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经费失踪之谜
文/东方明
一、一百二十两黄金莫名消失
1949年11月下旬,中央公安部、社会部向华东局、东北局、华北局的公安部、社会部发出机要件,要求对件内所注明的发生于新中国成立前我党我军各个历史阶段的若干起尚未侦破的悬案进行调查。分发给华东局的案件中有一起中央特别经费失踪案,经华东公安部、社会部研究决定由上海市公安局进行调查。
要说清这起案件,先得了解一下中共党史上的临时中央。中共党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个临时中央。第一个临时中央诞生于1927年。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向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群众挥舞屠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时间,血雨腥风笼罩全国。7月12日夜,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紧急指示,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参与下,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进行了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8月7日,按照临时中央成立时的决定,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于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议对临时中央的机构进一步完善,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的临时政治局。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产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这样,第一个临时中央就完成了历史使命,于1928年9月2日结束工作。
1931年9月中旬,党史上的第二个临时中央在上海诞生。组建这个临时中央的原因是,1931年1月7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共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九人,候补委员七人,合计十六人,政治局常委为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到了9月中旬,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员只有周恩来、卢福坦、陈绍禹(王明)、刘少奇四人,仅占政治局成员的四分之一,他们已失去“代表多数”的作用。同时,周恩来将赴中央苏区工作,陈绍禹将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这样一来,上海的政治局成员远远不足半数,按照党章规定,政治局已不能行使其职权。共产国际远东局指示中共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并提出组成人员的具体建议。据此,1931年9月中旬,周恩来、王明、张闻天、秦邦宪(博古)等四人在博古家里开会商议此事。商议的结果是,由博古、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等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报请共产国际审批后,第二个临时中央随即投入工作。
本案发生的时间,即第二个临时中央开展工作后不久的1931年初冬。临时中央在处于白色恐怖中的上海从事革命活动,所需经费无论再怎么节省,也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否则,不但无法开展正常工作,连中央机关自身的安全都无法保障。而当时处于地下活动中的临时中央,既无法筹款,也不能开展募捐,这样,只能通过两条渠道解决这个难题:一是由苏区建立的红色苏维埃政权拨款,二是向共产国际申请援助。这两条渠道中,通常都是以第一条为主渠道,第二条属于辅助渠道。况且,共产国际拨款并非通过银行、邮局汇款,而是安排秘密交通员从境外辗转进入中国,然后再送到上海,其中曲折多多,风险极大,所需时间少则两三月,多则半年,指望等米下锅不大现实。因此,当时主持临时中央工作的博古起草密电,与瑞金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取得联系,让即予拨款。
当时苏区的经济情况不容乐观。但是,苏区政府还是全力支持临时中央,决定拨给临时中央黄金一百二十两(十六两制老秤)。以当时的白色恐怖形势,长途调运钱款也只有黄金最为便利。这件事由时任中华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相当于如今的财政部长)林伯渠负责落实,林伯渠批了条子让从苏区银行“按额调拨”,最后送来的是一堆各式各样的黄金首饰——都是打土豪没收来的,但是,这些黄金首饰零零碎碎的不易携带,于安全有虞,因此,得设法改进一下。于是,就请金匠把首饰高温融化后制作成十两一根的“大条”,装入一口按照金条尺寸专门制作的白铜小盒,盒口用锡焊封。
苏区的具体经办人员想得很周详。考虑到这笔数额巨大的经费从江西送往上海得经由若干个地下交通员之手,这就有一个交接验核的过程,
交割成功后,下线交通员得给上线交通员一个确认收货的凭证:这个凭证是一个银元大小的汉字,由林伯渠亲笔书写,写后请刻章店铺用经沸水反复煮过的硬木刻成一枚比象棋子薄些的印章样的东西,刻成后按笔画破解成七件。七个笔画代表着七个地下交通员,事先将各个笔画和锁具、钥匙各一分寄至(或者送达)预定交接地的地下交通站。上下线交接时,凭暗语相认,以下线钥匙打开上线的锁具确认,交割完成后下线交出笔画,上线则把他掌握的锁具交给下线。上线凭笔画向组织证明他已经完成了使命,已变成上线的原下线交通员则用上线给他的锁具去与下一站交通员接头。完成使命的交通员返回后把收条凭证——笔画交给组织,组织则按照规定的方式把这一特殊凭证辗转送交苏区汇总。这个出自林伯渠之手的作为凭证的汉字,曰:快。至于哪七个地方,根据保密规定,林伯渠是不知道的,筹款、拨款是财政部的职责,运送那就是其他部门的事儿了。这种情况以前也有过,使用的收条凭证可能是其他汉字,或者并非汉字而是另外的方法。如果运送顺利,那就可以把这些凭证撇开不问,通常是全部笔画还没送回苏区时,对方已经把顺利接收的信息传递过来了.凭证只是发生意外情况时才用得到,不幸的是,这笔历年来苏区向上海方面拨送的金额最大的经费,恰恰遭遇了不测,从而用到了这个汉字凭证。
特别经费运送线上的第一个交通员是1931年11月6日从瑞金启程的,按预定的路线,应该是这样的:瑞金——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上海。这条路线有些绕,但安全系数大。满打满算,用一个月时间是可以到达上海的。可是,等米下锅的临时中央从11月底开始发电向苏区询问,一直到12月22日,一共发了五封催询电报,苏区这边于是意识到出问题了。当时,林伯渠是不知道的。直到1932年元旦那天下午,苏区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拿着业已收到的“快”字的前六个笔画来请他鉴定是否原件,他方才意识到那笔特别经费出了问题。
“快”字的最后一笔——捺,没有送到苏区。苏区政治保卫局于是启动了调查措施。经林伯渠确认,已经送来的那六个笔画确是原件,刻章匠也确认是由其亲手制作的东西。于是,苏区政治保卫局断定:特别经费在运送过程中,前几站均无问题,事情出在松江至上海的那一站。
苏区政治保卫局试图对此事进行调查,可是,以当时的条件,想去远离江西苏区、紧靠上海的江苏省松江县进行调查,那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不说其他,光是潜入白区的安全风险就高得难以预料。当然,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请机关设于上海市区的中共中央特科的情报人员协助调查。苏区这边也确实这样做了。上海的特科情报人员进行过调查,可是,由于运送特别经费启用的秘密交通员都是由中央个别领导直接掌握的,按照组织规定,这种秘密人员的姓名、地址,是不能透露给其他任何人的,这种情况只能由与其建立组织关系的上线向其.进行调查。所以,特科方面的调查也未能进行下去。一个圈子绕下来,已是三个月后了。于是,政治保卫局只好向苏区政府打报告,要求由苏区政府出面与临时中央那位掌握秘密关系的领导联系,请其安排对此事进行调查。那位领导之前知晓特别经费未能运到中央,不过,虽然交通员是由其提供的,但按照规定,提供后就不能过问苏区方面怎样使用这个交通员,因此并不了解其他情况。这时由中央向其交代后方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于是就立刻联系松江那位承担最后一站运送特别经费使命的秘密交通员。可是,已经找不到此人了!
十八年前的调查结果就是这样的。
特别经费未能送到上海,产生了以下严重后果:因没有资金及时营救,九名被捕的同志遭到杀害;一次预先布置好的为配合“一·二八淞沪抗战”而举行的日资产业大罢工流产;三名伤病的地下机关同志因无医疗费用及时救治而死亡;四名牺牲烈士的家属因未能获得组织及时的经济救助而流落街头,最后失踪,等等……
现在,新中国成立,有条件查清该案了。本来,按照行政区划来说,该案应该交由苏南行署公安处去调查,因为松江其时属于苏南行署管辖。可是,以苏南行署公安处的警力和能力,恐怕难以胜任,所以最后还是决定交由上海市公安局承办。毕竟松江紧挨着上海,况且,根据案情,调查的触角也有可能伸向上海。
于是,这起被称为“特费失踪案”的案件就下达给了上海市公安局,同时下达给上海市警方的还另有五起其他历史悬案。为此,上海市公安局决定抽调一批精干侦查员组建一个名唤“悬案调查办公室”(简称“悬办”)的临时办案机构。“悬办”下设六个调查组, “特费失踪案”由第三组负责调查。
第三组有蒋文增、徐立鼎、胥德深、邬泓四名侦查员,蒋文增为组长。四人接受任务后,随即从“悬办”杨家俊主任那里调取了华东公安部转来的卷宗。蒋文增拿到手里就马上掂出了这个案子的调查难度:卷宗袋轻飘飘没一点儿分量!打开一看,果不其然,就是一份材料,两页纸,是关于该案案情的简单介绍,下面倒是盖着中央公安部、中央社会部的印章。四个侦查员传阅后,马上研究怎样着手进行调查。讨论下来,最后决定去北京,向林伯渠秘书长当面了解情况。
于是,次日——1949年12月6日,蒋、徐、胥、邬四人登上了北上的列车。抵京后,等了三天,就见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林老日理万机,但还是给了他们二十分钟时间,于是侦查员就有了如上所述的那番对该案背景、情况的了解。那么,地下交通员的情况呢?林老不无遗憾地说,如果邓发同志还在,他可能说得清楚。
但林老还是向侦查员提供了一条线索:记得瑞金派出的那个交通员好像姓秦,曾给高自立同志当过警卫员。高自立这个名字,如今大多数人听着都会觉得陌生,可在当年江西苏区,那可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他是1925年参加革命的老一辈革命家,井冈山时期是与罗荣桓、粟裕一起担任连队党代表的战友,后来又担任红三军团政委兼军委书记,组建中华苏维埃政府时,他是土地人民委员(相当于如今的国土资源部长)。新中国成立后,高自立在东北担任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委员兼财经委员会书记。
侦查员随即离京前往沈阳。他们还算去得及时,高自立当时因长期操劳已经患病,‘不到一个月(1950年1月9日)就去世了。当时,侦查员未能见到高自立,但达到了此行目的,高自立看了递交的条子后,答称:警卫员小秦,名朴,江西萍乡人,现在解放军第十三兵团任职。
