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才是中国仅存的贵族，年轻人却对她一无所知！
当我们为“网红”不断喝彩时，有没有人还记得那些真正为中国做过贡献的人？
这个时代纠结成全了谁？又遗忘了谁？
她是“两弹一星”元勋的遗孀，被称作“中科院最美的玫瑰”，
如今她的家房价早已超过10万／每平，也因此她的家成了中关村的一片孤岛。
如今，知道李佩这个名字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
这位老人和李政道一起帮助中国第一批自费留学生走出国门。
当时没有托福、GRE考试，她就自己出题，李政道在美国选录学生。
81岁那年，她创办中关村大讲坛，从1998年到2011年，总共办了600多场。
她请的主讲人也都是各个领域的“名角儿”，黄祖洽、杨乐、资中筠、
厉以宁、饶毅等名家，都登过这个大讲坛。
唯一的女儿郭芹病逝了。没人看到当时近八旬的她流过眼泪。
几天后，她像平常一样，又拎着收录机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语课去了。
进入人生的第99个年头，李佩大脑的“内存越来越小”，记忆力大不如以前了。
她一个月给保姆发了3回工资；她说现在的电视节目太难看了，“民国的人去哪儿了？”
在她狭小的客厅里，那个腿都有些歪的灰色布沙发，60年间，承受过不同年代
各色大人物各种体积的身体。钱学森、钱三强、周培源、白春礼、朱清时、饶毅、
施一公……都曾是那个沙发的客人。
但是有时人来得多了，甭管多大的官儿，都得坐小马扎。
她曾跑遍了半个地球，如今，她的背驼得像把折尺，一天的大多数时光蜷缩在
朝南书房的沙发里，困了就偎在电暖气上打盹，即使三伏天，她也觉得冷。
前些年，眼看年轻人骑车撞了中关村的老科学家，她还特气愤，跟在后头追。
如今，她连站到阳台上向朋友招手的力气都快没有了。
只有牙齿和胃，还顽强地工作着。她的胃曾装过胡适家的肉菜、林家翘家的饺子、
钱学森家的西餐，那个时候，厨艺很差的周培源只有洗碗的份儿。
如今，她还像年轻时在美国一样，爱吃蒜香面包，用自己的牙慢慢地磨。
她的眼眉越来越低垂，这双被皱纹包裹的眼睛，见过清末民初的辫子、日本人的刀、
美国的摩天大楼，以及中国百年的起起伏伏。
如今，没什么能让这个百岁老人大喜大悲了。
她一生都是时间的敌人。70多岁学电脑，近80岁还在给博士生上课。晚年的她
用10多年，开设了600多场比央视“百家讲坛”还早、还高规格的“中关村大讲坛”。
没人数得清，中科院的老科学家，有多少是她的学生。甚至在学术圈里，
从香港给她带东西，只用提“中关村的李佩先生”，她就能收到了。
她的“邮差”之多，级别之高，令人惊叹。
在钱学森的追悼会上，有一条专门铺设的院士通道，裹着长长的白围巾的李佩
被“理所当然”、“舍我其谁”地请在这条道上，有人评价这个只有几十斤重的
瘦小老太太“比院士还院士”。
她被称作“中科院最美的玫瑰”、“中关村的明灯”、“年轻的老年人”。
李佩先生参观“两弹一星”纪念馆 熊卫民/摄
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
这位百岁老人的住所，就像她本人一样，颇有些年岁和绵长的掌故。
中关村科源社区的13、14、15号楼被称为“特楼”，那里集中居住了一批新
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奠基者：包括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9名院士、
第一批254位学部委员中的32位、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的8位。
钱学森、钱三强、何泽慧、郭永怀、赵九章、顾准、王淦昌、杨嘉墀、
贝时璋等人都曾在这里居住。
如今，破败不堪的“科源社区”牌子，“科”字只剩下了“斗”字，老楼的楼道里贴满了
“疏通下水道”的小广告，小院里四处堆放着杂物。这里不再是“中国最聪明头脑的
聚集地”，而是租住着很多外来打工者，随便敲开一扇门，探出一颗脑袋：
“王淦昌？贝时璋？郭永怀？没听说过。”
中关村的房价都快十万元一平方米了。
不远处的LED超大屏幕闪烁着最新款的高科技产品广告。
李佩先生60年不变的家，就像中关村的一座孤岛。
这座岛上，曾经还有大名鼎鼎的郭永怀先生。
郭永怀李佩夫妇带着女儿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是钱学森邀请的。
钱学森在1956年数次致信郭永怀：“请你到中国科学院的力学研究所来工作，
