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旧史学的「忠君」与「为亲贤讳」
新史学对於史学家著作史籍的目的众说纷纭。旧史学认为著作史籍的目的在於提供帝王「经世资治」的经验。也就是说，史学家记录历史的目的，在於提供帝王治理王国的历史经验，使得王朝统治可以永远维系。所以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就是基於这样的目的而作，也是基於这样的目的而立名。既然是为了王朝统治的利益，儒教化的史学便以「忠君」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於是史籍记载便产生「为亲贤讳」的标准。新史学对於旧史学的「忠君」与「为亲贤讳」进行批判。
《春秋》是孔子所着的私人历史书，并不符合当时由史官记录历史的法律。因此，梁启超认为《春秋》并非历史书，只是孔子在独裁集权的古代社会中作为政见发表的工具而已。然而，汉朝的官吏（包括史官）与知识分子在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号令之下，中国史家与知识分子便臣服於儒教思想。孔子将史籍作为发表政见的工具，而刘彻号令天下的知识分子共同遵循，於是开始史学作为政治工具的史学史。因此，中国史学是工具化的史学，而孔子是史学工具化的始作俑者，并且成为史学儒教化的重要特徵。
儒教思想系以天、地、君、亲、师等五伦作为价值标准，而五伦的核心在於「君」，也就是帝王。五伦中，「师」是指教导我们的老师，当然是贤；「亲」是所有的近亲血缘，才称为亲；非近亲血缘，则非亲。「天地」只是作为大自然的代表而已，而「天子」帝王则代表「天地」统治臣民；所以最伟大的贤圣者，就是帝王。因此，儒家以「为亲贤讳」作为着史的标准，以「忠君」作为最高道德标准，而获得刘彻的青睐与独尊。於是「为亲贤讳」而隐匿帝王将相恶事的现象，乃至不惜颠倒事实以就之的情况，便普遍地存在於中国的历史书与学术界中。
梁启超列举许多《春秋》记载不实、不尽、不均的情形，显示儒教化史学的重大弊病。然而，儒教史家效忠於王朝统治的利益，因此产生不实、不尽、不均的历史记载；放诸四海，其实是中外皆然。巴勒克拉夫（GeoffryBarraclough, 1908-1984）在《当代史学新趋势》中说：
“中国古典史学被简洁地描述为「官僚们写给官僚们看的历史学」。换言之，这样的历史不是如实地记载过去发生的事情，而是为了王朝统治者的利益，出於保持现存社会秩序稳定的目的，尽可能地抹煞和掩盖「分裂、分歧、紧张和变异这样一些包括中国社会在内的一切社会的连续发展进程中普遍存在的特徵」，从而制造出某种自我形象。……同中国古典史学一样，法国或英国中世纪官方编年史也是作为统治的工具来编纂的。十六世纪英国的历史学着作也是为都铎王朝的利益而撰写的。西贝尔、特雷施克以及普鲁士政治史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的著作充分证明，十九世纪的东方和西方在史学观点和立场上并没有很大的差别。然而，正是在这个时期，即十九世纪，欧洲却开始第一次认真地试图将历史学置於事实客观性的新的基础上。兰克学派力图「如实地」发掘历史事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则深入到历史的辩证发展进程中去。这两个学派都反映了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学出现的重大变化，而且只有欧洲才发生这样的重大变化。”
由於史学家为了王朝统治者的利益，不是如实地记载过去发生的事情，遂产生不实、不尽、不均的情况，因而丧失世人对史籍的信任，於是重视史料证据的兰克科学史学於焉兴起。从史学家不断的著作史籍，而世界各王朝仍然不断的衰亡演变，可以知道史学家宣称「历史书是记实而有经世资治的功能」并非事实，旧史学家的主张便不再获得普遍认同。
2. 历史具有扩大我们记忆力的功能吗?