十三兵团当时在广西,于是,侦查员调头南下奔赴南宁。
一、松江交割
在南宁郊区的一座营房,蒋文增四人见到了副师长秦朴。
秦朴1931年时作为一名地下交通员,按照组织纪律,并不知道自己运送的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收货方的真实姓名、身份等信息。因此,他事先事后都不清楚执行的是什么使命,甚至连那东西最后是否送到目的地也毫不知情。一直到上海警方的侦查员出现在他面前,他才恍然大悟,说怪不得那玩意儿沉甸甸的!他对于十八年前他执行的那桩特别使命还保存着完整的记忆,他告诉侦查员,当时他是政治保卫局领导下的一个秘密交通站的地下交通员,对外身份是瑞金城内“盛福饭庄”的跑堂,饭庄老板就是他的领导。虽说在苏区红都,可是他们干地下交通的是不能公开真实身份的,为了这趟使命,组织上特地安排饭庄为他制造了一次假工伤,对外称被大米包压出了内伤,要去南平找名郎中李冲一治疗。然后,就带了要运送的物品于夜深人静之际悄然出发了。
从瑞金到南平二百五十公里,秦朴骑马走了六天,所走的路线都是组织上事先安排好的。秦朴抵达南平时是下午两点多钟,随即前往南门关帝庙,他的下线是关帝庙的庙祝。旧时的庙祝,就是管理庙宇的人。关帝庙与文庙一样,是没有僧人人住的,所以庙董会就物色一个忠厚勤快、无田地房产的赤贫之人,全家可人住庙内占用房产两间,免租耕种庙产田地若干亩,世代承袭。庙祝的职责是负责管理庙宇,上香插烛,添油掌火。秦朴并不知晓这个庙祝下线姓甚名谁,也不清楚对方长相如何,只知道应该对上暗语,对方的钥匙开得了他手头的锁,就把东西交给对方,确认无误后收下对方的凭证,话都不说一声立马走人。秦朴拿着庙祝给的凭证返回瑞金,交给饭庄老板,这趟差就算是出完了。那个凭证,他直到此刻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侦查员在纸上写了一个“快”字,他这才顿悟,说原来我拿回来的是这个“快”字的起笔啊,怪不得就是比黄豆稍大的一粒。
侦查员要求秦朴回忆那个庙祝是怎么一个人,秦朴说记得对方三十来岁,肤色黝黑,中等身材,眼睛比较大,再多的特征就说不出了。当晚,在向上海挂长途电话汇报情况后,第三组获得“悬办”的指令:直接去南平找那个以庙祝身份为掩护的地下交通员调查。 “悬办”不知通过什么渠道调取到当年中央保存下来的绝密档案,找到了十八年前那条运送特费的秘密交通线自瑞金到杭州的六名秘密交通员的姓名、籍贯、年龄等资料,唯独没有从上海去松江执行使命的那位交通员的情况。
于是,第三组即赴南平,很顺利地找到了当年的庙祝、如今的县委副书记。接着,去福州,下温州,转金华,一路顺藤摸瓜竟然都还顺利,最后抵达杭州。
杭州这个地下交通员名叫刘志纯,四十六岁,因早已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所以新中国成立后还是老百姓一个,在一家竹行做店员。侦查员向其调查那次去松江跑交通之事,刘志纯说那次跑交通我还记得很清楚,因为那是我最后一次为组织上效力。刘志纯说他是1931年2月加入的中国共产党,那年他二十七岁,是武林门那里的“茂福竹行”的伙计,因为小时候上过两年私塾识得一些字,空闲时经常捧着老板订阅的《民国日报》阅读,一个干体力活的竹行伙计有此举动,这在当时算是有点儿稀罕的,于是就引起了附近一所小学的夏校长的注意。夏校长是中共地下党,可能受了组织上的指示,开始有意跟刘志纯接近,借给他一些进步书刊,时不时还跟他聊聊天下时势。最后,夏校长认定他是一个富有正义感、追求进步的青年,于是就发展他人了党。入党后,却没让他参加什么活动,甚至夏校长也不来找他了 两个月后,夏校长来竹行跟老板聊天,瞅个空子交代给刘志纯两句联络暗语,让他牢牢记住。又过了十几天,学校放暑假了,夏校长再也没出现过。刘志纯好生纳闷,一直跃跃欲试地想着要为革命事业出些力,可是却无人来跟他联系。直到当年年底,他回嘉兴老家去探望患病的老父途中,忽然有一个看上去比较时尚的中年妇女跟他对暗语,说组织上已经把你的关系转到上海了,以后上海方面有事会找你联络的,并当场交代了新的联络方式和暗语。就这样,刘志纯在本人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成了一名由中央直接掌握的秘密人员。之后,刘志纯一共执行过三次任务。第一次是跑了趟老家嘉兴,在轮船码头接了一位从松江坐船过来的患病男子,从嘉兴坐火车把他护送到杭州,将其安顿在西湖畔的一家旅馆后,事儿就办完了。另一次是从杭州把一份隋报送往上海,他住进了法租界的一家旅社,当天就有人前来取走了情报。那份情报是一卷绵纸,上面一片空白,估计是用密写药水写的什么重要机密。上线是个富家女打扮的三十来岁的女子,当场让他把棉袄脱下来,把绵纸藏在里面。第三次就是跑松江了。
之前半个多月,他收到一封南京来信,里面用暗语写着让他从次日起计算的第十六天至十八天,每天中午十一点去西湖“楼外楼”前等候接头。半月之后,他在第二次去“楼外楼”时与一个穿国民党军官制服的男子接上了头。对方向他交代:一个月之内会有人在某天晚上去竹行(刘志纯是单身汉,晚上独住在供职的竹行内),对上暗语后,双方交接一件东西。刘志纯收下这件东西后,应在当天或者最迟不超过次日动身离开杭州前往松江,抵达松江后入住火车站前的“汉源栈房”,如无意外,应该很快有人来找他接头办理交接。如果三天内无人来接头,第四天则应返回杭州,把东西藏好后照常生活,组织上会另外安排人来接头取物。交代之后,那军官把笔画凭证、锁具、钥匙交付给他。
1931年12月1日晚上七时多,有人来敲竹行门了。那是从金华过来的上线交通员。当然,对方不可能向刘志纯作自我介绍,两人对上暗语后马上办理交接手续,然后,对方就向他挥了挥手转身出门,融入了寒风呼啸的浓浓夜色之中。
刘志纯于次日以探望在青浦(当时属江苏省)的亲戚为名向竹行老板请假。老板说你去青浦要从松江走的,正好,你拿着我的信去松江城里的“大天营造行”找张老板,快到年底了,请他把七月间买的那批毛竹款子结一下,最好是付现钞,不能的话就从银行转账,但必须你一起去,用你的名义划账,这样他就没法向银行取消划出的账了。刘志纯于晚上十一点多登上了前往上海的夜班火车。当时火车跑得慢,中途又不知何故临时停了一段时间,抵达松江已是12月3日上午七点了。他在车站旁边的一个小摊上吃过早点,就去了“汉源栈房”。
因为一宿未睡,刘志纯入住客栈后就躺下睡觉了。一觉醒来,已是下午四点。客栈是供应三餐的,稍停他就让伙房送来晚餐吃了。踱出房间,旁边就是账房,正跟客栈老板、账房先生打听“大天营造行”怎么走法时,从门外进来一个人,三十五六岁,身穿黑色棉袍,头戴同样颜色的绒线帽,后半部分的帽檐放下遮挡着寒风,一张脸被风吹得略微泛红,双手拢在袖管里,微微佝偻着背脊,嘴里冒着热气,向账房打听是否有一个杭州来的竹行先生人住。刘志纯估计来人是接头的下线了,当下就拱手道:“敝人姓刘,是杭州‘茂福竹行’来松江出差的,先生可是找我?”
对方冲他上下一打量,微微点头。于是,刘志纯就邀其去房间。两人人室坐定后,对上了暗语。刘志纯出示锁具,对方从怀里掏出一串钥匙,选出一把就打开了。对方笑了笑,从钱包里取出凭证—一“快”字的倒数第二个笔画——撇,交给刘志纯。至此,交割完成了。对方冲刘志纯点点头,拎着装着特费的小皮箱一声不吭地出门而去。
对于刘志纯来说,这趟使命乃是一次冒险之旅——那个下线刚离开五分钟,警察就来盘查客栈了。那时对共产党查得很严,警察又打着乘机敲竹杠的主意,对外码头来的看上去稍稍有些油水的旅客很感兴趣,刘志纯竟然也人了他们的法眼,反复盘问他来松江办啥事儿。幸亏刘志纯出示了竹行老板给“大天营造行”张老板的那封讨债信,警察才没再追问下去,但还是搜查了行李。刘志纯事后每每想起那一幕,就禁不住心惊肉跳:如果下线晚来几分钟,那“货”可就玩儿完了,说不定还得搭上自己的性命。
刘志纯返回杭州后的第五天,有一个顾客来竹行谈生意,要查看现货情况,老板就让刘志纯领往后院。到了后院,那人见四下无人,忽然说出了暗语。刘志纯于是知道是自己人,是来取凭证的,就把一直藏在身上的那个“撇”交给了对方。至此,刘志纯的任务就算网满完成了。而他的地下T作生涯也结束了——之后一直到杭州解放,再也没人来跟他联系过。他估计是掌握他这个关系的上级领导出事了。按照当时组织上的规定,脱党这么长时间,他已经不是党员,早巳还原成一个寻常百姓了。不过,杭州解放后他还是去找了军管会、市委反映当年的情况。正因为他的反映,这次侦查员才得以打听到他这条线索。
这样, “悬办”第三组终于查摸到了当年运送特费的秘密交通线上的最后一道环节:松江的那个穿黑色棉袍的男子。那人拿到货后去了哪里?为什么没把特费送到上海,甚至连人也失踪了?要查明这个疑团,得去松江撞运气了。
1950年2月1日,第三组的四名侦查员从上海前往松江开展调查。
三、穿黑色棉袍的中年男人
松江原属江苏省辖地,建国初期江苏省撤销改为苏南、苏北两个行政专署,松江划归苏南行署,成为松江专区驻地。蒋文增四人抵达松江县城后,先去专区公安处。如此重要的案件,自然得到了公安处的积极配合,当即指令松江县公安局指派专人陪同上海同行调查。松江县公安局指派了侦查员老马,会同蒋文增四人随即开展工作。蒋文增简单介绍了案情,说从刘志纯介绍的情况来看,对那个不知姓名、住址、职业身份的下线交通员的调查难度非常大,想先找当年刘志纯下榻的“汉源栈房”去打听一下。老马是松江当地人,熟悉本城情况,说“汉源栈房”早在抗战爆发那年就关门了。这也在蒋文增的意料之中,毕竟十八年过去了,而且还几经战乱。蒋文增问: “那么,那家栈房的老板、账房什么的还能找到吗?”老马说: “这个倒可以试试。我记得以前曾经听人说过, ‘汉源栈房’的老板林汉源是住在南门的,要不,我领你们去南门打听打听?”侦查员自然点头,于是立刻动身,一边走一边心里祈祷当年的林老板还住在原处。
到了南门,一打听,林汉源倒是没搬家,不过已经中风三年卧床不起了。侦查员跟他提起十八年前那个寒风呼啸之夜曾经发生过的一幕,他一脸茫然。这也难怪,别说人家已经年届六旬且中风卧床了,就是健康人只怕也很难回忆起十八年前的那一幕。那么,当时另一个在场人,那位账房先生如今在哪里呢?侦查员想撞撞运气。问下来,得知账房先生名叫褚国宝,后来“汉源栈房”关了,他去轧米厂做司磅员,现在应该还在那里。
来到轧米厂,却得知这个司磅员已经不在了,不是死了,而是国民党松江县法院给他换了个地方,送往苏州监狱去吃牢饭了。那是1947年春天的事儿。业已五十挂零,步入知天命门槛,且一向老实守法的褚国宝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竟然卷入了一桩土匪抢劫案,据说是向沾着些许亲戚关系的一个土匪提供了本地一家富户的情报,致使该富户遭到抢劫。后来案子被警察局侦破了,土匪供出了老褚,于是他就被判处五年徒刑。江南地区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关押的犯人进行了甄别,认为褚国宝属于货真价实的抢劫团伙共犯,应当留在监狱继续吃免费伙食,这样,他就被留了下来。
四名侦查员当晚上了松江开往苏州的夜航船,于次日早晨抵达,直接前往监狱找褚国宝:可惜的是,尽管褚国宝身体健康,精神也正常,但无论怎么启发他也没法回忆起十八年前有一个杭州竹行的旅客曾入住“汉源栈房”,更记不起那个身穿黑色棉袍的中年男子。
大失所望的侦查员正要离开时,褚国宝说,当年“汉源栈房”的账本,在1937年底栈房关闭时他都带回家去了,记得一共有二十二本,不知对你们是否有用?侦查员于是问明了褚家的住址,为获取方便,还让他当场写了一纸给其家人的条子。
当晚,四个侦查员宿于苏州。晚上聚在旅馆房间里谈论案子,对于褚国宝的那些账本不敢寄予什么希望,因为住店的是刘志纯,而不是那个穿黑色棉袍的中年男子。不过,总是聊胜于无,至少可以对刘志纯所说的他前往松江的日期是否准确无误有一个考证的依据。
次日,侦查员坐了一天轮船返回松江,上岸后直奔褚家,取走了那二十二本账册。当晚在下榻的旅馆翻查下来,证实了刘志纯所言不谬,他确实是于1931年l2月3日在“汉源栈房”住过一个晚上,但这于他们要寻找其下线并无帮助,所以还得研究下一步调查工作应该怎么进行。
议了一阵,侦查员胥德深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据刘志纯所说,那个下线交通员是双手拢在袖管里进的“汉源栈房”,从刘志纯对当时情景的陈述来判断,客栈老板和账房对于这个黑衫人的出现一脸的茫然,那说明此人并非松江本城人,而是来自于外码头。根据刘志纯之前与上线的交割情况来看,黑衫人可能事先已经赶到松江来了,所以,他在松江应该是有一个落脚点的。这个落脚点的情况,黑衫人在接头时是否在刘志纯面前露出过什么蛛丝马迹呢?
