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几天在文学城发表了土楼岁月（二）：被赶出教堂之后，其中有1968年秋天发生在我们小镇的残酷迫害群众的纪实，有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有流落街头，含冤致死的，有跳楼自杀未遂被绊架游街致死的。他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但是还是发生了。
在这篇文章里，我写到我们一家在被赶出教堂之后，就差点流落街头，后来寄居好心人的小屋数月。那些日子，我终于感受到了什么叫”一夜白了少年头”。我头上的白发在那些日子开始长了出来，我的老泪纵横，心在滴血。看到那么多年轻人被游街，劳教，仿佛明天被五花大绑的人就是我，我甚至觉得人生的路是不是走到尽头了？一夜之间有老之将至的感觉。正如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写的名句”我一直以为人是慢慢变老的，其实不是，人是一瞬间变老的。”
我的这篇文章基本上是我妹妹的原文，我的记忆和我妹妹有些不同，写下来算是对土楼岁月回忆录的一个补充，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三日这一天秋风萧瑟，石码礼拜堂的苹婆果的秋叶呼啦啦落黄了一地。几位红卫兵气势汹汹地闯进来，在圣殿前张贴了一张“勒令”：勒令历史反革命分子、反动教头吴乃文三天内滚出教堂。他们都是平时经常来教堂玩的邻居孩子，他们的父母和我们的父母平时也和睦相处，谁家有难，大家互帮互助。因为出身好，他们的子女成为文革的闯将，现在还要勒令我们滚蛋。
把屈辱和愤怒强压在心里，我实在窝火憋气。但父母要我们忍耐，用圣经的话鼓励我们：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父母说他们只是被蒙蔽的本性是善良的孩子，只是被人利用打头阵，上帝会原谅他们。父母的话让我铭记一辈子，所以直到现在我们都不会怨恨他们，不会怨恨那些文革中给我们制造痛苦的人，我们可以用爱来过日子，因为我们是远离仇恨的上帝的儿女。至于当时我父亲为什么会被扣上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我们不知道，但是上帝知道我父亲是好人，这就够了。
那时我们曾多次听说外地的牧师被赶出教堂，有的流落街头，有的迁居他乡，有的被迫自杀，有的含病而死。相比之下，教会停办两年，但我们还可以住在牧师楼楼上两房一厅。父亲没有薪水，但我们还有海外亲人的定期汇款。过日子虽然提心吊胆，全家人还是平平安安。信仰的力量使我父母一无牵挂，把未来交给上帝。
但这一纸勒令对我们子女而言，一瞬间的感觉是如晴天霹雳灾难降临，我们就要无家可归了，就要地做床来天当被盖了。但父母非常平静，何去何从？路在何方？家在哪里？自有神的安排，孩子放心吧！上帝爱你！
母亲在祷告之后找到张阿姨。张阿姨是教会的老姐妹，和我母亲情如手足，知道我们的困境之后，不怕避嫌，毫不犹豫地把她自家前面的一个放东西的小房子借给我们居住，那时很多邻居看到我们唯恐被诛连，避之不及，但张阿姨凭她的爱心为我们救难解危。虽然这老房子只有15平，屋顶还漏水，但是我们一家好歹也不必流落街头了。
那三个月简直是度日如年，寝食难安，父亲被关押游街毒打，银行的存款被冻结，无钱买米，弟弟把自己养的小绒鸡拿去菜市卖，小妹去给人家做斗笠。我多次找居委会领导干部希望把我们家的侨汇解冻，但是屡屡被拒之门外。全家7人挤在两张木床，下雨的时候半夜要起来拿脸盆接水。
屋漏偏逢连夜雨，但有时这场夜雨是梦寐以求的及时雨。三个月后上山下乡的高潮的到来，对我们一家来说，就是一场及时雨。我们全家都要下乡了，我们要到广阔天地安家了，我们要离开了这个救急救难的老房子了，感谢这个老房子留给我们的难忘的记忆。
传说春秋时期的伍子胥有个“一夜白了少年头”的故事。刘禹锡有过“ 西风一夜催人老,凋尽朱颜白尽头。”的诗句。更有岳飞“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千古悲叹。这些老前辈们如果在世的话，看到文革的人间惨剧，伍子胥可能不只是“一夜白了少年头‘，而是“一夜断了少年头”。还有像岳飞那样的国家栋梁，比如刘少奇彭德怀，不是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吗？比被秦桧陷害有过之无不及，这就是文革的悲剧。我“一夜白了少年头”的个人悲剧，比起文革中的那些为真理而献身的民族英雄人物，真的算不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