新史学家虽然普遍否定史籍有经世资治的功能，但是也有些人提出历史的某些功用，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例如，鲁宾孙说：
"我们所谓历史，同我们个人的记忆，看起来好像不同，实在是差不多的。因为我们脑筯里面所记得的许多东西，并不是纯粹我们个人的经验，包括许多听来的或从书籍里面得来的东西。他们在我们的生活上，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我们要知道我们脑中所有的知识，同我们自己个人经验有关的，实在很少。我们自己的生日，同Artaphrnes或者Innocent第三的生日，都是纯粹历史的事实，我们都不能不仰仗他人来证明这两件事。照这样看起来，我们的记忆不知不觉的同普通所谓历史混合起来了。从这一点看，历史这样东西就是一种记忆力的扩大，可以用起来明了我们的现状。"
鲁宾孙将历史在我们生活经验上的应用，举例说得很清楚。当一个人成长後，意识心想要认识自己时，他发现自己什麽都不明白。例如，小孩想要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生存多久了，只能询问他所信任的父母亲。他的父母亲告诉他已经五岁了，小孩子只能完全相信，因为那样的资讯已经超过他的意识所能了知的范围了。这样的困境不是只有小孩子才如此，即使一个行将入木的老人，他的年纪同样必须仰仗父母以前告诉他的资讯才能计算出。不但是生日，凡是意识的分别功能成熟前，以及意识在时空限制下所不能了知的所有事项，我们都完全仰仗他人提供资讯。因此，历史确实具有扩大我们记忆力的功能，可以用起来明了我们的现状，但是前提是历史事实必须正确无误。鲁宾孙又说：
"我们个人的经验，本来有两个缺点：因为我们生得太迟，不能看见许多事物的起源；死得太早，不能看见许多事物的结局。历史这样东西，很可以弥补这几种缺点。"
我们的经验来自意识的功能，但是在出生时，我们的意识功能极差，直到初识世界的儿童期，便发现我们生得太迟，不能看见许多事物的起源，於是需要父母师长及亲友提供认识自我的讯息。但是，我们的父母师长与亲友的状况也和我们一样生得太迟，不能看见许多事物的起源。所以我们的父母所获得的讯息，也来自有相同困境的祖父母，以此类推；其根本原因则是一切人的意识都只能存在当世而不是从前世来，也不能去到未来世。同样的，当我们年老时，想要了解未来的演变，结果我们所有的人都死得太早，（也无法去到後世而）不能看见许多事物的结局。史学家认为全部人类的意识都有同样的困境，那麽将全人类的历史事实联合起来，很可以弥补这几种缺点。
鲁宾孙认为历史可以弥补意识出生太迟，以及死得太早的缺点，正好显示出史学家以意识的生起与坏灭，作为历史的逻辑起点与终点的错误。史学家以不同人的意识记忆性，彼此相连接作为逻辑起点与终点，必然产生片断与不连贯的情况。因为不同人的意识记忆性之间，没有办法完全相连接而不中断，即使以片断而不连贯的文献、实物作为辅助亦然。所以，当我们认识自己时，意识从现在往前推，只能推到父母，再推到祖父母，於是我们就依照血缘、姻亲、种族、国家等等关系来认识自己。这样的历史关系，完全是片断的、不连贯的相关关系，而不是具体的因果关系。而且将所有有相同困境的人类历史联合起来，往前追溯仍然不能看见许多事物的起源；往後探寻，仍然不能看见许多事物的结局。因为往前的历史记载愈来愈少，往後的历史根本尚未发生。因此，联合所有对自我无知的人类意识所记录的历史，并不能完全弥补人类的无知，也不能使我们究竟明了事物的起源与结局。所以，史籍可以弥补少部分的缺点，但是对於起源与结局的根本问题，则没有丝毫的帮助。
史学会有上述的困境，根本问题是以意识作为历史逻辑的起点与终点，而意识本身是每夜熟睡时必断之法，也是五根发育成熟前不能现起之法，於是依靠意识所建立的史学必然不能看见事物的起源与结局。史学家都是从人类身心（名色）出生之後，开始建立历史，则必然遗漏了出生前所有的历史；也都是在身心死亡後，终止历史，则遗漏了死後的所有历史。史学家就这样只记载极少的人生片断，而遗漏大部分的历史，以堆砌不同的历史人物短暂生死的片断，形成不能连贯且混乱的历史逻辑。因此，现有的史学根本是没有逻辑一致性的历史，是以错误的逻辑起点与终点所建立的错误史学，是充满不实、不尽、不均的假史学。