蒋文增、徐立鼎、邬泓三人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这个推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于是,蒋文增就决定再向刘志纯了解一下当年他与下线碰头时的细节。鉴于第三组已经连续奔波了两个月,颇有些疲惫了,蒋文增于是决定第二天由他和胥德深两人去杭州,徐立鼎、邬泓留在松江休整。
第二天,2月5日,蒋文增、胥德深乘坐火车前往杭州,刘志纯受竹行老板差遣去郊区办事了,隔了一日侦查员才见到他。在侦查员耐心的启发下,刘志纯终于回忆起了一个之前调查时遗忘了的细节。他记得十八年前那个黑衫黑帽的男子在验证过“特货”后,从钱包里取那个木质的“撇”时,他无意间朝对方打开的钱包里瞥过一眼,看见里面有一张薄薄的折拢起来的纸。
蒋文增顿感兴趣,问道: “纸?那是一张什么样的纸?”
刘志纯皱着眉回忆: “好像跟客栈账房开给我的那张预付款收据差不多吧。”
当时的旅馆业,对于旅客住宿的收费方式跟如今略有不同。熟客的话进门开房人住,什么都不用付,到离开时一并结账支付即可;生客登记人住时就妻付定钱,但那不过是意思意思,通常只须付相当于住宿费的10%的金额。付钱后,店家会给旅客一纸凭证,上面写着房号、定价和预付款数额,作为人住和离店结账时的依据。刘志纯认为那张折拢起来的薄纸与“汉源栈房”开给他的那纸收据应该是一样的,小而薄,也是蓝色的。除此之外,刘志纯没能再提供其他更多的内容,不过这也够了。侦查员蒋文增、胥德深返回松江待在杭州火车站候车时,缩在一个无人的角落里对这个细节进行讨论,很快就取得了一致意见:按照当时地下工作的惯例,由于白色恐怖造成的出行不稳定性,通常上下线交通员接头时都是约了数天时间的,有两三天的,也有三五天甚至一周的,最长的个把月也有。下线应在约定日子内的某个时段前往某处接头。因此,那个黑衫人下线跟刘志纯接头的日期应该也是非固定的,可能是两三天,也可能更长。据刘志纯回忆,那天对方走进“汉源栈房”时什么东西也没带,双手拢在袖管里。这样,可以认为他可能是松江当地城厢镇上的,因为如果是城郊人的话,这个时间城门已经关闭,他无法出城。松江城拢共也就那么大一点儿,城里的老住户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活到四十来岁的客栈老板、账房先生应该是认识他的,可是,据刘志纯回忆,那人进来向账房打听“是否有个杭州来的竹行老板人住”时,客栈老板、账房先生都是一脸陌生,不但没跟对方打招呼,连脸上也没显露出纹丝跟来人似曾相识的神情(这方面的观察对于一个地下交通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可以排除对方是松江城厢人。
黑衫人作为一名地下交通员,应该知道自己的运气未必那么好,能够一下子就撞到刘志纯,所以,他应该是作好在松江待上一天以上才能跟杭州来客接上头的思想准备的。如此,联系到刘志纯看到的其放在钱包里的那张薄簿的蓝纸,侦查员就认为他从城外进入城厢后,可能已经在某家旅馆登记下榻了。蒋文增、胥德深在登上从杭州开往上海的火车时,已经统一了下一步的调查思路:调查松江城里的旅馆。
回到松江,另两位侦查员徐立鼎、邬泓已经等急了。蒋文增遂将去杭州调查到的情况和分析向徐、邬两人说了说,临末道: “不过我们先得有个思想准备,这桩活儿不大好干,别说相隔了兵荒马乱的十八年了,就是太平年代的十八年,要想查到是否有人下榻过还是—个大难题哩!不过,干我们这一行就是这样,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付出百倍的努力。”
于是,立刻着手行动。先把他们下榻那家旅馆的钱老板请来,跟他聊了一会儿,获得以下情况:十八年前松江城里有五家旅社—一“汉源栈房”、“清福阁旅馆”、“邢天华客栈”、 “九峰三泖旅社”和钱老板的这家已经开了三代的老牌“大福祥旅馆”,后来,“汉源栈房”关了,就只剩下四家。去年松江解放后, “邢天华客栈”也关闭了,目前就剩下三家了。侦查员向钱老板请教:那么,是否有可能查到十八年前的某一天某旅客曾经下榻过哪一家旅社呢?
钱老板摇头: “可能性很小,你们到我这里来查的话,我们还保存着至少三十年的旅客人住登记账本,其他店家就难说了。 ‘邢天华客栈’呢,肯定没了,因为他们那天关门时,邀我去喝了散伙酒的,我亲眼看到邢老板吩咐伙计把一应账簿什么的都烧掉了。”
蒋文增听说“大福祥”还保存着当年的账簿,就请钱老板把民国二十年也就是1931年的账簿拿出来,说要查一查。查下来的结果是:1931年12月2日、3日那两天,只有松江本城的“富贵糕团店”的老板周德冲来订过一个房间。那是给谁订的?又是什么样的人人住?账簿上都没有记录。侦查员请钱老板问了两个当年曾经在“大福祥”干的老伙计,都说年月隔得太久,记不起了。那么,“富贵糕团店”是否还开着呢?钱老板说还开着,老板周德冲也活得好好的,一顿能吃两大碗饭。那就去拜访这位周老板吧。
周老板还记得十八年前向“大福祥”汀房间之事,那是为了接待他的亲家,上海来的“聚财绸缎行”账房先生刘羽定。刘账房现在在哪里呢?周老板回答: “他早就死了,是十二年前因痨病不治而死的。”
侦查员寻思那人别就是跟刘志纯接头的黑衫人,于是就问周老板对方是什么模样。周德冲的老婆拿来了照相簿,说那里面有账房先生的照片。一看,跟刘志纯所说的黑衫交通员大相径庭。
这样,一家旅馆就排除了,剩下还有两家——“九峰三泖旅社”和“清福阁旅馆”,次日侦查员登门调查。他们倒也像钱老板一样保留着账簿,不过,并未发挥作用,这两家旅馆那几天生意清淡,并无客人上门。
如此,线索就断了!
四、就是这个老药工?
这时,第三组收到了市局“悬办”通过部队机要员捎来的工作情况通报。通报中说了至目前为止各组的办案进度,第三组与另外两个组并列末位,这使蒋文增等四人顿感脸面无光。不过,通报中也有对第三组有启发的经验介绍。承办…军统’、‘中统’迫害民主人士系列案”的第五组的调查就有较大收获,该组的经验是:不厌其烦,向看似无法调查的方向伸出调查触角。蒋文增看着似有所悟,对另外三人说我们手头这个案子是否也存在这种“看似无法调查的方向”呢?
四个侦查员议下来,觉得这个方向似乎是存在的:既然前面已经认定那个黑衫交通员是事先就已经抵达松江城内的,很可能是入住了哪家旅馆,这已经没法调查下去了。但是, “很可能”并非百分之百,还有一小部分是“不可能”。这个“不可能”中包含着另一种可能性:黑衫交通员并未入住旅馆,而是借宿于松江城里的某户与其有亲友关系的居民家里。侦查员对这种可能性进行了论证,还真找不到理由一下子将其排除,于是就决定顺着这个方向伸出触角开展调查。这就需要请松江城厢镇派出所协助了。不过那时开展此类工作远比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便当得多:流动人口少;家家户户都有人待着;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生活模式,街坊邻里间的关系几近透明,谁家来过什么客人请过几次客不但户主一家记得清清楚楚,就是邻居也回忆得起来;最关键的一点是:派出所通过全镇各街(并非如今所说的“街道”)居民委员会可以比较容易地向全镇各家居民查询。
侦查员跟派出所一联系,派出所当即通知各街居委会主任到所里参加紧急会议,所长将要查摸的情况说了说:民国二十年,也就是1931年12月3日,那天是入冬以来的第一个结冰天,请大家或者开居民大会布置,或者通过各居民小组长下去,反正要求逐家一一问到,看当时谁家来过亲戚朋友,是一个穿黑色棉袍戴黑色绒线帽的中年男子。
布置下去后,全城立刻同时开始查摸。工作效率确实很高,也就不过一天半时间,各街居委会的查摸结果就已经报给派出所了。可这结果却使侦查员大失所望,是清一色的“没有查到”四个字。调查工作进行到这一步,四名侦查员纷纷摇头,可以用两个字来表述:无语!
无语之后,蒋文增就说看来松江这里已经没啥线索可以调查的了,我们回上海吧,过了春节再作计议。其余三个侦查员也无办法,只有点头赞同。这时,侦查员胥德深向蒋文增请假,说这边的松江军分区司令部有他一个叫杜复明的山东老乡,是司令部的参谋,他跟杜已经四五年没见过面了,想乘这个机会去看看对方。蒋文增说你怎么不早说呢,去吧!
没想到,这一去,竟然获得了一条线索!