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你的‘办公室’，是一间朝南的在二层楼的房间，
淡绿色的窗帘，望出去是一排松树。”“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
自然是到力学所来，快来，快来！”
回国后，郭永怀在力学所担任副所长，李佩在中科院做外事工作。
直至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第二天，郭永怀和好友一起开心地喝酒，
李佩才意识到什么。
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再次来到青海试验基地，为中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
从事试验前的准备工作。12月4日，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后，他在当晚急忙到
兰州乘飞机回北京。5日凌晨6时左右，飞机在西郊机场降落时失事。
当时飞机上十几个人，只有一个人幸存。他回忆说，在飞机开始剧烈晃动的时候，
他听到一个人大喊：“我的公文包！”后来的事情就不记得了。
在烧焦的尸体中有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把他们分开时，
才发现两具尸体的胸部中间，一个保密公文包完好无损。
最后，确认这两个人是59岁的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
郭永怀曾在大学开设过没几个人听得懂的湍流学课程，
而当时失去丈夫的李佩正经历着人生最大的湍流。
据力学所的同事回忆，得知噩耗的李佩极其镇静，几乎没说一句话。
那个晚上李佩完全醒着。她躺在床上几乎没有任何动作，
偶然发出轻轻的叹息，克制到令人心痛。
在郭永怀的追悼会上，被怀疑是特务，受到严重政治审查的李佩一个人
孤零零地坐在长椅上。在当时的环境里，敢于坐在李佩旁边，
说一句安慰的话，都需要莫大的勇气。
郭永怀走后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
那些时候，楼下的人常听到李佩的女儿郭芹用钢琴弹奏《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段
“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顶天立地……”
后来，李佩将郭永怀的骨灰从等级森严的八宝山烈士公墓请了出来，
埋葬在中科院力学所内的郭永怀雕塑下面。
同时，李佩还将一同牺牲的警卫员牟方东的部分骨灰，也安放在雕塑下面。
“小牟太年轻了，太可惜了，也是为着跟他，所以才牺牲的。”李佩说。
郭永怀走后没两年，十几岁的女儿去内蒙古当知青下乡，李佩到合肥中科大
继续接受审查和劳动改造。政治的湍流一次次把她们卷进漩涡。
此后的几十年来，李佩先生几乎从不提起“老郭的死”，没人说得清，
她承受了怎样的痛苦。只是，她有时呆呆地站在阳台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更大的生活湍流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唯一的女儿郭芹也病逝了。
没人看到当时近八旬的李佩先生流过眼泪。老人默默收藏着女儿小时候玩的能眨眼睛
的布娃娃。几天后，她像平常一样，又拎着收录机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
上英语课去了，只是声音沙哑。
郭永怀、李佩夫妇陪女儿弹钢琴
“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 李佩的老朋友、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同事
颜基义先生，用米兰·昆德拉的这句名言形容李佩先生。
女儿郭芹最后一次见到住楼下的作家边东子，用一双诚恳的眼睛说：
“写写我爸爸吧。”边东子后来写了《中关村特楼的故事》，他说：“即使是功力深厚，
又如何能写全、写透、写准她了不起的爸爸和同样了不起的妈妈！”
直到1999年9月18日，李佩坐在人民大会堂，国家授予23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郭永怀先生是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的烈士。
