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的故事
奶奶去世很多年了。但奶奶的故事，仍是我和妹妹经常常念叨的話題。就像一個經典，永不過時，而且還有一种在百年老树下乘凉的亲切感。
奶奶没有正式的名字。纸张文件上寫的是郑王氏。因为她夫家姓郑，娘家姓王。印象中她是有乳名的，但我们这些晚辈都不知晓。奶奶没有接受过文字教育，但是除了不“知书”之外，不论是在老家的山里，还是在城市与我们生活的日子里，她那善良，寬后，雍容端庄，不卑不亢的举止和习惯，不是“達理”兩個字能概括的。就像是一座美麗的宮殿，不能用一座“建筑物”概括一樣。雖然理論上宮殿屬于建筑物。
奶奶出生的年代大概在1901年。這是我從她去世的年齡推算的。而她那雙像搗蒜錘大小的纏足，也足以證實她出生的時代。
第一次對奶奶有印象是在老家的窯洞里，奶奶在土灶前為我們做飯。她穿著白色汗衫，一條黑色的人造棉褲子。褲腿龐大，褲腳處用黑色裹腳布裹住。一張銀盆大臉，皮膚極白，兩只眼睛除了大之外，黑色的眼球遠多于眼白。嘴唇稍厚還帶些棱角，鼻子大而豐滿，還閃亮。在做飯時，她不時地用圍在脖子上的小毛巾擦汗。一雙小腳套在白襪子黑鞋里，在灶前“搗來搗去”。灶前的那塊地面顯然比別處凹進去些。那是我剛記事時，奶奶在我腦子里的第一張畫面。直到現在，那還是最清晰的一張。
奶奶是個地主分子。她出身于一個富裕的娘家，又嫁了一個富裕的婆家。以至于在土地改革時 ，那些政治標準像一個合適框架，正好把她那個雖不是豪門，但卻殷實優渥的家庭框在地主的范圍。奶奶就成了不折不扣的地主婆。結果爺爺承受不起這個帽子之黑之重，匆匆早逝。奶奶就成了當時黑五類中的第一類，“地主分子”。
這個帽子遮蓋了天之高，也縮小了地之闊。從此奶奶就在家門外那條一里長的羊腸小道上走了幾十年。
奶奶其實是就是一個在山里的自然環境中長大的一個自然人。像當時千千萬萬普通婦女一樣，遵循著一個女人的自然周期，過著一個女人的生活。她不懂的什么是階級，什么是壓榨。如果說她后來知道了什么是地主分子，那要歸功于落在她頭上的那頂帽子和后來一系列的思想改造。有點兒像是一個滿腹經綸的人給一個天真的孩子講“紅樓夢”，講完了孩子點點頭，哦，原來賈寶玉加林黛玉就是“紅樓夢”。因為，據說當時地主分子的標準是：土地加長工。
奶奶也不知道什么是“紅樓夢”。她沒有文化，周圍的一切似乎都是與生俱來的。她從來沒有刻意地給我們講過家史，跟我們玩耍時，曾云淡風輕地說過，年輕時家里是男廚做飯。還說家里出過武狀元。也曾經說過她出嫁時的轎子和馬匹或者是騾子。當她說這些的時候，我們還小也不懂。很像約翰，克利斯多夫的爺爺給小克里斯多夫講故事，老小孩笑，小小孩也笑。其實老小孩笑的，小小孩不懂。小小孩笑得，老小孩也不知道。
只有一句話我記得最清楚，那也是我所知道的奶奶說得最“趾高氣揚”的一句話：“咱姓鄭家的閨女從來不怕別人”。那是我結婚前，奶奶大概怕我受欺負，才拿這最簡單最樸實的語言來鼓勵我。現在想起來還熱淚盈眶。奶奶腦子里的結婚大概還是像她那個年代的出嫁。
所以奶奶這個地主分子在接受改造時，一定是一張白紙，給她什么她就接受什么，無恨無怨。與那些讓人恨之入骨的“半夜雞叫”之類的地主或地主婆不太像。