3. 历史的逻辑起点与终点
真正的史学应该有全面而连贯的逻辑，也就是说，历史的逻辑起点与终点必然相同而一致，以完成真正的因果关系，进而形塑历史演变所显现於外的相关关系。那麽什麽是历史的逻辑起点与终点呢？真正的史学应该往出生之前推进，也就是应该推进到受胎怀孕，以及受胎怀孕前自己真正现实性的地方--第八识如来藏的存在状态，作为历史的逻辑起点与终点。换言之，每位有情各自都有第八识如来藏记录历史，而我们的历史，不但从生到死之中存活期间的所作所为，皆是历史事实；乃至往前推到怀孕时，再往前推到前一世结束尚未转生的状态，再往前推到前一世的生活，以此类推的所有状态，皆由第八识如来藏记录而成为历史；往後推到死亡後，尚未转生的状态，再往後推，则进入怀孕受胎时，再往後推到未来世，皆由第八识如来藏记录而成为未来世的历史。於是，由前世到现世，现世到後世，彼此相连贯而不中断，皆由第八识如来藏出生名色二法的同时，记录三世的所有业行，没有任何的业行可以逃离如来藏的记录。如是一切有情皆有第八识如来藏，作为历史的逻辑起点与终点，贯串所有的历史，才是真正符合法界实相的真历史；而依此研究真历史的学问，才能称为真史学。
马克斯认为以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所形塑的经济生产方式，决定了人类在社会中相对的阶级地位，因此人类自己真正现实性的地方就是在人间经济生活中如何争取生存的所需，所以应该以阶级斗争的手段获得生存资源的公平分配。然而，人类生存资源从马克斯的眼光中就是物质，因此马克斯主义所说唯物史学的生存基础，只是名色二法中人类的饮食排泄等，并且新陈代谢而生灭变异的物质色法而已，仍然是缺乏逻辑起点与终点的一致性，而不能显现完整因果关系的假历史、假史学。
前面我们举述杜维运主张：建立世界性史官制度是今後世界新史学的首务，因为当事人的及时记载不多见，同时人的记载，遂极珍贵。如此不着边际的主张，是以仅能存在一世的意识心作为历史的逻辑起点与终点，才需要有遍满世界的史官。其实，法界中的真正史官，只有永恒存在、永不休息、随时记录众生业行的第八识如来藏才足以担任，此外无有真实而公正的史官。因为第八识如来藏作为法界史官，都是及时公正地记载，而且没有刹那的中断与遗漏，使得历史具有过去性、现在性、未来性，以及连贯性与公正性。因此，真历史与真史学皆具有过去性、现在性、未来性，以及连贯性与公正性，也就必然具有函盖所有历史主体的完整性，具有不分业道、法道、贫富、贵贱、强弱、愚智平等记录的平等性，具有明了一切事实的智慧性，而且具有没有任何错误、造假与矛盾的真实性与一致性。具有如此殊胜特性而完全符合法界运作的实相的真历史与真史学，是史学的最高境界与理想，故具有终极性与圆满性。
4.新史学以全体人类作为历史主体 实际却只以数量极少的群体作为效忠的对象
旧史学以帝王将相作为历史主体，因此以「忠君」作为最高道德标准。儒教化的新史学以全体人类作为历史主体，以「忠群」作为最高道德标准，实际上，却只以数量极少的群体作为效忠的对象。而新史学的「忠群」标准，虽以名色二法的相关关系作为群体的认同，但是并没有贯彻此原则。例如，民族主义或者种族优越论的史学家就是以血缘（色法）、姻亲（名法）等等建立各种不同层次的「群体」认同，并以效忠该群体作为最高道德标准。所以，新史学虽然以全体人类作为历史主体，但是依於扭曲名色二法的关系，最後仍然只是以数量极少的民族国家或种族作为效忠对象，而非全人类的史学，遑论全体众生的史学。威尔斯在《世界史纲》中说：
"打开从奴役和混乱通向近代理想即自愿合作的国家的道路的不是设立临时投票站，而是建立学校和使人们普遍能接触到文献、知识和新闻。选票本身是没有价值的东西。义大利人民在格拉古兄弟时代已有选票制度。他们的选票对他们并没有什麽帮助。在一个人受到教育之前，他拥有一张选票对他是件无用而危险的事。我们走向的理想的共同体不单纯是个意愿的共同体，它是个知识和意愿的共同体，取代一个信仰和服从的共同体."
