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三权分立怎样叩开了多元和谐社会的大门?
- 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启示录
史迪文
世界政治史一波波,一幕幕漂移过去，三权分立耸立其间。在其前，笼盖全球的普世价值是“君权神授”，专制主义；在其后，西方民主巨轮从大不列颠岛扬帆起航，全世界各国的专制皇冠纷纷落地。在其前，有朝代，无国家；在其后，有国家，无朝代。这就是学者们所谓的“划时代”！
三权分立诞生之际，英国面临着一个世界历史的中心课题：即政治系统如何应对商品经济引发的社会大系统的多元化挑战。
在当时英国的社会经济系统中，自给自足的一元化的封建庄园经济在低迷中徘徊，步步衰落，取而代之的多元化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却风起云涌，高歌猛进；在社会意识形态系统中，一元化的罗马天主教庭统治纷崩离析，英国国王操控的国教举步为艰，多元化的各种清教组织却遍地开花，风生水起。当经济系统，意识形态系统已经多元化了，政治系统仍然囿守着传统的一元化的专制主义模式，必然导致一元政治系统与多元社会系统的激烈对撞，这就是本文所说的 “结构性政治危机”。
"结构性政治危机”在世界历史上是一道奇特的景观，也是一种普遍现象。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系统从垄断走向自由，当社会经济系统中的自由因子达到了一定数量，达到了边界条件，导致了多元社会对一元化政治系统的怒涛般的抗争和社会政治危机的烈性爆发。比如，1640年的英国革命，1789年的法国革命，1848年的欧洲革命，1905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以及1911年中国的辛亥革命。在笔者看来，１９８９年震惊世界的六四天安门事件同样是在这一历史坐标点上引爆的。
英国资产阶级先行者经历了异常艰难的历史跋涉，才终于跨越了这样一种社会系统分娩的痉挛，这样一种社会历史转型的阵痛，渡过了所谓的“结构性政治危机”。由此脱颖而出的三权分立政体，是一种与多元化商品经济社会相协调、相伴生、相匹配的多元化的民主政体。
今天，我们作为当代中国“结构性政治危机”的亲历者，用社会系统论控制论的望远镜遥望1688年光荣革命，透视一个全新的社会系统结构的萌诞，透视其民主和法治魔力四射的运行机制，不由得不目炫神迷，叹为观止。
一 商品经济与西欧社会系统结构的多元之舞
在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庄园经济中，一切权力源于土地的垄断。 这种封建模式的经济权力系统是静态的、封闭的、一元的和等级制的。国王把爵位和土地分封给各级封建领主。封建领主和广大农奴之间的权力关系是以上御下的人身依附关系。大大小小的封建庄园星罗棋布在欧洲大陆和英伦三岛，它们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共同体。庄园与庄园之间，鲜有水平方向的经济流动。
在西欧封建诸国的群峰中，耸立着罗马教皇国。它的一元化神权控制体系伸展到各个封建国家的大小庄园中。这是中世纪欧洲跨国的宗教意识形态系统。
世界近代史的起步是与社会分工系统的逐步展开为导向的。社会分工与市场伴生，推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从封建自然经济系统中夺路而出，由涓涓溪流到波澜叠起，横扫欧洲大陆及英伦三岛。在风起云涌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大潮中，金钱一步步取代土地，成为一切权力之源。
以英国史为例。封建末世经济危机的狂猛风暴将旧日封建领主的土地的权力扫荡一空。为了填补巨大财政窟窿，教会和英国王室不得不大量拍卖土地。到1558年伊丽莎白女王继位，3/4的教会土地已经转入私人名下；到1640年英国革命前夕，英国王室的土地也仅仅剩下1/4。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为依托的新兴资产者一跃而成为社会的新主人。他们手中挥舞的权杖已经不再是土地的垄断权，而是金钱及其转化形态-资本。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对于资产阶级来说，货币是“一切权力中的权力”。
这种新兴的市场经济的权力系统是动态的，开放的，多元的。哪里有利润，商业大潮就涌向哪里。利益不同的人们在市场中组成各式各样的社会利益集团，既彼此竞争又相互携手。有钱，就有权。以金钱为中心，市场经济大系统形成一道道亮丽的多元化的社会风景线。
市场经济系统最醒目的权力特征，是它的平等性。“等价交换”，是商品经济的黄金法则。买方和卖方相互需要，愿买才能愿买。在合理的市场结构里，谁也不应当把个人意志单方向地强加给对方。市场经济所展示的权力结构，是相互的，对等的。
历史深刻地表明，商品经济系统与中世纪封建等级制的社会上层建筑，在系统本质上是不兼容的。就商言商，以平等的身份搞等价交换，是干净的市场，健康的市场。站在封建等级制的台阶上以上凌下地插手商品经济，甚至把等级系统本身也化为金钱买卖的商品，是特权之源，垄断之源，腐败之源。当平等结构的市场经济系统遭遇不平等的等级制金字塔，系统的腐败如黑色瘟疫般滋肆蔓延。世界近代史上的欧洲，(一如今日之中国)，到处是权钱交易的宴席，到处是不受节制的封建特权与金钱的狂欢。
平等的，多元化的新兴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系统与封建等级金字塔系统的首次对决，发生在十六世纪西方宗教意识形态的太空。