奶奶很善良。她的善良不是刻意的，不是渲染的。她的善良是在她的生活中，在她那樸實的不能再樸實的勞作中告訴我的。就像電影“花落花開”里的女主角，用生活中最簡單的顏料，涂抹出最原始的素樸藝術。
她有六个孩子，两个儿子和四个女儿。父親是長子。曾聽父親講過，當時他沒有去念大學，而選擇了做人民教師。因為教師算是國家干部，這樣可以幫助奶奶和家里。后來父親和姑姑們都離開老家到了城市，老家只剩下奶奶，叔叔和嬸嬸。
自古，中国人的风俗是媳妇伺候婆婆。但到了奶奶這里卻却變了規矩。當年，嬸嬸和奶奶在老家，叔叔平時在外村教書。婶婶嫁给叔叔时，想必也羡煞许多人。因为嬸嬸，叔叔都是一表人才，家境又好。但是世事难料，随着家境的败落，加上叔叔和婶婶一直没有孩子，本来就不爱讲话的婶婶就更显得古怪。后来，婶婶得了一种病。犯病时，便伸着兰花指唱戏。
奶奶為了減少嬸嬸犯病的機會，處處依著嬸嬸。嬸嬸想吃什么，她就做什么。還不允許父親和姑姑們說嬸嬸的不是。我們放假回老家，也得小心謹慎，不能惹嬸嬸生氣。记得当时她们养了一只母鸡，不知怎么训练的，那只母鸡会飞到窑洞旁的一个一人多高的壁匼里下蛋。我很喜欢等鸡飞出去后，踩著小凳子去取那个还带着温度的蛋，取出后，是给婶婶吃的。與其說補充營養，倒不如說是讓其歡心。小小雞蛋被奶奶賦予了治療功能，雞蛋能治“蘭花指”。就這樣，奶奶照顧了嬸嬸很多年。也是無恨無怨。
長大后我才理解，奶奶照顧嬸嬸是因為媳婦在她的眼里比閨女更重要。因為嬸嬸也喊她“娘”。一個“娘”字抵的住千年風俗，一個“娘”字牽掛成萬縷血脈。奶奶那雙“搗來搗去”的小腳，搗出來的都是善良。
父親曾告訴我一個他小時侯的小故事，說的是有一天，父親在路邊看到有人偷家里的莊稼。為了不讓偷者難堪，他便躲藏起來，繞道回家。從這一小事便可看出奶奶對孩子們的影響。因為這種善良絕對是從家庭中潛移默化而來的。是融化在血液中，閃現在不經意的行為上。
那個年代，政治運動是隔幾年就要來一次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奶奶作為地主分子又要開始另一番的勞動改造，去采石場采石頭。
到現在我也不知道奶奶那雙小腳是如何行走在石頭之上或石頭之間的，有沒有摔過跤，有沒有受過傷。我只知道父親告訴我，奶奶在采石場時還是像平常一樣，來之安之。她還把兒女們孝敬她的全國糧票拿去給她的難友們。因為在奶奶的眼里，她總比別人生活的好。就像是看到半瓶水，她一定會說還有半瓶真不錯，而不會說為什么只有半瓶這么少。
后來，奶奶來城里和我們同住，我才注意到奶奶確實有著“地主婆”的一面。因為洗盡鉛華，仍退不去她那從小就培養出來的一些精致的生活氣質和做派。
首先，奶奶那一頭白發總是整整齊齊盤在腦后。銀盆大臉總是用雪花膏抹的很滋潤。一件普通的人造棉白衬衫，到穿破时，她都还都洗的雪白。所有的衣服都疊的平平嶄嶄，有楞有角。雖然她所有的褲子都是要用纏腳布綁在腳踝。
她春夏秋冬都在家里用澡盆洗澡，说去澡堂很害羞，很脏。八十多岁时，每次洗完澡，她還戴着老花镜，用一個梯形小刀，修整脚上的老茧。她的腳除了大拇趾不怎么變形外，其它四趾全貼在腳底，腳繭層層。修腳大概是她從幼年纏腳后就開始的習慣。因而，八十多歲時兩手還能抱著腳，兩眼也能看得清。看來干什么都需要童子功呀。那雙小腳，從清朝走到新中國。奶奶在社會主義的陽光下，修理封建主義余孽，修的得心應手。
