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岛社长还有一件事是我记忆犹新的。有一次他说有事同我商谈，我看他神情严峻，欲言又止，不似平日里嘻嘻哈哈，以为他要“位卑未敢忘忧国”同我这个中国小民说道说道类似日本首相是否应该参拜靖国神社或者那个中日都想据为己有的小岛究竟是日本的尖阁列岛还是中国的钓鱼岛之类的国家大事。未料他字斟句酌一开口，说的却是Y桑的事情（就是介绍我与他认识的那个朋友）。他说Y桑委托他做一件事，可是他觉得那事不该做，所以拒绝了Y桑，而且也劝Y桑不做。但他觉得Y桑有些不高兴，不再去他那里，心里有些介意，所以同我商谈，想让我替他解释一下，并也劝劝Y桑。我问他Y桑所托何事，他说Y桑想让他打电话去法务省告发某个中国留学生，原因是Y桑与那个留学生起冲突，似乎吃了亏，想要报复对方，而Y桑知道对方在日签证早已过期，是非法滞留的所谓“黑户口”，所以托他帮忙举报那个留学生。我一听是那事，就劝丰岛社长不必介意，说Y桑不会因为被拒绝而与他“绝交”的。我没有告诉丰岛社长其实我知道Y桑那件事，而且知道那冲突是为了一个女的。Y桑在找丰岛社长之前，曾先找过我，对我说了他那事情的原委之后说他日语口语不好，要我帮他打电话去法务省检举那个“黑户口”。 我说那做法太小人，叫他别那样做，他听后表示算了的，没想到结果又去找了丰岛社长。可是丰岛社长认为报复应该堂堂正正，“密告”太不正派，所以也拒绝了Y桑，并劝Y桑打消那个念头。我觉得在是否可以或应该充当“朝阳群众”去密告这个问题上，丰岛社长与我看法做法都不谋而合，因而印象深刻。Y桑后来如我所说，并没有因为丰岛社长拒绝他而与之断绝来往，他后来找到了其他女朋友，结婚生孩子后还居住在蕨市的。
丰岛社长的事务所里常有他的朋友去找他聊天。几个人相对坐在沙发里边喝咖啡边闲聊。最常见到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在隔壁二楼开诊所的牙医麻生先生，另一个是蕨市的社会党议员小林先生。我在丰岛社长那里碰到他们多次，后来彼此也有些熟悉。麻生先生个子不高，身材粗壮，头大脸大，留着齐耳长发。他的鼻子有点红，上面毛孔很大。麻生医生的名片上除了印着牙医身份外，还印着是作曲家，而且是日本什么作曲家协会的理事之类的。我不知道他做过什么有名的曲子没有，但丰岛社长似乎认为他很了不起，总是称呼他“先生，先生”的，说他很“矮辣已”（了不起意）。然而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要将作曲家或医生的印象与那个粗壮的红鼻子麻生先生统一在一起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麻生先生总喜欢说日本人“阿达吗意义”（脑子好，聪明），但我听着总觉得他是在说他自己“阿达吗意义”。麻生医生那时候喜欢上了一个中国女生，正在努力搭讪，想要追到手。那个女生我认识，她其实是我一个朋友的太太，他们夫妇那时候住在与蕨市相隔一站路的西川口市，太太在蕨市的一家咖啡店里打工时遇到前去喝咖啡的麻生医生，麻生医生自称对那女生一见钟情，之后每日去那咖啡店喝两三小时的咖啡，继之就开始约女生出去吃饭。那女生对这类事似乎应付自如，约会只限于喝咖啡或吃饭。丰岛社长曾与麻生医生一起去咖啡店见过那女生，回来赞不绝口说那女生是“斯高邑美人”（非常漂亮的美人），后来听说我与那女生认识，便向我打听那女生的情况。我告诉他那是我朋友的太太，孩子都有了。丰岛社长连说看不出，看不出，之后就劝麻生医生知难而退。但麻生医生不惧困难，满怀信心地表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于是继续挑战不可能的任务，依然频繁向女生发出吃饭邀请。但后来那女生的丈夫考上九州某大学，夫妇搬去了九州，麻生医生到底没有再追到九州去请客吃饭了。
小林先生是蕨市的社会党议员，那时大概六十来岁。丰岛社长是他的后援会会长，逢选举时事务所门口竖着小林先生的竞选广告牌。听丰岛社长说小林先生那时在蕨市已连任了好几届议员。小林先生身板笔直，看着很精神。他的眉毛与曾任过日本首相的那个村山富市桑一样，眉梢处的毛长而多而密，桀骜不驯地向四处叉开。每到选举的时候，会看到小林先生坐在选举车里在蕨市的各条马路上来来往往造势拉票。车上彩旗迎风招展，喇叭里不停地重复小林先生请大家多多关照。选举期间，上下班的高峰时段，小林先生总是西服笔挺地站立在车站入口处，身后竖着几面他的竞选旗帜，对着进出车站熙熙攘攘的人群不住地点头哈腰，嘴里说：大家辛苦了，请多多关照，谢谢大家。他的肩膀上斜挎着一条宽阔的红色缎带，上面写着候选人小林XX的名字，手上戴着白手套。有时会有人向他点点头，打个招呼，他便不失时机地趋前，伸出双手与人握手，但大多数来往的人群只是匆匆忙忙地进出车站，无视他的存在。
