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是中华民族英雄
(一)
从左宗棠为中华民族建立的历史功勋来看，他是可以尊之为民族英雄的。评价一个人是不是民族英雄，我以为主要看他是否对民族作出过重大贡献。左宗棠是十九世纪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他反对外来侵略，为国家、为民族建立的历史功绩，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首先，左宗棠在外国侵略者面前，从不畏惧妥协，几十年如一日主张抵抗，反对投降。左宗棠生活在外敌入侵的十九世纪。严重的民族危机激起了他炽烈的爱国热情。帝国主义每一次对中国的侵略，左宗棠都站在主战派一边，表观出高尚的民族气节和坚定的爱国主义情怀。无论是两次鸦片战争、天津教案、日本侵台，还是伊犁交涉和中法战争，他都表现了对外国侵略者决不妥协的强硬态度，并且痛斥了琦善、曾国藩、李鸿章，崇厚等人的投降外交举措。左宗棠一生同外国列强打交道，都遵循着一条原则，那就是坚决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谁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他就反对谁。不论对英国、俄国、法国，还是国内投降派，通通都是如此。左宗棠对外决不妥协的态度，使藐视中华的外国列强也感到畏惧。1882年4月，他到上海巡视经过租界时，租界当局破例“换升中国龙旗,西弁执鞭清道，声炮十三响，恭谨有加，观者如堵，诧为从来未有之事”(《左宗棠年谱》第394、395页）。以前有的论者称左宗棠是“亲法派”，是与事实不符的。左宗棠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和办洋务的过程中，与法国人有过密切的往来，这只是借洋人之力，达到维护清皇朝一统天下、富国强兵的目的，并没有叛国的罪行。但是当法国侵略者把战火烧到中越边境时，就是这位所谓“亲法派”大声疾呼“法人所以图越南者，盖垂涎滇、黔五金并产，意在假道于越南以开矿取利”，“不仅以夺越疆为止境也。”（《中法战争》四，第327页）他多次上书朝廷，认为要解除法国侵略的威胁“非决计战不可也。”（同上，321页）并且积极反对李鸿章妥协退让。“天下臣民，怒法人横逆，志切同仇，故皆以左为是，以李为非。”(《中法战争》六，99页)他积极主战，反对投降的坚定态度，对推动抗法起了很大促进作用。当法国侵略者偷袭马尾军港、中国对法宣战后，左宗棠受命督师福建。法军认为左宗棠离开北京，正是与清政府议和的好机会，曾致电在北京与清政府议和的巴德诺:“中国主战乃左相，现左相已奉命至福建，必易转圆。”(《中法战争》五，53页)这说明，当时连法国侵略者也把左宗棠看作是实现他们侵略阴谋的最大障碍。
其次，在民族危亡的严峻关头，左宗棠为维护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总是挺身而出，勇赴国难，效命疆场。面对外国的侵略，左宗棠不仅有从不妥协的态度，而且有着勇赴国难的实际行动。一八六五年春，浩罕国军事头目阿古柏侵入新疆，一八七一年，沙俄出兵侵占伊犁。至此，新疆几乎全部沦为异域。就在沙俄侵占伊犁不久，左宗棠给部将刘锦棠写过一封信：“俄人侵占黑龙江，北地形势日紧迫，兹复窥吾西陲，蓄谋既久，发机又速，不能不急为之备。”在此以前，他曾产生过辞官养老、归隐山林的念头，但这时感到“今既有此变，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第48页）他对儿子说：“吾年已衰暮，久怀归志，特以西事大有关系遽尔抽身，于心未尽，于义未可。”(《左文襄公家书》下卷，第54页）因此，他极力主张用兵新疆，驱逐侵略者。当时进军新疆，有着重重困难，“中外议者皆疑新疆恢复非易”。(《左宗棠年谱》，第313页）连两江总督沈葆祯也认为，“新疆广袤万里”，用兵新疆“似非一、二年所能就绪”，是“徒令中兴元老困于绝域”（同上，第308、309页）。但是左宗棠以民族利益为重，自告奋勇，挑起并完成了收复新疆的重任。此举成功，不但维护了祖国领土的完整，挽回了晚清抵抗侵略逢战必败的局势，而且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当初陕甘总督左钦帅募兵于关外屯田，外国人方窃笑其迂。乃今观之，左钦帅急先军食，后求民食，谋定而往，老成持重之略，决非西人所能料。”“平时欧洲轻中国，谓中国人不能用兵。今观中国之恢复回部……足令吾欧人一清醒也。”(同上，第342页)左宗棠收复新疆，为中华民族建立的功绩是不朽的。今天当我们唱起“新疆是个好地方”这首歌时，怎么不会唤起人们对这位曾经率领正义之师驰骋天山南北，驱逐侵略者的左宗棠的感激之情！
当中法战争爆发时，“为西南数十百年之计”,他多次表示愿意贡献自己的“衰朽余生”(同上，第399页)，亲自督师滇、粤边界，打击法国侵略者。后来他自己虽未能督师滇、粤边界，但他派遣王德榜组织的“恪靖定边军”却成为了打击法国侵略者的一支劲旅。在镇南关-谅山大捷中立下了大功。当法国侵略者偷袭马尾军港得逞时，他又主动要求督师福建，“其志甚坚，其行甚急”(《中法战争》五，第52页）。他到福建前线后，一方面加强福建各海口的防御，另一方面“首议调兵援台”(《左宗棠年谱》，第402页），为福建前线军务日夜操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在临终时，他仍口授遗折，表示壮志未酬：“惟此次越事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也。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左宗棠挽词》第8、9页）左宗棠这样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念，保持坚贞的民族气节，英勇抵御外敌的入侵，为中华民族建立了重大历史功绩的人，在十九世纪的中国并不多见，甚至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称他为民族英雄，而且不同于那种只维护汉民族利益的“狭隘民族英雄”，是捍卫中国境内各民族整体利益的大中华民族英雄。
