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域高原的古往今来，国人应当了解！
西藏，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是一个美丽神秘的旅游胜地，有着与众不同的风土人情。西藏自然景观和独有的宗教文化对钱袋鼓起来而思想迷惘的大多数国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西藏这个符号面前，不由自主地顶礼膜拜起来。相对于雾霾囱废气臭水笼罩的城市，西藏有透明的蓝天白云和纯净的雪山草地；相对于烦杂的办公室和电脑和拥挤的街道，西藏人烟稀少，每个人似乎都与人为善，路上看到的每一个藏人都在向你点头微笑；相对于做不完的事，赚不完的钱，藏人那虽然清苦的生活好像乐土一样，他们虔诚信佛，心中没有烦恼。这么一个被先驱的旅游者异化的西藏和当下的现实形成了巨大的落差，产生了无比的吸引力，击打着每个人的心灵。一个小资，可能对离家不远的路不认识，却可能对“然乌湖”、“纳木错”甚至“墨脱”这样的地方如数家珍。
然而，国人也并不会因为西藏独特的风光和民风而觉得西藏在中国的地位有多特殊，大家对西藏的感情和对大理丽江九寨沟、敦煌的感情差不多。
我们只知道解放军1950年和平解放了西藏，而之前西藏盛行着罪恶的农奴制。然而我们又经常听见（看见）达赖喇嘛分裂祖国的恶行。达赖喇嘛究竟是谁？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号召力？好多人都搞不清楚。不过，不管他是谁，我们对分裂祖国的人一向都是深恶痛绝的！我们还经常惋惜外蒙古以前还是中国的领土呢！
因为不了解而向往，因为不了解而困惑。然而我们对西藏问题的求知欲被琐碎的生活淹没。
事情的起因是在2006年，小编在偶然间遇到一个美国人，他告诉小编他去西藏旅游，说西藏没有民主，没有人权。小编非常的愤怒，告诉他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历史上如此，今天也是如此。
但是在和他争辩的过程中，小编发现自己对西藏的了解竟然不如他，一个美国人。而且他仅仅是去了西藏旅游。小编自己和大多数国人一样，对西藏知之甚少，而又在脑中形成了一个固有的观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无知者无畏”。
一、“西藏”的定义
首先，我们必须要弄清楚“西藏”这个词的定义。“西藏”这个词有双重含义——政治的西藏和民族的西藏。政治的西藏是指中国境内的西藏自治区，范围等同于近代达赖喇嘛政府统治区域。民族的西藏指西藏人种分布的区域，这片区域和西欧一样大。他们不仅分布在中国，在印度（拉达克，锡金，奈尼塔尔邦北部），尼泊尔和不丹都有藏族的分布。而在中国，藏族，分布在两个主要区域－－46%在西藏自治区，54%在中国西部的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
二、西藏历史的简要介绍
1. 吐蕃王国的崛起
有记载的西藏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西藏在一种北印度文字的基础上创建了书写文字，佛教从印度引入西藏，西藏逐渐成为更成熟的文明。统一了吐蕃国各小邦的国王松赞干布娶了唐朝的文成公主，以示和唐朝交好。文成公主随身带来了大量的佛经，佛像，中原地区的稻种，耕种技术，以及大量的工匠。这是中原文化第一次传入西藏，对西藏的文明发展起了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塑像至今还保存在布达拉宫里。
2、佛教在西藏的发展
松赞干布建立的强大的吐蕃王国200年后便衰弱，分裂成了一些自治的地方侯国。从那时起到18世纪西藏时而统一时而分裂，在这段历史中而是着重介绍一下藏传佛教的发展以及达赖喇嘛、班禅喇嘛的形成。想必大家都不太清楚的是，自从佛教传入西藏之后，和尚就被叫做“喇嘛”(Lama)。