1517年10月31日，世界历史的聚光灯聚焦在德国维腾堡教堂：一位勇敢的年青教士马丁.路德，在教堂大门上张贴了一张挑战腐败的神学大字报：“95条论纲：论赎罪卷的权力和效力”。赎罪卷是把宗教权力转化为金钱的典型案例。这种戴着上帝面具的来自最高宗教权威的权钱交易激怒了正直的马丁.路德，他在“95条论纲”里旁征博引，从神学经典上论证教皇的所谓的赎罪卷的神效是荒诞的和站不住脚的。凭籍16世纪欧洲的信息网络系统技术印刷术，“95条论纲”在两周内传遍德国，四周后各种译文传遍全西欧。
惊恐万端的教皇里奥十世将马丁.路德革除教籍。倔强的马丁.路德随即和教廷正式决裂，向罗马教皇的最高宗教权威发起震撼欧洲的历史性挑战。
马丁.路德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天主教的精神控制基石：如何得到上帝的祝福。他断然声称，人，仅仅凭籍信仰，就可以在上帝面前成为义人。这就把罗马教廷的宗教等级系统抛到九霄云外。马丁.路德又把闭锁在拉丁文中的圣经翻译为人民的语言，这就使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圣经与上帝交谈。
这是一个人的革命。站在马丁.路德背后的，是一个多元化了的欧洲市民社会。
马丁.路德翻译圣经，是西欧宗教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历史起点。每个社会利益集团都可从圣经中引发出自己的教义，建立符合自己利益的宗教组织：加尔文教，英国国教，慈运理教等多元化的新教教派相继脱颖而出。
一场雨骤风狂的宗教改革运动就这样自德国发仞，横扫欧洲大陆和英伦三岛。罗马教廷笼盖全欧的一元化天主教金字塔土崩瓦解了，一个多元化基督教世界在神学激辩的风暴中横空出世。
历史学者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的，我们是用二十一世纪的眼睛，用当代中国人的眼睛，来阅读世界历史的。越过时间的长河，遥望十七世纪历史烟云中的欧洲，我们不能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击节感慨：“何其相似乃尔！”
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洗礼的中国，我们同样有幸目睹了意识形态系统的多元化展现。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历史起点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当每个人，每个社会利益集团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实践建立自己的真理系统，一元化的意识形态系统崩析了，一个多元化的意识形态系统在中华大地上徐徐展开。
是的，在现象层面上，历史是不会重演的。然而，在社会大系统的内在的本质层面上，历史却会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国度里，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自己：这就是社会历史大系统的结构重演律！
二 结构性政治危机与多元革命风暴
当整个社会大系统一步步演变为多元化的结构体系，而政治系统仍然囿守着传统的一元化的结构模式，一元政治与多元社会的博弈和系统对决立即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占据了异常抢眼的地位。
这种系统结构的冲突与相互碰撞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一元化的封建行政之手，自上而下地插入平等结构的商品经济之中。这样的系统势态，是形成公共权力腐蚀剂的总根源，由此产生的腐败，是巨黑、巨毒、巨贪的制度性腐败；
二是垄断商人和特权资产者麇集在国王行政权力四周，构成盘根错结的垄断经济板块，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平等原则，毒化了市场环境；
三是垄断政治权力的封建统治者，或是与政治权力沾亲带故的封建社会利益集团不仅肆无忌惮地把自己一元化的特权利益凌架于整个社会的多元利益之上，而且经常强横地宣称自己的一元利益就是社会的整体利益！表现在意识形态上，就是藐视乃至践踏他人的多元化意识形态，运用政治强权把自己一元化的封建意识形态强加给整个多元社会。
17世纪40年代，英国政治狂飙乍起，长期国会的召开标志着多元动乱升级为多元革命。英国资产阶级以一场雨骤风狂的大革命，扫荡和击溃了延续近600年的英国专制主义王权。然而，当英国资产阶级的开国元勋们着手设计和创造新的政治统治机器时，却出乎意料地遭遇了接二连三的失败。刚刚组建起来的政治大厦，很快就分崩离析了；喧赫一时，叱吒风云的政治权威，转眼成为昨日黄花。整个政局风云扰攘，灾变迭出。短短十数年间，仅仅全局性的政体更迭就有三次，各种社会动乱更无计其数。这一切，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细细地考察这一时期的英国政体危机，我们发现，1640年以后，资产阶级的政权系统虽然几经变迁，但无论长老会的长期国会统治，独立派的共和政府， 还是克伦威尔的护国主统治，各派资产阶级一旦大权在握，无一不是延续旧日一元化的专制主义的思维模式，自命为整个社会利益的最高代表，把国家大政视为不容他人染指的禁区。质言之，这是犯了和英王同样的错误：把一党一派的一元利益，凌驾于整个社会的多元利益之上。
英国革命时代的政体危机，就本质而言，无非是一元化政治权力与多元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大系统的结构性冲突。由于新兴资产阶级没有找到合理的、有效的政治统治模式，以至群体事件不断，社会灾变迭发，政治地震频传。最终，导引出长达28年的封建复辟。
一般来说，”结构性政治危机”包含两个相互递接的历史阶段：社会系统的溃乱期和新权威主义时期。