旧史学时代具有野心的帝王与史家，以各种手段建立「忠君」的道德标准，要求人民效忠帝王的野心，代表对王朝群体利益的效忠，而发动并吞其他王朝的战争。同样的，现代的帝国主义野心家，以学校、文献、知识和新闻建立「国家认同」的道德标准，要求人民效忠统治阶层，代表对於民族国家利益的效忠，於是发动各种殖民战争或种族迫害。其中，最具体的案例就是纳粹德国的侵略与屠杀：
"纳粹屠犹是由纳粹德国及其帮凶以国家名义，於1933至1945年间对欧洲犹太人实施的有计划、有步骤的迫害和灭绝行为。犹太人是该事件中的主要受害者，有600万人丧生。吉普赛人、残疾人与波兰人也因种族、民族或国籍等原因成为被迫害、消灭的对象。另有数百万人，其中包括同性恋者、耶和华见证派教徒、苏联战俘和持不同政见者等人士也在纳粹暴政下受到严重的迫害与杀害。"
纳粹党以名色二法的差别与高下，建立优生学、种族优越主义，以及民族国家的利益，透过学校、文献、知识和新闻媒体等等公有私有机构，鼓动人民参与战争与屠杀的意愿，最後导致当时德国人民普遍造作严重的杀业，若无其他的重大善业，则必然普遍地沦堕恶道中。因此，以名色二法所建立的群体效忠，必然是狭隘且错误的价值观，而导致众生自己沦堕於三恶道中。鲁宾孙在《新史学》中说：
"自古以来，就有人想出许多理由来辩护这种政治和军事的偏重。Freeman简直说：「历史是过去的政治。」Ranke以为史学的目的，是要明晰我们对於国家由来和性质的观念。因为国家是人类发达的继续的根据。还有一个德国的学者说道，数千年来，国家这种东西--政治的组识，为研究史学的中枢；他并说这是永远应该如此的。"
由此可知，十九世纪兰克所主张的科学历史，仍然是以「国家认同」作为道德核心的民族主义史学。帝国主义的野心家利用史学理论建立狭隘的「忠群」认同，以谋取国家利益作为发动战争与屠杀的正当性。因此，近代史学虽因民族主义而发达，但是史学反而成为帝国主义野心家所利用的工具。而史学的工具化，正是史学儒教化的重要特徵。
5. 效忠於「一切有情」才是最高的道德标准
姑且不论史学忽视畜生道众生作为历史主体的事实。如果新史学以全人类作为历史主体，则人类应当以效忠「国家群体」作为最高道德标准吗？很明显的，「国家群体」小於「全体人类」，因此效忠「国家群体」显然不具有道德性。谋求「国家群体」的最高利益而牺牲「全体人类」的利益，不但不具有道德性，最後仍将危害「国家群体」的利益，过去世界大战的历史就是明证，现在各种战争对於「全体人类」与「国家群体」的危害亦然。
同样的，只谋求「全体人类」的最高利益，而牺牲其他历史主体的利益，也是不具有道德性，最後也将危害「全体人类」的利益，现在环境破坏与生态危机对人类生存的威胁就是明证。因此，以「忠群」作为最高道德标准并不准确，而是应该以「效忠於完整的历史主体」作为最高道德标准。因为十法界一切有情是完整的历史主体，是法界中存在最久而最广大的群体，再也没有任何一个群体的数量可以超越之。所以，凡是不以十法界一切有情作为效忠的对象而有所遗漏者，就有不道德的罪恶存在。鲁宾孙在《新史学》提出相关的问题：
"我们此地应该研究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让我们的偏心，引我们专去叙述历代无关紧要的朝代史和军事史？他们所占的宝贵地位是不是应该拿来述那些向来轻视的重大问题？什麽一个Louis或者一个Frederick得失了一块土地、什麽惨淡经营集合了一个CaesarBorgia一败就瓦解的小公国、什麽朝代的战争、少年皇叔的野心、一千年前敌人左右翼的回转。这种事情，岂不是给他们一种不应得的重要麽？人类不仅是当兵、做臣民、或做君主；国家也决不是人类的惟一利害机关。当中古时代，人类组识了一个教会，无论从那一方面观察他，比政治机关总永久些，势力总普遍些，就是罗马帝国还不及他。"
野心的统治者与无知的史学家，总是告诉我们是「国家群体」的一分子，为追求「国家群体」的利益与长久生存，应当牺牲自己而与其他「国家群体」进行斗争。但是，到底是「国家」存在较长久，还是「人民」存在较长久呢？新史学都以名色二法短暂存在，告诉我们「人民寿命短，国家寿命长」，因此为了国家的永续存在与利益，人民应该为国家牺牲。
可是，当我们仔细思维自己的历史：此世我是某国人，往前推百世，如果一世平均五十岁，我便经历数十个不同地域的朝代。因为王朝与国家都是後来聚合兴起的事物，乃至地球尚未形成前，我们便已经存在於宇宙中的某个地方。那麽我是哪一个朝代的人？我是哪一个国家的人？乃至我是人、是鬼、是天、是畜生，还是地狱呢？因此，法界的事实是：有情不朽而寿命无穷无尽，群体易朽皆是和合生灭无常，寿命极短迅即消灭。当群体存在的时间比有情短暂太多了，那麽我们有情在这些群体尚未存在时，我们如何效忠群体呢？所以，没有扩及全体历史主体的任何群体，皆非有情应当效忠的对象。
人类与畜生道众生紧密地共同生存於世界中，畜生道是人类无可忽视的历史主体。如果从名色二法的优劣差别，人类可以任意宰制畜生道；但是畜生道众生的崩坏，最後也将导致人类的生存基础也同遭破坏。因此，法界的事实是，有情的利益是彼此相关而不能切割与分离的。如果只追求部分群体的利益，而忽视其他群体的利益时，其结果必然是不道德而必然伤害到自己的利益。所以，法界中最广大且最长久的群体即是「一切有情」，效忠於「一切有情」最极致的利益，才是最高的道德标准。
6.教会组织，更应当是效忠的对象?