随着西藏中央政权的瓦解，西藏的佛教也分成了许多派别。由于没有中央集权的政府，这些不同的宗教派别分别支持着不同的诸侯国，参与到了政治事务中，支持势力强大的世俗官员，同时也得到他们的支持。这些重要的教派有：萨迦派，噶玛噶举派和止贡噶举派。这是在西藏第一次宗教力量参与到了政治事务中。
达赖喇嘛
不同的佛教派别以及他们的支持者们之间常年都有冲突甚至战争。最后，格鲁派（大家通常称为“黄教”）和他们的支持者——蒙古人的军队占了优势，蒙古的土默特部领袖俺答汗（呼和浩特城的建立者）赐封格鲁派的领袖索南加措为“达赖”，在蒙古语中是“大海”的意思，这便是达赖喇嘛这个封号的由来。索南嘉措是拥有这一封号的第一人。但因为他是格鲁派这个活佛世系的三世，他被称为三世达赖，并追认他的两个前生为一世和二世达赖。
活佛转世
将转世作为宗教传承的方法在格鲁派出现之前数百年前即已出现。这个主意来自佛教教义，所有人都陷入生、死、再生的轮回中，直至达到涅磐。在大乘佛教学派中，一些得悟者推迟他们从生与再生轮回中的最后解脱——涅磐——返回人间普度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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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佛用这一概念预言他自己的再生；他死之后，他的门徒发现了他们认为的化身儿童。那个儿童被认为是老喇嘛在一个新的肉身内，因此老喇嘛的神授权威和地位现在由他继承。在一个不同宗教教派为世俗供奉竞争的世界里，这种再生形式的宗教和政治优势十分显著，因此很快为西藏宗教界普遍接受。再生活佛发展出世系，开始拥有财产和农民，在代际之间保留法定身份。初始的大喇嘛的新的化身构成了不间断的继承世系。只要所有人认可寻访过程的正当性，供奉便得以延续。
班禅喇嘛
格鲁派为了获得蒙古人对自身发展的支持，四世达赖喇嘛被认为出生在蒙古贵族家庭（土默特部领袖俺答汗之孙）。由于四世达赖是一个蒙古族儿童，没有佛教的背景知识，于是格鲁派派了德高望重的扎什伦布寺住持作为四世达赖的老师。后来这个当老师的活佛就被称为班禅喇嘛。这个第一次被称为班禅喇嘛的活佛也是他这个世系里的第四代，因此他就是四世班禅，并且也追认他的三个前身为第一、第二、第三是班禅喇嘛。也就是说第四世班禅是第四世达赖的老师。
自那以后，每次老达赖死后，对下一任达赖的寻访都要经过当时在世的班禅的认可，同样对班禅的寻访也要经过达赖的认可。
其实现在很多人所说的达赖班禅互为老师的说法并不正确，而是对于身份的互相认可。
3、政教合一的达赖喇嘛掌权
四世达赖喇嘛死于1616年，在拉萨不远的西藏中部发现了他的继承者五世达赖喇嘛。五世达赖的青年时期，藏传佛教各个派别冲突激化，第悉巴藏（噶玛噶举派的支持者）政权开始迫害康区的格鲁派僧人和学院，并进入西藏中部攻击格鲁派的掌控区域。格鲁派于是求助于他们的蒙古拥护者固始汗出兵支援。
固始汗是和蒙古和硕特部落的首领，和硕特部落位于今天新疆东北部，是西蒙古的一支。作为达赖喇嘛的追随者，他响应喇嘛的求助。1637年和1640年之间，他打败了安多（今青海一带）和康区（今西藏和四川云南接壤一带）反对格鲁派的军队，把他的整个部落搬迁到安多。然后，应五世达赖喇嘛的总管索南饶丹之请，固始汗发兵西藏，进攻第悉巴藏政权的所在地日喀则。格鲁派派遣支持者的军队和僧人帮助他，1642年，他们攻下日喀则。第悉巴藏国王被处死。
固始汗将整个西藏的最高权力交给给五世达赖喇嘛，（政教合一，不过重大事件达赖还得请示固始汗）。任命达赖喇嘛的总管索南饶丹为摄政，进行日常事务的管理。格鲁派的主要竞争对手，噶玛噶举派咽下了失败的苦果，受到格鲁派政权的迫害。他们的财富和财产被没收，许多僧侣被迫改信格鲁派。由此，格鲁派在规模，力量和财富方面迅速超越了其他教派。
在一个国家使用外国军队夺权是危险的；请神容易送神难。西藏也是如此。固始汗为他的喇嘛赢得西藏之后没有收拾军队回到安多。他和其子孙自封为西藏之王，继续留在卫藏（今西藏自治区中部地区），夏天在拉萨北面的牧场度过，冬季则在拉萨。
新的格鲁派政权的军权还在他手上。达赖喇嘛和摄政管理国家，但很明显他们要请示尊重和硕特部落的固始汗的意见。