社会系统的溃乱期包含三种子状态：多元动乱、多元革命和多元战争(内战或外战)。多元动乱如果收勒不住，会飙升为多元革命。多元革命中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政治杀戮逐步升级，最终只能用军事拳头来解决分歧，这就是多元战争。
不论多元动乱、多元革命、亦或多元战争，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在多元风暴中的主题曲却惊人的一致，这就是“反腐败” 、 “反特权” 、“反垄断” 和 “要自由” 、“要公正” 、 “要民主”！
在新权威主义时期，人民受够了多元动乱和多元革命的蹂躏，应运而生的专制权力强行压抑多元化的利益诉求，以此换取稳定和秩序。与此同时，在一元化的强权保护下，全力发展自由化的商品经济。在英国，这是克伦威尔的护国主统治时期和查理二世的封建复辟时期。
引人深思的是，许多国家在走向民主的道路上，都经历过一段新权威主义时期，比如法国、德国、南韩、台湾……甚至连古代雅典，在抵达伯里克利的民主全盛时代以前，也经历了一段庇西特拉图的新权威主义专制统治。
三 1688年光荣革命：英国两权分立与民主社会的起点
1688年，英国历史的航船驶过新权威主义阶段，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转折点。
7月30日，国会辉格党与托利党的7位政要邀请荷兰执政，奥伦治的威廉率军前来英国，帮助英国人保卫他们的自由。威廉乘”新教之风”登陆英伦后，詹姆士二世仓惶逃遁。1689年威廉和玛丽即位，议会通过权利法案，英国议会与国王近半个世纪的斗争以议会的胜利而告终。史称“光荣革命”。
光荣革命之所以光荣，就在于英国的这次革命，永别了近半个世纪前英国大革命的血雨腥风。它没有死一个人，没有流一滴血，仅仅更换了一个国王，就在历史上浓墨重彩地留下了 一笔，留下一个尽管天地翻覆，然而象天鹅之歌一样和平的革命。
1688年的“光荣革命”，不但意味着资产阶级历尽劫波后再度掌握了统治权力，而且标志着一种全新的政体模式的诞生。国会，作为资产阶级的民意代表，执掌“立法权”，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英国国王，服从于国会的统治，执掌所谓“执行权”， 负责执行有效的法律。资产阶级思想家洛克同年发表的“政府论”一书，对这一政体及其两种权力，作了经典的说明。我们不妨把1688年的光荣革命政体，称之为立法权与执行权两权分立的政体。在政治上，这意味着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达成历史性妥协，两大阶级分享政权。
除了上述两大权力系统，民主选举和政党系统这时也作为一种崭新而隐形的权力，正式加入政体组合，成为其中的一个有机环节。不过，这个新的结构要素，不但在当时的宪法性条款中毫无反映，而且大多数政治家，包括洛克，也都还没有意识到它的价值，更没有预见到它在未来的发展。
1688年“光荣革命”之所以居于世界历史记忆的核心，在于它确立了一个对英国民主政治至为重要的黄金法则：“国会主权”。“国会主权”是1688年英国政体与复辟时代及封建主义时代一切专制主义政体在结构上的根本性分野。
1688年，当威廉自荷兰向英格兰进军之前，他发表声明说：“我除了尽最大的努力自由与合法地召开国会，没有任何别的方案。”威廉未曾料到，在未来岁月里，他的英国新臣民会迫使他一如既往地遵守自己的诺言，永远屈服于国会的权威。威廉抵达英国后，立即感受到来自这个权威的威摄力量。仅仅当他同意和接受了对国王权力加以界定的“权利法案”以后，国会才批准他和玛丽取得英国王位。在举行加冕典礼之际，他又不得不史无前例地向国会宣誓效忠：“按照国会批准的发令以及同样形成的法律和惯例实行统治”。
在一切专制主义政治系统中，行政执行权，特别是最高行政长官，如国王，或元首，拥有最高权力。在1688年英国政体中，执行权与立法权这两大权力系统主从易位。当国会作为立法机构一跃而成为最高权力机构，一个全新的民主灵魂就走进了旧日的政权躯体。
当国会上升为最高权力机构后，其内部的结构功能也发生了调整变化。从此这个政治机构成为多元社会的纷繁利益自由展现与平等竞争的一块理想天地。而当国会上升为最高主权者，把国会和多元社会沟联串通起来的政党系统，便开始执行权力反馈的功能。如果说，各种专制主义政体的一般统治模式是单向直线式的 - 以上驭下、层层效命、直控全国；那么，二权分立政体则把一种回环式权力自反馈系统生动地展示在历史的视野中：国家政权控制多元社会，多元社会支配政党组织，政党组织又反转过来通过民主化的选举支配国家政权。随着多元社会的动态发展，某种国家机器不断地自我更新与再生的模式脱颖而出。
1688年，不但在英国近代史上，而且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代 - 它在未来世纪的天幕上投射了西方民主的第一道曙光。
A 国会主权从何而来
两权分立政体的本质性结构特征，是“国会主权”的确立。这种最高统治权是怎样产生的呢？
在国会的早期发展阶段。这时，国会作为封建社会中的等级代表机构，完全是专制王权的附属品，仅具两项功能：经济上的批准征税和政治上的请愿。在这个历史阶段，世袭的王室领地及其他封建收入是政府机器的主要财政之源。国会掌握的税收，只是政府的辅助性收入来源，一种无足轻重的经济权力。在政治上，国会同样权微言轻， 有关请愿能否获准，完全取决于国王恩典。
14世纪以后，封建庄园经济进入了“病”或“坏”的阶段，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却登上了驶往春天的快速马车。英国政府的财政支点势所难免地滑向资本主义经济基础。1374至1375年度的国库总收入中，只有2200镑来自王室传统收入，国会掌控的直接税和间接税高达8200镑。国会开始频繁地以征税为交换条件，要求国王批准国会的请愿。英国宪政史学者斯塔布指出，那个时代英国的大多数行政与司法改革，都是以这种方式实现的。