胥德深去军分区司令部后,立刻往众侦查员下榻的旅馆打了—个电话,说杜参谋请蒋文增三位一起过去吃个便饭。盛情难却,蒋文增三人于是就去了军分区司令部。杜复明是个热情豪爽的山东汉子,让伙房给炒了四个菜,买了两瓶白酒,请胥德深四人畅饮。众人吃着,觉得菜肴炒得极好,赞不绝口。杜复明觉得很有面子,就唤出厨师老柏来跟客人见面,说上次许司令(指时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许世友)来松江视察,也是老柏掌的勺,许司令也称赞了,还敬了老柏一杯酒呢。那年头讲究人人平等,侦查员于是就请老柏入席一起吃。
席间闲谈时,杜复明问起胥德深等此次来松江出差的事由,胥德深说是调查一桩十八年前的案子,费了好大劲还是没有头绪。这时,一旁的老柏忽然开口了: “我知道那年头松江这边还有一个可以住宿的地方哩,不知道你们调查过没有?”话一出口,四个侦查员的眼睛立时齐崭崭地盯着老柏,静候厨师往下说。
老柏是邻县金山县人氏,早年去上海学烹饪,1930年学艺满师后,放单飞的第一个码头就是松江,应新开的“富春楼”之邀当了大厨。当时,松江的一些国民党党政军头面人物都喜欢来“富春楼”请客应酬,有时在衙门或者驻地设宴请客,就把老柏请去掌勺。松江城里的“松(江)金(山)青(浦)中心保安团”司令部,乃是松江各衙门中请客最多的一个。老柏去的次数多了,就跟保安团司令部的那班人混熟了,对那里的情况也了解了一些。其中一点是,保安团司令部经常要举行军事会议,召集分驻于金山、青浦的军官来开会。那时保安团只有团长有一辆自备小车,不可能用来接送,这些军官来来往往就只能乘坐每天只有一班的轮船或者公交车。交通如此不便,当天肯定是无法返回各自驻地的,这样他们的住宿就成了问题:由于保密原因,事先不能向旅馆订房间;而临时借宿吧,经常难以保证足够的床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保安团司令部向“江苏省保安总部”(当时上海郊区诸县属江苏省)请示后,在司令部内设立了一家有五十张床位的招待所。
招待所对内营业,其服务对象首先是来松江出差的保安团军人,有时床铺有空闲,也接受社会旅客,但必须有保安团连长以上熟人介绍并要取得一名营级军官的签名担保方可入住,当然是收取费用的。对于外地旅客来说,人住保安团招待所有一点显而易见的好处,那就是不必如同入住其他社会旅舍那样睡到半夜三更会被人唤醒了查这个问那个,也不用担心把行李翻得乱七八糟,其中贵重物品有时甚至还会不翼而飞。因此,能够人住保安团司令部招待所那是再好不过了。不过,由于有严格条件,能够人住的人也不多。而知道保安团内部招待所可以入住非保安团军人的,那就更是微乎其微了。这可能也是侦查员之前调查时没人提到此处的原因。
蒋文增、徐立鼎等四名侦查员闻讯大喜,盯着老柏问那个内部招待所十八年前是哪个在负责管理,那人还在不在。老柏掰着指头算了算: “十八年前……那就是民国二十年,那时我还没离开松江,记得那年的12月31日,我还被保安团司令部叫去替他们掌勺烧了四桌菜迎新年哩,当晚我就住在他们那个招待所里了。对了,那个负责的人姓顾,是青浦人,名字好像叫‘三才’。”“那么,这个顾三才现在在哪里呢?”
这个,老柏就说不上来了,因为他第二年就离开松江,再没跟保安团的人打过交道。不过,既然有名字,可能还是查得到的。侦查员当下就取消了返沪的主意,当晚聚在旅馆房间里商量应该去哪里调查顾三才。想来想去,最后决定向松江专区公安处打听。
次日,侦查员去了专区公安处。问下来,关于保安团的档案现在都堆在库房里。于是就去翻阅,意外发现档案堆里竟然还保存着保安团司令部内部招待所七年来(1930年至1937年)的全部住宿人员登记资料。于是,马上翻查民国二十年12月初那几天的住宿人员记录。这就比查阅社会旅馆的登记簿方便多了,因为要找的目标——黑衫人并非军人,只要盯着非军人旅客就行了。查下来,发现那年12月1日至5日那几天中,入住的非军人旅客一共只有三个:一个姓张,是南汇县周浦镇上的酱园老板,另一个是张老板的太太,两人是来松江访友的,入住保安团招待所的担保人是保安团副团长厉友光;另一个来自上海,名叫梁壁纯,其担保人是保安团营长郭洪顺。梁壁纯于12月1日中午入住,至12月4日清晨离开。
这个名叫梁壁纯的上海来客引起了侦查员的兴趣,于是查看附在登记簿上的郭洪顺出具的担保函。这个郭营长看来是上过私塾的,小楷写得还看得上眼,内容是,被担保人梁壁纯系其族叔郭北昌所开的“祥德源国药号”的店员,前来松江向“余天成中药堂”联系采购中成药。档案显示,郭洪顺系保安团第一营营长,江苏省金山县人氏,1933年因贪污被解职,去向不明。
这样,要查明梁壁纯是不是那个地下交通员,只有找郭洪顺的族叔、中药店老板郭北昌了。当天下午,四名侦查员就登上火车返沪。回到市局,先去向“悬办”领导汇报了办案情况。杨家俊主任说同志们辛苦了,马上要过年了,本来应该好好休息几天,放松一下,但现在看来不行,你们几位还得继续辛苦,因为这案子北京已经来电催问过调查进展了。
其实,领导不说,蒋文增等人也不打算休息。第三组的工作进度落后于其他组,他们心里已经很不安了。况且,既然有线索,还是早一天去查清楚,免得夜长梦多。
于是.2月16日除夕上午,侦查员胥德深、邬泓去了上海市卫生局,调查到“祥德源国药号”是1909年10月15日经法租界公董局获准开业的一家两开间中药店,老板名叫孔钟声,店址在金神父路119号。1923年,孔钟声将该店盘给江苏省金山县人郭北昌。1941年9月,郭北昌因病去世,10月,“祥德源国药号”向法租界公董局申请注销获准,于10月23日正式歇业。
离开了卫生局,胥德深、邬泓心有不甘,商议干脆去一趟那家中药店铺的原址,向那里的商家打听一下,指望能撞到好运。于是前往已经改名为瑞金路的那条原法租界内的马路,可是,毕竟那么些年过去了,时过境迁,连门牌也已经重新编制过了。一番打听后找到“祥德源国药号”的原址,现在是一家鞋帽店,不管老板、账房、店员,竟然谁也没听说过“祥德源国药号”。两人不死心,再向马路对面弄堂的年长居民打听,说以前有过中药店,后来关门歇业了。那么听说过有一个叫梁壁纯的店员吗?一连问了三个居民都摇头,最后问到了一个六旬老翁,这才得到肯定的答复:有一个店员梁先生,说话带上海郊区口音,叫什么不清楚。这位梁先生药工技艺了得, “外堂”(指在店堂按方抓药)、“内堂”(指在里面炮制处理中药材,乃是一项专门技术)都是一把好手,是那家中药店本事最好的先生。
“那么,后来他到哪里去了?”
“后来?没有后来!听说那位梁先生有一天突然失踪了!”
胥德深、邬泓返回市局向蒋文增汇报上述调查结果,蒋文增说: “突然失踪了?这就对了, ‘特费’不也是突然失踪的吗?”
当然,调查要继续进行下去。不过,往下如何调查,还需要讨论。这样,几个人春节就没外出调查,而是窝在屋里讨论。2月20日,年初四,第三组侦查员再次出动,执行节日期间议定的调查方案:寻找当年在“祥德源国药号”工作过的员工,看能否从他们那里了解到梁壁纯的情况。
四个侦查员分两路进行查摸,一共花了三天时间,获得了以下情况——
“祥德源”确曾有过梁壁纯那样一个外堂、内堂本领都首屈一指的药工师傅,他是前任老板孔钟声雇用的,后来孔钟声把店盘给郭北昌,经郭老板再三挽留终于答应留了下来,成为“祥德源”的技术权威,后来“祥德源”的药工差不多都是他带出来的徒弟。梁壁纯说话带上海郊区口音,听说是江苏省嘉定人。
梁壁纯为人谦恭,内向敛言,正直仗义,再加上他那手技艺,使其成为“祥德源”上下都很喜欢的一个人。郭老板把他视为第一心腹,不但店里的事情桩桩跟他商量,有时甚至家里拿不定主意的事儿也要问问梁先生。大约1927年夏天开始,由于郭老板身体有疾,原先由他亲自掌握的进货渠道就渐渐地交给了他所信任的梁壁纯。 “祥德源”的中药进货渠道与当时上海滩以及周边的所有中药店一样,都是从专门经营中药批发的药材行进货的——这是指的中药原药;中药还有一部分药是成药,即经过加工的膏、丸、丹、散,这部分药,大店、名店是自己加工制作的,小店铺也有加工,但病家往往对于小店铺加工的成药持怀疑态度,于是后来就改为向大店、名店进货。松江的“余天成”就是这样一家闻名江南地区的名店, “祥德源”的中药成药,自梁壁纯接手负责进货以来,经郭老板同意,就由原先从上海市区某店进货改为从“余天成”进货了。梁壁纯1931年l2月初的松江之行,估计就是去跟“余天成”谈明年的成药订货事宜的。之所以“估计”,是因为关于进货那样的大事,只有郭老板和梁壁纯两人商议,属于商业机密,别人见之都得走远些。那次梁壁纯离沪去松江后,过了大约三四天返回“祥德源”。那天,梁壁纯是上午九点左右回来的,和以往每次去外地出差一样,回店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每人送一样小礼品,通常都是当地的土特产,这次也是,每人一盒松江产的桂花香糕。然后,梁壁纯喝了一杯学徒李小庆递上的茶,对郭老板说: “我这次出差有点儿累,这会儿想先去睡一会儿,下午再来向您报告一应情况。”郭北昌点头说好,还关切地询问要不要去附近的广慈医院找西医看看。梁壁纯微笑称谢,摆手说不必,然后就离店而去。这一去,竟再也没有回来!