格鲁派统一西藏之时，清朝统治者正处在征服中国的最后阶段，满族统治者在入关之前就已经尊崇和笼络藏传佛教，因为他们需要用藏传佛教这一武器来安定蒙古各部，巩固自己对内蒙的地区的统治，扩大对外蒙地区的影响，进而有利于完成统一全中国的大业。1644年，建都北京的顺治皇帝通过固始汗邀请五世达赖喇嘛访问北京，五世达赖同意并于1656年抵达北京。顺治皇帝以崇高的礼仪款待达赖喇嘛。这次会见中，西藏喇嘛在政治上并没有任何从属地位。达赖喇嘛有和硕特部的军队做后盾，他在其他蒙古部落中也有广泛的追随者，其中一些正威胁着清朝。
关于这次会面，清朝史书中却多以天朝上国自居，也有可能是为了取悦皇帝，把这次顺治皇帝和五世达赖的会见说成是君臣关系的接见。中国以后的历史观也就沿用了清朝的观点。但那时以及之前的西藏都还没有归入中国版图，直到1720年。
西藏的稳定一直持续到1682年，五世达赖喇嘛逝世。那时转世继承的弱点导致了一段衰落期。已故喇嘛的转世要到他死后才出生。这样从老达赖去世到下一任达赖成年，不可避免的总有15到20年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五世达赖喇嘛逝世后，当时西藏的摄政桑结嘉措密不发丧。他的动机或者是贪恋权位，或者是害怕会引起大的混乱，总之他假称达赖喇嘛入定修行，不能被打扰。就这样，他以五世达赖喇嘛之名统治西藏14年，直到1696年秘密被公开为止。
这段时期，西藏摄政暗中勾结强大的准噶尔部（与一直支持格鲁派的和硕特部落相区别的另一个蒙古部落。是威胁清朝的一支强大力量）。准噶尔部的首领噶尔丹曾在拉萨主要的格鲁派寺庙做过僧人。看起来西藏摄政鼓励准噶尔人（以达赖喇嘛的名义）统一全蒙古。1682年，准噶尔人攻打东蒙古喀尔喀部，取得了军事上的重大胜利，
新的统一的蒙古似乎成为一种可能。
可以猜测，西藏摄政想用准噶尔人的力量来平衡西藏和硕特蒙古部落的军事势力，甚至可能想把他们赶出西藏。如果准噶尔人统一蒙古，达赖喇嘛在蒙古的势力和威望能得到加强，因为准噶尔人把达赖看成是他们的精神领袖。但是西藏摄政也在玩一个高危险的游戏：准噶尔人是有能力挑战大清王朝的最后一个部落，和他们为伍就意味着反对清朝。
准噶尔和和硕特部落的连年交战后，战败的和硕特部落寻求清朝皇帝的保护，康熙皇帝接受了他们的归顺。康熙以为准噶尔的精神领袖五世达赖喇嘛还活着，于是请求达赖运用他的宗教力量劝说准噶尔人停止入侵。西藏摄政并没有告诉康熙皇帝达赖喇嘛已死，表面上他派了一名喇嘛的使者去劝准噶尔人停止入侵，但他又公开举行宗教仪式祈祷胜利。准噶尔人继续向南，兵发内蒙古。康熙皇帝派大军抵抗，1696年大胜于蒙古克鲁伦河，噶尔丹兵败自杀。准噶尔对清朝的威胁就此解除，但康熙皇帝也皇帝意识到西藏喇嘛的重要性和西藏摄政桑结嘉措在政治上不值得信任。
当时清朝并无意将西藏纳入中国统治。他的目标是控制西藏人的的精神领袖，特别是要阻止西藏喇嘛用他们的宗教力量影响蒙古。过去，清朝曾试图通过封号和礼物赢得象达赖喇嘛这样的西藏高级喇嘛的友谊和忠诚，但是这种方法被证明还不完全能够保护清朝利益。
现在，康熙决定与西藏建立一种松散的保护关系，保证清王朝的利益。强大的清朝会保护西藏不受内外冲突侵扰，同时让朝廷批准的西藏领袖统治西藏。
1717年，蒙古准噶尔部翻越昆仑雪山，占领拉萨，处死蒙古和硕特部领袖，西藏地区的控制人拉藏汗。而当时的清朝对此竟然一无所知，直到1718年秋，拉藏汗的儿媳从解送拉藏汗的亲属去伊犁的途中逃脱，到达青海柴达向清朝地方官员通报，目瞪口呆的康熙才知道拉藏汗已经被杀，西藏陷入了一片灾难和混乱之中。
1720年，为了彻底排除西藏境内的准噶尔部的残余力量，康熙派兵护送七世达赖进藏，与其签署协议，西藏归顺大清帝国，而清朝派兵驻扎西藏，任命七世达赖为最高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管理西藏。（真正的政教合一，达赖全权处理西藏的僧俗事务）此时在历史上第一次西藏正式归入中国版图。七世达赖为感念清政府，不惜珍宝从尼泊尔换来一根26米长、直径3米多的白檀木，并费时三年运抵北京，作为贡物献给乾隆。乾隆将之雕成一尊天冠弥勒佛立像，就在今天北京雍和宫万福阁。
