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振球：我所认识的任不寐
认识任不寐，是从阅读他的《商人流亡者日记》开始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早就听朋友们说起的他，两人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临别的时候，他把一叠打印的文稿递到我手上。在回程的火车上，我把它摸了出来，最上面的一页有一行黑黑的大字——“商人流亡者日记”。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体验到这种阅读震撼了。正是从这里，我才知道他是属于那一代人，我才开始了解他那一段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关于那一代人，我相信，凡是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们在内心深处都会为他们保留着一个特殊的位置。那是一段抹不去的记忆。也许人们小心翼翼的不去谈论，但是很多人会在内心默默的惦记，默默的祝福。十几年了，他们是怎么过来的？他们都还好吗？毫无疑问，面前的文字是一份珍贵的纪录。
“天使”在一夜之间变成了“魔鬼”，从高堂学府被驱逐出来。人们像躲避瘟疫一样回避着他们。几乎所有的社会主流领域也向他们的未来关上了大门，他们将注定与“人民公仆”
无缘，与高堂学府中的学者教授无缘，与各种机构中的科学家工程师无缘——而这恰恰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小的理想和本来的归宿。一场噩梦改变了这一切。可是，“魔鬼”也得活着啊，于是一夜之间许多“魔鬼”都成了打工仔，成了商人。带着累累伤痕在泥泞中挣扎，有的慢慢盖住心头的火焰，只有不灭的火种在那里时而让他隐隐作痛；有的却一直被心头的圣火烧烤煎熬着。而“人不寐”就是在这样的“炼狱”中诞生了：
我的文字是被拖曳者的喊叫。在商海拒绝为商人，为此，“学人”之我与商人之我进行了10年内战，日日与自己搏斗，战争在生存恐惧中进行。夜夜与自己商量，仍没有结果。于是自然“夜里总睡不着”，“人不寐”由此而出。但看来夜行者非我一人，卢跃刚先生信中感慨：“又遇到一个晚上睡不着觉的人，岂不快哉！”谢泳先生说，“人不寐是一个有深意的名字”，显然是深有同感。
这是一段怎样的心路历程啊！我甚至都觉得这些文字将会为我们见证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后来我忍不住把《商人流亡者日记》一个一个的介绍给我的朋友们，大家都把它当成一份难得的精神财富。
在任不寐这十年的“搏斗”过程中，还有一个“副产品”，那就是《灾变论》。当我读到他用十年的时间写成的这部学术著作时，我最关心的问题是他为什么要写《灾变论》。如果说《商人流亡者日记》是一部痛苦的心灵史，《灾变论》则是一部呕心沥血、学养深厚的民族文明历史画卷，这不是仅有思想与才华就能一蹴而就的。不能跨进学府高堂里那一座座巍峨的专业图书馆，更没有专家学者们的书房里那悠闲的时光；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指使他用自己的“商业利润”从书店里背回一个几万册的私人图书馆？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支撑着这个被清理出高等学府的“高中毕业生”在一个个“不寐之夜”去追问去运思去创作呢？他为什么有如此强烈的冲动要去追问中国文明形态与中国文化精神的成因？他为什么要为中国文化建立一个如此独特的分析框架？他为什么要去写作这样一部既不能评职称又不能挣稿费甚至在目前根本没有出版希望的学术著作呢？我不敢把这些问题提到他的面前，不是因为它们太幼稚，而是因为作为一名高等学府里拥有图书馆和书房却只为职称、稿费和“学术规范”而写作的我，实在感到羞愧。于是我只能到他的文章和生活中去寻找答案。
就在我读《灾变论》的时候，在国内许多学术网站上，他的许多文章好像是突然一下子冒出来的，真让人喘不过气来。其中最让人难忘的首推《孩子之死》。读《孩子之死》的时候，我终于发现任不寐的写作与专家学者们的写作之间一个最大的不同，他是回到常识写问题，他们则是离开常识写学问。不能因为是父母，就可以把“不听话”的孩子打得遍体鳞伤；不能因为是老师，就可以让“捣乱”的学生吃大粪;不能因为自己挣钱少生活困难，不能因为孩子是“私生子”不能因为孩子是残疾，就可以把孩子抛弃——这些都是常识。不能因为是“国家财产”，就可以把扑打山火而“牺牲”的儿童树为榜样，并让其他的孩子去学习、去模仿、去继续“牺牲”；不能因为是“伟大的新时代”，童工、雏妓、拐卖儿童以及种种虐待儿童现象的存在，都是微不足道的“负面现象”，可以忽略不计；不能因为是“革命前辈”，就有理由剥夺年轻一代独立的人生意义，非要他们做自己的“接班人”——这些还是常识。一个社会出了毛病，恰恰就是常识出了毛病。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阅读这些言说常识的文字，却感到其中有一种惊心动魄的力量。
就是在以《孩子之死》为代表的系列文章中，身兼学人与商人的双重身份，他常常感到一种被撕裂的痛苦，然而对于他所追求的事业来说未必不是幸事。
1997年，由《北京文学》打头，教育界和知识界发起了一场忍无可忍的对中学语文教育现状的大讨论。1999年《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一书的出版，将这场讨论推向顶峰。与此同时，一些进行“审视”的人文学者深深意识到：“批判本身并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建设。”（见《〈新语文〉问世记》，《中国青年报》