李佩回家后，女儿郭芹的朋友们都嚷着来她家看“那坨大金子”。
该奖章直径8厘米，用99.8%纯金铸造，重515克——大家感慨，“确实沉得吓人”。
4年后，李佩托一个到合肥的朋友，把这枚奖章随手装在朋友的行李箱里，
捐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时任校长朱清时打开箱子时，十分感动。
捐就是捐，要什么仪式
在李佩眼里，没什么是不能舍弃的。
几年前，一个普通的夏日下午，李佩让小她30多岁的忘年交李伟格陪着，
一起去银行，把60万元捐给力学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各30万。
没有任何仪式，就像处理一张水费电费单一样平常。
“捐就是捐，要什么仪式。”老太太对李伟格说。
至今，李佩先生客厅里的茶几还是60年前回国时家里的陪嫁。
早年从美国带回的手摇计算机、电风扇、小冰箱，捐了。郭永怀走后，
写字台、书、音乐唱片，捐了。李佩先生一生教学的英语教案，捐了。
汶川大地震，挽救昆曲，为智障幼儿园，她都捐钱。
有后辈说她对待名利的样子，就像居里夫人把最大额的英镑当书签，
把诺奖的奖牌随意给孩子当玩具。
直到前年，郭永怀104岁诞辰日，李佩拿出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藏品，捐给力学所：
郭永怀生前使用过的纪念印章、精美计算尺、浪琴怀表，以及1968年郭永怀牺牲时，
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用信封包装的郭先生遗物——被火焰熏黑的眼镜片和手表。
如今，这些东西就保留在力学所的304房间，深棕色的门上面写着
“郭永怀副所长办公室”。隔壁是“钱学森所长办公室”。
钱学森说得没错，从办公室往外看，是一排高大葱绿的松树。
只是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
时间拔高了松树，也馈赠了李佩很多人生的礼物。
当文革结束，她重新恢复工作时，已经快60岁了。她筹建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后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英语系，培养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
当时国内没有研究生英语教材，她就自己编写，每次上课，带着一大卷油印教材发给
学生。这些教材被沿用至今。
她做英语教学改革，被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语言学系主任Russel Campbell称作
“中国的应用语言学之母”。她大胆地让学生读《双城记》、《傲慢与偏见》等
原版英文书。所有毕业生论文答辩，她都要求学生用全英语做陈述。
很多学生回忆，李佩先生从不大声训斥学生，却有一种“微笑的严厉”，
她把最淘气的学生调在第一排，这种无形的压力让人做梦都在说英语。
如今，在中国科学院大学英语系主任彭工眼里，总给同事带小点心的李佩先生
做事果断，是一种“有人情味的果断”。
金钱、年龄，对她而言都只是一个数字
这个经历过风浪的女人，在那个年代做了很多擦边的事，有的甚至是“提着脑袋”在干。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李佩就向学生介绍美国大学招收研究生的办法，
鼓励大家申请自费留学。
刚刚文革结束，人才匮乏。李佩就找到那些曾被打成右派甚至进过监狱的英语人才，
从事教学工作。事实证明，她的眼光很准。她请出山的“右派”许孟雄，
是邓小平同志1979年1月出访美国时英文文件的把关人。
她还和李政道一起推动了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项目，帮助国内第一批自费留学生
走出国门。到1988年该项目结束时，美国76所优秀大学接收了中国915名中美联合培养
物理研究生。当时没有托福、GRE考试，李佩先生就自己出题，李政道在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选录学生。
1987年，李佩退休了，她高兴地说，坐公交车可以免票了。
可她没有一天退休，她接着给博士生上英语课，一直上到80来岁。
中国科学院大学党委副书记马石庄是李佩博士英语班上的学生。
如今，他在大小场合发言、讲课，都是站着的。他说，这是跟李佩先生学的，
“李先生70多岁在讲台上给博士生讲几个小时的课，从来没有坐过，
