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祠堂里，生于1960年代。
中国的农村，祠堂曾经很多。但在祠堂出生的人，应该极少。
我就是这极少中的一个。
生在什么地方，由不得你的。但长大后，有时候想起来，生在祠堂，是冲撞了先祖还是多受了些庇护，无从求证。
印象中的祠堂，甚至有阴森的气息，小时候进出，说话走路，不敢有大动静。
上网一搜，更觉得祠堂是一个很严重的地方。
宗庙制度产生于周代。上古时代，士大夫都不敢建宗庙，为天子专有的。
据考证，宋代朱熹先生提倡每个家族建一个祠堂，奉祀高、曾、祖、祢四世神主。及至清代，祠堂已遍及全国城乡各个家族。
没敢去查祠堂究竟有多少忌讳，一定很多，很严。
有长乐《感恩村曾氏族谱》宗祠规条规定：“一宗祠内外，不准私放畜类，以及不准夏秋晒谷，至于乘凉寝睡等事。违者罚钱一千文，充祠公有；若再抗罚，族房齐集，呈官究治。一祠堂内外，凡有安囤家私柴草，即在祠前焚化示众。”有的家族还规定，妇女儿童不得随意入祠。
也不知道曾经的严家祠堂，有些什么条规和忌讳。事实是，母亲挺着大肚子就带着我的姐姐、大哥二哥，大义凛然地住进去了，柴米油盐吃喝拉撒，接着在1962年正月里大义凛然地生下了老四我。
接生的，依然还是塆里的接生婆，已经不记得她的辈分和怎么称呼她了。哥哥姐姐也都是她接生的。
据说旧时的祠堂都有祠产，有祭田、义田、儒资田等，也叫作“众公田”。义田的收入用于救济族中的鳏、寡、孤、独等贫疾者及赈荒和修祠建庙、造桥铺路等公益事业的摊派或捐赠。
要感谢朱熹先生，他提倡每个家族建一个祠堂，我才不至于生在其他更严重的地方。
住进祠堂，是因为我奶奶总欺负我母亲。父亲当年在外工作，无法及时关照，母亲不愿意也没办法和奶奶、叔叔同住，只能寄人篱下，塆里四处借住。
当年搬进祠堂前，就是在下塆最西头的一家借住。因为西靠土岸，几乎高及屋顶，遮挡阳光而且潮湿，怀了孩子，不便再住。
不知道严家大塆的祠堂曾经有没有祠产，比如义田。但搬进祠堂住，还生下我，没有受罚，也没救济，也算公平。
祠堂建筑的布局是有规制的，规模大小不同，总体布局有共同之处。讲究的，大体上可分为门前广场、戏台、大门、围墙、天井、享堂、拜堂、寝堂、辅助用房等。家族实力不济的，便删繁就简，有个大模样，确保奉祀先祖功用。
关于严家的祠堂的布局和规制，很模糊。仅存的一点记忆，是7岁时二进祠堂开始记事后有的。
严家大塆在鄂东一个叫浠水县三店乡离豹龙庙三两里路的地方，后来叫曙光大队第三生产队，实际上是个自然村，在大别山区，小丘陵。几十户人家，分上湾下湾，方向上东下西，地势上高下低，坡上坡下，紧挨着。
据考证，严姓最早的郡望堂号，在西汉天水郡。天水郡也是赵、姜、秦、尹、严、桂、别、庄、皮、上官等20姓的郡望总堂号，这20姓均发祥于甘肃。堂号也是祠堂的别称，见于祠堂的匾额。
按古制，辈份上溯，是父亲、祖父、曾祖、高祖、天祖、烈祖、太祖、远祖、鼻祖。塆里的祠堂应该是天祖的第二房（支）的，康字辈，所以也叫“康祖祠”。塆里老辈说，天祖辈的老大那一房，祖祠在对面的稻场那边，早就没了。小时候就没见过。
我家这一支，住在下湾，祠堂却建在上塆。不知是否为了上塆的人祭祀、上私塾更方便些。上塆比下塆穷。
旧时祠堂，选址要看风水。比如要坐北朝南或坐西朝东，要背山，大门前要有一口半月形的水塘，上下厅之间，要有一天井，等等。