2001年9月5日）有人开始为“建设”做准备。恰在此时，任不寐提出“新语文”的概念，并促成一家出版公司进行投资，最后成功地请出在大讨论中最有影响、同时跃跃欲试正在着手“建设”的一位学者主持这项工程。历经千辛万苦，2000年《新语文读本·中学卷》（12册）问世；紧接着，2001年《新语文读本·小学卷》（12册）也诞生了。作为策划人和编委，任不寐的名字不仅写在了这两套书的扉页上，也写进了中国语文教育改革的历史中。目前，据我所知，他所策划的另一套大学语文读本正在编写中，不久即将面世（编者注：因钱理群等人反对，后更名为《大学精神档案》）。
当然，2001年在知识界思想界任不寐更大的贡献是“不寐之夜”思想学术网站的问世。这个网站是2002年3月初创办的，其间经历了开开关关多次风波。目前以达到数千人次的日访问量，其文化上的影响和意义是不可低估的。任不寐曾说自己对网络很有感情，这可能是因为那里是唯一能听见他声音的地方。这或许对这个时代是一种讽刺，但对于他来说，也算是一种幸运。据我所知，很多学界的朋友因此也成了不寐人，成了这块虚拟的“洛可克咖啡屋”的常客。当然，没有人知道办这样一个网站背后可能遭受的难以想象的伤害和艰辛。
早在《灾变论》追问中国文化的流变、追问中国作为“灾民社会”的出路的时候，他就把自由之路的起点设定在信仰之维上。在网络论坛中，他关于“神学自由主义”的言论以及关于信仰问题的对话受到广泛关注，当然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我们有理由期待他的思想和学术在这里获得更有意义的生长。
对于任不寐来说，《商人流亡者日记》所呈现的生命状态至今还是他生活的底色。作为流亡者的漂泊与孤寂，作为边缘人的忧愤与无奈，学人与商人的双重身份所引起的内心矛盾与生活冲突，今天仍然纠缠着他。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软弱”的人。因为不能去探望已经移民他国的双胞胎女儿，我多次看到他潸然泪下。多么盼望他的生活中出现更多的亮色啊！在《灾变论》一书的自序中，他说：“我是灾民！”这让我想起鲁迅先生对自己的解剖。先生说行走在暗夜里，自己的内心未免也会有夜的影子，有寒气，甚至有鬼气，所以我们仍然是这夜的一部分。如何能走到光和爱里去呢？我所认识的任不寐呀，你能告诉我们吗？
严行：《灾变论》与民族精神解析
《灾变论》是一部研究探讨中国文化的专著，但这个书名首先就是“反中国文化”的。中国文化讲的是趋吉避凶，追求福气，受人欢迎的成语是“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吉星高照”、“财源广进”，“紫气东来”、“万事如意”，“步步登高”，“岁岁平安”，肯定不喜欢“灾”；中国文化又是安土重迁，求稳求静的，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以不变应万变”，“天行有常”，“稳定压倒一切”，“维持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所以更不喜欢“变”。“灾变”是晦气的词，很不讨人喜欢。当今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作者及出版者为谋取利润往往要投读者所好，动之以情，诱之以利，蛊惑人心，吸引眼球……对“灾”“变”这样的字眼更应避讳。因此，以“灾变”为书名更是不合时宜。
然而，这个不合时宜的书名，恰恰又是最切合时情的：近年中国大地震、雪灾、泥石流、大旱、洪涝、矿难，以及近日的上海火灾，就是又“灾”又“变”的铁证。中国人无论怎样惧怕灾变，渴望逃避灾变，灾变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一次次向人扑来，而且愈来愈残酷无情、变本加厉。这一系列的末世景象，似乎都在为刚刚出版的《灾变论》作注释，既证明这此书的观点及论证准确可信，也向人们提示这部书的现实意义。在接近2012年的时候，《灾变论》与多灾多变的现状同时推出，互为见证，令人心惊，促人反省。
《灾变论》的副题是对这部书主旨的一个简要说明——“中国人的流离飘荡与救赎”。作者试图解释中国文化的成因、演进以及其特性，进而寻求转型及出路。“流离飘荡”一词表现的是对过去的“灾变”之描述，是对中国文化基本形态的概括；“救赎”是对未来有确据的盼望，是对这一文化转轨方向的认定。
一百多年来，研究探讨中国文化的书已经很多了，如何在世界视域中发现并认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众多中外学者作出了不同的努力与尝试。美国传教士明恩溥从西方文化的角度，看到中国人注重“面子”、“缺乏同情心”、“不诚信”等26个特性；鲁迅从批判中国国民性出发，揭示出中国人“无特操”、“做戏”、“精神胜利法”等特点，并以“无物之阵”隐喻中国文化所构成的氛围；费孝通从社会学角度提出“乡土中国”一说，力图解释中国文化的农业性和原始性；近年来，又有青年学者吴思的“潜规则”和余世存的“类人孩”等说法，寻求从社会与族性的角度解析中国文化。这些观点都从不同的方面注意到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其见解诚然具有发现性价值。但是，这些论述基本上是在同一个层面不同范围和角度的分析与认识，它们或为一些孤立现象的描述，或为某一类问题的综合，这些思考无论怎样层层递进、不断深入，终究都是平面化的，难有质的突破。真正能够全方位地、透辟地、系统性解读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发现其根本缺失，首推今年由香港国际证主出版的任不寐的《灾变论》。
《灾变论》改变了过往的认知模式，将这样一种“以人为本”的反思方向翻转过来，置换为“以神为本”的认识过程。因此，《灾变论》提供的是一个全然不同的认识模式，是认识论、方法论上的变革。立场、观点、方法变了，则结论一定会变，因此，《灾变论》从族群问题出发，最后却终结于基督信仰下的个人得救；从中国历史文化的经验反省开始，最后归信在上帝圣言的超验真理之下。这样，《灾变论》以十字架神学的透视角度，全面重审、解析中国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为中国文化研究开辟了全新的路径。
