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八九年运动期间在北京的那段日子，怀念那代大学生关心政治，满腔热血；怀念那时伟大的北京市民奋不顾身，鼎力相助。
其实，我今天要说的，主要是人性。
八九年，咱研究生刚毕业，还未入职，因一篇文章，被邀去北京，参加从5月16日到6月5日的一个国策会议。会议几乎全是老学者，只有我和武汉来的小陈二位年轻人。老专家们学高八斗，讨论交流激烈，没有我俩多少说话机会，我感觉我就是来打酱油的。
但我俩对外面发生的运动游行富有激情，每天下午也顾不上吃会议晚饭，就跑到广场或立交桥上看静坐，讲演，标语和游行。和北京市民一道，热泪盈眶地向游行队伍拍手，向大学生伸来的捐款箱中，投一毛，二毛钱捐款。
尽管外面暴风骤雨，我们会议仍照常进行：宣读论文，收集和分析数据，讨论起草，修改建议文件。老专家们看似对政治运动不热心，但当我俩谈到：大学生广播站说，要找风筝，去干绕广场上飞的侦察直升机，就有专家顾不得吃午饭，回家去找。随着运动对抗激烈，我们会议还是被要求提前结束。在6月3日，我们外地来的学者，被用小面包车，一辆一辆穿胡同，过小巷，送到飞机场或火车站；因为大道全不通，都被横着的一道道公共汽车堵死了。
回家后的第二天早晨，到校大门口取邮件，碰到熟人，问北京情况，咱就说了离开北京火车站时的6月3日，看到的还是满街贴的‘打倒李X’的标语；卧铺一觉醒来，火车进本城火车站时，竟然看到到处贴的声讨‘屠杀’的标语，感到难以置信。说这话时就有人围过来听，如实回答了几个北京广场问题，说了帐篷满地，有港人捐献大量食物，可用学生证领取，和看到帐篷里有缴获的军服和枪支情况，也没当回事，就离开了。
不几天，学校学生领袖被抓了；再接着本人也被传唤，说是有人告发，说咱去北京参加了学生运动，他们要起诉我。咱一介良民，那时都不大理解‘起诉’是什么意思，凡正感觉挺严重。说是去开会，也回家给他们拿了会议文件作证明；他们还到导师那儿也取得确认。但局里人还是要我，书面交代我在北京的活动情况。好在这时北京最高层一声令下，煞住了追查扩大化之风，不然，咱的事儿没有完。
咱很愤怒：是谁这么坏，没人性，告发前，也不搞搞清楚。咱从出生就受政治打压，一直都是夹着尾巴做人，也没得罪过谁；估计是有人要领功求赏或将功赎罪，把咱给出卖了。这一经公家调查，咱也就被摸黑了，洗白起来很难！对面临的派遣入职带来困难。
五月底咱研究生算毕业，六月初该去新单位报到。咱毕业分配后打听到：去南方大学工作，虽然每月工资基准和北方相同，但加上各种补贴，实际装到口袋里的钱数，会是北方学校工资的3倍。那数字我当时听起来好似天文数字，超具吸引力。这样，咱一定要改派去南方大学工作。但这毕业分配之事，一旦成文决定，很难改变。在北京开会期间，咱尝试着到北京部委，改派去南方大学工作。天下大乱，没料想改派事儿办的出其不意的顺利，那办事员年轻人也不请示领导，马上就给行文改分配方案，并给咱一再叮咛，不要在北京呆，赶快离开。
哪些天新闻媒体报道，完全自由放开，难得的一段新闻自由时光。咱在街头整天看运动，感觉那个大政府似乎不存在，没人管了，但普通职工仍按部就班的从事日常工作，行文照批，火车照跑。没有政府管了，看到北京街头人们变得互相亲近，也不吵架和互找麻烦，自觉维护社会治安；大家活得轻松愉快，难得的一团社会和气景象。
