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知我:余英时与陈寅恪
研究陈寅恪先生，有一个人是不能不提的。他就是美籍华裔著名历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余英时先生。
余英时先生，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开始在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上学，师从著名国学大师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陈寅恪先生的弟子杨联陞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律大学讲座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
如此说来，陈寅恪先生还是余英时先生的师爷辈的人物呢。
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余英时先生及其文集照片，见图：
1958年以前，余英时先生所写关于陈寅恪的文章并不多，只有一篇《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1997年10月12日，余英时先生在《我为什么写陈寅恪》一文中公开表明了他研究陈寅恪的起因：
刚才我提到了余英时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陈寅恪先生的弟子杨联陞先生”之事，实际上，当时，余英时先生从香港新亚书院毕业后，被推荐到美国哈佛大学做学术访问。但是，因为他的香港居民的特殊身份和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提倡自由民主的文章，使他无法获得大陆和台湾的任何一方给他颁发的护照。为此，钱穆先生多方援助。最后，在驻港美国领事馆以“无国籍之人”的特殊身份发给他的留美签证。此中过程之艰辛至今对此还耿耿于怀，这使他深深感受了没有国籍和失去国家认同的切肤之痛。也许正是在他一读到《论再生缘》就立刻有所感触的个人背景。他一直认为他的这个背景和《论再生缘》中所谓的“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是恰好能够交融的。1958年的秋天，当他在哈佛大学偶然读到流传到海外《论再生缘》的油印稿本时，引起了他精神上极大的震荡。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终一夕之力细读《论再生缘》之后，我不禁深为其中所流露的无限沉哀所激动。这首为中国文化而写的挽歌在以后几天之中都萦回在我的胸际，挥之不去。”
那么，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使他如此震撼呢？
《论再生缘》是我第一次听到的直接来自大陆内部的声音，而发言的人则是我完全可以信任的陈寅恪。他一生与政治毫无牵涉，但就其为中国文化所化而言，则可以说是王国维以来一人而已。《论再生缘》中并无一语及于现实，然而弦外之音，清晰可闻：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正在迅速地随风逝去。顾亭林曾有亡国与亡天下之辨，用现代的话说，即是国家与文化之见的区别。我已失去国家，现在又知道即将失去文化，这是我读《论再生缘》所触发的一种最深刻的失落感。……无论如何，这个背景和《论再生缘》中所谓「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是恰好能够交融的。我情不自禁地写下那篇《书后》，并将《论再生缘》稿本寄交香港友联出版社刊行，其根本动力也出于我个人所经历的一种深刻的文化危机感。
读了上段文字，我们可以发现：余英时先生更多的感触是直接来自文化和思想方面的，而非政治性质的。这种解读，可以说把陈寅恪先生的此文中的文化使命感和价值观立刻昭然若揭于天下。这就是余英时先生当时写下的那篇著名的《人生》杂志1958年12月号上发表《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一文的宗旨。
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余英时先生的这一解读是否符合陈寅恪先生的原意呢？连他自己也承认：“……今天我们已确知寅恪先生当年是熟悉我的《书后》的内容的。那么他自己究竟有过什么样的反应？”我们所看到的公开反映就是陈寅恪先生在1964年撰写的《〈论再生缘〉校补记后序》一文这样一段话：
《论再生缘》一文乃颓龄戏笔，疏误可笑。然传播中外，议论纷纭。因而发现新材料，有为前所未知者，自应补正。至于原文，悉仍其旧，不复改易。盖以存著作之初旨也。噫！所南心史，固非吴井之藏。孙盛阳秋，同是辽东之本。点佛第之额粉，久已先干。裹王娘之脚条，长则更臭。知我罪我，请俟来世。
这里面出现了“传播中外，议论纷纭”和“知我罪我，请俟来世”两组用语。那么，是“知我”呢还是“罪我”呢？通过香港大学的李玉梅博士在1987年10月25日致余英时先生的信中一段话，我们就可以找到答案了：
“晚正研究史家陈寅恪，因于八月下旬结识陈老二女儿陈小彭、林启汉夫妇，畅谈陈老事，至为投契。小彭夫妇于一九五四年调返中山大学，据称此乃周恩来之意，好便照顾陈老云云。今则居港七、八年矣。于细读教授有关大作后，小彭命我告知教授数事如下：
〔一〕陈老当年于读过教授〈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一文后，曾说：‘作者知我’。
〔二〕教授《释证》页七十（按：此指一九八六年新版）有‘陈先生是否真有一枝云南藤杖之疑’，答案是肯定的。
〔三〕陈老夫妇确曾有为去留而争执之事。
小彭夫妇对教授之注陈老思想，能得其精神，深觉大慰，特命余来信告之。”
不用再多说什么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看罢来信，余英时先生的感觉是“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当时读到寅恪先生‘作者知我’四字的评语，心中的感动真是莫可言宣。”
国际著名历史学家、研究陈寅恪思想的专家余英时先生照片，见图：
陈寅恪先生在《旧历壬寅六月十日入居医院疗足疾至今适为半岁而疾未愈拟将还家度岁感赋一律》一诗中曾经写下了这样一句：“后世相知或有缘”。我一直很怀疑这句话其实就是说给余英时先生的。
因为有了上述经历，到了1982年，余英时先生又再次提笔，写下了著名的《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一文。此文在香港的《明报月刊》发表后，立刻引来了国内学术界的热烈回应。以至于连当时的负责意识形态的主要负责人胡乔木先生也有形无形地参与进来。这便是花城出版社在1986年出版的、署名“冯衣北”的刘斯奋先生所写的《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与余英时先生商榷》一书。
关于该书的出版，花城出版社介绍说：
1983年至1985年间，香港报刊曾陆续发表余英时和冯衣北两先生的文章，就陈寅恪晚年所写的诗文进行了讨论，对已故史学家陈寅恪这一时期的生活、工作和心境提出了一系列不同看法，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注意和兴趣。鉴于余英时先生的部分文章已于1984年结集出版，并拟于近期增订再版，我们特将冯衣北先生的文章结集出版，并请作者增写序跋，对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论辩。
这段掌故，今天大家看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就可以全然了解事情的经纬了。
余英时先生在看到了冯衣北的答复文章后，他在《弦箭文章那日休》一文里写道：
署名冯衣北的文章，是代表某一部门中共官方的“弦箭文章”，其中并无值得一驳的具体内容。执笔者自然是奉命而行，已是汪中所谓的“如黄祖之腹中，在本初之弦上。”对于“冯文”作者的用心之苦，我只有同情，并无反感。
而“冯衣北”（刘斯奋）看到答复后，又写回复文章反击说：
余先生在他的论辩文章中，一开始就把我封位大陆官方学术界的代言人，说我的文章基本上是为了表示政治立场观点和态度而写的。我很荣幸受到如此“抬举”。只可惜我尚无此种资格。不过无论如何，我仍然得佩服余先生论战方法的巧妙。因为这样一来，我在读者眼中就成了十足的政治工具，我的一切文章自然就成了毫不足信的政治宣传，简直可以不攻自破。
抛开此书出笼前后的那段特殊的历史背景，我想说的：
双方争议的核心还是在于陈寅恪先生本人所说的“传播中外，议论纷纭”和“知我罪我，请俟来世”这两组话！更简单地说：是“作者知我”还是“作者不知我”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