一．重新认识中国社会历史（下略）
二．重新认识中国精神文化（下略）
三．在基督信仰中寻求拯救
《灾变论》对中国社会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犀利解剖是空前残酷的——虽然它的论据是充分可靠，无可置疑的，它的结论是诚实确切，难以辩驳的。作者任不寐明明白白地让人看到中国灾变及其深刻影响，看到灾民真实的失丧状况，以及四面悬崖无路可走之绝境，为的就是打破一切自我救赎的可能，从而让人在走投无路之地，回转过来，倾听上帝的呼唤，因信而得蒙上帝的拯救。
与全书其他部分相比，最后这一部分内容神学成份较重。
《灾变论》一反华人千年以来所持的“天朝大国”、“中国中心”观念，代之以约但河为中心的圣经史观。书中以两希文明为不同地区的文化比较，以两约文明为不同历史的文化比较，并最终以十字架真理为绝对参照，把中国灾变文化的根本缺失以及所带来的问题给予了神学的穿透。在这些比较中，可以清楚看到有上帝的同在和对上帝的信仰如何推动人类文化的进步。在“两约文化与科学”的比较中，任不寐说明了信仰如何直接构成科学精神产生的前提，并因此导出“东方的文化土壤不支持科学精神”的结论。在“两约文化与商业文明”的比较中，任不寐引用马克思•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与新教伦理相关性的经典论述加以说明，又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给予批评，指出“如果没有信仰，‘看不见的手是不存在的’”。在“两约文化与政治文明中”，任不寐直接指出：“人类政治文明史所确立的人权、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等等核心价值观念，无一不来自于圣经。”这一系列比较，凸显出无信仰的灾变中国，与上帝通过两约所赐下的这些祝福是多么隔绝。
这种隔绝，除了中国灾变文化与圣言之间缺乏对接资源外，主要地也与不信上帝的灾民内心刚硬有关。中国文化以“肉身成道”为出路，与“道成肉身”的基督教精神完全相悖。所谓“行为称义”、“伟光正”所表现的不仅是一种自义与狂妄，更是一种以自己为上帝的偶像崇拜。灾民知识分子渴望成为圣人，与基督的门徒只将自己看作真理的仆人，恰成对比。
不能认为中国灾变文化是上帝将中国抛在远东造成的。《灾变论》以大量事实说明近代以来灾民社会是怎样合力抵御基督教传播的。无论是引进西方文化过程中摒除基督教的内容，还是学者名流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还是一次又一次各路精英联合的“非基”运动……无一不清晰昭示一个抗拒上帝的民族，如何以基督为敌。至于灾民暴力杀戮传教士更是骇人听闻，在中国殉难的传教士是传教史上的“世界之最”，甚至高于有史以来在非洲殉难传教士人数的总合。拒绝上帝才是中国长期陷于灾变深渊不可推卸的原因。
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政治模式、经济结构和文化品质呈超稳定状态，改变它的力量不可能从灾变社会内部产生，只能依靠属天的拯救。基于末世论认识，《灾变论》不支持国族得救观，而是把拯救放在个人归信之中。不是平息灾变而得救，而是在灾变中被救。即使在拥有强有力高科技手段的后现代社会，中国灾变史也不可能完结；而且随着末世日近，灾变只能越来越多，越来越强。人们不可能免于灾变的威胁，但却可以靠上帝的恩典胜过灾变环境和灾民忧郁的自我，在本质上进入上帝所应许的平安喜乐之中，在耶稣基督里得蒙救赎，获得重生，“脱去旧人，换上新人”，让生命根本改观，最终走出灾变，不再做灾民，不再是奴隶，而是上帝的儿女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因真理，得自由”。
这是灾民唯一的希望之光。
2010年11月18日
老田：任不寐三部作品的灾变命运
曾看到这样一句评论：“继往开来灾变论，感天动地新语文”，这是对旅加华人学者任不寐先生思想成果的一种总结。当然，这句总结不能涵盖任不寐在基督教里的贡献。值此《灾变论》出版之际，某不惮疏浅，想说一说任不寐２０余年来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和他的作品鲜为人知的“灾变”历程。除了政论专著和政论文集以外，也除了２００４年以来所有的教会作品，任不寐在文化上的主要创著和编著是《灾变论》、《新语文读本》和《大学精神档案》。我今天要简要介绍的，是这三套书所经历的故事。这些事实反应了人性令人绝望的黑暗，伪善和冷酷，也反应了在中国作为一个真正的思想者所经历的孤独和难以置信的伤痛。
《灾变论》的创造前后历经２０年，考虑作者颠沛流离的生活，可想而知撰写这部巨著的艰辛。同样艰难困苦的是出版过程，首先在国内四处碰壁。出版社和民间出版商拒绝此书的理由“众所周知”。后来到了２００２年在美国出版，但由于出版者专业和营销方面的能力的限制，使这本书并没有为更多读者所知。人们了解这本书最早还是通过“思想的境界”这个文化网站。然后好像又转到了台北和香港的一些出版机构，期间风雨飘摇，反反复复。一直到２０１０年，才在香港证主协会出版。这应该感谢香港证主协会的一位老先生，和多伦多证主协会一位编辑，才使得《灾变论》终于“正式出版”。但是，出版之后发生了很多怪异的事。一方面，在香港根本买不到这本书，另一方面，国内读者根本收不到从蒙特利尔寄来的《灾变论》。这部主要为中国读者创造的思想巨著，离中国仍然很远。