到英国大革命前夜，资本主义的经济血液已经流贯于国家政权的整个系统。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国会立法机构开始问鼎国家最高统治权，向封建王权发起历史性挑战。它所选择的斗争方式，仍然是把经济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1628年，国会利用英法战争之际英王的财政困境，以27.5万镑拨款，换取英王批准了“权利请愿书”。但查理一世把钱搞到手后，根本无意践行有关条款，却从1629年起，开始了长达11年的无国会统治，还悍然宣称国王有权不经国会批准自行征税。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与封建政权走向公开对抗：或明或暗的抗税运动一步步席卷了英格兰。
1639年苏格兰的起义标志着英国多元动乱的肇始。国库一空如洗的查理一世不得不乞助于国会。1640年长期国会的召开，标志着英国多元革命正式拉开了序幕。国会反对派挟雷霆之势向封建王权大举进攻，从审判宠臣斯特拉福，逮捕大主教劳德，废除特权法院，直至在“大抗议书”中全面提出最高统治权的要求。
1642年，多元革命飙升为多元战争。查理一世组织王军，卷动漫天烟尘，向国会军发动袭击，悍然挑起了内战。1643年，克伦威尔前往英格兰东部，募集了一支所向披靡的铁骑兵，主要成员来自自耕农和城市平民。国会的民主之剑开始发威：在马斯顿荒原战役（1644年7月），纳西比战役（1645年）等战役中，克伦威尔铁骑横扫王党军队，一举擒获国王，并把国王送上断头台。
英国大革命的历史风暴，就这样用带血的皇冠，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三权分立的民主政府，举行了庄严的奠基礼。处死国王，把民主与专制的博弈推向了激情的顶峰，英国国会用一个震天裂地的执法行动向宇宙昭告：国会的权力，即人民的意志，是至上，至上上的！
B 国会手中制驭国王的三大权力杠杆
在封建专制主义时代至尊至贵的一国之君，为什么到了1688年以后，不得不屈居于国会的权威之下呢？关键在于，国会手中握持着经济、政治、军事三种强有力的权力杠杆。
经济控制权，即国会的财政大权，对国会来说，是一种古老而屡试不爽的武器。1688年，国会每年只拨给威廉国王70万固定财政收入来满足宫廷和政府开支。这与克伦威尔200万永久年金以及查理二世的120万固定年金构成醒目的对比。克伦威尔专权而拔扈，查理二世色厉而内荏，威廉国王却一失君王气概，内中的奥妙多在于此。以区区70万镑年金，是休想与国会顶牛，或维持一只军队反抗选民意志的。
政治控制权，指国会的“弹劾权”。弹劾作为一种诉讼程序，通常用于政治起诉。这是翦除国王党羽，力逼大臣对国会负责的颇有威力的手段。这一程序始于1376年。国会充份意识到这柄政治之剑的震摄力量。1689年，在讨论“权利法案”时，一份递交上院的议案特别提出，在弹劾案件中，国王的特权对被告无效，这意味着把王权的影响从弹劾程序中彻底清除出去。
军事控制权，是国会手中的第三种权力杠杆。“权利法案”第六条明确宣布，未经国会批准，国中不准征募和维持常备军。第七条声称新教徒臣民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允许置备武器。两项条款赫然并置，内中的含义是不言而喻的。约翰.洛克同年发表的一书，以凌利的笔锋一语破的：如果“国王辜负人民的委托，不去保全大家所同意的政府形式，不去设法达到政府本身为公众谋福利和保护财产的目的，”他就将“使自己不在成为国王，并使自己与人民处于战争状态。
就这样，国会凭籍经济、政治和军事三大权力杠杆，对国王的执行权建立起有效的监控，使国家意志的执行听命于国家意志的表达。
C 国会的自由、平等、开放结构与民主功能
在两权分立政体中，国会是作为社会多元利益的代表机构进入政体组合的，这给整个系统带来可亲可恋的民主光环。承载国会民主功能的，是它的三大结构特征。
开放性，是国会的首要结构特征。从利益形态来看，国会不是独立的利益共同体，其议员来自全国各地，携带着各方面的多元利益要求走进威斯敏斯特大厦。从权力形态来看，支配议员的权力之手不是来自国会内部，而是来自外部。议员由地方选举产生，向选民负责。历史上，国会的政治功能从来是国家机器对多元社会利益开放的一个舞台，一个窗口。
人民选举，决定着谁，肩负着什么样的多元利益走进国会，这对于社会多元利益能否不失真地反映到政府决策和立法机构中至为重要。1376年，爱德华三世批准了下院的请愿，同意议员不再由官方任命，而由人民选出的“贤达人士”担任。1406年，国会通过法案，对某些郡区的地方官僚在国会议员的选举中营私舞弊的丑行痛加批评，要求全体选民排除一切干扰，“自由地和公正地进行选举”。
英国革命后，长期国会大权在握，存在时间长达13年之久。但长期国会长期不改选，只进行过几次补选，这使它很难和革命时代沧桑巨变的多元社会保持同步。这期间它的成员变动的驱动力量不是来自自由选举，而是来自军人集团的压力。克伦威尔召集的小国会更是个封闭结构的组织，其成员不是产生于选举，而是克伦威尔指派的。
光荣革命后，面向社会开放成为国会不容亵渎的恒定特征。强调，为了加强和保卫法律，国会务必常规性地集会，而国会议员的选举必须是自由的。从此以后，国会每年有规律地工作数月，一年的会期，等于过去十年会期的总和。1694年通过的，把每三年改选国会定为制度，进一步使国会成为一个密切联系选民的连续运转的开放型机构。
自由性，是国会另一个至关重要的结构特征。英国议会史权威锐立彻把“自由原则”列为国会的基本原则之一：“每一位议员都享有发言自由”，有权利“不受惩罚地说出他的思想观点及对任何提案的见解与建议。”这对于各种社会利益能否在国会中畅达无阻地表达出来至为关键。凌驾于国会之上的封建王权，对于国会言论，始终是一块难以驱除的乌云。直至光荣革命前夕，国会中的执不同政见的反对派，始终难以挣脱威胁、迫害和牢狱之灾。
光荣革命后的“权利法案”第九条款规定：“国会内演说自由、辩论或议事之自由，不应在国会以外的任何法院或任何地方，受到弹劾或讯问”。在两权分立的政体结构中，由于排除了王权自上而下的干予，言论自由原则，作为资产阶级国会的一块政治基石奠定下来。
