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反右运动六十周年。六十年前的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吹响了反右运动的号角。在这场全国范围内的反右运动中，有数百万人受到株连或处分，五十五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许多人在后来的强迫劳动和大饥荒中失去了生命。
“帮助整风”变“引蛇出洞”
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在四月二十七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畅所欲言地提意见以帮助中共整风。此前的几个月，中共已通过各种方式，反复动员社会各界参与大鸣大放。
作为推动鸣放和整风的最重要内容之一，中共中央统战部从五月上旬开始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邀请在京各民主党派高层与会发表意见，帮助中共整风。每天座谈会上的发言，都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详细登载，以为示范。
第一阶段会议于五月十六日结束，当时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会上表示，暂时休会是因为需要对此前会议上提出的问题加以整理。但实际原因并非如此，而是此时的事态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作出了反右的决定。该文一开始并没有向社会公布，只是在党内一定范围内传达，目的是避免打草惊蛇，以便对右派引蛇出洞，“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如果说统战部在五月上中旬第一阶段的座谈会确实是希望民主人士提意见以帮助中共整风的话，从二十一日开始的第二阶段座谈会，就纯粹是为“引蛇出洞”了。
五月二十一日的会议之前，时任中国民主同盟第一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交通部部长、《光明日报》社社长的章伯钧，接到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电话，诚恳邀请他于二十一日参会，谈谈自己的意见。
章伯钧一开始并不想参加，一方面当时自己的身体有些不适，另一方面想说的话以前都已经说过，暂时没有什么新的想法。不过，中共中央统战部是各民主党派的主管部门，面对统战部长亲自打来电话的盛情邀请，章伯钧感到难以拒绝。因为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他便在去座谈会的路上，努力想出了“政治设计院”的意见。
向党建言成为右派
“引蛇出洞”并不只限于针对在京的民主党派，而是在全国全面铺开。
当时担任《甘肃日报》青年记者的和风鸣后来在自传《经历——我的一九五七年》中记叙了丈夫王景超和自己被打成右派的过程。一九四九年，都是青年学生的和风鸣与王景超积极投身革命，进入新创建的《甘肃日报》工作。一九五七年五月整风开始后，作为报社业务骨干的王景超，被报社领导动员以写杂文的形式参加鸣放，他因此先后写了三篇针砭时弊的杂文，其中两篇公开发表，引起广泛关注。
《甘肃日报》编辑部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主持座谈的一位副总编辑满脸堆笑，一次又一次亲切地动员王景超发言。此时发言的王景超，丝毫也不知道，毛泽东关于“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指示，已在半个多月前在党内一定范围内传达。他也不知道，他的一篇杂文，已被内定为毒草。
最终，王景超被打成右派，并且划为极右，开除公职，遣送农场劳教。受丈夫牵连，也因为给单位一位领导提了意见和与其他被审查人员联系，和风鸣也被划为右派。
和风鸣与丈夫王景超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的经历，是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的一个典型例子。
一九五八年四月下旬，王景超、和风鸣与报社其他四名右派一起，从兰州乘上了西行的列车，分别前往位于甘肃西北部的夹边沟农场开始其劳教或监督劳动的生涯。当王景超先于其他五人在酒泉下车前往夹边沟农场时，和风鸣丝毫也没有想到，她深爱着的丈夫正在走向死亡之地。
右派在饥饿中大批死亡
夹边沟农场位于甘肃西北部的酒泉市，是甘肃省劳改局下属的劳改劳教农场，土地贫瘠，盐碱化严重，天气寒冷，冬天气温可以到零下三十多度，且常刮大风。将右派分子发配到这样一个地方，带有加重惩罚和折磨的意味，不仅让右派们参加繁重的劳动，而且使他们长期处于饥饿之中。
不让右派们吃饱饭是有意为之。夹边沟农场并不缺粮，即使在一九六〇年冬天的大饥荒中右派们大批饿死时，农场仍然囤积了不少粮食。夹边沟农场禁止右派家属们寄粮票，因为有了粮票，右派们就可以去县城的餐馆吃饭，或向附近的农民换取食物。
长期在饥饿中参加繁重劳动，右派们的身体都垮了下来。当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在大饥荒席卷全国，夹边沟农场再度大幅削减人们的粮食配给，而寒冬又开始降临的时候，夹边沟的右派们就开始面临灭顶之灾。
夹边沟的右派们住在窑洞或“地窝子”里。“地窝子”是在地上向下挖个坑，上面搭几根木头，铺上树枝和泥土做房顶，里面挖几个土台子作床，入口处挂个帘子作门。由于没有燃料生火取暖，室内温度与外面相差无几。躺在冰窟一般的“地窝子”里，食不果腹、全身浮肿的人们知道自己正一天天走向死亡，但却毫无办法。他们无力出逃，也无处可逃，只能静待死神的降临。一位右派用手指向难友比划出“坐以待毙”几个字，不久后咽了气。
一九六一年一月，由于各农场死人太多，甘肃省允许在农场的右派回到原单位。此时，夹边沟农场的两千八百多名右派中，仅剩了六百多人。
在饿到发狂的情况下，甘肃的许多农场都出现了煮食死亡难友人肉的事情。人食人，中国史书上有记载，但是，知书达理的知识份子一次次地噬食自己同类的尸体，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有记录以来的第一次。
野蛮的政治
大批知识份子被打成右派并遭到残酷迫害，是因为中共认为右派们“发起了向党的倡狂进攻”。但事实并非如此。反右运动中三大最著名的右派言论分别是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和储安平的“党天下”，这些完全是正常的言论。
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座谈会上，章伯钧提出：“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这不过只是建议多发挥政协、人大、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作用而已。