小林先生的事务所在市役所（市政府）的二楼，门框上方一角有写着社会党议员小林XX的招牌，他的对门是自民党议员的事务所。我去市役所办事时，曾经顺道去他事务所看过，他的事务所很宽阔，墙上有一张当时社会党党魁土井女士的大相片。我指指那张相片说：这不是土井桑吗？他说是，然后说：土井先生（日本人管议员都叫先生，无论男女）是一个真正了不起的人物。说时脸露由衷钦佩神情。间或有楼下办公的科长之类的来找他签名或请示事宜之类的，态度都很恭敬。小林先生尽管显得很和蔼，仍然有一种上司的威严，与他竞选时在车站点头哈腰与人握手时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对比。
蕨市是一个小市，人口只有五万多。它与北京下属的某地是姐妹城市。在蕨市的市民公园里有一口大钟高高挂在一个铁架上，就是那个姐妹城市送的。有一回在丰岛社长的事务所里聊天，说到姐妹城市的事，小林先生说蕨市与上海没有什么关系，我说何不也找个上海的什么区搞个什么姐妹城市之类的？他问我有没有什么关系可以介绍一下，我想起太太妹夫的母亲在杨浦区委里任职，说可以帮他问问。后来与国内联系，国内响应积极，数日之内寄来了杨浦区的情况介绍的有关资料，图文并茂，且有英日文翻译文字。我将那些资料送给小林先生，他似乎没有想到中国人办事效率如此之高，边翻看资料里的相片边连连说：“斯高一哪”（了不起意）。他说他将那些资料带去市役所，市政府讨论后给回音，然而之后就泥牛入海不见动静了。大约过了个把月，有一天傍晚我沿铁路边散步时，巧遇小林先生从对面骑自行车过来，他见到我后下车对我说，正有事要找我，问我何时在家，他去我家里详谈。我与他约了时间，他果然如约来谈。谈的就是上述姐妹城市的事情。他说他把那资料拿回去给市政府看了后，大家都被对方城市的规模吓到了，杨浦区人口一百多万，是蕨市人口的二十倍，两者差距如同大象与蚂蚁。简而言之，蕨市政府的结论是蚂蚁无法与大象攀亲，所以上述事情只好作罢。他说完，似乎觉得对我很过意不去似的，我让他完全不必介意。其实见他拿走资料后便没有了下文，我早就猜到是那么回事了。
小林先生去我家之后过了没有几天，有一天有人按门铃，开门一看是一个陌生的青年人，身上背着照相包，他递上一张名片，自我介绍说他是蕨市市报的记者，想来采访我，我觉得蹊跷，说我是一个留学生，有什么可以采访的。而且他怎么会知道我住在这里。他向我解释说，小林议员对他们报社说蕨市现在有不少留学生，日本正在搞国际化，地方报社也应该有国际视野，关心报道一些蕨市的留学生在日的生活学习情况。然后就给他提供了我的信息。我让他进屋，东扯西拉了一会儿，他又叫我到门口照了两张相片，“采访”即告结束。之后一两天，有天上街，刚出门，街对面一家肉店的女老板兴冲冲地跑过来，笑嘻嘻地对我说：啊呀，我在报上看到你了，还有照片。原来你是上海来的呀云云。
我知道那小记者来“采访”我，是小林先生的一番好意。他似乎对那件没有结果的缔结姐妹城市的事情觉得有些过意不去。日本人不善拒绝别人，生怕会使对方难堪尴尬。因而常为如何说“NO”费踌躇。小林先生当初拿了资料之后没有下文，我就知道那事不成，可是他却迟迟不明确告知。他仿佛是要找个合适机会和方式郑重其事地做一“了断”，其实按我们中国人的秉性或风格，这点小事行就行，不行就拉倒，无需吞吞吐吐拖泥带水的。他又仿佛觉得欠了我的情，而日本人的文化习惯是欠情必还的，这大概就是那个小记者来“采访”我的缘由。其实我与杨浦区那个亲戚联系一下不过是一个电话或一封信的举手之劳，成了是件好事，不成于我也毫无损失，我是完全不觉得自己对他施加了什么需要回报的“情”的。然而这件事也使我看到了日本人做事的不同风格，体会到了日本人情感的细腻之处。
2009年，我时隔多年之后回东京时，重回蕨市想去看望丰岛社长和他的朋友，然而他的不动产事务所已经没有了。楼上麻生牙医的诊所也一并消失。丰岛社长事务所旧址变成了一个小商社，我去那里打听丰岛社长和小林议员的下落，那商社里的社员一脸莫名其妙的神色问我：丰岛社长是谁啊？我又去从前住过的蕨市旧居和从前时常光顾的蕨市市民公园看了看，在那里盘桓良久，之后回到车站，坐电车离开了蕨市。（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