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文人不少，能成为中华文化的标志之一，影响千百年的人却不多。其中对知识人熏染最厉害的要数陶渊明。中国的文脉，从汉代跳跃了无数人，落在陶渊明身上，使他成为向下传递的一个重要起跳点。
一千多年来，对元亮先生的评价出奇的一致，尊崇敬仰，很少受到讥讽、嘲骂、贬低，在中国彼此相轻抹黑的文坛上算是一朵永不凋谢的鲜花。先生地下有知，肯定欣慰有加。
人们对陶先生的好评，来自于其诗文的非凡感染力，恬淡的情怀与一身傲骨的人格魅力。毫无疑问，作为诗文巨星，靖节先生倾注的一腔心血，硕果累累，值得华人为他骄傲。如果结交朋友，人们一定会毫不犹豫选择陶先生，谁会不喜欢没有机心，透明素简的人呢？然而是否好相与，就不敢说了。在陶渊明的眼里，能和他做朋友的，仅仅两个人，“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至于作为他的妻子儿女，恐怕就更加未必感觉幸福了。而他成天沉溺于精神的桃花源中，显然没有也不可能尽到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一个正常人，一个没有自外人间，与社会彻底分割的人，不可能完全一意孤行，不管不顾，一门心思直冲南墙撞去，不可能没有令之气短的软肋，让他抚之惭愧，思之内疚。
陶渊明将自己置于统治集团之外，混迹等级社会下层，甚至处于社会边缘，都是源自他深入骨髓的贵族情结。他像屈原一样，有一个引以为自豪的源远流长的贵族血脉。因此尽管他只是不大的彭泽令，却看不起前来视察工作的平民出身的郡督邮，不愿意用整装恭迎的礼仪去接待。他感叹“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表达的就是世族对寒族的傲慢态度。这是等级的成见，他的祖先是两千石的等级，“五斗米”在陶渊明眼里比几把芝麻多不了多少，丢弃了也不过少了仨瓜俩枣，饿不死。陶先生不愿做官，除了不喜欢伺候上司，寄情文化精神世界外，还有忠于晋朝的原因。因为其曾祖、祖、父都在这个政权下做官。《宋书》说，其曾祖做过晋朝的宰相，所以陶渊明耻于屈身做小官。他写的文章，在东晋“义熙”年号前，都标明晋朝年号，而自刘宋“太初”以后，光记甲子而已。还有记载说，在晋时，名渊明，刘宋时改为潜。这种做法明确表示了以晋为正统，不与刘宋合作的政治态度。在晋时，不愿放低身段做屈居人下的小官，到刘宋则连朝廷都鄙视起来，更不会入伙参团了。
贵族子弟如果不愿意或不精通仕途，多半会向文化方面发展。晋代更是这样一种典型社会：王家潜心书法，谢家寄情山水诗，而陶渊明诗文俱佳。曾经优越的家庭条件，使他得以广泛接触传统文化；而家道中落，又促使他更加深刻地领悟其中精髓。细读渊明文集，浸透了两个字：闲、静。这两个字是其贵族情结和孔子、庄子思想融合之后提炼出来的，是安放其心境，释放自我的秘诀，也是超越纯粹物质享乐与谋生烦累所达到的精神境界。所谓“闲”，即有关生计的俗事，他是不做的，“家务悉委之儿仆”，干好干坏，他都不在乎，“未尝有喜愠之色”。闲不单纯是拒绝汲汲于名利的慵懒，更是“心远地自偏”的心境，是远离人间烟火，只做自己想做喜欢做的事。悠哉游哉，又是独自采菊、观山，又是与同样情怀的“素心人”一起欣赏奇文、相析疑义。所谓“静”，是远离“车马喧”的尘世和庸俗势利卑鄙的小人，淡漠世俗功利之心，不问世事，不说世事，幽居乡野，琴书相伴，身心融于自然。陶先生的闲静离不开酒。酒是营造闲静气氛和精神的酵母与助力，而且是麻醉剂，用渊明先生的话说，“酒能祛百虑”。先生无酒不欢，离不开酒，愉悦或失意时想到的首先是酒。酒可以让他少想烦心事，在醉意朦胧中远离现实。
闲静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多数视陶先生为偶像，总把“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和《归去来赋》挂在嘴边的人都做不到。它首先需要物质保障，不缺乏起码的生活资料，但又不至富裕（死不了活不旺的状态最佳）；其次需要周围的人认可与支持，或者他的意志可以强加于他人之上；最后他本人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坚守不动摇。这些，他老人家都不缺，尤其是最后一项。经济方面，他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虽然有时年景不好收获较少，“夏日常抱饥，寒夜无被眠”。甚至会食物告罄，只能向邻里乞讨，但多数时候缺的仅仅是酒而已。这是他敢于羞辱上司，兴高采烈炒了老板鱿鱼，一路撒欢跑回乡下的底气。
