱。穷人哪里招待得起呀。这也是土改时，他们都能事先得到消息，一跑了之的原因。
八路军收公粮，但八路自己没有地方保存，所以都是分散保存到村里，当然是保密的了。我们村那个党员情报员老转转差点被八路军枪毙了。据说怀疑他私挖八路军埋藏的公粮。但后来也不了了之了，不知什么原因，可能证据不太确凿吧。
村里另一个贫农党员，我们姑且称他老党员。他弟弟是伪军警察所长。本来他弟弟是土匪。因为土匪经常装作八路军干绑票的活，八路军县长决定打击土匪。据说短时间内全县打死200多土匪，彻底消除了匪患。80年代八路军老县长从南方回到县里探亲，县里还专门加派警卫，防止仇家报复。
这个老党员的弟弟也在被枪毙之列。晚上两个八路军摸到他家，把他从被窝掏出来拉到村外，就要枪毙。这家伙比较机灵，瞅了个机会撒腿就跑，跑到邻村，躲到马车下面，八路军没找着。村里呆不下去了，投了日本。但好像他在当伪军时没有干什么坏事。正是这一点，要了他的命。45年，八路军围攻日本据点，他觉得没干什么坏事，没躲起来，还在附近晃悠，被八路军抓了起来。村里听说后派人去保，等赶到那里，已经被打死了。当时村里支部书记是那个富农。这个老党员和他们家一直认为那个富农党员故意拖延，才要了他弟弟的命，文革期间还携仇报复。
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在当地建立政权。群运前有一段时间，还很和谐。两家大户的家人还被结合进村政权。1946年，群运开始，斗地主，分田地。两家大户大部分家庭都划为地主或富农。群运开始之前，两家的男人基本都跑了。去年我回家，才听村人说起北院的一位妇女被吊起来，问看到蒋介石了吗？如果说没看见，就再吊高一点。说看见了，就把绳子一松，摔下来。 完了还拴到马后面拉着跑。本来经常读到在别的地方有这样的事，没想到在我们村也发生过。好在，没有打死，还算幸运的。我小时候，这个老太太还活着。
解放后，老党员一直是村里的主要干部。据说本来要调他出去工作，但他实在水平差，就一直呆在村里。八十年代之前，村里政权一直由他和他近亲把持。他当过支书，他堂弟当支书时间更长。文革中造反的也大都跟他有关系。他弟弟的养子，文革中有一段很活跃，想把富农党员当老师的儿子弄回村，但没有得逞。文革时我父亲被赶回村里。因为我父亲跟富农党员的儿子是好朋友，又一直都当老师，他们捏造了一份有很多反动言论的文字，非逼着我父亲说是富农党员的儿子写的。我父亲坚决否认，为此还挨了几皮带。我父亲明白利害关系，如果富农党员的儿子被弄回村，有可能被打死。我们家在村里没仇人，虽然我父亲因为是右派，文革一开始就被赶回村里，除因为这个朋友埃了几皮带外，村里没有人太为难过他。
老党员的侄子没有站对队，很快他们这派被邢台驻军镇压了，他和其他几个活跃分子被绑到邻村，好一顿臭揍。从此老实一些了，起码不再参与政治了。
文革时有一段时间另一家兄弟还加上他们的外甥在村里掌权。这家兄弟的父亲是土匪，抗战期间被八路军枪毙。他们一直怀疑是北院一家人给八路军通的风报的信，因为那一家有很近的亲戚是八路军地区公安科长。文革期间把那一家人的老头好打，把牙都打掉了。逼这老头承认当年他们父亲被枪毙是老头诬陷的。材料报上去，经查证，当年他们父亲被枪毙是八路军正式判决的，是有足够证据的。结果案没翻成，兄弟俩受了处分（好像留党察看），外甥才搞到的预备党员也被取消了。
这俩兄弟在村里得罪人不少，而且哥哥死后弟弟虽有老婆，但与嫂子混在一起，很为人们诟病。他死的时候，抬棺材的人也找不够，只好近亲给抬了。我们老家，棺材一定要乡亲给抬，近亲是不能抬棺的。找不到抬棺材的人，是很丢人的事。不过反正哥俩都没儿子。先前过继的外甥，文革后在村里呆不下去，也回自己家了。
老党员的老婆人缘很好。即使文革期间，老太太也从来没有对成份不好的人假以颜色。老太太没孩子，收留了好几个亲戚的孩子。大都是她丈夫姐妹的子女，甚至孙辈们。当年家家缺油吃，但他们家的孩子经常吃着炸得油汪汪的馒头片，令我们很是羡慕。
老党员的堂弟可能是八十年代前任职最长的支书。自然在村里得罪人不少。尤其成分不好的人，对他没有什么好感。北院有一位当医生的，文革被赶回家。后来恢复工作时，这位支书横加刁难，不给办手续。我父亲73年恢复工作时去找他，因为有那位医生的经历，当时非常担心。没想到他非常痛快，还说，“在村里受了好几年罪，问题是该解决了。”让我父亲非常意外。现在想来，大概是我爷爷的为人起了很大作用。我爷爷据说很会来事，在村里人缘很好。当时虽早已去世，但积的德还是使后代受益。
这位支书的儿子为人好像很不错。村里好些人觉得比他爹强很多。
现在村里领导走马灯似的换。早已不是某个家族完全把持的了。党员大部分是当兵入的党。村里很少发展党员。当支书能够贪一点，但对村民早没了过去的权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