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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知道了，10月30日早上，约瑟夫从香港启德机场停车场走掉后，误入了机场旁边的一个军事禁区——英国皇家空军（RAF）香港军基地。从早8点过，到9点20，这一个多小时，他应该是在该基地的军事人员手中。
死因调查庭开庭第一天，就有一位皇家空军警卫，威廉中士，出庭作证说：10月30日早间，他见到约瑟夫出现在禁区内。他左手拎着一只手提包，右手提着一个手提箱，看着像游客，不像禁区相关人员。但因为他是个白人，身材又那么的魁梧，威廉中士误以为他是美国人，是中央情报局的人。在他朝禁区里面走的时候，就没有上前阻拦。可是才过了不一会儿，又见到这个人提着箱包往外走。这一次，警卫威廉将约瑟夫拦了下来。时间是8点15分。
威廉上前问话，该男子似乎慌不择言，答非所问。而且，居然装作听不懂英文。于是将他带到警卫室。在看过此人的证件，确认了他的南斯拉夫籍身份后，空军方面还联系了启德民用机场，了解约瑟夫入境香港的情况。知道约瑟夫的确是不懂英文，他们才通知了香港警方，叫警察来领人。威廉还说：在等警察来提人的这段时间里，约瑟夫表现颇为紧张。他两眼失神，双手不停地搓捏，全身冒汗，自说自话。
威廉中士在法庭作证的时候，凯文大律师还在飞往香港的飞机上。在读过这位从英国空军来的威廉中士的证词之后，凯文大律师觉得，这简短的证词，不但没有解答他心中的疑问，反而由此产生出更多的不解。事情的经过，真如威廉中士所叙述的那么简单吗？
凯文找到了他在法庭上遇见的一个熟人，叫卡普兰（Kaplan）。卡普兰先生是香港英文报纸 The China Mail（《中国邮报》又名《德臣西报》）的一名记者。他以前在新西兰做记者时曾与凯文大律师有过交道。
当晚，卡普兰先生被请到酒店房间，对凯文大律师进行特别采访。凯文把这么个机会给了他，是希望此案能引起香港社会更广泛的关注。他们两人在酒店里究竟聊了些什么，我到现在也只能是瞎猜。因为凯文大律师在他的《司法正义》一书中对此只字未提。而且，我到香港公共图书馆去查，《中国邮报》旧报纸存档，从1866年存到1961年，将近存了一百年。可那以后就没有档案可查了。（该报于1974年停刊。）
《中国邮报》在12月12日，头版头条刊登了卡普拉先生的报道全文。通栏标提是：
《约瑟夫·库马里奇死于谋杀！》
该报道的内容，我想应该包括以下几点：
1）约瑟夫家属先后被告知不同的死因——心肌梗死，醉酒。
2）奥克兰法医验尸报告得出的一些真相，以及
3）香港那位化验师向凯文大律师披露的化验报告内情（当然不会提及真实姓名）
所有这些都说明了，约瑟夫不可能死于醉酒。如此将真相公之于众，才能打乱这个（所谓的）约瑟夫死因调查庭的方寸。醉酒说不过去，就必然要另行编造一个死因。而想用一个谎言来掩盖另一个谎言，是难上加难的事。是会漏洞百出，无法自圆其说的。凯文身为刑事辩护律师，很清楚这一点。
此外，凯文大律师也明白，这篇报道一旦刊登出来，自己在香港也就呆不下去，该回奥克兰了。因为法官科菲尔德一定会恼羞成怒，以他干扰法庭聆讯，妨碍司法公正为由，彻底剥夺他代表家属出庭的权利。
果然，《中国邮报》这篇爆炸性的报道，使香港其他各新闻媒体的记者，以及原本就非常关注约瑟夫·库马里奇离奇死亡案的各界民众，于当天，12月12日，蜂拥至北九龙裁判法庭。奇怪怎么会一下子冒出这么多的人，验尸官科菲尔德有点始料不及。因为他碰巧在当天，照例，昂首走进法庭之前，既没看报，也未曾留意早间新闻。
观察到法官大人明显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代表政府的那位检察官，伊万斯（Evans）于是提出与法官共进内室私聊。等半小时后他们俩重新回到庭内，科菲尔德马上变脸。接下来的法庭聆讯被叫停。陪审团成员被请到内室等待。法庭临时一改，成了现场批判大会。由法官主持，政府代表检察官挑头儿，对《中国邮报》的那篇文章，对文章的始作俑者——凯文大律师，展开攻击。批判会上，凯文大律师因涉嫌鄙视法庭，妨碍司法公正，几乎被软禁。