左宗棠家书：“西事艰阻万分，人人望而却步，我独一力承当，亦是欲受尽苦楚，留点福泽与儿孙，留点榜样在人世耳。”
(二)
与左宗棠同时代同类型的人比，他也完全可以尊为民族英雄的。翻开中国近代史来看，有一些被人们尊之为民族英雄的人，其实与左宗棠是同类型的人物。譬如林则徐和冯子材，无论从出身、经历以及他们对待民族矛盾的态度，都与左宗棠是极其相似的。然而，以前人们普遍尊林则徐和冯子材为民族英雄，而把左宗棠排除在外，是不公允的。(1)林则徐、冯子材和左宗棠不但都是地主阶级营垒里的人，而且都是清朝政府的官吏。林则徐、左宗棠官至总督，冯子材也官至提督。(2)从他们的经历看也很相似：左宗棠是封建士大夫出身，这一点与林则徐是相同的；左宗棠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又与冯子材酷似。(3)他们对待人民起义的态度是相同的，面对农民起义，他们都表现出一副凶残的嘴脸。左宗棠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罪行众所周知，毋须赘述。林则徐、冯子材也同样有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的不光彩历史。林则徐任云贵总督时，曾残酷地镇压少数民族起义,以后又受命去广西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结果死在去广西的途中。冯子材镇压太平天国的历史比左宗棠还早，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他先后随向荣、张国梁追剿太平军,并从广西一直尾追到湖南，成为太平军的死对头。太平天国失败后，他又到贵州镇压苗民起义。与左宗棠一样，二十年时间以镇压农民起义为职业，给人民造的罪也不能不深重。(4)他们对待外国侵略者不妥协的态度也是相同的。林则徐虎门禁烟，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气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维护民族尊严和反抗侵略的坚强决心。冯子材以七十高龄，身先士卒，奋不顾身，指挥部下英勇杀敌，获镇南关-谅山大捷,扭转了整个中法战局，使中国人民扬眉吐气。而左宗棠则“引边荒艰巨为己任”(转自《左文襄公在西北》，第31页）率军收复新疆，阻止了英、俄的扩张，维护了祖国领土的完整；暮年抗法，保卫台湾。他们三人都是有功于国家和民族的。
林则徐、冯子材和左宗棠之间，不但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且情况这样相似。令人不解的是，以前对他们的评价,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这就是林则徐、冯子材可以尊为民族英雄，而左宗棠不去尊为民族英雄。究其原因，是人们在评价他们三人没有采用同一标准，对左宗棠的评价，失之过严、过苛，有厚彼薄此的现象。如果用评价林则徐和冯子材的同一标准来评价左宗棠的话，左宗棠是不折不扣的民族英雄，这是无容置疑、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三)
从“民族英雄”特定的含义来分析，左宗棠同样是可以尊为民族英雄的。“民族英雄”一词，应该有它的特定含义。何谓民族英雄？笔者的理解，是指那些在民族危机严重之时挺身而出，为抵抗外族入侵、维护祖国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作出了杰出贡献的人。毛泽东曾说过:“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这就告诉我们：民族英雄是在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的斗争中产生的，民族英雄不但近现代有，在古代就有。以前有的论者，之所以不愿或不敢称左宗棠为民族英雄，关键是他镇压过农民起义。只要一称左宗棠为民族英雄，就会抹掉他“刽子手”的标签，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我们称某人为民族英雄时，完全是就他对民族建立的历史功绩而言的，绝不是以功抵过，以功掩过。翻开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被称为民族英雄的一般都是剥剥阶级的代表人物。在他们的一生中，有的事业符合人民的利益，这就是当他们英勇反对外来民族压迫时，他们的事业与人民的利益是相符合的；有的事业恰恰违背了人民的利益，特别是人民揭竿而起时，他们抱敌对和镇压的态度。抵御外侮的民族英雄和镇压人民的民族罪人往往是对立的、相互矛盾的，但它们确实统一于岳飞、林则徐、左宗棠一类人物身上。对于这种出现于封建社会的历史现象，我们只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它、承认它。如果我们苛求那时的民族英雄所做的每一件事，都符合当今意识形态领域的人民利益，那么，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就找不出什么民族英雄了。
来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