因此，我記得奶奶左手無名指上的金戒指。因為在奶奶修腳時，戒指和那個梯形小刀都閃閃發亮。我時常想，在土改和文革時，奶奶肯定是“地主”習性使然，把戒指藏起來了。圓圓的戒指不知圈了多少個故事。她沒講過。
奶奶喜歡客人。來訪者無論是鴻儒，還是白丁，奶奶都熱情相待，很有大家氣派。她還不像別的老人倚老賣老罵孩子。小的时候，我和妹妹弟弟很淘气。 高兴起来，笑翻天，不爽起来吵翻天。奶奶就会坐在沙发上也像孩子一樣，手捂著耳朵说“又炸了，又炸了”。然后笑得像菩薩，看著“百子鬧春”。有一次，我洗袜子。奶奶看我洗的别扭，用双手捂着眼睛说：“不敢看，不敢看”，但卻從彎彎的手指縫里瞅著我。等我洗完后，她又悄悄地重新給我洗了一遍。老小孩照顧小小孩，小小孩卻裝著不知道。
后來我的一些閨密也喜歡上了奶奶。我不在家時，她們也去我家玩，是去找奶奶的。她們覺得有奶奶的家庭很幸福。
奶奶沒有教導過我們好好學習。但是，當年讀書，我是在奶奶身上練習的聽診，叩診和觸診。奶奶時坐，時躺，深吸氣，再吐氣。在我的指令中配合我的課后復習。我想，她當時做我的“半裸”模特，心里一定很驕傲，很歡喜。有一次，我跟著電視學英文，奶奶和我一起學。我問：“奶奶能學會嗎”，只見奶奶抿了抿口唇，一臉自信地說：“別人能會，咱也能會”。口里已經沒有幾顆牙了，還說得字正腔圓。我看著她，笑著說了一聲，真是“地主分子”。
奶奶是个地主分子，当时这像是一顶无形的帽子戴在头上。许多人由于这种帽子而全家遭殃，甚至丢掉性命。因为有这个帽子，奶奶必须参加村子里地主分子會議，和各种思想改造，還要下地勞動。因此有很長時間，她都住在老家。后來，因為老家的窯洞塌方，奶奶才來城里和我们在一起。
大約在八十年代初，有一天，老家來信说，奶奶的地主帽子去掉了。這意味著奶奶已經是個合格的人民群眾了，不是人民的敵人了。這在當時，是天大的喜事。
那天，我記得很清楚。父親下班回到家里，興奮地先叫了聲“娘”。還沒等奶奶從里屋出來，父親就說：“娘，你的地主帽子摘掉了”。谁知，我那八十多歲的老奶奶慢慢地走到客廳，像平常一樣，用极标准的老家话说“戴住也不沉，抹了也不轻”。老家話不說“摘”，而是“抹”。說完，兩唇一抿，頭一揚沒事了。她手中的拐杖沒有激動地搖一搖，兩只小腳也沒有歡喜地“搗兩搗”。几十年的灾难之源，就在这一戴一摘之中过去了，就像船过水无痕，還是無恨無怨。
當時在旁邊的我，因她巧妙的回答而哈哈大笑。但老小孩卻沒有笑。從此她也再未提過此事。我看到了一個“地主分子”生涯的結束時刻。
后來我想，奶奶講得是實話，她不覺得那是個帽子。生命中的疼痛可能從她纏腳時就開始了。一生中的起起落落，都是航行中船與大海的關系。沒有海，船無所依托。既然航行在海上，波浪都在意料之中。這是我幫奶奶總結的，有點兒拔高她了。
兩年前我十分想念奶奶，十分想念老家。當我回老家祖上看到奶奶以前的家，看到那百年之后還屹立的老屋，看到那百年之后還栩栩然的石雕木刻，我更理解，從那里走出來的奶奶為什么與眾不同。那種不同，是天然的。沒有經過學堂。
我很慶幸我有奶奶，并慶幸能在她的晚年與她共同生活一段時間。
現在，我以一些還殘存的記憶，對一個從封建社會到新社會長者的后半生，做一個簡單的記錄。從而也對那個時代做一個簡單的勾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