平等性，是国会的又一个决不可轻慢的结构特征。锐立彻指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全体议员绝对平等应当成为全部议会程序不可移易的基础，和一切国会事务的法律前提。”
在封建时代，大臣议员和议长是国王和枢密院伸入国会的宫廷之手，他们经常私人出入宫禁，熟悉国家机密，主持宣誓，提出重大议案，在国王和国会之间行走，传递信函与诏令，其地位与影响是一般议员难以望其项背的。为了阻遏大臣议员的影响，国会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时间里竭尽全力地把王室重臣拒之门外。伊丽莎白一朝，女王陛下的三位卓具影响的首席大臣都未能进入国会。到斯图亚特时代，虽然大臣议员的某些特权依然存在，但他们应当与一般议员平起平坐，已经成为一项不具文的默契。议长在国会中居高凌下的中枢地位也在时间的流变中一步步被削平。议长的投票表决权被取消了，他对国会讲话务必简短，不得以长篇大论试图扭转下院的立场，改变下院的决议。自1679年起，国王对议长的批准流于形式，以后，再没有任何一届议长当选者被国王否决。
威斯敏斯特的国会大厦不但为四分五裂状态的社会多元利益提供了一个自由、平等的栖身之所，更为社会多元利益的趋同与协调提供了卓有成效，又别具一格的途经，这就是国会立法的“三读”程序。任何利益要求从输入国会，到以法律形态输出，都需要按照严格的立法程序，经历各种对立意见反复驳辩、再三锤炼的曲折路线，这包括七大步骤：提出议案、一读、二读、委员会审议、三读、送他院复议、国王批准。
上述英国立法程序，揭示了一项提案在国会中曲折复杂的行进路线。从起点到终点，每通过一个关节点，议案就要经历一次严峻的考验。在辩论程序中，彼此对立的多元利益围绕议案激烈交锋，不能以半数通过的议案将面临淘汰的命运。或是相互冲突的力量各自做出让步，以一项折衷式的议案缩小利益差距，弥和各方裂痕。进入下一环节，国会又以同样方式，对议案作更深层次的加工，各类矛盾进一步调和，化解。经过国会立法的全部流程，多数代表所能够接受的利益折衷点逐步浮现在国会通过的法案中。立法程序的利益整合功能颇为有效，晚近的统计资料表明，私法案在其初始阶段，只有6%是不受反对的；当它们到达委员会审议阶段，差不多50%可以无异议通过。
在英国议会史上，“三读”程序源远流长。从中世纪到资本主义时代，“三读”程序的支配权从国王和枢密院的控制下，一步步转移到国会的自主控制下。这对于社会多元力量能否在“自由”、“平等”的基点上寻找利益的折衷点和结合部至为重要。
国王对法案的最终审批权，是封建专制系统主宰“三读”立法程序的最后一道关口。从1688年，到1696年，威廉三世曾五次行使否决权。但由于国会的强有力的坚持，法案还是变成了法律。1703年，安妮女王在英国宪政史上最后一次动用否决权，仍以失败告终。此后，英王再也不去徒劳地反抗国会的最高立法权威了。
英国经济史学者坎宁汉发现，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社会多元经济利益错综交织，乃至任何政府措施都会使“一些人受益，另一些人受害”。怎样“通过个人利益的迷宫来寻找和探求公共利益”，怎样“通过阻止某些人和鼓励另一些人，从而实现整个国家的最大利益，”是公共政策制定者面对的一个极大的难题。现在，这个牵引出无数动乱和危机的历史之迷，终于找到了答案。这不是求助于哲人策士的聪明睿智，也不是诉助于统治者的道德良心，而是借助国会结构的力量化解了矛盾。彼此纷争不止的社会多元利益，在国会中找到了一块平等竞争的自由天地，它们在议会民主程序中一步步趋同，熔为一体，凝聚为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以法律形态昭示于世。这就使统治机器与多元社会最终建立起协调一制的关系。光荣革命后，英国结构性政治危机攸然而逝的秘密，正在这里。议会民主的主要社会功能，也在于此。
D 1688年英国政体组合中的政党系统及其权力反馈功能
威廉三世在英国登基后，其宠臣约翰.洛兹爵士曾表达了国王和自己的共同观点：既然在光荣革命之际英格兰举国一致地反对詹姆士，拥戴新王，那么，复辟时代的辉格党与托利党的两党纠纷就应当永远被埋葬掉。团结和统一，应当成为今后时代的政治主题。
在1689年1月的国会选举中，政党的影响似乎微乎其微，两党都支持光荣革命，立场十分接近。但协商会议召开后，一旦事关国家大政及宗教事务的议题提上日程，和谐统一的美妙图景顷刻间分崩离析了。洛兹是这样记述他对国会头几周工作的观察的：“事情是何等的令人难以置信和愤慨啊！一旦攫取权力的适宜条件到来，辉格党与托利党这对已经埋葬了的名字居然在国会中起死回生了。它们从这里扩展到整个国家！”
政党的复活，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利益多元化的产物。一般来说，托利党是土地贵族社会利益的政治代表，辉格党则以伦敦金融寡头和商业资本的利益为后盾。两种经济形态的相互交迭和转化，是1688年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达成政治妥协的经济基础，这也意味着两党阵营之间横亘着一道相当广阔的利益过渡带。
当国会在新政体中上升为最高权力机构，两党轮流执政的最高统治者群取代了国王的独断统治，政党开始在政体组合中承担起一个重要的政治职能，这便是权力反馈功能。全国性党争周期性地调整着最高权力机构的政治构成，这卓有成效地保证了国家统治机器与动态的多元社会的同步变化。
英国革命时代的结构性政治危机，导源于各派政治力量，在一元化的政治权力的黑色阴影下，党同伐异，互不见容。历史学者B.W.希尔指出：从17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整整两代人不是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而是听任冲突升级，直至诉诸于流血、暴力和战争。现在英国人充份品尝了政治恶斗的苦果。从1689到1742年，每一位政治家的脑海中都铭记着这样的可能性：由于政治斗争失败而走上被告席，不但丢掉官爵，而且丧失财产和性命。
