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取經與佛教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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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僧人的西行求法,始於三世紀,在五世紀的法顯時代和唐初的玄奘時代達到了兩個高潮,其中尤以玄奘取經成為亞洲佛教歷史的轉折點。這些僧人歷盡艱辛,忍受饑寒,九死一生。他們往往是幾十個人出發,卻只有三五個人能生還。玄奘更是孤身潛行,沿途各國感召於他的虔誠,紛紛派人護送,但這些護送的人,大多擋不住風沙嚴寒,紛紛死傷折返。因此,玄奘在那個年代創造了中國人探險精神的一個奇蹟。

玄奘生活在1300多年前(公元600-664)。他出生於洛州緱氏縣遊仙鄉陳村(現河南省偃師市緱氏鎮陳河村)一個官宦家庭。幼年時代,他經歷了隋王朝的崩潰和唐王朝的建立。8歲那年,父親給他講授《孝經》,當講到曾子避席一節時,他忽然整好衣服,離席肅立。父親問他幹什麼?他答:「曾子接受老師教誨時離開坐席,我現在聽父親教導,怎能安坐不動呢?」父親由此知道他將來一定會有成就。11歲時,在洛陽凈土寺成為少年行者,開始學習佛教經典,研讀《維摩經》和《法華經》。13歲時,隋煬帝下令度僧,因他年幼,未能入選。主持此事的大理寺卿鄭善果見他站在公衙門口,就問他出家是為了什麼?他答「繼承如來的業績,光大佛法。」鄭善果對他的志向極為欣賞,又見他相貌不凡,就破格錄取了他,並對旁邊的官員說:「誦經容易,這種風骨難得,他將來一定會成為佛門大器的。」從此玄奘出家為僧。在出家後的十餘年間,玄奘研讀佛經,聽受講經,都能獨立思考,明辨微義,聲望日增。玄奘在19歲的時候,前往成都求學,研讀了佛教大小乘經論和南北地論學派、攝論學派的經典。後來他遊學數地,26歲時到長安住大覺寺,從道岳學俱舍論。

玄奘既遍謁各位大師,廣泛吸收了各家的學說,經仔細推敲,發現各有所宗,校之佛經,有合也有不合,無所適從。為搞清佛經的真實涵義,同時也為取得像《瑜伽師地論》那樣的更多的經典,尤其嚮往精通瑜伽兼諳百家的那爛陀寺的戒賢法師,玄奘決心親自到西方——印度去求法。於是他聯合志同道合者向朝廷上表請求西行,但朝廷下詔不準。其他人都斷絕了念頭,只有玄奘仍不屈服。他一方面學習梵語,一方面磨練意志,最後下決心西去求法。

公元627年秋,唐貞觀元年,28歲的玄奘法師混雜在逃難的災民中間,悄悄地離開了長安,開始了孤身求法的西行歷程。

17年中,玄奘備歷艱辛,忍飢挨餓,越沙漠,度雪嶺,頂風暴,斗盜賊,九死一生,卻從未考慮過回頭。玄奘心中只有一個念頭:「去偽經,求真經,不至天竺,終不東歸一步。」玄奘從長安出發後,經秦州(今甘肅天水)-蘭州-涼州(今甘肅武威)-瓜州(今甘肅安西縣東南)-玉門關-伊吾(今新疆哈密)-高昌(今新疆吐魯番)-阿耆尼(今新疆焉耆)-屈支(今新疆庫車)-跋逯迦(今新疆阿克蘇)-凌山(今天山穆蘇爾嶺)-大清池(今吉爾吉斯斯坦伊塞克湖)-素葉城(即碎葉城,今吉爾吉斯斯坦托克馬克西南)-昭武九姓七國(都在今烏茲別克斯坦境內)-鐵門(烏茲別克斯坦南部茲嘎拉山口)-今阿富汗北境-大雪山(今興都庫什山)-今阿富汗貝格拉姆-巴基斯坦白沙瓦城-印度。

玄奘回來時,從那爛陀地出發,取道今巴基斯坦北上,至阿富汗達帕米爾高原-塔里木盆地南線-敦煌-瓜州(今甘肅安西縣東南),最後終於回到長安。玄奘西行17年經過的國家有今天的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

在印度期間,玄奘主要學習的地方是那爛陀寺。經過6年的學習,鑽研諸部經論,所學各門,無不精通。其師戒賢法師特別器重他,命他向其他學生講授《攝大乘論》、《唯識抉擇論》,同時對《中論》、《百論》、《瑜伽論》進行了很好的闡發。玄奘的學識受到眾人的讚歎,也受到當時國王戒日王的重視,經常成為國王的座上賓。公元641年時,那爛陀寺舉行了一場大型辯論會,持續了18天,最終玄奘法師取勝,這時萬眾歡騰,爭着為玄奘法師贈送榮譽稱號,大乘送的是「摩訶耶那提婆」(大乘天),小乘送的是「木叉提婆」(解脫天)。從此,玄奘法師名震五印。

17年後,玄奘被當時通緝捉拿他的唐太宗李世民以國禮迎回長安,長安百姓人山人海,塞街滿巷,爭相一睹這位後來被神話成為「唐僧」的智者和勇士。

玄奘回長安後潛心譯經19載,手不輟筆直至圓寂。身後留下1235卷佛經譯本,這些佛經廣泛傳布到中國、日本、朝鮮以及東南亞各國,為促進佛教在東方的復興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玄奘留給中國人的,遠不止1235卷佛經譯本,也遠不止廣布日本、朝鮮以及東南亞的大乘佛教,它更是一種胸襟開闊、海納百川的開放胸懷,一種追求真理、百折不撓的民族精神。

魯迅說,「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玄奘是舉世聞名的哲學家、旅行家、翻譯家、佛學大師。他西行取經、捨身求法的佛教精神,孜孜不倦、執著求知的學習精神,百折不撓、勵志奮進的進取精神,不慕榮利、心歸大唐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等,早已融進中華民族的血脈中,成為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不僅如此,玄奘的行動同時也是對中國人探險精神的有力證明。玄奘比馬可波羅早幾百年單人徒步從中國到達了印度,這不僅僅是玄奘個人的勝利,也是盛唐文化走向世界的成果。玄奘用極其開放的胸懷吸納異域文化、傳播中華文明,造就了亞洲特別是東亞文明的一些重要的文化特質。玄奘西行的歷史意義,早已超越了時間、地理和宗教的限制,成為全人類的共同財富。趙朴初曾經說:「玄奘,是中國佛教優良傳統最典型、最圓滿的體現者,也是中國歷史上真正的探險者之代表。」

盛唐是中華古代文化全盛之頂點,也是中外文化交流最為輝煌的時期。玄奘是此時最有成就的中外文化交流之使者,他用自己的雙足,開創出了一條從中國經西域、波斯,到印度全境的文化之路。

馬克思曾經感嘆,古代印度儘管創造了輝煌的文明,但「印度社會根本沒有歷史,至少是沒有為人所知的歷史。」在《大唐西域記》中,玄奘親踐了110國,聽聞了28國,對印度社會和歷史做了詳盡的記載。1300年後,印度的考古學家根據他的記載,終於發掘出了埋沒了幾百年的古代印度佛教聖地——那爛陀寺遺址。

印度歷史學家Ali 說:「如果沒有玄奘、法顯等人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作者:馬震

來源:《中國宗教》2006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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