运动结束，秋后算账政策出台。80年代大学生天之娇子，运动后，一下子被搞得变‘臭’了，成了被惩罚对象。对89年新毕业生，新政策要求：分配入职，除了要拿派遣证，还要持一份运动期间‘表现证明’，才能离校到新单位报到。这时咱系上小头目，人品大爆发，落井下石了：不给咱开‘表现证明’。 咱多次请求，不管是给咱说好或说坏，就是不给出文，说咱运动期间表现没有定论。还给其它系上正，副领导打招呼，是他管，其它人不能给咱开证明。咱上研究生，他虽管教学，没打几次交道，没得罪过他。后来听说他对系上每个升迁或出国之人，都使绊子。喔，那是本性使然。再说这也堵死了他的仕途，国内虽然不民主，但提拔某人，要经民意测验这一环，谁想让一个小肚鸡肠，见不得别人好的人来当领导，这是后话。
这样，咱去入职报到之事就悬在空中，成了无单位所属的黑人黑户，无业汉。困在学校无事可做，无生活费可拿，急得团团转，无计可施，反复哼唱着《白毛女》上喜儿唱曲：‘大叔大婶儿，救救我！。。这叫我怎么活！。。’，释放着心中的烦闷。到6月底，在校园遇到系上大头儿，给咱出主意，说你先拿着派遣证去南方大学报到看看。
北方大学让运动搞的到处风声鹤唳；到南方新大学，好像那运动就没有发生似的，没人谈论和追究。咱拿着派遣证就报了到，正式工作，没人追问运动期间‘表现证明’那劳什子。在南方，让咱感受到发生过那场运动的：是在7月份，去沿海县城开会，坐的面包车在半道上，被便衣警察拦住了几回，查身份证，对脸型。
但咱的事还没完，母校迟迟不寄来学位证，咱不能调升工资。去信问，说是那系领导不给签字，托人去问，竟要求我致歉后他才愿签，天啦！为什么要我致歉？我大吃一惊，他一直未给我开过证明，现在还要我莫名其妙的低头道歉，岂有此理；他应该为我致歉才对。现在有碗饭吃了，不为‘五斗米折腰’！后来，系上有了对他不利的传言，他才签字了。就在那学期，我新系领导去京开会回来，说见到我母校那位小领导，还给他点过我的参加运动，不清不楚的炮。这是害起人来，多么的不屈不饶。他可能不会想到，南方大学与北方大学，对这场运动的处理态度不一样。
很可笑，那一阵，政府又把‘阶级斗争’还存在的利器，搬上报纸电视，吓唬了国人好长一段时间。咱怕这个，要不然，准备写信，跳脚一下他的所作所为。咱在运动中仅是旁观者，做了和北京百万市民一样的事。多年后，咱和母校领导聚餐，酒劲上来，没收住口，把这心中不平之事抖了出来，校领导开玩笑，幽默了一下：这下他麻烦大了！其实，我们都知道那人早就被‘请’出系，当时已退休数年了。八九运动后，国人普遍失去了对政治的热情。人们一切向‘钱’看，这何尝不是好事！‘钱’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驱使个人积极向上，发家致富的汽油。‘钱’就是‘资本’或‘资产’，有钱的人或人们就是‘资本家’或‘资产阶级’，愿国人人人如是；这年代，谁还想成为‘无产阶级’，象文革时高呼着’无产阶级万岁‘。促使这中国社会翻天复地改变的，是‘钱’，也是哪位伟人的功劳。 对运动的处理各有评说，咱也看到运动后期，走歪了路，人人都做不到十全十美。
经过这一番运动折腾，使咱悟出了人生二个做人道理：
其一：别涉足政治：政治是污浊的，沾上了就拍不掉，让哪些政治家们去沾惹吧；看哪些提头搞革命的，有几个得到善终。现在咱连选总统，州长都不去投票。
其二：为人一定要坦荡大方：特别是对手下人要好，他们的命运可能掌握在你的手里，你的命运也可能会由他们来决定；你在为别人挖坑的时候，也为自己设置了障碍。
* 请接看先前发的博文：我的1989：因‘罚’得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