因此，政治对手们只得权衡利弊，相互做出让步，把斗争框界在宪法范围内，把一元化政治权力阴影中的冲突和斗争转移到多元议会政治的阳光下。英国政治社会逐步达成一项谅解：只要在不叛国的前提下，当权者应该允许政治反对派的存在。反对政府不等于反对国家。政治反对派不再被视为不共戴天的冤家对头，而被冠以“国王陛下忠实的反对派”的美称。一位英国评论家写到：英国人首先发明了“宪法反对派”的概念，这是一种无情而合法的国家事务反对派，他们按照议会方式采取行动，把冲突和斗争局限在有限的领域内。
政治宽容是宗教宽容的延伸，是多元社会演变的必然归宿。1688年以后英国两党制的确立和“反对党”宪法理论的问世，标志着英国政治终于从黑暗走向阳光，从多元混乱、多元混战走向多元和谐、多元秩序。
E 1688年英国民主的覆盖范围
民主制意味着平等。它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1688年英国政体生动地显示了，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多元利益，是如何利用民主型的国家机器，平等地协调相互关系，共同行使统治权力的。
那么，这种民主的覆盖面到底有多大呢？换一句话说，光荣革命以后，有多少人可以享受上述民主权利呢？有关的历史统计数字是令人迷惑的。根据历史学者希尔援引的数字，18世纪上半叶，英国的全部选民只有28.4万人，在全国550万总人口只占5%。一个问号油然而生：民主王国仅仅能够容纳如此微不足道的几个臣民，它的意义何在？整合社会多元矛盾又从何谈起呢？搞清以上问题，对于洞察西方民主的本质与现实，至为重要。
这里，我们要提出一个“选民阶层”的概念。选民，指拥有选举权的公民。“选民阶层”，还包括选民家庭中的女性亲属和21岁以下的未成年子女。根据当时的英国法律，他们没有选举权。但选民是作为家庭和家族利益的政治代表，去行使投票权的。政治民主利益协调范围，无疑应当把选民所代表的“选民阶层”间接地包括进去。据有关数字估算，这一时期英国选民阶层的人口总数约为113.6万，占全部人口的20%左右。又根据当时著名经济学家格里高利.金的统计资料，我们的研究表明：那时英国选民阶层所拥据的资本已经统摄了大约80%左右的国民经济收益，从而支配和调动着英国主要社会资本的宏观经济运动。可以说，民主政治的功能领域已经把多元社会主要的矛盾冲突囊括进去。正因为如此，民主政体才能够成为英国社会稳态运行的调节器。
如果说，在宏观经济层面上，调解与整合有产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分权政体的主要功能；那么，在微观经济空间里，捍卫私有秩序，维持资本再生产的稳态运行，则是分权政体的基本功能。在17、18世纪的英国，维护私有制度是统治阶级拒绝给予劳动阶级选举资格的主要理由。1647年的普特尼会议上，独立派军官里奇强调说，“不关心保护财产的人们数目比有产者多五倍”，如果主人和奴仆有平等的选举权利的话，“多数人将轻而易举地通过消灭财产的法律”。洛克则指出：“政府除了保护财产，没有其他目的”。私有制，构成西方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不可逾越的边界条件。
由此人们看到，西方民主的客观基础，不是原子式的个人，而是以私有财产为基本单元独立运转的社会系统。选民及选民家庭，构成系统的核心结构；受控于选民家庭的若干劳动者家庭，构成系统的隶从结构；实力雄厚的大私有者，以种种手段支配一般选民，形成系统的群体结构。西方的政治民主，正是在全局水平上调节着这种宏观的社会系统运动。西方民主的“自由、平等”原则，也正是在这个层次上发挥作用的。
我们应当注意到，作为西方民主政治基石的“自由、平等”原则仅仅存在于商品经济中的有产者和有产者之间，存在于商品经济中相互独立的各个经济单元之间。但自由、平等的人际关系并不存在于微观经济单元内部，并不存在于雇主与雇员，资本家与工人，或地主与农民之间。把“自由、平等”原则引导到社会的微观经济单元内部，不是西方民主的主要目标，而是下一个历史阶段上，社会民主，或人民民主的使命。
四 1701年司法独立：英国三权分立与法治社会的揭幕
1701年，英国国会通过“王位继承法”，其中的“司法独立”条款致使国王执行权一分为二，立法、行政、司法鼎足而立的三权分立政体模式从此脱颖而出。
A 法律高于国王
以法治国的第一要义，在于把法律提升到君临一切的位置。翻开英国宪政史，人们可以看到：法律向最高统治权步步挺进的道路，也是国会立法机构向统御一切的政治制高点顽强推进的道路。
大约在亨利五世到六世之际，点点滴滴的国会改革，终于在议会程序中积聚起意义重大的质变跃迁：“请愿”(Petition)程序为“法案”(Bill)所取代。自此，国会的工作基调不再是恳请国王的恩典，而成为完整意义上的立法。不过，这时，国会立法权，还不是唯一的和最高的立法权力，与之并列甚至更高的另一个法律渊源，是国王诏令。
到16世纪后半叶，新兴资产阶级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开始把确立立法机构的最高主权，进而使法律君临一切这一重大课题，提上历史的日程。1575年皮特.温特文斯在国会中论证说：“国王居于万人之上，但应居于上帝和法律之下，因为是法律使他成为国王”。
封建专制者对此进行了坚决的反抗。1603年詹姆士一世登上王位时傲慢地声称：“国王是法律的创立者，而不是法律创造国王。”但为时不久，国会反对派的强大压力，就迫使他不得不改口，言不由衷地承认：如果国王“一旦不按照他的法律来进行统治，就不再是一个国王，而堕落为暴君了。”
英国大革命中，国会以最高叛逆罪处决国王，以一个震撼历史的执法行动向世界宣告，法律高于皇冠，是至高无上的。
1688年的光荣革命最终确立了国会立法机构的最高权威，使法治状态步入正轨。第一、二、三条款均涉及“法治原则”。它宣称：以国王权威停止或废除法律是非法的；设立宗教特权法庭是非法的；设立一切特权法庭是非法的和有害的。这样，资产阶级为之奋斗了几个世纪的法治目标被确立为宪法原则。