鲁宾孙举出，中古欧洲教会组织一直延续到现在，而比任何政党、国家等政治机关更长久。如果政党、国家等政治机关是应当效忠的对象，那麽存在更久远的教会组织，更应当是效忠的对象了。非理性的野心宗教家与无知的史学家，同样利用名色二法的关系，建立教会群体的效忠与崇拜。英国史家埃尔顿在《历史学的实践》中说：
"虽然创世神话与宇宙起源论证明了赋予过去以意义这一普遍的愿望，但是，并非所有的文明同等程度地致力於理解和撰写真实的人类历史。……没有其他古老神圣的作品比《旧约全书》更具有严格的年代顺序和历史性，它是对上帝（他掌握着历史中前後相继的各代人的命运）之言行的直接记录；在各种宗教中，只有基督的後代从一个历史事件中获得它的权威。另一方面，对人类事物的系统研究（过去的以及现在的）始於希腊人。世界各地一直都在研究和写作某种历史，例如，从埃及和秘鲁的编年史到爱斯基摩人和玻利尼西亚人的神话，但是，只有在回溯到犹太人和希腊人的文明中，历史才是一份主要的关怀、一位未来的老师、一种宗教的基础以及一种解释人类的存在和目的的有用之物。"
埃尔顿说「并非所有的文明同等程度地致力於理解和撰写真实的人类历史」是正确的，因为埃尔顿本身所理解与撰写的也不是真历史，而所有我们目前所见的历史书与史学都不是真史学，都是建立在错误思想上的假历史与假史学。埃尔顿所推崇具有严格的年代顺序与历史性的《旧约全书》〈创世纪〉，却是充满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假历史：
"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於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
《旧约》描述亚当、夏娃生下该隐、亚伯，该隐与亚伯兄弟相残，如此世代相传而成为犹太人。上帝耶和华能够创造人和世界，却需要受用「地里的出产、头生羊、羊脂」，而且贪着头生羊及羊脂，那麽显然耶和华没有能力创造人类与世界，才必须依赖人类提供头生羊及羊脂。因为真正有能力创造人类与万物者，必然不必依赖万物或人类的献祭而存在，也不会贪爱所创造之人与物。因为既然可以随意自在创造人与物，则对於随意自在创造之人与物就不必贪爱。可是由耶和华贪着头生羊的献祭，而不喜爱地里的出产物，可以知道耶和华是福德不如素食的人类而贪食血气的低级鬼神道众生。埃尔顿无知的推崇《旧约》荒谬的〈创世纪〉神话，显示史学家的不理性和迷信，与一般人没有任何的不同。而《旧约》中描述，犹太人该隐、亚伯二兄弟，为了讨好鬼神耶和华的细故而兄弟相残；这样荒谬绝伦的残忍历史，竟然是史学家埃尔顿所称赞的犹太人和希腊人的文明，显示新史学家所认知的文明水准，其道德要求极为低俗与不堪闻问。
像《旧约》这样的创世神话与宇宙起源论，都是假历史，根本没有丝毫的事实，也根本没有撰写真实的人类历史，却赋予错误的价值与意义，所以不是神圣的作品。《旧约》只能给不追求理性与知识的人类及史学家，作为一种宗教与历史的想像；对於追求理性与智慧的人类，不但没有丝毫的贡献，而只有迷信与破坏。因为《旧约》与《新约》以民族主义思想，记载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而歧视其他种族，使得种族优越主义思想散播於西方世界，导致後来纳粹德国以种族优越主义思想屠杀犹太种族的背景因素。因此，犹太人传播极端民族主义的《旧约》与《新约》，最後反噬犹太人，正是错误的宗教与史学所导致的严重後果。因此，对於解释人类的存在和目的，《旧约》与《新约》不但是无用之物，而且是世界纷乱的重要根源之一。