1728年，雍正帝为了便于管辖西藏，大幅缩小西藏领土。康区的一部分划归四川省管辖，另外一部分划归云南省。安多或库库诺尔则早在1724年统治该地的蒙古可汗叛乱后，改由西宁管辖。雍正为了均衡权利，还提议格鲁派的第二大活佛，班禅喇嘛，管理整个西藏西南部和西部。
4. 割据期
清王朝1911年被推翻，建立民国。十三世达赖趁这个混乱的局势寻求自制割据。1913年，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给达赖喇嘛发去如下的电报：目前，民国建立，五族共和，达赖喇嘛自然应感到和祖国的联系更加紧密。这种情况下，他先前的错误可以忽略（具体达赖13犯了什么错，下面会说到）；他的封号“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从此恢复，希望他支持黄教，帮助中华民国。
达赖喇嘛回复说，他并未向中国政府请求他以前的封号，他“要在西藏行使世俗和宗教统治。”国外很多学者将这份回复和他回来22天后发布的一则公告解释为等同于割据宣示。
中华民国并不承认十三世达赖的行为，但是这段时间中国完全陷入两次世界大战及全面的内战中，根本没有精力对西藏采取实际行动。当然，中国也没有放弃其对西藏主权的主张。蒋介石政府在全世界发起了一场宣传运动，积极在国际上营造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印象，有力地加强其地位。西方国家和国际社会也承认西藏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5．西藏和英国的关系（清朝末年民国初期）
19世纪和20世纪初，是大英帝国的全盛时期。由于对印度这一“英王皇冠上最亮的明珠”和英国“食品篮”的高度重视，确保英国能在南亚次大陆长期稳定地榨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根据印度的地理特点和周边环境，英国的战略家们逐步提出了所谓“拱卫印度安全”的“三个缓冲区、两个同心圆和一个内湖”的战略思想。 “英国管理下的西藏”，便是这三个缓冲区之一。从这一战略构思出发，英国对西藏进行侵略就成为了必然。
英国对西藏和印度之间可能发展出繁荣贸易给予厚望，希望印度能像向西藏出口茶叶，而从西藏得到羊毛、兽角、毛皮、草药、金和麝香等。然而，西藏政府似乎比清朝政府更加闭关自守，对与英国人做生意的要求拒之不理。不允许英国考察团进入西藏，也不允许在边境开设商埠。1899年寇松勋爵上任印度总督后他得到伦敦许可，给十三世达赖写信，要求开通西藏和印度以及锡丹的边境贸易。达赖喇嘛原封不动地退还这些信件，回复说，中国人不喜欢达赖喇嘛和英国人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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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能启动和西藏政府面对面的会谈，1903年，寇松说服伦敦，派遣一支远征队强迫西藏谈判。但西藏人拒绝和远征队会谈，英国军官便命令他们的军队(多数士兵是印度人)一路攻向拉萨。西藏军队奋起反抗，但无奈藏族士兵的兵器只是大刀，而英国军队却是现代化的装配，藏族士兵不等接近敌人，早已中弹身亡。一系列战役之后，西藏军队被轻松击败。那简直不是打战，而是在玩杀人游戏，仅在古如之战中，“几分钟内就有六、七百名西藏军人被杀。”一名英国军官的日记中写道。由于无法抵挡侵略者，英国军队1904年8月3日进入拉萨。他们是第一支征服西藏的西方军队。
就在1904年英国军队攻入拉萨城前夕，十三世达赖喇嘛逃往蒙古。（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达赖喇嘛出逃，这次的出逃让达赖养成了个坏习惯：一有什么紧急事件就要出逃外邦。后来的达赖14似乎也继承了这种“优良传统”。）由于不满达赖喇嘛的出逃，清政府1904年宣布废黜了他“达赖喇嘛”的封号。