法官严厉指责说，在未经法庭许可，未有法庭调查所得出的死因结论之情况下，煽动媒体，发表此种文章，企图扰乱是非，误导陪审团。毋庸置疑，这是冲着本法庭来的，是冲着香港司法精神来的。在此问题的性质没有定论之前，涉嫌肇事的凯文·赖恩，不得擅自离开本庭，更不得擅自离开本港。最为严厉的是，凯文大律师被勒令交出本人护照。
凯文大律师一下子身陷重围，孤军奋战，但一点儿也没有惊慌失措。他毕竟是一个见过世面，身经百战的庭上名嘴，名律师。学识与城府，也决不在香港这些法律界人士之下。所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关于那篇报道，凯文郑重声明，文章之标题，显然是报社所为。他本人不曾对任何人说过库马里奇是被谋杀的。但是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所暴露出来的，越来越多的事实，不能不使人们更加强烈地对这一起离奇死亡案，产生此种怀疑。
这时候，法庭内外，已有听众开始要求登记，作为兴趣人士，参与后续的庭审聆讯。记者们也争先要对《中国邮报》所刊文章的内容，进一步提问。更多的躁动，恐怕还是来自于幕后。从政府的层面，新西兰，南斯拉夫，甚至是英国（空军），美国（中央情报局），中国大陆（社会主义阵营），，，
担心将此案做成政治事件，且迫于多重压力，在午休过后重新开庭时，法官科菲尔德再次变脸。他有请凯文大律师进入证人席，代表没能前来出庭的那位奥克兰法医，宣读那份奥克兰验尸报告。
那是一份尚未完成的报告。在新西兰，刑侦鉴识，是有它的一套科学规程的，并且随着年代与刑侦科技的变迁，不断有所发展。因此，在当时，奥克兰验尸报告中个别项目，比如血样化验，还要等几天，才能出结果。（尽管迟来的最终化验结果，与之前的初步化验结果相吻合，再次证实了约瑟夫体内不含酒精，也未见糖尿病变。）
法官科菲尔德，在各位检察官们针对奥克兰验尸报告提问完毕后，宣布休庭。并延迟开庭。将下一开庭日定在了下个星期三，12月17日，而不是星期一。凯文大律师在他的《司法正义》一书中写道：法庭这么做，目的显然是为了打发他走人。策略上，是要排除干扰。而我以为，那只是目的之一。更主要的是，在后面的证人出庭之前，根据前三天的庭审变化情况，对库马里奇的死因，要拿得出，除了酒精中毒引起肺水肿之外，下一个，说得过去的，解释。这是一个需要方方面面协调和统一口径的过程，必要时，还需要修改记录，人证，甚至化验结果，，，而完成这些，都是要花时间的。
凯文大律师于12月12日当晚便打道回府，离开了香港。他在书中把这次出关描绘成逃离。因为直到他坐上飞机，飞机起飞，飞越南中国海，他没有半点安全感。随时觉得有人在紧盯着他。甚至在登机口，非同寻常地，他看到有四个香港警察。其中一个，从肩章就看得出来是个高官。他们是不是在等候着缉拿嫌犯？空姐在看过排队登机的凯文递上的登机牌后，并没有马上交回给他。她而是转身，一脸不自然地，将那登机牌递给那位警察高官看。高官过目许久，然后点了点头，凯文才得以放行。
凯文大律师中途撤了，无可奈何，心有不甘。他坚信此案中必定有鬼。他担心库马里奇家人将无处申冤。一个等同于谋杀的罪行，竟然可以通过一个死因调查庭，明目张胆地予以掩盖。这是凯文作为一名律师，无法抑制的，永远的心痛。以至于在事过三十载后，他还用心将此案，以重重的一笔，写进了他的《司法正义》一书中。凯文大律师当然也永远不会忘记，那些香港警察，检察官，法官的，永远不变，黄色的脸。
上图：凯文大律师之篇章《库马里奇事件——中国式谜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