上述《旧约》中描述：亚当与夏娃同房後，夏娃就怀孕；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旧约》没有告诉我们，为何夏娃与该隐妻子可以怀孕生子，而不必再依靠耶和华创造生命？显然《旧约》的撰写者，因为不能解答人类与动物皆可怀孕生子的疑问，因此以《旧约》假造耶和华创造人类与世界的迷信之说。所以，《旧约》的记载根本是不文明的假历史。因为现见人类可以怀孕生子，根本不必上帝的创造，则可知上帝造人乃虚浮夸词。犹太教、基督教与回教等等一神教，即使有神造世人，然後从亚当、夏娃到该隐、亚伯，乃至传到约瑟，具有严格的年代顺序，仍然不具有历史性，因为一开始耶和华创造世界与人类就不是事实，当然不具有历史性，只是欺骗世人的谎言而已。
真正具有历史性的是，观察「自己的真正现实性的地方」--第八识如来藏--的真实存在，也就是亲证中国禅宗所说的「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如此符合事实的观察之後，虚幻的鬼神耶和华与虚拟的亚当、夏娃在一切妇女怀孕生子後，便只能退出历史的舞台。当史学家能够回到理性而不迷信的实证佛教中，实证「自己的真正现实性的地方」，那时历史才是一份主要的关怀、一位未来的老师、一种宗教的基础，以及一种解释人类的生存和目的的有用之物。所以，整个以《旧约》与《新约》作为思想基础的西方神学、哲学与史学，其实都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佛教之外的整个东方的神学、哲学与史学亦然。
7. 综上所论
经过上述的讨论，我们可以知道史学的基本功能在於认识自己在人间的位置，只有真史学才能使我们了知自己在十法界中的位置。新、旧史学不能产生正面功能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以生灭变异的名色二法，错误地建立为历史的逻辑起点与终点；於是受到野心的统治者所利用，要求人民必须归属於团体、派系、地区、政党、种族、民族、国家、教会等等而效忠小群体，一起为扩张小群体的利益进行小群体间的斗争，进而产生民族主义、种族优越主义等等错误的思想，最後反噬人类的生存。
史学要发挥其正面功能，则必须回到法界事实真相的本质，就是以不生不灭的第八识如来藏作为历史的逻辑起点与终点，确认人类自己在法界中并不归属於任何以名色二法所建立的小群体，亦不必无知地效忠任何的小群体；但是对於有利益於群体，而无害於其他历史主体与群体者，则应依於智慧的判断从事之。相反地，一切小群体皆应该效忠於最广大、最永久的「一切有情」，为「一切有情」谋求最终极的利益--成就生命的最终自在圆满境地，才有短暂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因此，人类所应该归属的群体是「一切有情」。人类存在的目的，不是无知地跟随世间小群体的统治者生死流转，而是实证法界的实相智慧，勤苦修行而迈向生命的最终自在圆满境地。完全以「饶益一切有情」作为效忠的对象.
而第八识如来藏出生名色二法（身心），并作为名色二法存在时之所依，记录名色二法所作所为的全部业行，并且依因果律审判名色二法的业行，决定下一世名色二法的形态与去处。因此第八识如来藏是法界律则的建立者，是究竟史官，也是究竟法官，更是一切有情应该完全遵循的归依处。
综上所论，十法界是第八识如来藏永恒不坏的法性，所显现永恒不变的历史结构。在永恒不变的结构中，无明众生依於如来藏出生名色杂染的法性，在六种业道中流转生死，是历史变动的波浪。有智众生则破除无明，实证依如来藏的纯善法性所建立的四圣法道，从六种业道升进四圣法道，与诸佛菩萨在历史的波浪中济度一切有情，而显现永恒不变的历史结构。因此，史学最基本而重要的功能是：说明十法界的事实真相，令有情认清自己在法界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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