达赖喇嘛的留守官员在1904年和英国签署了《英藏条约》。条约上只有西藏官员和英国远征军司令的签字，这份条约西藏同意印度（印英政府）有权派英国商贸官员在三个西藏城市（江孜，噶大克和亚东）开设商埠。条约中非常含糊地排除中国，同时更明显地排除其他国家例如俄国，在西藏发挥政治影响力。西藏要支付562,500英镑（合750万卢比）战争赔款，英国军队占领西藏毗邻锡金的一部分（亚东的春丕谷），直到赔款付清。条约也规定英国商贸代表可以访问拉萨，讨论条约相关问题。根据条约的精神，印英政府实际上将西藏变为另一个“自然态”保护国。
英军入侵西藏和1904年《英藏条约》极大地改变了清朝对西藏的政策。在此之前，清政府无意直接管理西藏。英国咄咄逼人的行动暗示北京，如果不立即行动起来，它在西藏的管理地位可能失去；如果西藏成为英国势力范围，英国人就能从西藏高原俯视中国要地四川。尽管此时清政府虚弱不堪，处在崩溃的边缘，但仍以惊人的活力做出发应。北京自己向英国支付战争赔款，使得英军很快离开了西藏土地；并开始更活跃地介入西藏的日常管理。这样，英国对西藏的偶然入侵，刺激清政府保护其国家利益，开始着手从文化、经济和政治方面更紧密地把西藏和中国的其他部分联系起来。
清政府感觉到单靠西藏自己的军队根本无法抵御外强入侵，便从四川派遣一支数千人的军队开往拉萨。此时清政府对达赖13的信任度已经大幅度降低，清政府对达赖的定位可以从给他的新的屈辱的封号中可以看出来：“忠诚顺从的代理摄政”。
1910年2月清政府军队进驻拉萨时，达赖再次逃亡，但是这次却是逃到了他先前的敌人——英控印度。（他1904年英军入侵时出逃到蒙古，1909年才回到拉萨，现在才过了1年，他又逃走了）
中国再次废黜达赖喇嘛，逐步增加西藏的实际控制，中国官员更加直接进行管理。建立了中国邮政机构，并发行了西藏的第一张邮票（汉文和藏文双语），但是这一进程突然被辛亥革命打断，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清朝官员和军队自行解体。
新成立的中华民国集内忧外患于一身，根本没有能力对达赖宣布的西藏采取实质性行动，但也没有放弃西藏主权。
这时，英国提出在印度北部西姆拉（Simla举行中英藏三边会议。1913年10月13日，所谓中、英、藏会议在印度西姆拉召开，中国政府的首席代表是陈贻范、副代表是王海平；英国首席代表是英印政府外务大臣麦克马洪，副代表是英国驻华公使罗斯，顾问是英驻锡金政治专员贝尔；西藏代表是伦青夏札。中国的目的是阻止其独立，西藏代表的目的是要独立，英国的目的是要取得在西藏的最大权益。
英方提出《西姆拉草约》的主要内容是：1、划分“外藏区”和“内藏区”。前者接近印度，包括拉萨、日喀则、昌都；后是接近中国内地的部分地区，包括巴塘、理塘、打箭炉及西藏东部大部分地区。2、在“内藏区”内，保留西藏委派寺庙堪布及地方头人之权利。3、中国在西藏仅有“宗主权”，中国政府承认“外藏自治”，不干涉其“内政”，不得改西藏为中国行省，不在西藏“殖民”。4、限制中国政府驻拉萨官吏之卫队，不得超过300人。此外，不得派文武官吏及军队驻藏。5、英国“不吞并西藏任何部分”，愿受与中国在藏受到的“同样限制”，英国驻藏商务委员会之卫队不超过中国驻拉萨官吏卫队的四分之三。
中华民国政府代表接到袁世凯指令，拒绝在会议上签字，会议就这样完全破裂告终。
麦克马洪线
然而，在1914年的3月24日，英国谈判代表麦克马洪竟背着当时与会的中国政府代表，给达赖诱饵，私自同西藏地方代表在印度新德里以秘密换文的方式炮制了所谓的“中印边界线”，即“麦克马洪线”，这条分界线与此前国际上习惯认定并在各种官方(包括英国)出版物和地图上一直沿用的分界线不同，它大大向西藏纵深推进，把原本在西藏境内资源最丰富的九万多平方公里划进了大英帝国的印度殖民地，将中国西藏地方历来有效行使统治权的地方向北压缩了一百多公里。
历届中国政府都不承认这条线的合法性。而英国人在西姆拉会议之后二十年时间，出于担心合法性不足，一直没敢公开宣布这个“条约”，也没有在英国出版的地图上改变中印边界的传统划法。