“祥德源”的学徒、店员一共有七人,其中四人是住在店里的,梁壁纯和另外两个店员老朱、老焦不住在店里,朱、焦家住上海,梁壁纯据说在沪没有家口,租了房子独自居住,租金是由药店出的,这还是前任老板孔钟声立下的规矩。那天下午,郭北昌等到四点多钟快打烊时还没见梁过来,只道他生病了,就差学徒小福子前往其下榻处看望。下榻处不远,也在法租界。小福子骑着店里送药的自行车过去也就十来分钟,速去速回,向郭老板禀报说那里是铁将军把门,没有人。郭老板立刻亲自赶去,果然!向邻居探问,都说梁先生已经走了好几天了,没有回来过。郭老板立刻向法租界巡捕房报告,巡捕请了锁匠把房门打开,里面整洁如常,却一眼就可看出确实已经数日没住过人了。
巡捕房把郭老板带去询问,发现其并无卷款潜逃之嫌,也无其他案件牵扯,更未见其与人口角发生争斗被害的可能,因此也就没有立案,甚至连笔录也没做。这件事渐渐地就无声无意地过去了。“祥德源”的人,从此再也没有见过梁壁纯。
五、曹家渡大劫案
第三组在调查中还有一个收获:从当年的“祥德源”学徒,如今的“雷允上”药工师傅李小庆那里获得了一张1931年“祥德源”吃中秋团圆饭时拍摄的全店合影,其中自然有梁壁纯。这张照片拍摄得很清晰,保存得也好,虽然因为时间久远有些发黄,但请市局技术处的专家稍作处置后就光鲜如新了。
1950年2月24日,侦查员邬泓、胥德深带着这张照片前往杭州请刘志纯辨认,刘志纯一眼就认出了梁壁纯。至此,终于可以确认当年“祥德源”店员梁壁纯就是那个前往松江与刘志纯接头并交割了“特费”的地下交通员。2月26日,第三组四名侦查员开了一个案情分析会,对如何开展下一步工作进行了研究,认为往下要做的就是:揭开当年梁壁纯的失踪之谜。这个谜底肯定与“特费”有关。
当然,寻找梁壁纯当时凭空消失的线索,具有相当的难度。侦查员分析,梁壁纯是平静地结束松江之行返回“祥德源”,然后不露声色地消失的。而从事后郭老板以及法租界巡捕房去其住处查看和向邻居了解到的情况来看,他其实自12月1日上午离开住处后就没再返回过。因此,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梁壁纯对于自己的“失踪”是有准备的,也就是说,正是他自己制造了失踪。梁壁纯为什么要制造失踪?显然与他作为地下交通员所完成的任务有关。可能是梁壁纯在完成交割后有意或者无意间发现他所运送的“货”竟然是一百二十两黄金,从而起了贪婪之心,于是,他就决定侵吞黄金,然后远走高飞。
除此之外,另有一种“非侵吞”假设:梁壁纯返沪后去“祥德源”前,还没有向其下线办理交割。他先去了趟药店,然后再去办交割,就在离开药店前往接头的途中出了事。出了什么事?会不会是被捕了?这种可能性可以排除,因为当时组织上在追查这个案子时也曾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动用了法租界、公共租界以及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以及“中统”的所有内线进行了秘密调查,各方均无关于这方面的消息。所以,第三组的观点倾向于梁壁纯侵吞了这笔巨额财富。这样,调查方案也就形成了:寻找梁壁纯,可先从查’摸其当年的家庭住址作为切入口。
之前,侦查员了解到梁壁纯是嘉定县人氏,在上海没有家口,每年大约回家两三次,都是在药店生意最清淡的时候。可是,嘉定是个大县,光城镇就有城厢、南翔、黄渡、安亭、娄塘等,梁壁纯家住嘉定的城镇还是乡村,是哪个镇抑或哪个乡?调查工作的第一步,看来先得解决这个问题。 次日,侦查员分两路开始调查,一路是蒋文增、邬泓去查原法租界公董局留下的商业档案,查询“祥德源国药号”向公董局申请变更时递送的材料,指望能够从中找到店员资料;一路则是再次去向当年与梁壁纯在“祥德源”共过事的那几个药工师傅了解,希望他们能够回忆起与梁壁纯家乡有关的什么事儿来,好作为寻访梁壁纯家庭住址的参考。
这两路调查全都没有见效。法租界公董局的档案里,有受理登记时“祥德源”的原始材料,也有关于从老板到店员的健康状况资料,可是,根据法国管理者(法租界公董局商业处和卫生处)的规矩,他们只分别负责登记开业申请和健康检查,而那是不必登记店员的家庭住址的,所以内中并无侦查员需要的内容。而另一路对“祥德源”原店员的调查,也未有什么收获,梁壁纯不愧为一个有资格执行临时中央重要秘密交通使命的地下人员,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具备一个优秀情报人员的基本素质,在那么长的时间里竟然没向朝夕相处的同事聊起过哪怕一星半点儿关于自己家乡的细节。这样,第三组就只好退而求其次:既然说是嘉定的,那干脆就到嘉定去查查,指望能够撞到好运。
这个运气还真给他们撞到了。侦查员到了嘉定县城,先去县公安局。县局接待的徐副局长听明来意后,说这事好办,我马上跟县工商联的同志联系,请他们找几个中药店铺的老板、账房、老药工师傅开个座谈会,请他们回忆一下嘉定地面上以前是否有过一个在上海法租界“祥德源国药号”工作的名叫梁壁纯的老药工。
结果,人到齐了,这个会却没开起来。怎么呢?竟是意外惊喜:最后一个到县工商联的是七十三岁的嘉定“积福堂中药店”创始人陆积福。“积福堂”传到他儿子手里后经营了数年,就在战火中遭到焚毁,但老爷子是当地中药界权威,所以药店虽然不在了,名望是摆着的。这回工商联召集全城中药业的主要人物开座谈会,当然也少不了他。老爷子坐定后,那些后辈都来向他请安问候,他就问今天开什么会,怎么事先没发书面通知。工商联的人就告诉他公安局来电要求协查一个什么样的对象,请大家回忆一下咱们嘉定以前有没有那么一个人。陆老爷子听着就笑了,说还调查什么,梁壁纯就是我们“积福堂”出去的,算起来,他是我收的第一个学生子(沪语,即学徒)。
侦查员得知这个情况,自是喜不自胜。可是,往下就喜不起来了。据老爷子说,梁壁纯家住嘉定南门外,婚后生育了三个子女。其妻小名贞姑,黄渡镇人,原无业,后来梁壁纯忽然失踪,光靠以前的积蓄难以谋生,就把嘉定这边的房子卖掉后拖着三个子女回黄渡娘家做起了小生意。那还是民国二十年左右的事儿,后来情况如何不清楚。侦查员连忙向老爷子请教: “贞姑娘家住在黄渡何处,您老知道吗?”
老爷子说: “贞姑刚拖着子女回黄渡头一年过年时,我请人给她捎去过一条猪腿、一条青鱼和一些小孩儿吃的糕点零食,她收到后马上给我写来一封信表示谢意,记得信封落款是黄渡千秋桥堍。”
第二天,3月2日,第三组一千人去了吴淞江畔的黄渡古镇。还是先到派出所,一问,民警说千秋桥那里是有一条长街,可是没有听说过单身妇女拖带着三个子女过日子的。侦查员徐立鼎一口山东话,说那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现在那妇女应该是步入老太太行列了,子女呢,肯定已经长大成人了。派出所所长也是山东人,一听乡音分外亲切,说我们是山东老乡哩!老乡放心,立马查!
查了半天,竟然让民警给打听到了:贞姑大名叫陈孝贞,以前确实住在长街上,后来全家搬走了。什么时候呢?邻居回忆说是抗战时期,大概民国三十一年前后吧。
民国三十一年就是1942年,那年他们全家搬到哪里去了呢?这个,那么多邻居没有一家知道的。他们是那年秋天的一个夜里悄悄走的,反正家里打开后门就是河浜,一条小船载走了他们,听说东西都没带,光带走了各人的衣服——那是第二天听贞姑的姆妈说的,她们是住在一起的。不过,她也没说过贞姑去了哪里。
走得如此神神秘秘,颇有当年梁壁纯的行事风格,侦查员越发怀疑:难道是梁壁纯在与家属中断九年联系后,忽然把他们接走了?
“那么,那位老太太如今还在吗?”
“没了!今年正月里走的。不过老太太死时,贞姑回来了。”
侦查员寻思那就有戏,既然来办丧事,那就会跟其他亲戚接触,接触之中难免要说说各自的生活、家庭成员状况什么的,只要贞姑说过片言只语,那就可能成为线索。赶紧找贞姑家的亲戚去调查吧。抵达黄渡的第三天下午,侦查员终于获得了一条线索:贞姑后来果然是被其夫梁壁纯接往上海浦东的,现住在浦东洋泾镇!
3月4日晚上,洋泾镇上的钟表匠、五十六岁的申继谷——即当年的临时中央地下交通员梁壁纯,被“悬办”第三组请进了上海市公安局。与此同时,侦查员对梁壁纯的住处进行了搜查,无甚发现。后在梁壁纯的提示下,从灶膛下挖出了一份密藏于陶瓷药罐里的文件——是曹家渡一家旅社为梁壁纯出具的证明。
梁壁纯向第三组的侦查员作了以下陈述——
当年法租界“祥德源”老板郭北昌有个胞弟名叫郭斗昌,是留学英国回沪的机械工程师,1926年在制造局供职时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后来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时的部分武器就是由他提供的。1927年3月,由周恩来、王若飞领导的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迎接北伐军进入上海后不久,蒋介石就发动了“四一二政变”,上海的中共活动全部转入地下。郭斗昌是技术型力量,未曾暴露中共党员身份,但也以“养病”为由暂时离开了制造局住到了法租界“祥德源”来避风头。郭斗昌在中药店住了三个月,与梁壁纯十分投机。梁壁纯性格内向,心里却是剔透,原本就有追求进步的潜在愿望,在郭斗昌的启发下,很快就产生了向中共靠拢的念头。于是,郭斗昌在1927年7月离开上海前往南昌前(后牺牲于南昌起义中),跟粱壁纯作了一次正式谈话,说他离沪后会另有人来跟梁壁纯接触,如有什么要求可以跟来人谈。不久,果然有一个自称“老屠”的人来和梁壁纯联系。这个老屠,次年成了梁壁纯的入党介绍人。梁壁纯入党后,组织上让他利用“祥德源”店员身份做情报交接的秘密工作。他的活动范围是上海市及周边郊区,每次他都能圆满完成使命。渐渐,使命却下达得越来越少——经过考验后,他已经成为中央直接掌握的秘密交通员。正是因为上升了级别,所以最终才有了1931年12月初的那趟松江之行。
与当时为运送“特费”而特地建立的这条漫长的秘密交通线上的其他地下交通员一样,梁壁纯也不知道自己这次执行的是什么任务、运送的是什么东西,只知道必须安全、快速地完成这桩使命,领导向他交代使命时严肃地叮嘱:人在物在!物丢,要掉脑袋!这是之前执行其他机要使命时从未有过的严厉措辞。
之前数日, “祥德源”老板就已经几次催促他去松江跟“余天成”联系明年的成药生意了,而且请正好来上海办事的族侄、“松金青中心保安团”营长郭洪顺写了一纸下榻于松江城内保安团招待所的担保书。
梁壁纯于1931年12月1日清晨离开上海前往松江,抵达后先去保安团招待所登记入住。这段日子正是保安团开会淡季,招待所床位大多空着,管事人见梁壁纯拿出的是郭营长的担保书,客气地给他安排了一个正面对着司令部大门口的单人房间,收了押金,给了他一张盖着保安团司令部大印的出人证和一纸收据(就是被刘志纯瞥见的那张薄纸)。这张出人证相当于入住这家内部招待所的房卡,可以自由进出司令部。而出了司令部后,又有一项强大的功能:可以用来对付来自保安团或者警察局岗哨、巡逻队的盘诘和搜查,至于各条街道上的保甲人员自己组织的什么巡逻队,那更是一帖老膏药,一出示就灵光。这也是梁壁纯抵达伊始立刻就去登记的原因。
然后,梁壁纯先去了趟“余天成”,跟人家洽谈了业务。下午两点,他去了火车站对面的一家茶楼,在二楼正对出站口的位置选了个临窗的座位,唤来跑堂,拿出一枚银洋,说他要把这个位置包下来,时间是从此刻开始到5号下午关门,这银洋是茶资和小费。此后三天,每天上午七点到下午四点,梁壁纯就一直泡在这里。要一壶茶,拿出带来的账本和一个只有两个巴掌大小的算盘,喝茶、抽烟、算账,这是当时茶馆里常见的一幕。
12月3日清晨七时多,刘志纯从火车站检票口出来的第一时间,就被梁壁纯盯着了。这倒并非他眼睛尖,而是因为根据规定,刘志纯穿了比较容易识别的衣服、戴了约定的帽子。于是,梁壁纯就知道这是上线来了。他移步下楼,出门时正见刘志纯从门外经过,就佯装散步尾随其后,一直看对方进了附近的“汉源栈房”。
当晚,梁壁纯即去“汉源栈房”接头,完成交接后返回保安团招待所时,他在路上遇到了保安团的另一支夜间巡逻队,唤住他盘诘,但一见他出示的司令部出入证就马上放行了,领头的班长还连声表示歉意。
1931年12月4日上午,梁壁纯携货离开了松江。事先,组织上考虑到携货返沪时,在松江车站上车应该无事,但到了上海下车出站时可能就很难说,那段时间,敌人对每趟来自江西、福建、浙江方向的列车都盯得很紧,因为那里是“赤区”。因此,领导交代梁壁纯应绕道青浦走水路返沪。 松江、青浦两县相邻.当时没有公路,两个县城之间的往来靠走水路,有一班小火轮。梁壁纯于上午九时许坐上轮船,至下午五点方抵青浦东门外的轮船码头。然后,立刻买了一张前往上海的轮船票,上了停靠在一侧的另一条小火轮。那条小火轮被青浦人称为“上海班”——意思就是开往上海的班船,也是每天一班,傍晚六点出发,次晨六点驶抵上海。上船后等候了一会儿, “上海班”准点启航了。梁壁纯不知道,他此刻面对的是一趟危险之旅,十二个小时后,他将面临人生的巨大变故!
