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人爱说弱国无外交，指的是鸦片战争后中国被列强侵略的时代，但是可能我们没意识到，强国也可以无外交，而且仍然是说中国。如果说弱国无外交是被动的，外来强加的，那么强国无外交则是主动的，自己选择的。中国人还爱说中国的历史是几千年没有中断的。但是如果就外交来说，我们的外交史，却不象其它方面那样的连续。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外交最活跃繁荣的时期，秦赵楚魏等各国共存，大小人口也在同一数量级，那时的外交，非常频繁，各国之间，不管是战是和，都有密切的交流，也出了不少大外交家，苏秦，张仪，合纵连横，晏子，等等，猜想那个时代，外交是个很高大尚的行业，你去面试外交官工作，考官还会让你背诗经。欧洲跟我们战国时代的情况很类似，一块大陆上，很多各方面条件类似的国家共存，而且欧洲这种状态一直延续道现在，所以现代外交从欧洲文化中发展成熟。当然，也可以说，这是鸡和蛋的关系。
中国统一后，随着国力的增强，外交开始衰落，以前的国家们都被纳入同一个大一统中华大家庭中，经济上，自给自足，地理上，自成一体，因此，对外交流的需要减弱了。交流还是有的，但是是不对称的，即使是中外交流全盛期的汉唐时代，恐怕也是来的多，出去的少。这样，渐渐的，中国形成了所谓的中央王国朝贡体系（用某新浪博客的说法），我们爱说的，万国来朝，确实是个很让炎黄子孙自豪的景象，但同时也形成了强国无外交的局面，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外国人至今耿耿于怀的乾隆对英国使节马嘎尔尼说的话是这种心态的总结，也是强国无外交的晚唱，不到100年后，中国就进入弱国无外交的循环期。直到今天，中国缺乏那种对等基础上的外交概念，前一阵外交部长的某些行为，也可算是这种心态的一个小注脚。可以说，外交基本上从来就不是中国的强项，没有一个连续的历史传统，虽然中国近代有李鸿章，顾维钧，周恩来等优秀外交家，但是后继乏人，尤其是那种泱泱大国的气度没有了，外交活动反而时不时会给人一种小孩子斗气的促狭感。外国人都知道中国人爱面子，但实际上有时面对现实，承认我们外交的历史比较薄弱，没什么丢人的。何况这也不是什么秘密，费正清在《China：the People’s Middle Kingdom and the U. S. A.》(John K. Fairbank,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中说（p120），“中国直到19世纪晚期，其外交关系一直保持着进贡的方式，所以中国没有与对等的盟友交往的经验，也没有与一组对等强国和多个主权国家交往的经验。毛主席可以看高斯大林同志，却总是看低赫鲁晓夫同志，中国历史上没有什么对等关系的先例。”1960年代派驻北京的加拿大记者泰勒也说：“中国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与外人合作的框架。历史上，他们只知道一种外交关系：向北京进贡的臣属国，他们习惯于一次只与一个国家打交道；即使在今天，除了国庆节，中国官员参加外交聚会的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则是，他们只参加没有第三国人员到场的聚会，如果某位外交官打破了这个常规，他会发现他的中国客人闷闷不乐，以后也几乎不会再接受他的邀请了。中国人不习惯于有来有往的合作外交，他们最高兴的似乎是类似于西哈努克亲王那样的符合传统模式（也就是朝贡式的）的国家首相。当他们救世主式的共产主义争取主宰亚非和共产党领土的时候，他们不愿意折衷他们的好战教条，也不能接受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一心想把任何联盟变成接受北京领导的君臣关系。”（见Charles Taylor： Reporter in Red China, Random House, 19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