英国也没有履行它当初对西藏的诺言，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坏朋友综合症”。英国一方面出资提供武器训练藏人的军队，对藏人号称支持其独立；一方面英国又不愿为了西藏破坏和中国的关系，毕竟英国从中国获得的利益要比从西藏获得的多。因此在国际舆论上，英国一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6、新中国成立时期的西藏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党内接受苏联控制的共产国际领导，并接受苏联的民族政策：各民族区域应成为自治的共和国，有权脱离。但是二战后，中国共产党逐渐实现独立自主，摆脱苏联的控制，对民族地区的政策也转变为中央集权制，新中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多民族国家，西藏被认为是这些民族区域之一。1949年后期，有了联合国对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的承认，新中国政府宣布，解放西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主要目标之一。
此时，西藏问题的解决也不比清朝覆灭时更容易。西藏军事上衰弱，内部分裂，但是从任何角度，西藏象个事实独立的政体运作。西藏也未能获得国际社会对其独立声明的支持。英国和印度（以及后来的美国）直接和西藏交往，如同它是个独立国家，但是继续承认法理上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目前很多对西藏当时政治状态的疑惑，就来自这种西方的双重标准。
西藏政府发现自己处境维艰。此时，西藏在国际上比以往更加孤立，因为英国不再有国家利益来维护西藏的“自治”状态。1947年，印度独立，伦敦的角色定位在支持印度的外交政策；而后者此时的外交中心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友好关系，而不是西藏。
尽管如此，西藏地方政府也未坐以待毙。它对新生政权在解放战争胜利的反应是：面临对其独立的威胁，呼吁美国和大英帝国给予民事和军事援助。
得知西藏地方政权的计划后，新中国政府严正抗议；但是其担心是不必要的，西方民主国家无意鼓励西藏。美国政府害怕，即使书面回复都可能“被藏人认为是承认他们的独立状态”；于是，通过新德里的美国大使馆，美国劝阻藏人不要派出这一使团。英国人做出了类似的反应。
与此同时，在中国，中央政府宣布1950年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解放西藏，这可不是空谈——毛泽东已开始计划“解放”西藏的策略。毛泽东的历史感极佳，清楚地理解西藏的国际状态，使得其和中国其他的民族截然不同。在一个场合，毛泽东告诫他的将军们，他们要耐心，西藏要慢慢来：“西藏和新疆不一样，”正如我们所知，当时的西藏直接处理外国事务，签署各种国际条约，管理进入其领土。尽管此时人民解放军数以百万，但是毛泽东相信最好的策略是和平“解放”西藏。
此时的问题在于，西藏政府不愿自愿放弃事实独立。毛泽东因而相信需要采取军事行动，强迫西藏到谈判桌前，但是他很清楚目标是通过协议和平解放西藏。因此年毛泽东下令准备进攻政治西藏东部地区（以昌都为中心）。1950年初，重庆的西南军区受命。如果西藏政府不能很快同意和平解放，毛泽东希望进攻尽快于年夏季发起。
中央政府对藏区（已经解放的的青海、四川、西康省）的著名宗教领袖做出宗教自由等保证，请他们劝说西藏政府开始“和平解放”的谈判。西藏政府犹豫不决，错过了中国提出的派遣谈判代表到北京的最后期限，毛下令解放军第18军进攻昌都。1950年10月7日，解放军跨过金沙江前线，进攻保卫边界的藏军。其军事目标不是推进到拉萨，而是羁縻并切断昌都的一万藏军退路，使其不能向西撤退建立新的防线。
西藏军队领导组织无力。藏军的将领由政府官员轮流担任，无需特殊的军事训练；很多士兵作为乌拉役被征，往往将全家带到前线。藏军的防守策略有漏洞，而英国人十三年前就已经告诉他们这是无用的。当解放军进攻时，防守的藏军分散成小部队沿金沙江分布。解放军小队迅速突破设置的防线，从后翼和侧翼保卫藏军；两周内，解放军俘获了包括政府总司令在内的藏军。通往首都的道路打开了，因为昌都和拉萨之间实际上没有后备军。但是，根据毛泽东的西藏策略，解放军停止前进，再次呼吁拉萨开始谈判。