只记得康祖祠，在上塆的最南边一排，坐北朝南，分上厅下厅，上厅稍高，下厅稍低。上下厅间，一口天井，正方形。屋顶有几片亮瓦，采光用。祠堂大门上的匾额，堂号写的是什么，不知道还有没有老辈记得。
大门前，没有半月形水塘。正前方隔了几亩水田，到有一口大水塘，塆里人叫“中塘”，塘形，基本算是圆的。
大门右前，二十多米处，还有一口小水塘，直径不过七八米，老家话也叫“细凼尔”，浇菜园子的。那是周二妈三妈和六尔妹妹家的。夏天也有青蛙，也开荷花。
办学也是祠堂一大功用。民国时，是塆里的私塾。我家大爹（大爷爷），就当过私塾先生。至于是否有祠产，有否儒资田，没问过。所谓儒资，类似现在的助学金奖学金吧。
没问过这祠堂是否曾经拿义田赈荒，闹过饥荒倒是的的确确的。大跃进时，祠堂改成了共产主义大食堂。不论农闲农忙，塆里人岔着吃，由干而稀，不久就揭不开锅盖，熄了灶火，恢复祠堂。毛泽东的“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估计就是那时候最高指示的。
折腾到只能喝稀时，母亲说，她去食堂打饭，遇上掌勺势利的，垮着张脸故意给你少舀几粒米，遇上周二妈，总是趁人不备给你舀干一点的。
家里现在还保留着一个金瓜桶盖，刀痕累累。金瓜桶是母亲的嫁妆，这时候装粥用。当年二哥两三岁，总是还不到开饭时间，就边拿菜刀剁桶盖，边哭：快点去啊，去晚了吃狗裸（屌）尔啊。
桶盖上的刀痕，是我二哥饥饿的记忆。
我的饥饿记忆，最早在我母亲肚子里。母亲怀我怀了两三个月还不知道，以为病了。有人说母亲糊涂。三年饥荒时期，有多少女人停了例假？我很诧异于我爸我妈的计划生育水平，五个子女，除了生于1956年的二哥大我6岁，都是三年一胎。如果官方档案能解密，大饥荒三年的生育率、尤其非正常死亡率，一定是可以研究的。
同住祠堂的还有一家，我叫光大哥的。70年代初两家的新屋，又是前后邻居。光大哥后来每次见到我，几乎都要说“在祠堂生下来后就发现你聪明”之类的话。作证无非是，在母亲怀里我总是盯着屋顶的几片亮瓦滴溜溜乱转转，很灵醒的样子。
至于某个仲夏的傍晚，在他家门口，一个半大少年，被穿着汗卦热烈地喝粥的他媳妇多肉的膀子，哆嗦着发了个呆，那是后话。
祠堂婴儿时代的记忆，都是母亲的。比如，月子里最好的伙食是煮一铜瓢干饭，小姨送来了一筐鸡蛋，花5块钱从花平哥家买了一只母鸡。比如，一次出门做农活，把一岁多的我锁在祠堂，回来发现人不在，原来是从门缝爬出去爬到周二妈家找六尔妹妹玩。她顺着地上长长的尿布拖痕和尿迹，慌张顺利地找到我。多年后还说：么冇爬到细凼尔淹死哈？狗命。
偶尔也想：后脑凸出似有反骨，后勃颈正中不偏不倚一粒大痣，曾经有同事看到，大为惊诧，说叫“砍头痣”，是否因为生于祠堂冲撞了先祖？总觉得自己命硬，近年前额正中又似有包状开始凸起（画里的寿星老都是这形象），是否因为生于祠堂多受了先祖庇护？
其实我十分潦草百无禁忌的。真实的想法是，生在祠堂蛮特别，甚至有些骄傲。
严家塆的祠堂，大约在1980年代中期就彻底没了。先是被塆里哪家住了，现在只剩下点断壁残垣。
塆里人早都温饱无虞，不少已经小康，也有在外发了不小的财的老板，照说，要是哪位德高望重的老辈提个议，重建不难。
也难说。中国乡村的社会生态，早已不复从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