闲静是文学艺术创作的条件之一，但不是生活的条件，可能还是生活的消极或破坏性的因素。闲静是摒弃世俗的高雅，生活恰恰充满了世俗烦扰。为了实现理想，过上向往的生活，他不大顾及妻子儿女的感受。妻子抗争过，在彭泽令任上，陶令为了给自己酿酒，任性发作，要把公田都种上秫谷，妻子坚持反对（估计少不了说，我嫁给你是为了穿衣吃饭，不是做三陪！），一再要求种稻子维持家计，俩人不知关上门干了多少架，最后才作出各占一半的决定。后来，陶先生抱怨妻子不理解他，不支持他的理想，达不到传说中春秋时楚国老莱子老婆的觉悟（“室无莱妇”）。老莱子妻是汉代刘向在《烈女传》中树立的“贤明”典型。老莱子是逃世的隐士，躬耕山间，生活清苦，楚王闻名前来邀请他出山参政，老莱子妻认为，吃了人家的酒肉，就得忍受人家的鞭打；做了人家的官，就得准备被斧钺砍头。一旦为人所制，能免除祸患吗（她没说出口的意思有：吃谁家饭就得保护那口锅，擦洗得倍儿亮，也好向人炫耀，我吃的是干净饭）？于是，夫妻双双逃亡，避居他乡，继续过着自由自在的隐士生活。陶渊明可以不断提升自己，却改造不了老婆。这份苦恼，又为他浸泡酒中多了一条理由。
对五个儿子，陶先生不太管，光顾自己与朋友读书、品文、弹琴、饮酒、旅游，或者管教也不得法，没有把自己的文学才能传授给下一代（当然，才能不是遗传的基因），孩子们在文化方面都没啥慧根。“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渊明先生伤心失望，只能听其自然，随他去吧。“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他酒杯不离手，与儿子不成材也有关系。陶先生自己过得潇洒优雅，家事大撒手，不愿过多操心。对老婆，陶先生没有愧疚，只有抱怨。对儿子，则不同，觉得亏欠太多。
五柳先生有一篇晚年写给儿子的信，流传甚广。在这封信里，给人印象最深的，仍然是他的精神世界写照。一不留神，便夸起自己来。“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阴，时鸟变声，亦复欣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这种闲静的生活状态，羡煞多少文人墨客。但是写信毕竟是对儿子的交待，所以有自责，对因为自己的性格和追求，与世道相悖，给儿子们造成的困苦生活“幼而饥寒”很是内疚和忧虑。“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内疚归内疚，自己却不可能做出任何改变，只能寄希望于儿子们抱团相互扶助。
一个人，无论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只要心甘情愿，是自己设计的路线，都可以无怨无悔地忍受。可以像子路一样穿破衣烂衫，站在一群被高级裘皮围裹的富贵人中，依然心境坦然，气宇轩昂，毫无自卑猥琐之态。然而一旦结婚生子，再想继续走下去，就不容易了。看到孩子在吃穿生活学识诸方面均不如同伴小朋友，输在起跑线上，还能心中波澜不兴吗？造就叛徒最厉害的一着，就是拿老婆孩子威胁，一般人都扛不住。孩子，是正常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是难以坚硬的软肋。
五柳先生心中的这道坎也过不去，但是熟读古书的他却找到了一个奇葩榜样----王霸。王霸在《后汉书·逸民传》中有记载，在《列女传》中有其妻的专门介绍。他是西汉末东汉初太原广武人。志向清高，隐居不仕。其妻与他情投意合，也不为外间花花世界所动。楚相令狐子伯是王霸的发小，两人一直关系很好。有一次，令狐派儿子给王霸送信。其子也是郡功曹（郡守助理），车马衣服光鲜靓丽，气度不凡。王霸的儿子正在田间耕作，听说家里来了客人，就扔下锄头跑回来。看到令狐公子偌大气派，顿感自卑自惭不能仰视。王霸看见，心中酸楚，面露愧容。客人走后，王霸闷头躺着，长久不起。妻子奇怪，问起缘由。王开始不好意思说，妻子揣度是自己哪里做的不好，便主动道歉。王霸这才道出心中苦楚，原来他看到儿子与令狐儿子的差别，一个容光焕发，一身华服，举止大方得体，而另一个蓬头垢面，满口交错的犬牙，不识礼数，见客不知所措，自觉矮人一头。父子情深，心里不是滋味，怅然若失。妻子说，你一直修养清高节操，不屑于荣誉地位，令狐子伯的富贵与你的志向比较哪个更高呢？怎么能忘了宿志而为子女惭愧呢？王霸立刻起身笑着说，你说的对呀！于是和老婆坚持终身隐遁。
这段王霸夫妻同心的故事，让陶先生十分感慨，即便老婆跟自己想法各异，也要像王霸一样坚持理想，子女的事情就不用介怀了吧。“尔之不才，亦已焉哉！”做了羲皇上人，便做不得国民好老公好父亲。如果陶先生顾及了妻子儿子的处境，转身重新投入官场，放弃闲静，否定桃花源，还会是五柳先生吗？还能写出那些隽永飘逸潇洒的诗文吗？人生两难，老人家在临死前，真的彻底释怀，没有遗憾内疚了吗？
家国不幸诗家幸，我们在庆幸中华文化有陶渊明这样一位增光添彩的伟大作家时，应该怎样面对其两个妻子和五个不幸的儿子呢？如果感谢他们困苦的生活是成就陶先生的伟大牺牲，是对他们的恭敬，还是揶揄？是我们对陶先生的热爱，还是对其妻子儿女的无情？
老人家可以说：“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我，“欲辩已忘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