连靠着讲台站的姿势都没有”。
他说，他一生中遇到过很多好老师，但“我见过的最伟大的老师是李先生”。
李先生传授的不仅是知识，而且是“人学”，人格的完善。
如果一个教育者只是传授知识，那无非是“从小硬盘变成了大硬盘”。
在马石庄眼里，李先生是真正的“大家闺秀”。她在燕京大学念书，北平沦陷后，
她从天津搭运煤的船到香港，再辗转越南，进入云南西南联大。
她在日本人的轰炸中求学。
她曾作为中国代表，参加巴黎的第一次世界工联大会和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
她和郭永怀放弃美国三层的小洋楼，回国上船时把汽车送给最后一个给他们送行的人。
“他们这代人回国为的是什么？她一生对教育的关心，对国家命运的关心，
不是今天的我们能完全理解的。”马石庄说。
多年的交往中，他感觉这个老太太淡定极了，从没有慌慌张张、一丁点邋遢的时候。
“一个人从战火中走出来，经历过无数次政治运动，走过大半个地球，中年丧夫，
老年丧女，还有什么让她‘不淡定’、‘不沉静’？”
“100年里，我们所见的书本上的大人物，李佩先生不但见过，而且一起生活过、
共事过，她见过太多的是是非非、潮起潮落。钱、年龄对她而言，都只是一个数字。
一个连孤独都不惧怕的人，还惧怕死亡吗？”
马石庄说，老人从没跟学校提过一件私人的事儿。
只有一次，老太太给马石庄打电话，说“有一件私人的事求学校”。马石庄心里一咯噔，
李先生从没开过口啊。
原来，李先生住的楼后面有一间锁了很久、没人用的平房，李佩希望学校把钥匙给她，
她想给小区老人收拾出一个读书看报下棋的地方。
最近，上海大学的博导戴世强带来了苏州豆腐干，顾淑林先生带来了大凉山苦荞米，
李佩送给卢鼎厚教授月饼，八九十岁的老人们像孩子一样分享美食，
交流怎么使用微信。
只是，李佩先生越来越忘事。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她7次提醒戴世强回上海后帮她
买一瓶瑞典出口的药，临离开的时候大家才知道她是帮照顾她的保姆要的。
“李先生一辈子哪里有过私人的事儿！”马石庄感慨。
他不喜欢用“玫瑰”这样的词形容李佩先生，“太轻太花哨了，李先生是永远微笑着迎接
明天的人”。
一个老朋友也认为“玫瑰”太轻了，她说，李佩先生有极大的气场，像磁铁一样，
能把周围的东西都吸引过来。
毕业后，马石庄选择了当老师，他说，这种选择是受了李佩先生影响，
“从李先生身上，看到了教师就是这个社会的精神遗传基因”。
探求“钱学森之问”
李佩的晚年差不多从80岁才开始。
81岁那年，她创办中关村大讲坛，从1998年到2011年，每周一次，总共办了600多场
，每场200多人的大会厅坐得满满当当。
她请的主讲人也都是各个领域的“名角儿”。黄祖洽、杨乐、资中筠、厉以宁、程郁缀、
沈天佑、高登义、甘子钊、饶毅等名家，都登过这个大讲坛。
大讲坛的内容也五花八门：农村问题、中国古代文学史、天体演化、昆虫、
爱斯基摩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美国总统大选、天津大鼓等等。
“也只有李佩先生能请得动各个领域最顶尖的腕儿。”有人感慨。
开论坛是极其琐碎的工作。有时候和主讲人沟通，从主题到时间确定，
来来回回要打几十个电话。确定了主题，她就带着年轻的朋友在中关村四处贴海报，
她说，不能贴得太早，也不能贴在风口处，以免被风刮跑了。
请来这些大人物讲课，全都是免费的。有一次，她邀请甘子钊院士，“老甘啊，
我可没有讲课费给你，最多给你一束鲜花”。甘院士说：“你们的活动经费有限，
鲜花也免了吧。”后来，花也是李佩先生自己买的。
等到94岁那年，李佩先生实在“忙不动”了，才关闭了大型论坛。
在力学所的一间办公室，她和一群平均年龄超过80岁的老学生，
每周三开小型研讨会，“除了寒暑假，平时都风雨无阻”。这样的讲坛延续至今。
有人回忆，在讨论“钱学森之问”求解的根本出路时，三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并列而坐。
北大资深教授陈耀松先生首先说了“要靠民主”四个字，紧接着，郑哲敏院士说：
“要有自由”。”随后，李佩先生不紧不慢地说“要能争论”。
这一幕在旁人眼里真是精彩、美妙极了。
她和老朋友李政道也探讨这个问题。李政道说单用一个“答”字不太合适，
所以用了“求答钱学森之问”。李政道说，学习最重要的是要问，“要创新，需学问，
只学答，非学问”。
喜欢音乐、年轻时编排过《白雪公主》，演小矮人的李佩先生，
也常和李政道谈艺术和科学的关系。
春节时，李政道用炭笔画虎、画狗，当贺年卡送她。他俩认同：
“艺术和科学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都追求着深刻性、普遍性、永恒和富有意义。”