从青浦走水路前往上海,先是在大盈江一直行驶到也属于青浦县的一个小镇白鹤,在那里进入苏州流往上海的吴淞江(流人上海后就称为“苏州河”),顺着这条江一路往东,最后在上海市区西侧的曹家渡轮船码头停下,这就是终点站了。吴淞江在当时乃是强盗出没之地,当地不少住户白天伪装良民下地耕作,晚上去吴淞江上做蒙面大盗。因此,从白鹤到北新泾乃是一段危险之旅。不过,梁壁纯那夜并未遭遇强盗。这倒不是因为那天晚上太冷,老乡们赖被窝,而是因为梁壁纯所乘坐的小火轮并非强盗的“作业范围”。盗亦有道,当时活跃在吴淞江上的强盗的规矩是:不抢官船、客轮、邮船;不抢郎中、邮差、教书先生和老弱病残、叫花子,至于妇女,那是属于他们的工作对象的,但只限于抢劫,不能劫色,否则就要执行“内部纪律”。因此,梁壁纯在吴淞江上旅行时没有遇险。可是,他注定逃不过一劫,到了曹家渡码头,提着行李上了岸,叫了辆黄包车欲去其法租界住处时,黄包车还没行得一两分钟,他就遇劫了!
曹家渡那时有座横跨于苏州河的木桥,叫“曹家渡桥”,内河航运轮船码头位于木桥的北侧。梁壁纯登上码头后,迎面来了一个年轻车夫,冲他点头哈腰道: “这位先生,您坐车吗?”梁壁纯点头: “去法租界金神父路,多少钱?”
车夫说: “那段路有点儿远,天又冷,您先生可怜我们穷苦人,赏个六七角吧。”
梁壁纯说: “就给你七角吧,车好的吧?”
车夫说: “我那车是去年的新车,正宗从日本进口的东洋车,收拾得干净,您先生一看就清楚了。”
车夫把梁壁纯引领到码头外面马路一侧一溜儿停着的一排黄包车前,指着其中一辆请他上车。果然是一辆新车,收拾得很干净,梁壁纯于是上车。车夫拉他出了码头,一拐弯就是曹家渡桥了。这座木桥又高又陡,往上拉是颇有些吃力的。车夫正拉得吃力时,不知从哪里蹿出一个人来。冬天的早晨六点钟,外面天色尚暗,路上灯光电力不足,梁壁纯又是近视眼,还没看清那是一张什么样的脸时,那个佯装帮车夫推车上桥的家伙忽然一伸手将一团散发着药味的纱布蒙住了梁壁纯的口鼻,梁壁纯顿时失去了知觉。
等他苏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头脑犹自一片迷糊,挣扎着动了动,撑起半截身子,借着从窗外映射进来的微弱灯光打量四周,发现是一个房间,陈设极简单,唯一床一桌一椅一床头柜。正奇怪自己怎么躺在这样一个地方时,房门“吱呀”一声打开了,有人闪了进来,开灯招呼: “先生醒啦!哎,您这一觉睡得可真长Ⅱ阿-—一早上到现在,一口气睡了整整十八个钟头呢!”
梁壁纯还是没有想起自己出现在这里的原因,于是问: “我怎么来这里了?你们这里是……”忽然发现对方一身旅馆茶役装束,于是恍然, “你们这里是旅馆?”忽地一下子想起自己是怎么昏迷过去的,下意识地一跃而起;“哎呀!我的行李!”
茶役指着床尾说行李在这儿,没丢。梁壁纯心稍一松,可是,起身去看时,那里只有一个小旅行包,那是装零星东西用的;另一个装“特货”的小皮箱,哪里还有影子?当下一阵急火攻心,险些晕倒。梁壁纯强迫自己镇定下来,检查了行李包,里面的东西包括钱包在内一样都没少,劫匪抢去的就是那个小皮箱。
这个皮箱里装的是什么?领导交代使命时没说,也许领导自己也不清楚,可是梁壁纯和上线交割时一看那白铜盒的体积、重量,就知道那肯定是黄金了。这么些黄金,价值几何!难怪领导要说“人在货在”了。现在,人在,货已经不在了。应该怎么办?报案?那是自投罗网。辜负了组织上的重托,执行任务时出了如此大的事故,即使领导事先不说,梁壁纯也知道自己绝无生路。在那个年代,许多事情发生后是没有条件调查的,组织上没有理由相信自己的解释,那就只有执行纪律,而执行纪律的方式统一称为“锄奸”。
梁壁纯认为,如果自己确实是“奸”,那被组织上锄掉也是活该。可是,现在他却不是“奸”,尽管他的行为已经给组织造成了比普普通通一个叛徒、内奸远远大得多的麻烦,可是,若就这样被锄掉,那真是太冤枉了。因此,梁壁纯决定趁此刻还有决定权的时候,给自己留条性命。那就赶紧离开吧,还磨蹭个啥呢?不,梁壁纯不能保证自己真的能逃掉,因此寻思得留下一段真实的记载,即使被组织上当“奸”锄掉了,这段记载也会告诉后人:梁壁纯是无心之失,而不是叛徒、内奸。于是,梁壁纯就问茶役: “你们这是哪家旅馆?”
茶役已经察觉到不对头,小心翼翼回答: “曹家渡大旅社。”
“你们老板姓什么叫什么?”
“敝东是蒋博捷,管事的是经理乐书秋。”
“立刻把你们乐经理唤来!”
“他不在店里,明天上午会过来的。”
“不行!立刻去叫他。发生的事情之大,别说经理了,就是你们老板也负不了这个责任!一不留神,上海滩就再也没有曹家渡大旅社了!你信不信?”
茶役被梁壁纯的声色俱厉镇住了,点头退出,稍停重新进门,告知说已经派人去请乐经理了。经理家住梵航渡路,不远,半个钟头可以赶来的。
梁壁纯要跟旅社经理谈一谈,要求旅社方面出具一个书面证明,为他证实自己是在着了劫匪的暗算之后。在失去知觉的情况下丢失了那个重要的皮箱。这个证明, “曹家渡大旅社”肯出吗?肯,尽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如若不出,梁壁纯一报案(他们哪知道其实绝对不可能去报案的), “曹家渡大旅社”就将卷入一桩巨案。在那个年头,被警察局搞成“劫匪同谋”也不是没有可能。
因此,当乐经理睡眼惺松地从家里赶到旅社后,听梁壁纯说他丢了一箱黄金,惊得目瞪口呆。梁壁纯生怕对方被吓昏了,于是就赶紧指出尚有补救之法,乐经理自是乐意。于是,当下就唤来了昨天上午在旅社门口迎进梁壁纯的茶役以及为其办理住宿登记手续的账房先生,梁壁纯也是经过他们的陈述方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以下是旅社出具的文字证明内容,简述如下——
“民国二十年十二月五日晨六时零七分,两个穿深色棉衣的年轻男子(其中一个外罩蓝色夹风衣)领着一辆黄包车来到敝号,车上坐着一个浑身散发着烧酒气味的穿黑色棉袍、戴黑色绒线帽的男子。茶役王老三把来人迎进门,在门外帮着把黄包车上的两件行李取下,一是旅行袋,一为小皮箱,后者有点儿沉。穿风衣的男子向账房先生章依发登记单人房间两间,时间为一昼夜,预付了房钱。另一男子和车夫将醉酒男子抬进一楼三号房间,该男子留下入住对面的四号单人房间。风衣男子即携小皮箱坐黄包车离开。“至下午六时许,四号房男子打开三号房,片刻唤茶役裘青人内。裘见醉酒男子正在酣睡,身上酒味已淡。那男子掏出两枚银元送给裘,说我有事要出去一趟,可能回来得稍晚,麻烦你替我留心着点儿我的朋友,他醒后要吃什么点心之类,劳你去外面买一下。男子遂离去,一直到六日晨三时多醉酒男子睡醒也未见归来。
“醉酒男子醒后称其名叫梁壁纯,丢失褐色小皮箱一个,内有百两以上黄金;又出示船票称昨晨其刚乘坐青浦至沪的小火轮抵达曹家渡码头,雇乘黄包车欲往法租界寓所,黄包车经曹家渡木桥时突遭袭击,昏迷中被匪徒掠人曹家渡大旅社。”
旅社方面在上述内容的三页文字上均加盖店章并由经理乐书秋、账房章依发亲笔签名以作证明。梁壁纯收起后,叮嘱说日后不管何人来此询问今日之事,若非系我梁壁纯所托,请避而不谈。如来人见面即自语“念漆”(当天系1931年12月6日,阴历十月廿七,沪语“廿七”的读音是“念漆”)作为暗号,你们听到这暗号方可讲出今日真相,可保你们无恙;如果不予道明,势必怀疑你们系劫匪同党,到时候后悔就晚了!说着,起身拱手作别,出门而去。
梁壁纯对于自己今后的出路已经作了考虑,他不能再以梁壁纯的名字在上海市区生活下去,甚至不能居住在市区,至于嘉定老家,那就更是必须立刻切断关系了。于是,他就决定弃家出走。为使日后万一被组织上发现,对今日之事进行调查时留下另一条证据,梁壁纯决定在出走前回一趟“祥德源”。
那天,梁壁纯离开“祥德源”后,就去了浦东洋泾镇。那里有一座破庙,有一次他去洋泾执行秘密使命时曾去躲过雨,,与庙里唯一的一个老和尚很谈得来,当时意识到那里可作为万一遇到紧急情况时的栖身地,于是就对老僧说起过以后来做居士。现在,真的要去做居士了。
梁壁纯在洋泾破庙做了两年居士,后来,老僧病逝,临终留给他一些钱。梁壁纯以前跟着郭老板那党员老弟、留洋机械工程师学过修理钟表,寻思就以此为业吧。从此洋泾镇上就有了一个钟表摊,摊主名叫申继谷。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一片混乱,梁壁纯动了打听家人下落的念头。先雇人去嘉定打听,未果;寻思妻子儿女可能投奔黄渡娘家了,于是就另外请人去黄渡打听,果然在那里。于是,他悄然潜往黄渡,取碍联系后将全家秘密迁往洋泾定居。
梁壁纯做完上述陈述后,第三组请示领导如何处理,“悬办”领导请示局领导后,说先予留置,生活上可给予适当优待。
次日,1950年3月5日,第三组侦查员前往曹家渡调查。“曹家渡大旅社”还在,而且还是原班人马。侦查员试了试,梁壁纯所言不谬:他们没说“念漆”时,尽管出示了市公安局的证件,对方只是摇头;待到说了“念漆”,这才松口。了解下来,情况与梁壁纯所说的一致。
六、谁是十八年前的案犯
3月6日,“悬办”第三组开会,对案情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最后得出结论:把梁壁纯所说的情况结合他跟家庭长达九年的断然分离、 “曹家渡大旅社”方面的证言等综合起来看, “特费”被劫基本上是真实可信的。
这样,目光就该转向十八年前那个寒冷的清晨发生于曹家渡桥头的抢劫巨案了。这是何人作的案?为何能铆得那么准,竟然一下子就盯上了梁壁纯,然后果断下手,抢的就是那个小皮箱?这难道是一起有专门针对性的抢劫案,就是为了抢劫梁壁纯运送的那笔“特费”而来的?