关于《灾变论》的故事很多读者多少都有耳闻。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任不寐发起、命名、组织和参与编辑的《新语文读本》系列丛书背后惊天的秘密。这套丛书在中国大陆已经销售上亿套了，但是，没有人知道，这１９４９年以来中国第一套民间语文教材的创始人，被出版商、出版社和编委会边缘化，以至于最后完全将任不寐与《新语文》彻底分割。最早借着《中国青年报》宣传的时候，这三部分人借口政治敏感掩盖了《新语文》的来龙去脉；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每一个“出境”的人，都把《新语文》描述成“自己的事业”以及“我这些微不足道的贡献”。后来，整个《新语文》的研讨和修订完全将任不寐置身事外，甚至剥夺了任不寐在《新语文读本》应该享有的署名权、应得的稿费和股权。这是文人、商人借口“WW”或“任不寐是敏感人物”肆意侵害著作权极为卑劣的恶案。长期以来，任不寐为顾全大局从未为自己权益声辩，但今天，到了向读者说明事实真相的时候了。这场丑剧的主要涉案人员是“德高望重”的北大中文系教授、《新语文读者》主编钱理群；广东认真企业总经理、《疯狂英语》盗版商邓良平，广西教育出版社前主编李平凡。前些日子得见钱理群等人，我不想在身后审判人，因此，在钱先生尚在人间的时候，将这些事实说出来；也可以给钱等人一个反驳澄清的机会。
第三套书《大学精神档案》如今已经完全不能在图书市场上找到了。祸起２０１０年春，……莫名其妙地联合封杀了这本已经在市场上发行了五、六年的丛书。这套书按任不寐原来的计划，应该叫《新语文大学读本》，但在钱理群和新语文读者另外一位主编的干扰下（他们竟然不允许任不寐这个新语文的“发明者”使用“新语文”这个名称），最后定名为《大学精神档案》。在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钱理群多次打电话给这套丛书的一些编委，要求他们退出编委会。但是《大学精神档案》最后还是正式出版了，出版社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但在出版的时候，主编署名何光沪、秦晖、袁伟时、任不寐。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任不寐这位实际上的主编或第一主编，不能排名在第一的位置上；而相关的报道同样将任不寐这位实际上的发起人故意隐去了。
上个世纪最后十年，这个世纪开端十年，中国思想文化界的贡献真的乏善可陈。而《灾变论》、《新语文读本》、《大学精神档案》在任何意义上都是这２０年少有的原创性的文化巨著。离开任不寐，这二十年中国的思想文化运动是残缺的，不真的。但是，这场“新语文运动”的发起人，却遭遇着鲜为人知的命运。这是一场联合的谋杀。首先是无行的中国文人和商人的苟合，然后是这两种人和……的苟合，最后是这三种势力和乌合之众的苟合。这些势力恰恰就是多年来妖魔化任不寐的始作俑者和推波者。很多人希望任不寐彻底消失。如果他不顾全大局地自动消失，就用国家机器和市井流言逼迫他消失。但是，谁能清除已经存在的事实呢？
胡平：评任不寐的《灾变论》
任不寐先生的《灾变论》终于在海外出版，这是作者历时十年呕心沥血之作。在文字垃圾泛滥，一次性读物充斥的当今书市，《灾变论》这本三十多万字厚的书格外显得珍贵。
不久前网上出现了一位署名刘磊写的文章"点评中文互联网络五君子"，其评价标准有三个：第一是为网络自由作过贡献的；第二是网上的文章有水准，并且有广泛影响的；第三是网络语言很君子的。作者把任不寐先生放在首位，我以为名副其实。
《灾变论》是一部研究中国文化史的专著。在这本书里，作者通过统计学上的资料分析，认为中国的自然灾祸远远比西欧来得平凡。作者并不认为西欧那里是绝对没有灾民的。作者强调的是为什么中国是相对灾民的。正是这种连连不断的自然灾害，包括草原游牧人民的反复入侵，造成了被作者称为"灾民文化"或者"灾民理性"的中国文化，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
所谓"灾民文化"或者说"灾民理性"，其核心内容是生存恐惧。而中国现代化受挫的原因就是灾民理性对中国社会的绝对统治。最后作者提出中国的解救在于发现责任。而责任是建立在信仰之上的。因而作者把灾民社会的自由之路重新设定在信仰上面。
《灾变论》的副标题是"关于中国文化及其起源的地理大发现"。也许有人会批评《灾变论》是地理绝定论。不过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要对一种文化追根溯源，探求那些最初影响其性格形成因素时，免不了是要找到地理环境的。否则我们还能找谁呢？另一条可能的思路是研究不同民族遗传密码，只是到目前为止这后一条思路还缺乏自然科学的支持。
任不寐试图引进信仰解救中国，这种观点或许会引起一些争议。我注意到在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尤其是在持异议的知识分子的中间，归依宗教者不在少数。在社会其它阶层中，各种宗教信仰也以少见的规模和速度勃然而兴。在当今中国，信仰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精神现象。这本身就值得研究。
在《灾变论》这本书中，一方面作者力图使书中的各部分都服务于作者的基本观点，使全书成为一个整体；另一方面，许多部分又都可以拆卸下来独立成篇，有独立的价值，即便你对作者的理论体系有保留或者有疑议。
《灾变论》对中国文化的批判相当尖锐。其中谈到中国灾民文化的暴力性。作者写道：不准杀人是绝对命令，然而应该杀人确是中国政治的本质。读者不防想想毛泽东的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想想张春桥的话，"怎样巩固政权？---杀人。"再想想"六四"，所谓"杀二十万人换二十年的稳定"的这种话，直到"六四"过后的十四年仍然有不少人反对为"六四"平反。因为他们认为一旦没有了杀人的威慑效应，中国就会大乱。这就是说他们认为要维持中国的稳定就是必须要杀人。这就是说应该杀人是中国政治的本质。作者指出，灾民英雄普遍是杀人高手，而无一道德英雄。像基督这种通过道德力量获得敬仰的文化英雄在中国是陌生的。