当然，李佩先生也有发飙的时候，不管自家客厅里，对面坐的是什么大人物。
她反对大学扩招。她反对现在大学减少英语课时。她对坐她家沙发上的一名大学副校长
直摇头，她反对人民大学办物理、化学学院，反对清华大学办医学院。她反对“北大要把
1/3副教授筛选下去，改革进行不下去”的悲观论调。
她主张教育不能赶热闹。“要坐得住，不要赶热闹”。以前这句话常从郭永怀厚厚的
大嘴说出来，他开口讲话时笑意总是从嘴上放射到整个脸部。
在她90多岁的时候，她还组织了20多位专家，把钱学森在美国20年做研究用
英文发表的论文，翻译成中文，出版《钱学森文集（中文版）》。
对外人，李佩先生常常讲钱学森，却很少提郭永怀，旁人说李先生太“大度”了。
我一点儿也不孤独 脑子里好些事
她本可以得到很多荣誉，几十年里，无数协会想让这个能量超大的老太太当会长，
她都拒绝了。她唯一拿到手的是一个长寿老人之类的奖牌。
因为访客太多，李先生家客厅的角落摆了很多小板凳。有小朋友来看她，
八卦地问：“您爱郭永怀先生什么？”她答：“老郭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
不会讲假话。老郭脾气好，不像钱学森爱发脾气。”
曾有人把这对夫妇的故事排成舞台剧《爱在天际》，有一次，李佩先生去看剧，
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人们从她的脸上，读不出任何表情，那似乎演着别人的故事。
这群年轻演员曾拜访过李佩先生。一位演员说，当他见到了郭先生生前最后一封家书，
见到了郭先生的自画小像，郭先生不再是那个遥不可及的雕像。他开始明白李佩先生的
那句台词了：“我等你，你不回来我不老。”
可“不老”的李佩先生确实老了，她的背越来越弯，开始只是小锐角，后来角度越来越大。
曾经在学生眼里“一周穿衣服不重样”、耄耋之年出门也要把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别上卡子
的爱美的李佩先生，已经顾不上很多了。
她曾趴在窗边送别客人的阳台蒙满了灰尘，钢琴很多年没有响一声了，她已经忘了墙上
的画是她曾和郭永怀相恋的康奈尔大学。记忆正在一点点断裂。
早些年，有人问她什么是美。她说：“美是很抽象的概念，数学也很美。”
如今，她直截了当地说：“能办出事，就是美！”
很少有人当面对她提及“孤独”两个字，老人说：“我一点儿也不孤独，脑子里好些事。”
“与其说她忙碌，不如说这是一种忘记。”马石庄评价。
她也过了说理想的年龄。“我没有崇高的理想，太高的理想我做不到，我只能帮助周围
的朋友们，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一些。”她淡淡地说。
相反，她感慨自己“连小事也做不了”。看到中关村车水马龙，骑自行车的人横冲直撞，
甚至撞倒过老院士、老科学家，她想拦住骑车人，但“他们跑得太快，我追不上了”。
尽管力气越来越小，她还是试图对抗着庞大的推土机。
在寸土寸金的中关村，13、14和15号楼也面临拆迁命运。李佩和钱三强的夫人何泽慧
院士等人，通过多种渠道呼吁保护这些建筑。2012年，北京市政协通过动议案，
要求将中关村“特楼”建成科学文化保护区。中关村的居民们感慨：多亏了这两位老太太！
泽慧院士几乎成了李佩先生仅存的老邻居。院里的老人纷纷走了，钱学森走时，李佩
先生还能去送行，等到钱学森的夫人、她的挚友蒋英去世的消息传来时，她已经没力气
去送最后一程，只能让李伟格代表她送去了花圈，伤心的她连续3个月没睡好觉。
2015年她又给老朋友、101岁的张劲夫送去了悼词。
何泽慧曾对多次登门、甚至有次坐着小马扎的温家宝说：“在这里住惯了，哪儿也不去
了，除非上八宝山。”
李佩先生也对旁人说：“现在，除了到力学所，我就待在家里，哪儿都不去了。”
如今，“内心强大得能容下任何湍流”的李佩先生似乎越来越黏人，有好友来看她，
她就像小孩一样，闹着让保姆做好吃的，离开时，她总是在窗边看好友一步三回头地
走远，一点点变小。
摘下助听器，李佩先生的世界越来越安静。似乎也没有太多年轻人愿意听她唠叨，
知道李佩这个名字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
但每一个踏进13号楼李佩先生家的人都会很珍惜拜访的时间，会努力记住这个家的
每一处细节，大家都明白，多年后，这个家就是一个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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