B 司法权为什么要从行政体系中独立出来？
在法律权威这个问题初步解决以后，执法问题迅速突出了。
在封建专制政体中，司法权力隶属于君权，法官的荣辱进退乃至身家性命无不操纵在英王的铁腕中。查理二世的复辟时代，英王经常任意解职法官，而不提出任何理由与借口。在国家级的审判中，法官只能看着国王的眼色执法。王国法庭的12名法官中，竟有11名违心地批准自己的继任者不必执行有关法律。法庭因此声名狼籍。
1692年，两院正式通过提案，要求保障法官的独立地位和法官固定年薪制，但遭到威廉国王的否决。1701年，国会在“王位继承法”中又一次列入“司法独立”条款，态度强硬地要求将法官的罢免权交给国会，这次终于达到了目的。
尽管1701年的“司法独立”还只是相对的，比如，英国法官仍然是由国王任命的，但“司法独立”条款毕竟在法院工作的重大事务中大体排除了来自宫廷的干扰，初步保障了法官的独立审判。至此，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政体轮廓，以其新生而不完备的形态晨星般升起，从而在政体结构上，拉开了法治社会的序幕。
C 国家控制机制的转换和法治社会
在三权分立政体组合中，国会作为立法机构，处于支配地位，承担着国家意志的表达功能；行政与司法作为执行机构，处于从属地步，承担着执行国家意志的功能。行政系统的活动模式是组织，司法系统的活动模式是审判，两的执行系统各司其职又相辅相成地把国家统治功能付诸实施。
以行政管理经济的最大弊端，是制度性腐败。当等级制的官僚机构以上凌下地扼控着商品经济运行的各个关节点，其系统机制对下，会压抑，毒化商品经济的发展环境；对上，则会严重地腐蚀国家政权机构，成为以长官意志敲诈勒索，贪污受贿之风逾演逾烈的系统根源。英国历史学者希尔指出：当时英国的地方政府几乎完全把持在“一伙职业告密者和行贿纳贿者手中”。当封建王朝进入末世，腐败现象更加肆无忌惮。1624年，有人在议会中揭发，不法者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出售质量检查署的产品合格印章。
18世纪中叶的英国，刮起了一股否定行政权力的自由之风。亚当.斯密作为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理论代言人在思想界首先发难，对各个领域里行政干预经济的弊端加以系统的考察，提出了全面限制行政权力的主张。他的结论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全部行政职能可以压缩为两点：一是国防，二是某些公共事业和设施，前提是这些事业和设施如由私人经营会得不偿失。
亚当.斯密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潮流。
主动性与被动性，是行政与司法的功能区别之一。以行政手段主动干预商品经济，或因腐败毒化商品经济，或因僵化而与价值规律相冲突，以至成为市场经济难以忍受的系统枷锁。司法系统却以被动模式的控制取而代之。也就是说，任凭市场自由运转，仅仅当商品生产与交换遇到难以排解的纠纷，向国家提出申诉时，法院才出面，代表国家做出仲裁。“管得最少的国家，是最好的国家”，成为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风靡一时的格言。
等级性与平等性，是行政与司法的功能区别之二。等级制的行政之手自上而下地插入等价交换、平等结构的商品经济，是垄断之源、特权之源和腐化之源，是结构性政治危机的主要系统病因。用平等结构的司法系统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取代行政权力去管理市场经济，是解决制度性腐败和开辟出一片干净的市场环境的唯一有效的系统手段。
自由裁量权和依法性，是行政与司法的功能区别之三。尽管行政和司法都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者。在行政系统中，国家意志以长官个人意志的形式反映出来，自由裁量权如何行使和怎样行使，虽有一定的法律限制，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于行政长官的主观意志和个人品质。行政权力一般总是铭刻着人治印记。在司法职务中，国家意志以法律形式表达出来，司法审判要求“法官以法律的文字为依据”，“以便做到裁判只能是 法律条文的准确解释”。法官个人意志的自由度很小。司法系统自然而然地带有法治色彩。
光荣革命后，当国家控制社会的主要统治模式，逐步由行政系统移向司法系统，整部政府机器的外观形态从而发生了由人治到法治的历史性转变。
贪污和腐败，长期以来，作为结构性政治危机时代挥之不去的标志性丑陋，死死纠缠着英国政体。这种贪污和腐败的系统基因，就在于一元化的，等级制的政府长官意志的权力，主动地、自上而下地、肆无忌惮地插入平等的商品经济之中。
这种腐败，是系统病、时代病。反腐的锋芒，势所必然地、义无反顾地在第一时间指向贪官污吏，指向封建贵族，乃至于指向封建势力的总后台英国国王！1640年英国大革命狂飙怒卷。纵然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却没有鸟用。只要系统在，制度在，贪官和污吏们还是前赴后继。纵然人变了，朝代变了，贪腐换了姓名，改了身份，但金钱和特权的盛宴依然杯觥交错。只要系统模式不变，深沁入骨的腐败病毒还是会源源不断地从系统中滋生出来。
1701年的“司法独立”和“三权分立”，从社会系统论的观点来看，就是从制度上斩断从官僚系统自上而下地伸向商品经济的贪婪之手。当被动的，平等的和依法的“法治”管理模式逐步地、系统地、尽可能全面地取代了主动的、自上而下的和长官意志姿肆纵横的“人治”管理模式，贪污和腐化终于在英国一步步败退下去，作为系统的、时代的标志落下了帷幕。
就这样，凭借着社会系统结构和运行机制的鬼斧神工，“三权分立”美妙绝伦地托起商品经济的一片蔚蓝。