《灾变论》不仅仅是对中国文化进行散落的批评，还试图对中国文化提出一套整体的解释。这反映出作者巨大的学术野心。如果你愿意对中国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我相信你一定会从《灾变论》这本书获得很多刺激和启示。
何清涟：读任不寐的《灾变论》
任不寐的《灾变论》一书，辗转多年后还是只能在国外出版，只能说是泱泱大国那种根深蒂固的”灾民理性”所产生的逻辑结果–因为缺乏自信而害怕任何批评；因为现实太丑恶因此只愿意粉饰太平，而不想面对惨酷的现实。前几天我在网上读过一篇文章，作者薛先生言之凿凿地告诉读者：”自由派”在中国之所会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厌弃，是因为”自由派”总是要不厌其烦地告诉世人：没有民主制度保障，你们的好日子不会长久。由是观之，任不寐这本详细描述我们中国人”在历史上的苦难和所犯下的罪恶”的书，在中国注定要遭受到批评和误解，而且这种批评声音主要来自于用”爱国主义精神”武装起来的”民族主义者”。
在学术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神的关系，从来就是见仁见智的。即使是富有天才的马克思对这两组关系的论证，也同样受到各种各样毫不客气的质疑。任不寐论证这两组关系，注定还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质疑，但作为一种思想探讨，毫无疑问应该受到尊重。
作为读者，我认为《灾变论》一书对中国人的国民性–亦可说是精神缺陷的分析，称得上鞭辟入里。任不寐将”灾民理性”概括为几点：权力恐惧，敌人意识，力量崇拜与狡猾崇拜。具有这些精神特质的国民，正好构成了专制政治的肥沃土壤。作者的可贵之处更在于，他将中国国民性与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联系起来–谈到这一点，笔者认为，作者比大多数学者更具有学术真诚，因为这在目前很容易受到指责，我自己就一直认为国民性与生存环境有关，只在一些文章中点到为止，远远不如任不寐那样痛心疾首，就被认为是”人口决定论”。
作者在第三章第七节中，对中国国民性有一段剔骨剜筋的剖析：”物质匮乏和生活极端不稳定（”经济波动”）是灾民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一切为了生存就上升为人生理想。首先，’活着’和’可以蛮不讲理地活着’构成了中国人的两大人生理想。政治、文化、宗教、习俗皆是生存手段，而不是自为自在之物。其次，往往仅仅出于’活着’的目的，灾民可以不择手段；为了吃饱喝足他们可以做任何残暴的事情，可以接受任何无耻的任务，干任何下贱的营生。由于生活维艰，连打手、太监、特务、狱卒刽子手这样的职业也应聘者云集。这种’为稻粮谋可以舔权贵的脚后跟’的灾民构成了自然专制主义的群众基础。”
这其实是不用多加证明的中国现实。记得在国内时，好几个位居主管意识形态位置的官员对我讲过这类话：”我们虽然不允许发表你的文章，对你采取了一些措施，但那只是职业要求；其实作为个人来说，我们还是很喜欢读你的文章与书的。喜欢读你的书的也不止我们，不少政府官员私下里都这样认为”。类似的遭遇，还有一些朋友也经历过。这些话让我感到一种无以名状的悲哀，因为这正好说明了中国人的价值分裂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文化大革命”当中，红卫兵们象狼崽子那样打人杀人，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真在捍卫”神圣的无产阶级革命”，做的一切在道义上都是对的；而现在，所有发布整人命令，负责监视汇报的人，在从事”职业需要”的一切工作时，心里都知道所做所为未必正确，被整、被监视的人也未必真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只是为了他们的利益需要，他们不仅要做，而且还要非常投入，才能为自己的升迁、奖金垫上几块石头。他们对我的著作的”认同”，一点儿不会让他们在”处理”我时变得手软或”人道”一些。
在论述了穷人与难民为什么会成为中国人的主体之后，作者分析了中国人为什么”勤劳”：
“生活的艰难造就了一个’勤劳’的民族，……人与自然处于对立状态，向自然掠夺完全出于生存的需要而不是意识形态的狂信。由于资源短缺，人与资源的紧张关系同时转化为人与人的紧张关系和人与自己的紧张关系，前者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普遍敌意’，后者表现为文化上的自虐人格和经济上的’自我剥削'”。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这是我们一直自我表扬的爱国项目之一，特别是当有外国人也如此恭维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越发自我陶醉。也许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炫耀于人的了，于是’但我们爱干活’就成了一种可以骄人的资本。然而世界上哪个民族不’勤劳’呢？这不是一种道德品质，这是一种生存需要和人性需要，而中国人的’勤劳’更远离’自我完善’，更接近生活所迫，……它与其说是我们的荣耀，不如说是我们的不幸。”