侦查员对此作了反复研究,最后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因为第一,这是一桩由临时中央直接布置的极为重要的绝密使命,手中掌握着国家权力养着那么多专门力量用来侦探此类机密的敌人一方尚且不知,江湖上的江洋大盗又是凭什么知晓这项机密的呢?第二,劫匪是在曹家渡码头盯上梁壁纯,将其骗上车后出了码头在曹家渡桥下手的,这说明对方并非与梁壁纯同时坐轮船从青浦来沪的旅客,这又可作为排除作案必然性的依据。第三,从劫匪作案的手段来看,他们所策划的那一套其实比较简单:先是冒充黄包车夫等候在码头上,待轮船靠岸旅客上来时,对众旅客进行迅速扫描,选准作案对象,上前招揽生意,诱骗目标上车后作案。黄包车上桥时,车速自然减缓,同案犯当即上前贴靠,这时无论是乘客还是可能出现的路人,都不会注意,更不会产生警惕,他们往往以为是有人相帮推一把助助力——那年头不学雷锋,这都是收费的,由车业公会统一给推车人一点儿报酬,车业公会的钱当然是向每个车行收取的,羊毛出在羊身上,说到底还是每辆车的车夫自己挣来的——而劫匪此刻就可迅疾下手,将沾了麻醉药物的帕子蒙住被害人的脸部,通常几秒钟就可令人失去知觉;也有挣扎的,那就要使用拳头或者钝器了,将人击昏。然后,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烈性白酒乱洒一通,使受害人变成“醉鬼”,再拉到事先物色好的旅馆动手抢劫。
那么,应当怎样侦查这起历史悬案呢?侦查员的想法是:调查历史悬案,应该去找历史人物。这里所说的历史人物,就是旧上海的刑警。梁壁纯当年所遭遇的这种抢劫案,料想不会是上海滩第一起,也不会是最后一起,也许能从当年侦查过此类案件的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刑警或者租界巡捕房刑事部的捕探那里获得一些线索。于是先去找民国二十年时管辖曹家渡的警事机构,可是,一打听却是有点儿小麻烦,这麻烦来自曹家渡所在的普陀区历史上的地理归属和行政管辖。上海市普陀区这个名称,是抗战胜利后才定下的,1945年先被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划定为上海市第十三区,次年改为普陀区。那么之前呢?之前的花头就大了,曾经划归过上海、宝山、昆山、嘉定等县以及法华、闸北、真如、彭浦、蒲松等区。另外,有一些区域还是公共租界越界筑路时强行占领成为租界地界的。至于民国二十年本案发生时的案发地行政归属,则分为两个区:梁壁纯遇袭的曹家渡桥北侧桥头,属于真如区;实施抢劫的“曹家渡大旅社”,则属于法华区。第三组决定:就找普陀区、长宁区的旧刑警调查。
3月8日,第三组在长宁公安分局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十八名有着至少二十年从警经历的原法华、普陀警察局和公共租界巡捕房的旧刑警受邀前来参加。这些旧刑警中,有的建国后被公安局留用,继续干着刑侦工作,有的则在建国前或者建国后改行从事其他工作,也有的早在建国前就已经退休赋闲在家了。第三组组长蒋文增向他们说了发生于民国二十年冬的那起抢劫黄金案件(隐去了关于“特费”的内容),说请诸位前辈相帮分析一下那是一伙什么样的案犯。
这下可就热闹了。这些老刑警个个听说过当时发生过的同类抢劫案件,有一半以上还曾直接参与过对这种案件的侦查,有的破了,有的没破。归纳起来,侦查员得知民国二十年前后两三年,也就是1929年至1933年这段时间,上海滩的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诸区都曾发生过麻醉抢劫案,作案手法各异,有的在人力车上下桥或者路坡时下手,然后把人拉到旅馆、破庙甚至临时租用的民宅内行劫;有的在开往宁波、南京的轮船二等以上舱房里下手;有的在饭馆的包房包厢里作案;还有的在戏院、电影院下手。此种犯罪,听上去似乎很厉害,其实技术含量很低,只要胆大妄为,手里拥有作案的必备工具人力车、麻醉药物,就可行动了。当然,还得具有确认对方肯定有货的眼力。这个,只要具备通常小偷扒手的经验就行了。1932年是此类案件的发案高峰期,受害者甚至包括国民政府高官的眷属、外国侨民以及来沪访问的外国官员及其随员。
1932年8月,由公共租界工部局牵头、法租界公董局参与,提出上海的租界、华界警务机构联手打击麻醉抢劫犯罪活动的建议,获得了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的响应。于是,从9月1日开始,全市各中外军警机构联手行动。但那时警匪一家的现象绝非个别事例,另外还有帮会掺和,所以声势虽大,效果却微。不过,打击总比不打击好,麻醉抢劫犯罪活动毕竟收敛了一些。真正使这类犯罪活动发生率于次年初夏下降到低谷的原因,并非警方的打击,而是市民的防范意识不断增强,另外,因麻醉药物紧缺价格大幅度提高,导致案犯作案的机会大大降低,再加上上海滩的帮会以及犯罪团伙内部内讧不断,最后竟然就像有一个总头目下了一道严令似的,于一周之内大家都不去干麻醉抢劫了。
与会旧刑警回忆下来,在他们经办和听说过的麻醉抢劫案件中,并无此刻第三组要调查的内容。他们认为,按当时的案犯结构、行事风格、思维方式等来看,犯下曹家渡黄金劫案的那伙案犯,可能并非帮会中人,甚至也不是黑道中人,而只是几个受当时不断发生的麻醉药物抢劫案的传闻诱惑引发了贪婪之心的青年,纠合起来作下了这样一起巨案。他们作案的成功仅仅是一种巧合。
一个老刑警说: “我冒昧地打听一下,四位政府同志所说的被劫黄金数量巨大,究竟是多少?是不是超过五六十两了?”
蒋文增说: “实不相瞒,被劫黄金是超过百两的!”
老刑警说: “那这个案子肯定没有破获,也没有接到过报案,否则,别的不说,报纸还不大登特登了,甚至闹得全上海皆知!”
他的观点获得了所有与会刑警的认同。最后,这些旧刑警热心地为侦查员出主意:你们可以去提篮桥监狱向那些建国前就已经被判刑,以及虽是建国后被判刑但在建国前有过抢劫、盗窃案底的在押犯进行调查,也许,他们中有人曾经听说过什么人跟该案有涉也有可能啊。
第三组采纳了他们的意见,起草了一份协查通知发往提篮桥监狱。提篮桥监狱收到协查通知后,通过开会和监区广播对在押犯进行宣讲,要求凡是知晓1931年冬曹家渡黄金抢劫案线索的,随时可向政府检举,检举内容一旦查实,将视为重大立功表现,可以报请法院减刑或者提前释放。这项调查进行了三周多,监狱方面虽然向第三组提供了他们所了解到的多条由在押犯人提供的线索,可是,侦查员调查下来,要么落空,要么无法查下去。于是,这个原先寄予着很大希望的调查方式无疾而终。
4月7日, “曹家渡大旅社”的经理乐书秋忽然跑到市公安局来找第三组组长蒋文增,说前天晚上他值班,跟职工(就是以前的茶役)裘青聊天时说到当年那起案子,裘青说他前两天晚上睡觉时做梦,梦中见到了当初强盗作案时使用的那辆黄包车,是“大牌照”,号码是300169。乐经理初时也没在意,回家跟学医的儿子说起时,儿子说国外有科学家研究成果称,做梦中回忆到的情形很多是当初真实一幕的还原,把人催眠后与其进行对话,可以获取隐藏在潜意识中的事实真相。所以,儿子认为裘青所说的牌照号码可能是真实可信的。乐经理听儿子说得有鼻子有眼,于是就来向侦查员反映。侦查员这边正陷于山穷水尽的境地,听说此事不禁产生了兴趣。他们四人都是山东老区过来的,从事公安工作最长的不过四年时间,文化程度最高的是初中二年级,根本没接触过外国资料——国内的也还没机会接触哩。他们向市局技术处的留用老专家请教,专家说国外确实有过这方面的实践,应用于案件侦查、事件调查等方面还是取得了一些效果的。于是,第三组就决定试着调查裘青梦到的那个牌照号码。
旧上海分为三个地界: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三界当局都有权发放车辆牌照,不过各自发放的通行范围仅限本界。这样,就给各类车辆的全市通行造成不便。于是, “三界”当局经过协商,决定发放一种区别于本界而可以全市通行的牌照,这就是“大牌照”。乐书秋反映的涉案黄包车的牌照就是那种牌照,从打头数码30来看,还是具有一定可信度的,因为案犯曾经对梁壁纯说过“这辆车是去年的新车”, “去年”就是1930年, “大牌照”是统一由公共租界发放的,租界当局采用的是西历——就是阳历,30系1930年的简称。后面的0169,大约是1930年发放的第169块牌照。
侦查员了解下来,抗战胜利后,公共租界的一应档案资料均交给了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上海解放后,这些资料留下来到了我们的公安局手里。于是就去市局交警处查询,得知有这部分资料,还原封不动放在那里。侦查员于是就去翻阅,查了两天,总算查到了300169“大牌照”黄包车的车主,是公共租界北京路上的“云间跳舞学校”老板曹胜林。
往下,就是寻找曹胜林其人了。四个侦查员从4月14日开始寻找,一直找到5月上旬,方才找到曹胜林——他已搬迁去了苏州,改行做了乐器厂的厂长。问下来,曹胜林承认他以前有过那样一辆黄包车。那么,1931年12月上旬那个时段,那辆车给谁使用了?曹说没给谁使用啊,一直是我自己在用,那是我的私家车,我干吗自己不用给别人去用呢?侦查员问有谁可以证明,曹说要么你们去问我的车夫吧。
车夫老凌在上海,这时已经翻身当了主人,是人力车行业工会的脱产委员了。侦查员找到他了解下来,证实曹胜林说属实。这样,线索就断了。
第三组人人沮丧,但还是得打起精神继续盘算该怎么行动,议来议去,寻思监狱调查过了,没有获得线索;看守所还没有调查过,全市二十余家看守所的人犯中是否有人有曹家渡黄金抢劫案的线索呢?
正当侦查员在讨论这个问题时,线索出现了!