西藏面临军事进攻，却没有明显的手段来对付。西藏再次转向国际社会寻求支持，向联合国、美国、印度和英国送去了呼吁信。西藏给联合国的呼吁信使得人们重新检视西藏问题，特别是，西藏不是联合国成员，它是否有资格将其问题提交联合国。联合国宪章第35条第2款说，“非联合国会员国之国家如为任何争端之当事国时，经预先声明就该争端而言接受本宪章所规定和平解决之义务后，得将该项争端，提请大会或安全理事会审议。”
但西藏是一个“国家”吗？英国外交官检视了这个问题，得出结论西藏有资格作为一个国家，可将此问题提交联合国，但是同上面指出的一样，英国外交官也感到处理西藏问题是印度的首要责任。伦敦同时认为，联合国不可能下令中国从印度撤回其军队，这种失败只会削弱联合国的影响。印度在此事中扮演关键角色，但是对西藏而言，不幸的是，印度决定不让西藏妨碍它与中国发展密切友好的关系，因而反对联合国讨论此议题。当萨尔瓦多在联合国提出此问题时，英国和印度代表首先发言，建议不考虑西藏问题。于是，提议被中止。
西藏政府于是派谈判团去北京，并于1951年春天派出代表团。代表团于1951年3月23日在协议上签字。此协议被称为“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
十七条协议正式结束西藏问题的争端，为西藏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第一条明确写道：“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
十七条协议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解决方案，此方案清楚地将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合法化。但是，此合法化同时允许西藏暂时保留其封建神权政府和经济。
1951年10月末，达赖喇嘛发电报给毛泽东，正式接受协议。1951年秋，解放军和平进入拉萨。
签订十七条协议之后，中央政府在西藏执行了一种缓和政策，这一点和西方普遍认位的强权政治不同。尽管毛泽东的最终目标显然是按照社会主义革命目标改革西藏，但是他的西藏政策寻求创建和谐的汉藏关系；缓和西藏的忧虑，让藏族上层社会随着时间逐渐接受重新和中国统一，同意社会变革，自称“新中国人”。
但是1959年达赖喇嘛逃到印度。随后达赖喇嘛宣布否认十七条协议。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发起以及后来随达赖14流亡到印度的藏族都是社会上层阶级的贵族和大农奴主，而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奴并没有参与这次叛乱，相反，正因为有了广大农奴的支持，这次才能在短时间内被平息。
后记
关于外国人的描述存在一个问题：
1950年以前去过西藏的外国人接触的都是西藏的上层建筑，因此他看到的都是西藏光鲜的一面，或者说只是看到了西藏的喇嘛，头人，贵族的生活。他们（外国人）根本没有机会了解农奴的生活。原因：一方面，西藏的上层人物不愿外国人看到不利于自己的东西，另一方面，农奴没有权利受教育，全是文盲，即使见了外国人也无法表达自己。
关于西藏人自己写的历史书的问题：
同上。所谓流传下来的西藏历史书其实是西藏喇嘛和贵族的历史。人口占绝大多数而地位又处于最下层的农奴是没有资格写书的， 况且他们又不识字。
其实中国的（或者说全世界的）历史书都是帝王将相的历史。但是今天中国和达赖14的区别是：中国现在已经不是封建制度，因此可以正视历史，可以用客观的心态去看待帝王的历史。而达赖14显然还没有跳出自己的圈子，还在极力地想要恢复前喇嘛和贵族在西藏的统治地位。达赖14煽动西藏人闹事，叫嚣要独立。那些民族主义高涨的激进分子，但同时也是普通的藏族人民，怎么不想一想，这么赴汤蹈火的卖命，到底谁才是最终受利者呢？要是西藏真割据了，真地恢复了达赖14吹嘘的“大西藏”，那对这些普通的藏民有什么好处呢？难道要叫他们再去当农奴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