这段得罪全体中国”爱国主义者”的话，恐怕除了任不寐之外，其他学者都不愿意将其形诸文字，充当一根很可能引起一片嘘声的”出头椽子”。其实我一直认为，中国人现在的生存环境之艰难，中国人自己应该承担责任，因为这个建立在”人口－资源”基础上的生态环境，不是别人在我们土地上折腾，而是我们自己折腾出来的。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改革开放之初的１９７８年，我们只有９﹒６３亿人口，人均耕地尚有１﹒５１亩；而这２３年过去，人口增至１３亿（不包括许多因超生而没有户口的漏统人口），当年的农村家庭规模基本上都扩大了一倍，人均土地下降到不足１亩。如果考虑到中国人生活水平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对生态环境的掠夺性使用，那么就会知道今后如何喂养天文数字般的、且未受多少教育及技能训练的人口，是怎样的一个难题，媒体惊呼的”就业的寒冬”其实还刚开始。
一个当代社会问题的观察者，只要将下列几篇文章联在一起读，就会明白任不寐所”宣布”的事实，即”穷人与难民”是中国人的主体，在中国还远未成为过去，而是全体中国人今后很长时期内要面对的事实。……
为了生存，中国人还有什么不能卖的？正如任不寐在书中所说的那样：”往往仅仅出于’活着’的目的，灾民可以不择手段；为了吃饱喝足他们可以做任何残暴的事情，可以接受任何无耻的任务，干任何下贱的营生”。在《现代化的陷阱》里，我曾用过”有肉的卖肉，有灵魂的卖灵魂”来形容目前这种道德崩坏的状况，但看到《南方周末》（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１９日）所登载的”被鸡头改变的村庄”一文，看到那块土地上的人们为了生存，主动将女儿们送上做娼妓那条生存之路；看到由于女儿们从事的”行业”确实使农民们暂时性地解决了”谋生问题”，因而对拐卖他们女儿的”鸡头”们不再愤恨而是感谢之时，我还是被深深地刺痛了。
国内既然难以生存，那就”适彼乐土”，到海外去吧，中国人爱出国定居，这是所有外国人都知道的事实。中国人的上层以及有点”办法”的中产阶层，这些年都已经将子女送到国外学习，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留在国外的可靠途径。但这条途径最近也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中国青年报》２００２年１月２日刊出该报记者陈铁源专题策划文章，记者在众多国家对中国留学生，尤其是对中国高中出国留学生的采访中发现，对他们当中一大批人，除了”留学垃圾”，再也没有更好的词去形容了。仅从充斥在媒体的各种令人扼腕的留学故事，也能看出端倪，诸如留学卖淫、留学拉皮条、留学吸毒、留学成非法移民等等，不一而足。该记者特别强调，”留学垃圾”并不是个别留学生的个别行为或个别现象，而是存在于整个中国留学生这个大群体中–笔者还想指出一点，近两年，中国华人学者被控有偷盗技术机密的人越来越多，每年都有那么几起发生；去年底还有一位贵为大学研究所所长者，竟然非法私收访问学者房租６万多美金隐瞒不报，被控以一级盗窃罪收监。我认为这些犯罪行为可说是”灾民理性”驱使的结果。只是国内媒体因为考虑到”中国人的民族感情”，不予报导–如果考虑到”海归派”队伍越来越庞大这一现实，可以预见，通过留学定居海外这条”逃生之路”将会越来越狭窄。
条条路不通的时候，政府与国民共同表现了作者所批评的”灾民理性”，两者都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制造社会不安定的人，不是贪官污吏及麻烦制造者本身，而是批评并指出这种问题根源的人。在他们的政治逻辑观照下，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是不应该暴露祖国的问题的。与这个思路相伴随的另一个思路就是，中国人将梦想寄之于毛泽东。９０年代中后期以来，不仅”新左派”怀念毛泽东，工人怀念毛泽东，连”第四代”中国领导人履新之始，也要去西柏坡巡视一番，以示不忘”无产阶级革命”之本。不少外国学者对这些现象万分不解，他们问我：”如果中国人认为毛泽东的统治是好的，那为什么要改革？如果改革这条路走对了，为什么上层与下层都要怀念毛泽东？”我告诉他们：中国人最大问题是没有忏悔精神，至今为止，认真反思”文化大革命”的书是被禁止出版的。年轻人不了解”文化大革命”是什么，也不知道”伟大领袖”毛泽东到底做过些什么事情；还因为毛泽东本人，至今也还被中国共产党高高供奉在神坛上。社会主义制度的谬误，毛本人的一切错误都由”四人帮”承担，”左”成了共产党清洗自己的污水桶。工人们怀念毛泽东，是怀念毛泽东时代那种保护缺乏竟争能力的社会底层的铁饭碗制度；政治高层怀念毛泽东，是怀念毛泽东时代那种严密控制社会一切领域包括思想控制的铁腕专制统治，以及在国民心目中无上的威权地位。各唱各的调，供奉的偶像看起来是一个人，但在不同阶层的人士眼中，这个偶像代表的政治内涵却完全不是一回事。
中国人为什么连反思错误的勇气都没有，任不寐在”中国人为什么不忏悔”一节中，有很独到的分析。我至今也未研究过中国人形成不忏悔的文化源自何时，因为孔子曾说过”知耻者是为勇”，但我对共产党文化缺乏忏悔意识却非常了解，这种文化其实影响到受中共”党文化”教育的整整几代人。中国政治运动次数之多，堪称世界之冠。我们听到的只是每次运动中政治地位较高的受害者各种形式的控诉，但却鲜有人忏悔自己亲手制造的罪孽。即使有，那也都是在历数其他人的罪孽，或推诿于时代环境所造成。老一代共产党人，至今只有李慎之先生的”革命压倒民主”一文，对自己参与其中的革命作了反思。也许是在中国”忏悔”太难，所以”忏悔者”往往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譬如瞿秋白先生因出于自述心曲而写的《多余的话》，反思他亲身经历的”革命”，因此共产党至今不肯为他在社会主义礼拜堂里安放”神位牌”；而方志敏写的以中国共产党为读者的《清贫》与《可爱的中国》，却永远成为共产党革命时期的献身楷模。
鲁迅当年写过《阿Ｑ正传》，认为中国的病根乃在于中国人的精神。其实那时候的中国人还因为传统道德残留之原因，尽管崇拜强权，但还没有可耻地将善与恶一视同仁。８０年代中国人也曾反思过国民精神，但浅尝辄止，以后又是”中国人如何勤劳勇敢，聪明智慧”的国粹自傲占了宣传主流。在目前，由共产党倡导的”爱国主义”与民间与之相呼应的”民族主义”成了主流思潮时–政府甚至要将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等的功过是非重新撰写–任不寐的《灾变论》只能在海外出版，不能不说是中国当代思想界（如果还有一个”思想界”存在的话）的遗憾。