在第二天的座谈会上，时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森林工业部部长的罗隆基提出，由于此前的“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出现了偏差，制造了冤假错案，且人们无处申述，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以对冤假错案进行调查并予以平反。他建议这个委员会应由执政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组成，除中央外，各地方也应成立这样的委员会，使之成为一个系统。
储安平的“党天下”并非他的原创，而是最早由罗隆基提出。早在一九二九年发表于《新月》杂志的文章中，罗隆基写到：“秦始皇、刘邦、曹操、司马懿打到了天下，当然做皇帝。这就是‘家天下’故事。国民党革命成功，可以说‘党在国上’。这当然成了继续不断地‘党天下’。”
储安平借用“党天下”一词，既是在陈述事实，也是为了后面提的建议作铺垫。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中，他说到：“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记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有了这段铺垫，接下来他指出，全国所有单位部门都安排党员做领导，事无巨细都要党员点头才算数，导致党群关系紧张。他建议中共采取措施改善党群关系，并增加民主人士在政府中的职位。
“最恶毒”的右派言论不过如此，其他右派的言论就可想而知了。在大鸣大放中，要取缔中共执政地位的只是个别言论，多数言论都是关于改进工作的各种建议。当时被打成的右派中，大多是十几岁到三十几岁的年轻人，许多人刚参加工作不久，有些还是在校学生，对未来充满憧憬，对中共寄予厚望。他们向党建言，是积极回应帮助中共整风的号召，当他们得知自己因此而被划为右派时，其震惊和痛苦是无以言表的。
还有很多人的言论与中共的大政方针无涉，仅仅是对本单位的一些具体事务和单位领导个人的工作方式提了一些意见，也被认为是“向党进攻”。
更为奇特的是，一些人在整个运动中沉默不语没有发表过任何意见，也被划成了右派。中共为防止一些单位在反右运动中虚与委蛇蒙混过关，给各单位下达了右派指标，要求必须按一定人数比例揪出本单位的右派。于是，在右派人数不足的单位，那些没有发表过意见、但“有过历史问题”或“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就被划成了右派。当这些人也凑不足数量时，则出现了更为荒唐的一幕。一些单位在划分右派的会议上，因无法确定适当的人选而僵持不下，这时有人因故短暂离开了会议室一些时间，回来后发现自己已被划作右派。
反右运动的发动者，用帮助党整风以便更好地领导国家的名义，多方动员、诚恳期望人们起来给党提意见。人们在信以为真地发表了意见和建议后，却被打入社会另册，成为政治贱民。这些人中，许多人刚正不阿，才学卓越，在后来的残酷迫害中绝望地死去。
这一切为何能够发生
关于反右运动的发生，一种看法是这是毛泽东的“阳谋”，即早在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时，就已经决意要借鸣放整肃民主人士和知识份子。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毛在一开始发动整风时，本来确实是想通过听取各方意见来帮助中共整风，只是因为后来听到了一些刺耳的言论，担心事态失控，才临时起意发动了反右运动。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布的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中有一段话：“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利益极大。”由此可以看出，借整风而反右，以此巩固中共执政地位，避免一九五六年十月发生的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重演，是预先谋定的计划。
专制政权为维持其统治，整肃异己、钳制言论自由是一种常态。但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人类已经开始迈向太空时代，像反右这样古今中外罕见的大规模迫害知识份子的野蛮政治运动，为什么还能够在中国发生？
反右能够发生，首先在于当政者自信掌握了绝对权力。一九四九年，中共在内战中获胜，成为中国的执政者，其后，历经土改、镇反、朝鲜战争、肃反、城市工商业改造、农村合作化运动，以及摧毁除八个花瓶民主党外的一切党外组织，中共自信已战胜一切对手，在中国掌握了绝对的权力。
正是自信同时掌握了绝对权力和绝对真理，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才敢于公开宣称：“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一九五七年反右的结果，是无人再敢阻止大跃进的疯狂，由此引发了一九五九年开始的席卷全国的大饥荒，同时也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开辟了道路。
中国需政治现代化
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说明中国的政治文明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始终处在原始蒙昧状态，这也是中国无法摆脱朝代兴衰更替周期律的原因，而每一次的朝代更替，都会给中国人带来灾难。
二十世纪中叶，中共提出了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唯独没有提到政治现代化。但是，没有现代政治体制，人们的权利无法得到真正的保障；没有现代政治体制，短暂的经济繁荣往往像建立在沙滩上的高楼，随时可能会因各种原因而坍塌。世界上有过一些盛产石油的专制国家，曾经因油价的暴涨迅速走向繁荣，短期内实现了某种程度的现代化，但落后的政体，最终使经济繁荣成为昙花一现，国内人民再度陷于贫穷和战乱之中。
推动国家的政治现代化，是一个负责任政府的应有之义；推动国家的政治现代化，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落后的政治体制，有可能伤害到每一个人。中国如果不能实现向现代政治体制的转型，中国历史上因朝代更替引发的灾难就会在将来一次次重演。
一九六〇年夹边沟农场右派的大批死亡，距今已过去了整整一个甲子。由于当初尸体掩埋十分草率，致使尸骨不断从掩埋处暴露出来，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累累白骨绵延竟长达一公里以上。如此密集地躺在荒漠旷野里的白骨，以一种惨烈的方式展现着由野蛮的政治制造的人间惨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