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在中国，以华国锋为首的“华派”逮捕了“文革派”，掌握了中国的最高权力，结束了“文革”。
1978年在华国锋的同意和邓小平的推动以及在教育部门的操办下，高等院校恢复了正规招生和考试入学，全国有570万以“知青”为主的青年人应试，其中27万人考入高校，他们成为“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批大学新生。他们遭遇过苦难，感知受教育权利的来之不易而刻苦学习。此时的大学校园里还都是“文革”留下的疮痍，连个像样的食堂也没有。教育功能重新复位，发展科技成为国家战略。受到这种情势的鼓舞和渴望情绪的支配，这时发生了知青自发的“大返城”运动。
在“文革”时期，约1,600万知青被“上山下乡”运动驱往农村或山区，据统计有25,690名知青死亡，其中非正常死亡高达62％，还有数万名女知青遭到了当地干部和军人的强奸。知青们在一再受挫、理想破碎之后已不再有当年担当“革命”急先锋的豪迈，只有忍受“变相劳改”的悲凉心境，他们对“前途茫然”的感觉极为痛苦。1978年9月，云南景洪农场的上海知青联名写了一封公开信，历数广大知青的艰困、苦恼以及对生活的绝望，要求返回城市。公开信在知青中广泛流传。1978年10月31日“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宣布不允许知青返城，而且城市学生还将继续被分配去“上山下乡”。华国锋也在会议上指示“坚持知青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这意味着“文革”虽然结束，但对青少年的政策还要继续决定中国年轻一代的命运。这遭到全国“上山下乡”知青和他们父母家人的强烈反对。11月，云南省国营农场的三万名知青发起集体罢工，浩荡的知青抗议很快席卷云南全省，他们的口号是:“知青不是牛马，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家！” 这些在“文革”中疯狂地打人、批斗、抄家、遣送、掘坟的前“红卫兵”们，现在向世人展览自己的“要回家”的悲情。
但知青们的返城要求被某副总理所叱责。这些以前的“革命闯将”如今无招，掩面而泣。他们曾欺辱了很多别人，现在轮到他们也被欺辱。悲愤之下，1979年1月份云南省万名知青发起绝食抗议，他们给“中共中央”发送了一份短短的六字电报:“不回城，毋宁死”。北京受到震动，派出“中央调查组”赶赴云南。三万多名知青齐刷刷跪在泥土里对“中央调查组”反复高呼“我们要回家”，场面震撼人心。知青在云南集体绝食的消息在全国迅速传开，引起社会的轩然大波，上海、北京、天津、广州、成都、重庆等各大城市的知青家长纷纷上街游行和集会，他们的口号是“请放我们的孩子回家吧！” 在此情态下，邓小平进行了干予。李先念在谈到“知青问题”时也说“（上山下乡运动）四个不满意是我讲的：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 华国锋毕竟厚道，也就同意了知青回城，这很快结束了对全国“上山下乡”知青的处置，不仅救了已经“上山下乡”知青的命运，也改变了尚在学校里的青少年的未来前景。
据中国官方的统计，仅1979年返城知青就高达760万人，此后全国各地的知青全部陆续返城。此时，“邓派”操纵政治局和国务院，在1979年2月全部撤销了各地的“五•七干校”。知青“上山下乡”和干部“下放劳动”政策的全面废止，不再拆散天下的夫妻父母儿女，实际上是恢复了家庭结构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单位的完整性。此后中共未对“上山下乡运动”给予任何解释或赔偿，并极力避免讨论那场涉及到一千多万青少年命运的“上山下乡运动”。
那些被“文革”荒废了的知青返回城市，他们作为一个共命运的社会群体已不复存在。他们得到了就业安排，消融在社会的各行业之中，才发现自己落伍于时代。尤其是知青之中的“老三届”，人已中年，居无定所，没有积蓄，缺乏知识和技能，又在整体上被社会舆论当作“文革”罪犯受到谴责。在经历了中国一轮轮的政治清洗和“革命”运动的狂热之后，“老三届”在正常社会里成了少知识、无所长、思维僵化的边缘群体。迄今为止，三十年来他们不停地抱怨：在身体发育时遇到大饥荒，在读书时遇到“文革”，在就业时被“上山下乡”，“文革”结束后被社会歧视，结婚生孩子时遇到“一胎化”政策，在立业时正逢经济制度的改革……。除了很少数的“老三届”凭着个人努力而获得社会成功之外，那一代人被过早地断送了终身。尤其是毛时代的“知青榜样”董加耕、邢燕子之类更是害人害己害国家。大多数的知青，除了抱怨命运和诉说在农村受苦经历之外，他们既不肯认识自己在“文革”中的责任，也没有实事求是地对待自己和历史的意愿。他们把自己打扮成无辜者，认为自己在“文革”初期制造“红色恐怖”的行为，是当时的国家责任，与己无关。他们甚至特别滑稽地把自己在“文革”中的“集体犯罪”粉饰为“响应毛主席号召”的天真无邪。他们诿过于时代，不敢承认自己是那时代的一部分。事实上他们很有资格质问：我们是怎样被教导成那个样子的？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心理错位，把自己在“文革”中的“崛起”引为“青春无悔”──正是心瘾难断，谈何救赎自己。这些历史的灰烬，唯一去处只能是历史垃圾箱。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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