鉴于这本《灾变论》与当代中国政府倡导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精神的必然不相容，我建议那些不喜欢这本书的读者去找三部影片来看看，一部是反映苏联”十月革命”后俄国社会变迁的《日瓦戈医生》；一部为”Ｓｕｎｓｈｉｎｅ”，以一位匈牙利犹太裔富人一家三代在２０世纪踣跌起伏的经历，反映了匈牙利这个国家在２０世纪的命运；还有一部则是张艺谋导演，反映中国一个普通家庭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以后命运变迁的影片《活着》。这三个国家有着相同的经历：共产主义革命。但因为三个国家的文化底蕴以及国民素质的不同，也就决定了这三个国家的国民在这场历史浩劫中的表现不同。俄罗斯与匈牙利的社会上层虽然同样被历史风暴绞得血肉横飞，但他们内心深处并不认同这场革命，尽最大限度地保持了自己的人格尊严；而中国国民面对自１９４９年以来所发生的一切所表现的那种自觉与服从，以及浸透这种”自觉与服从”中的畏琐、卑下，却是那两个民族所没有的。看了这几部片子以后，我就一直在想，也许就是国民素质的不同，决定了那两个民族能够从共产主义阴影下走出来，而中国却还只能继续怀念毛泽东。
一个民族只有认真地忏悔本民族的罪孽，才能成为浴火重生的凤凰。任不寐的《灾变论》虽然读起来让中国人不会那么愉快，但他对国民性的剖析确实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民族，认识我们苦难的根源。
２００３年１月３日～５日 写于美国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其时正值大雪纷扬。
一篇逼近灵魂的叙述/罗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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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不寐，讲述一个人和一个国家的故事！一个真正遇見大道內在生命的当代青年学者，一个頗具鲁迅风骨的民间思想家，一個超脫不被任何官衔束缚的自由人！他的处女作《灾变论》对泱泱大国华夏民族的精神缺口进行独到而淋漓尽致地批判！历年历代中华之灾无不与精神文化的断层有诸多蛛丝马迹的联系！不寐先生在书中写道：“反思国人的罪性，我丝毫没有以此将自己摘出去的轻狂，我知道，我所批判的‘灾民理性’同样内在于我自己的灵魂之中，在这种意义上，‘灾变论’首先是我的“精神忏悔录”，我在拷问自己的灵魂。”。不寐先生自两千年始，于网路开辟“不寐之夜”思想网站，一时间风起云涌，但內容多涉及政论及敏感话题，网站被强行关闭达四十九次之多。也因为此，不寐先生所撰雄文则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普通平民的代言，他道出了这个时代的真相，说出了我们精神的废墟！这篇《商人流亡者日记》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作者经过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流浪，但最终找到了回归家园的通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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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不寐先生的文字，我感受到当代知识分子在进行一種忏悔和反思。和余杰一样，他们都是具有深切悲悯意识的当代先锋作家，他们看出了国人內在的混乱和不安；和鲁迅一样，对于国人洋洋自得的所谓千年文明，他们以理性进行反思和批判。躺在几千年积淀而成的废墟之上，国人內在的颓败已经导致政局的迷离和腐败！在这样一个前提下，这些具备良知的思想家虽则言辞犀利，但却是极具真理內涵，而只有那些摇旗呐喊鼓吹躁动者，我们试问其居心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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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流亡者日記》自零貳年发布以來，引起強烈反响！不寐先生在文中表述的关于信仰的沉思，无不令当代学界叹为观止！他真诚地说出了精神与肉体流亡的苦难真相，从而不断在流亡过程中寻觅唯一的希望！这是所有人，无论信仰者，或非信仰者，都势必经过的人生历练！从某种角度而言，史铁生先生是在肉身的巨大苦难下沉思灵魂与信仰的问题，而不寐先生则是在双重苦难重压下，以朝圣者的心态，一步步走向上帝！在《商人流亡者日记》之后，他真诚地写下了《走向上帝》！我们庆贺不寐先生能夠完成从商人流亡到回归故乡的人生转变！而这种转变却是在上帝第一因的光照下得以完成！我们庆贺他的回归，庆贺他在回归之后，更以全部心血完成对中华几千年精神文化的反思和追问，因此他写下了令所有官场学者甚觉汗顏的《灾变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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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寐先生说：“托玛斯·曼說：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故乡。