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书”是“俗书”的天敌

学者,诗人,书画家,一级美术师。职业认证网球教练。现任“北美中红书院”主席,”中华文化交流大使“等职。号白水道人,老泉,画泉(多用于画款),西邑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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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书”是“俗书”的天敌 

 沃兴华 

 

 

在中国古代的艺术理论中,“妍”和“丑”常常以并举的形式出现,文论如此,画论如此,书论尤其如此。

 

例如宋代欧阳修的《集古录》说:“所谓法帖者……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使人骤见惊艳,徐而视之,其意态愈无穷尽。”

 

元代马致远赞叹张玉喦的草书说:“千般丑恶十分媚,恶如山鬼拔枯树,媚似杨妃按《羽衣》。”

 

在这些论述中,“丑”和“妍”是两种相反相成的审美内容,“丑”相当于阳刚之美,“妍”相当于阴柔之美。

 

沃兴华作品

 

到了今天,人们在研究艺术时,往往引用西方现代美学,将“妍”等同于优美,将“丑”等同于崇高之美,或者叫壮美,并且对它们的表现形式以及审美感受作了深入阐述。

 

李泽厚先生在《关于崇高与滑稽》一文中认为,优美的表现形式为光滑、精细、柔软、均衡;崇高之美的表现形式为粗糙、巨大、瘦硬等。

 

优美的对象给人的感受比较和谐、优雅和平静;崇高之美的对象给人的感受则常常更为激烈、震荡,带着更多的冲突、斗争的心理特征。

 

“妍”和“丑”虽然风格不同,但都是审美对象,历代书法家在创作时会想方设法地去加以表现,有时偏重“妍”,有时偏重“丑”。因时而异,各擅胜场。

 

然而当一种风格的追求走到极端时,也就是被大家普遍接受,在视觉经验中认为它和谐、优雅和平静,奉为优美的典范而竞相效仿时,往往会陈陈相因,内涵越来越空洞,形式越来越简单,千篇一律,千人一面,从通俗走向庸俗,成为“俗书”。

 

于是就有艺术家出来,用一种新的风格进行反拨,挽狂澜于既倒。这种风格“带着更多的冲突、斗争的心理特征”,一般都表现为“丑”的审美特征,如拙朴、怪奇、犷野、跌宕、雄肆等。它们超出了“俗书”者褊狭的视觉经验,开始时往往不被接受,遭到各种指责和诋毁。

 

沃兴华作品

 

“反者道之动”,正因为代表了生、代表了力,所以会在各种批评指责中逐渐完善,最后被大家理解和接受,在视觉经验中成为一种新的和谐、优雅和平静,成为新的经典,然后又被大家模仿,逐渐走向程式化、走向僵化,成为新的“俗书”,催生出新一轮的“丑书”。

 

书法艺术的发展就是这样,在“妍”与“丑”的轮替中不断地扩展和丰富自己的内涵。

 

举一个例子,“二王”书风盛行于唐代,到宋初刻《淳化阁帖》,一半是“二王”作品,大家都奉为圭臬,规规模拟,书风日益妍媚、萎靡,走向滥俗,黄庭坚因此批评说:“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妇梳妆,百种点缀,终无烈妇态也。”

 

于是在苏轼、黄庭坚和米芾的带领下,掀起了一场以“丑”为美的创新运动。

 

苏轼说“石文而丑”、“丑石寒松未易亲”,米芾也崇拜丑石,他们在书法审美上主张“守骏莫如跛”“璧美何妨椭”(苏轼),“凡书要拙多于巧”(黄庭坚)。他们在创作上强调“意造”,也就是个性化的变形。

 

苏轼书法的特点是左低右高的结体,宽扁的造型,偏侧的用笔,大小错落的章法;

 

苏轼《寒食帖》局部

 

黄庭坚书法的特点是锯齿般起伏跌宕的点画,长线与短点的组合,内紧外松的结体;

 

黄庭坚《松风阁诗帖》局部

 

米芾书法的特点是七歪八斜的造型,弯弯曲曲的线条,或粗或细反差强烈的点画。

 

米芾《苕溪诗帖》局部

 

这些写法在今人眼中已成为经典,见怪不怪了。如果设想一下,回到宋代,举目书坛,不是“二王”便是唐法,猛然看到如此怪异的书风,谁都会大吃一惊的。

 

如果说“二王”是在自然书写的基础上追求美的表现,那么宋代创新书风则完全抛弃了自然书写,无论点画、结体还是章法都处处有心机,处处有表现,宋代创新书风与“二王”书风区别之大,远胜于今天创新书风与传统书风的区别,因此一开始就受到“俗书”派的猛烈批评,这些批评的文献记载后来因为革新书风成了经典而归于湮灭,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仅存的片言只语中,想见当时争辩的激烈。

 

苏轼所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显然是一种反击:我的书法是“意造”的,点画是随意的,你们用不着以各种教条来吹求。

 

黄庭坚为此一而再、再而三地为苏轼辩护:“今俗子喜讥评东坡”,“士大夫多讥东坡用笔不合古法”,“或云东坡作戈多成病笔,又腕着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此又见其管中窥豹,不识大体,殊不知西施捧心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

 

宋人曾敏行的《独醒杂志》记载,苏轼与黄庭坚论书,互相谑称“石压蛤蟆”和“死蛇挂树”,其实也是舆论的反映。

 

宋代创新书风以“丑书”反“俗书”,煞住了“二王”书风的继续滑坡,将书法艺术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傅山作品

 

再举一个例子,清代碑学是对帖学“俗书”的反拨,也是在被妖魔化的诋毁中艰苦探索,一步步走向成熟,最后将书法艺术从“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中带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

 

当时傅山在《霜红龛集》中提倡著名的“四宁四毋”:“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所谓的巧、媚、轻滑和安排就是帖学末流走向程式化以后“俗书”的毛病,所强调的拙、丑、支离和直率都是碑学书风的基本特征,每一条都是以“丑”为美,每一条都是针对帖学“俗书”的反拨。

 

综观书法艺术的发展历史,任何一次从“妍”到“俗”走向衰退时,都会经过以“丑”为美的变革而浴火重生。“丑书”是“俗书”的天敌,而且又是“俗书”的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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