注：从世界历史看，今日中国触目惊心的腐败现像，并非中国特色。运动式反腐，双规式反腐，仅仅是治标，不是治本。怎样才能从根本上消灭贪官和腐败？王歧山书记不紧不慢吐出两个字：法治。信哉斯言！
五 光荣革命启示录：三权分立开启了多元和谐社会的大门
立法,行政,司法，这三大政治权力子系统相互协同又鼎立制衡，是西方宪政体系的轴心结构。
三权分立是西方民主的渊薮，是法治社会的基石，它传承了世界近现代史上几百年政治风云的顶点智慧。
三权分立政体模式是在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中破题而出，走向辉煌的。
在这一如歌如诗的世界历史的华彩乐章里，英国政体中的立法权与执行权主从易位，国会立法机构冉冉升起；执行权一分为二，开创了现代行政与司法分权并立的先河。没有天崩地裂，没有刀光血影，英国政制以国家权力结构的系统重组 - 和平地，稳定地，举重若轻地完成了从中世纪君主专制向近现代西方民主宪政的华丽转身。
以三权分立政体的确立为转折点，英国社会终于从多元动乱，多元革命，多元战争，步入多元和谐与多元秩序。三权分立就这样为英国打开了多元和谐社会的大门！
在社会溃乱时期(即多元动乱，多元革命和多元战争时期)，以及随后的新权威主义时期，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宗教自由等等许诺英国人耳熟能详，但自由的期盼却在寒冷的政治原野中流浪了几十年，没有人真正重视，更没有人敢于兑现。原因是无论是长老派的长期国会，独立派的共和国，克仑威尔的护国主统治，还是查理二世的复辟政权，他们一元化的政体模式无法为多元利益的自由竞争提供一块和平共栖的政治空间。面对政治地震、政体危机的现实威胁，他们无法保持自己上台以前的“自由”许诺。要政权稳定，还是要自杀式的“自由”？他们的选择只能是前者。
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与结社的自由，宗教自由，政治反对派的合法存在，等等、等等，这自由的缤纷花雨，在英国几乎象是一夜之间便魔术般地从天而降了，所有的自由之花仿佛刹那间便同时竞放了！
原因在于三权分立为社会多元利益在阳光下自由、和平地竞争提供了系统条件。
光荣革命仅仅是多元民主的起点，仅仅是政治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起点。这个民主政体架构一旦在质上确立了，就可以在宪法范围内和平地加以调整，以适应多元社会的变迁，从而几乎无限地承载和容纳民主政治的量的扩张。
历史表明，三权分立政体有着极大的弹性和包容性。
光荣革命之际，以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为主导的国会执掌最高立法权，代表封建贵族势力的国王执掌执行权。随着时间推移，封建贵族势力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此消彼长，封建贵族势力逐步退出政治舞台，国王手中的行政权力也一步步削弱。到了英国首相华尔波时代，英国国王正式成为虚位君主，国会多数党的领袖接掌行政权力，是为内阁制的三权分立模式的开端。三权分立就这样实现了阶级统治模式的转换。
“三权分立”不仅对国家、对人民是甘露，对统治者更有一种优雅迷人的韵致。在一元专制体制下，没有和平的权力转换机制，当权者找不到合法有效的权力退出途经。一旦从权力的宝座上跌落，马上栽入万丈深渊，粉身碎骨。“三权分立”为权力竞技场提供了法制化的进出通道。允许成功，也允许失败。权力竞逐者再也没有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恐惧了。这充份适应了多元社会瞬息万变的权力组合。在“三权分立”之前，有朝代，无国家。朝代更迭，血雨腥风。在“三权分立”之后，有国家，无朝代。“三权分立”周而复始地运行，从1688年一直到今天，英国没有发生过大的灾难性的政治系统故障。这是一部与多元社会相匹配、相协调的、超稳定的政治永动机。
光荣革命之际的英国民主政治，仅仅覆盖了占人口总数5%的选民。18世纪英国宪章运动的兴起，以及由此推出的《1832年改革法案》和《1867年改革法案》，使得城市选民由51万增至120万，郡选民由54万增至80万，增幅达一倍。虽然还没有达到成年男子普选的水准，但的确推动势力日益上扬的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大体上取得了选举权。这体现了三权分立式的议会民主在量上的巨幅扩张。
光荣革命前，英国的大量的精力和金钱投放到内斗和维稳上。现在， 三权分立提供了一个与多元社会动态协调的政体模式，人们可以全心全意地工作和生活了，这就为生产力的突飞猛进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光荣革命后不到一个世纪，工业革命就在英格兰鸣笛启航了。蒸汽机、煤、铁和钢的技术合奏改写了整个人类历史，掀动了“机器时代”的全球风暴。
三权分立不但为生产力的解放提供了一个强力发动机，而且因为消除了酷烈的、你死我活的内斗和内耗，从而为大不列颠团聚起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力量。
16世纪的欧洲是西班牙、葡萄牙世纪，它们开启了大航海时代，西班牙更组建了无敌舰队，称雄地中海与大西洋！
17世纪的欧洲是荷兰世纪，它大力发展海上贸易，被誉为海上马车夫，同时它的金融业冠居全球之首！
光荣革命后的18世纪，英国以三权分立政体凝聚起多元社会的举国之力，先后击败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一跃成为全球霸主。在小小英伦三岛上，一个横跨欧亚非的，日不落旗的大英帝国如旭日东升般不可阻挡地昂然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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