可是哪里有自由呢，自从我们被赶出伊甸园？我要回家。家在天外。”这是很多人的心声！对于不寐先生，甚或对于人类，我们永远都只是寄居的旅客。当猎农被枪杀的那一晚，20世纪已经结束，海子之后，所有的诗歌都是挽歌！我们仍然在这个日益滑稽而令人绝望的世界存在。对于家乡，我们都在流亡的途中……道路分叉成两股洪流，一股是通向毁灭的流亡之路，一股是回归家乡的寄居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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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相对于流浪，显出一丝未明之殇，平添几许苍凉和颓败！在个体流亡的事件上，映射出人类的历史其实正是流亡与回归的历史，是伊甸园和逃离的历史！不寐先生的个人体验，已经折射出一顆伟大高贵的灵魂，在绝对存在者面前，又立即显得如此颓败不堪！他自身经历流亡和回归，他也将这种呼声向我们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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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寐先生说：“90年代是无人怀念的年代。他在结束之前就結束了。我第一次有一种苍老之感，我感到自己的生命正和20世紀一起自杀……‘萬里無云，是我永恒的悲傷’（海子）”我突然间明白，原来，他们是站在同一个世纪同一个年代的守望者！他们共同对时代的创伤有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海子将其付诸诗歌和死亡，我们为他悼一曲哀歌；不寐先生在流亡的途中回归故乡，我们为他甚觉庆幸！相信回归之后的家园，万般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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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直接逼近灵魂的敘述。我們在听着一个“同乡人”的娓娓诉说，他不仅仅说出了个体和故乡微妙的血缘关系；不仅仅诉说个人在流亡途中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家园，一步步向着憧憬的新耶路撒冷迈进；他还说出了真相！要问我真相是什么？我认为是人类的普遍状态，我不仅仅将国人看作远离故乡的迷离游子，人类皆然！我们都在一条流亡的死路上匍匐前进，自认为无限生机。“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实则让人类负伤累累！故乡不再存在，家园早已被毀！我听到了最純真最本真的呼喊：“我要回家，家在天外”。如同断奶的婴孩。（2008）
“不寐之夜”的思想力量/谢泳
任不寐对于当代中国思想界来说，已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虽然他还没有出版过自己的专门著作，但人们可以在每当有大事发生的时候，听到他的声音，他的声音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他是一个在思想不大被人重视的时代里，还相信思想力量的人，这也就是他为什么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还要坚持办一个以传播思想为主要倾向的网站“不寐之夜”。
作为一个迷恋思想作用的人，任不寐对自己的网站倾注了最多的心血，他想用“不寐之夜”的努力来告诉人们，在当代中国社会，为思想而奋斗的追求，总会在艰难中有所收获。
“不寐之夜”的风格是，相信进步是一点一点积累而成的，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的是平和的改革呼声和渐进的思想倾向，大体说来，“不寐之夜”的理想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选择，在网络时代，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重新点燃思想启蒙的火炬，这是非常难得的，在任不寐这种理想追求的感动下，在他的网站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力量的基本体现，也能听到他们最新的声音。
过去，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声音是通过报纸杂志和出版来传播的，但在目前中国思想界的困境中，那样的时代条件还没有完全成熟，任不寐是敏感的，他选择网络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可以说是最佳的选择，因为只有这里是自由思想的家园，可以有自由的呼吸和独立的言论。这是一个有思想魅力的地方，如果你走到这里，会被他那种从容而又散发着理想的空气所吸引，而留恋忘返。
任不寐是一个努力播种的人，他要收获的是未来的理想，他的努力和追求，总会开花结果的。任不寐是一个让人感动的笔名，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是一个让人有历史感叹和联想的笔名，他所期待的就是让人们不要忘记，思想努力的征途虽然是漫长的，但还有人要走下去，走到不能再走的时候……
2002年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