七、大盗伏法
前面说过,3月8日,“悬办”第三组曾经召集了十八名建国前供职于国民党警察局、帝国主义租界巡捕房的旧刑警开过一个座谈会,相帮分析案情。线索的发现,就是跟当时的一位与会者相关的。这个与会者名叫曾丰,五十四岁,原是法租界巡捕房刑事部华捕,从1923年一直干到1943年法租界被收回为止,然后就离开了警界,去一家船舶修理厂当管理人员,管的是安保工作,相当于现在的企业保卫科长。保卫科长当到上海解放,曾丰生了一场大病,病愈后就不再去上班,在家里赋闲。今年3月间第三组邀请他去参加座谈会时他就在休养阶段。
座谈会参加过后,曾丰继续休养。休养到5月头上,一天半夜忽然有人敲门,进来了几个公安局的便衣,问明姓名、籍贯、年龄后,就把他带走了。去哪里?思南路上的上海市第二看守所。犯了什么事儿呢?曾丰自己也弄不明白。
—个星期后,等来了第一次提审。曾丰这才知道原来不是他犯了事,而是要问他当年几个巡捕房同事的事儿。那几个同事,是和曾丰一起考进法租界巡捕房的,有的进了政治部,办的是政治案子,有的和曾丰一样进了刑事部,当了刑警。因为是一起进门的,所以几个人很谈得来,还曾磕头结拜了兄弟。后来,法租界被收回,巡捕房转为汪伪政权的警察局,大家也就各自散伙,好像只有—个留下来替汪伪政权效力的,后来又干过国民党的警察,再后来,上海解放了,谁也不知道谁了。现在,上海市公安局政保一处的民警要曾丰交代当年他的那几个同事在法租界办过的几起案件。曾丰压根儿就没有办理过跟政治相关的案子,觉得实在没啥可交代的,但这事光靠口头说没用,又找不到旁证,于是寻思只好坐牢了,坐到警方调查清楚为止。
曾丰坐的班房属于第二看守所里的一个大监房。其时解放不过一年,还在清理阶段,抓的人多而杂,曾丰那监房一共关了二十来个人犯。那时候看守所还没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人犯待在里面不需要劳动,整天除了等着提审、吃饭,就是闲磕牙瞎聊天消磨时间。同监的人犯听说这个老头儿以前乃是巡捕房的刑警,如获至宝,都盯着请他聊聊以前破案的事儿。曾丰闲着也是闲着,就跟人家聊了起来。聊了几日,有一次就说到了曹家渡那桩黄金抢劫案。曾丰毕竟是老刑警,看似信口开河随便说说,心里却明白,每个案件都是按照他所知晓的事实说,这个曹家渡黄金抢劫案也是这样,他说这是1931年入冬后没几天发生的,当时竟然没有报案,案子一直拖到解放后,如今共产党的警察在进行调查。说这个案子那天是1950年5月10日。过了一天,有个同监人犯悄悄把曾丰扯到监房一角,向他咨询一个政策问题:人民政府说“坦白从宽,将功折罪,立大功受奖”,如果有谁检举像您老昨天说的那个曹家渡黄金抢劫案那样的解放前的案子,算是立功吗?
曾丰是老刑警,一听顿时明白有戏,于是说这个自然,现在是人民政府在办该案,谁为公安提供线索协助破案,那当然是立功行为。小老弟你若是知道那个案子的线索,倒还真是值得检举一下的,肯定有好处啊!这样吧,反正咱有的是时间,你先把情况跟我说一下,我帮你出个主意,看应该怎样检举——这检举也有说法的,以前旧社会有人检举不得法,不但没有好处,还把自己的性命送掉了呢!
对方吓了一跳,于是就把情况一五一十向曾丰和盘托出——
这个人犯名叫冯安宝,三十四岁,资本家出身,他的老爸冯定飞是开机修厂的,以维修汽车、摩托车等机动车为主,因为是以修理摩托车起家的,所以行业内给其起个名号叫作“摩托阿飞”——阿飞是昵称,并不是说他是花花公子。而他唯一的儿子、此刻正准备提供曹家渡黄金抢劫案线索的冯安宝,倒是一个纨绔子弟,喜欢拈花惹草,这次就是因为被控强奸而折进局子的。
冯安宝要说的是民国二十年也就是1931年的事儿,那年他虚岁十五,因为小时候患过“奶痨”,发育不良,所以十五岁的少年看上去也就不过十二岁样子。冯安宝有个表兄,名叫吉家贵,长其十岁,那年二十五了,已经娶妻,那是家里给他张罗的。但他似乎对家庭生活并无多大兴趣,喜好的是结交朋友,舞枪弄棍,做过几份工作,但多做不长。1931年的时候,吉家贵刚刚辞去一家舞厅看门人的工作,说要考察市场,改行做生意了。
冯安宝年少体弱,却好动调皮,平时在外面玩耍时免不了受人家的欺负。他吃了亏,就告诉吉家贵,让表兄替他出头。吉家贵是会国术的,又有一帮子朋友,所以只要他出面,别说对方也是少年了,就是把老爸抬出来,人家也得服帖。而吉家贵呢,贡献也不是白白作的,他的家境远不如表弟,就时不时到阿姨家来蹭饭,有时一住就是十天半月,还经常怂恿表弟向家里要钱买这买那,买的自然都是他需要的东西。冯安宝是独生子,娇生惯养,家里谁都顺着他,反正他只要跟着表兄折腾,随便叫他干什么都是愿意的。
1931年10月16日是冯安宝的十五岁生日,家里自要好好庆贺一番。早在前几天就开始筹备了,刚从舞厅辞职的无业人员吉家贵自然要来帮忙,于是就住进了冯家。没想到,这一住就是两个多月,竟然一直住到12月上旬。对于冯安宝来说,那是极欢迎之事,因为这个表哥太会玩了,而且还会邀请他的两个结拜兄弟阿古、小克来一起玩。那二位比吉家贵小两三岁,也是习练国术之人,当然,和吉家贵一样不过是“三脚猫”,略懂些皮毛而已。
冯安宝记得那段时间表哥经常玩的就是拉黄包车。冯安宝的老爸“摩托阿飞”六七年前置办了一辆私家黄包车,那是一辆二手车,用到1930年就换了一辆崭新的日本进口的新车。“摩托阿飞”的财运似乎很好,仅仅过了一年又有了一辆七成新的轿车,那是人家作为债务抵押给他的。小轿车进门后,那辆黄包车按照通常人家的处理方式,就要“出送”(沪语,送出门处理掉之意)了。可是,由于冯安宝跟着表哥他们把黄包车作为玩具拉着玩,家里就同意他的要求先把车子留着,等他们玩厌了再“出送”。
这样玩了两个来月,吉家贵、阿古、小克三个已经能把车拉得像模像样了,特别是阿古,一招一式活脱就像职业车夫。而冯安宝呢,渐渐就玩厌了,他不拉车,当乘客。坐黄包车对于冯少爷来说并不新鲜,因为家里有私家车,他以前想坐时就让车夫拉他去哪里兜一圈的,早就不当一回事了。再说,天气冷了,坐车有风,倒不如坐在家里怀里抱着个手炉舒服,况且他还要上学,快到年底了,功课也比较紧张。这样,他也就不大热心了。而吉家贵他们还是乐此不疲,最后干脆把黄包车拉回自己家去玩了。
这样,这辆黄包车一直拉到大约这年的12月上旬的某天,吉家贵忽然把车擦拭得光洁一新地送回来了。从此,吉家贵对黄包车就不感兴趣了,而且人也不大过来了。整个寒假,冯安宝一直盼望着表哥过来带他出去玩玩,或者叫几个朋友来家里玩玩扑克打打康乐球也好,可是,吉家贵除了过年时和其父母来拜年以外,整个寒假影子都不见。后来听说吉家贵去做生意了,在公共租界开了一家“吉家欢南货店”,竟然经营得很好,几年后还在城隍庙旁边另开了一家分号。
而冯安宝呢,老爸的生意倒还是做得风声水起,即使抗战时也没受影响,而且竟然在胜利后未曾被国民党方面作为“汉奸”来敲诈,简直是一个奇迹。可是,渐长渐大的冯安宝却不成器,成了一个纨绔子弟。尽管十年前冯安宝就已经结婚,而且早已有子女,可是他什么职业都不干,整日就是吃喝玩乐,重点是玩,以玩女人为主。这在旧社会还可混混,到了新社会就不行了。终于,他被人告进了公安局,说是强奸,于是就直接由市局治安处下令拘捕。这在当时通常是市中级法院直接承办的刑案,判刑至少十年。冯安宝初时尚不知晓,时间稍长方知大事不好。于是他开始关心自己的命运,听说“坦白从宽,将功折罪”,于是就挖空心思想立功,只是因为他以前在社会上一起厮混的都是小开,没有罪行可以检举。这回听曾丰在监房里聊起曹家渡黄金抢劫案,不知怎么由案犯作案时使用的那辆“去年的新车”联想起当年自己家里的那辆黄包车,寻思那不是有点儿像吗?时间也对得上号,还有案犯人数也是三个。当下心念一动,就想那起抢劫黄金巨案不知是不是表哥和阿古、小克他们三个做的。当下,曾丰听冯安宝如此这般说下来,寻思听上去有点儿像,不过以他的办案经验,这种举报的准确性是比较低的,尤其是举报人在知晓案情后的举报内容,往往容易有意无意地朝案情方向靠。所以,是真是假,得由公安局调查。曾丰于是就对冯安宝说,这案子太大了,你可以要求直接向看守所所长报告。
看守所所长接到冯安宝的检举后,立刻跟市局 “悬办”取得联系。第三组立马全体出动,于5月11日夜审检举人冯安宝。侦查员在认真听取了冯安宝的当面举报内容后,提出了一个问题: “你家的那辆黄包车是什么牌照?”
“公共租界工部局发的大牌照,号码是300196。”
四个侦查员几乎同时一个激灵: “曹家渡大旅社”提供的也是公共租界“大牌照”,号码是300169,看来是茶役错把尾数96记成69了。这后面有戏!
侦查员当即调集了数名警察,立刻出动,连夜拘留了“吉家欢南货店”老板吉家贵,同时对其住所和店铺予以搜查,搜得白铜盒—个,后经梁壁纯与刘志纯辨认,正是当年经手交割的那个。
吉家贵被捕后,对这桩已经相隔十九年零五个月的抢劫巨案作了交代一
案犯一共三人,除他之外是其狐朋狗友刘阿古(阿古)、庄克(小克);策划者是他,其动机是筹款开店,原准备作案多次,筹足款项方可歇手,哪知一出手就是一百二十两黄金,三人各获四十两后就此歇手。
向表弟冯安宝家借黄包车玩耍,纯是为筹备作案工具,以及学习拉车,作案后即把黄包车还给冯家。为防止引起外界怀疑,三人从此就基本不接触。抗战胜利后,吉家贵曾在外滩偶遇阿古,方知小克已死,阿古现在北京路经营一家五金商行。
1950年5月12日晨七时,第三组拘捕了另一案犯刘阿古,并对其所开的五金行及住宅进行了搜查,未获赃物,但有黄金首饰十四件,疑系用其所劫黄金打造,遂予没收。
另一案犯庄克,生前住卢家湾区杜家园蟠桃坊,侦查员登门,得知庄克于1934年经人介绍,拜海上闻人杜月笙为师,1937年抗战伊始受杜派遣参加由戴笠组建的“抗日别动军”,次年与日寇作战时阵亡,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追认为烈士。侦查员对庄宅进行搜查,其父母主动交出庄克1937年参加“别动军”时交给他们保存的两根“大条”——黄金二十两。这两根“大条”经侦查员请当年瑞金县城金匠辨认,确系出自其手。
至此,这起发生于1931年的巨案终于破获。
1950年11月18日,吉家贵、刘阿古以抢劫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梁壁纯被判有期徒刑十年,当时尚未有“玩忽职守”、 “重大责任事故”等相应的罪名,他是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决的,但判决后却将其释放了,以“反革命分子”身份交由地方监督管制,于1959年病殁。
因检举而立功的小开冯安宝半年后释放;旧刑警曾丰的行为也被视为“立功”,且经调查认定其确实与原同事无涉,于当年7月间释放,由区政府将其安排到物资公司当了一名看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