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超越美国当世界领袖 ?
2013年，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倡议，根据北京规划的蓝图，“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新时代的丝绸之路是由政府协调的一个巨大的项目：中国决心投资数千亿美元，用来建设中国与欧洲、非洲、中东、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多个海上和陆地经贸走廊。
中国政府出资400亿美元，于2014年成立丝路基金以推动亚洲地区经济发展。基金将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建、开发、产业合作等项目提供融资。2017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又宣布向该基金增资1000亿美元。
丝绸之路一词最早来自于德意志帝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男爵(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于1877年出版的一套五卷本的地图集 (《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 5 Bände mit Atlas)。丝绸之路一词首次出现于该书第一卷中。
丝绸之路通常是指欧亚北部的商路，与南方的茶马古道形成对比，西汉时张骞以长安为起点，经关中平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锡尔河与乌浒河之间的中亚河中地区、大伊朗，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条道路也被称为“陆路丝绸之路”，以区别日后另外两条冠以“丝绸之路”名称的交通路线。因为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但实际上，丝绸之路并非是一条 “路”，而是一个穿越山川沙漠且没有标识的道路网络，并且丝绸也只是货物中的一种。
美国的强大依靠的是强有力的政治机构、共同的价值观、充满生机的文化。只靠经济的全球化，是行不通的。
美国人从英国人手中接过国际体系的领导权。到了1890年代，在经历了长期的“孤立主义”之后，美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并且也已经通过各种方式解决了周边外交问题。二战之后，美国接受了教训，及时推出“马歇尔计划”，在最短的时间内复兴欧洲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有效巩固了西方盟主的地位。
二战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马歇尔计划对欧洲国家的发展和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除了欧洲，同期类似的经济援助在朝鲜战争后也在亚洲第一岛链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实施，受援范围大部分是今日美国的盟邦。
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制度建立美元汇兑，安定二战后金融。马歇尔计划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一起，在无形中促进了西欧地区自由贸易。
世界银行又称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成立于1945年12月27日，1946年6月开始运作，成立的使命乃从事对欧洲重建的贷款事宜，并且帮助这些国家处理未来可能遭遇的财政问题，并帮助低度发展的经济体系合并成为世界性资本经济体，且其他功能是担保或供给会员国长期贷款，以促进会员国资源的开发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促进国际贸易长期均衡的增长及国际收支平衡的维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于1946年2月正式成立，3月开始正常运作，其主要是以美国怀特方案为基础，采取“基金制”，它对于会员国具有资金融通、提供资料及建议、规划汇率与外汇管制措施，以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多种功能，且可以在国际间就货币事务进行共同商议，为成员国的短期国际收支的逆差提供信贷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宗旨在于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国际货币合作机构，促进国际货币合作，以维持汇率的安定，扩展国际贸易，提高就业水平与实质国民所得，并以资金供给会员国调节国际收支的暂时性不平衡，而后来并增列减轻贫困之目标。
“布雷顿森林体系”实施“固定汇率”使美元与黄金挂钩，使成员国货币和美元挂钩，实行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即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以美元和黄金挂钩和固定汇率制度，结束了混乱的国际金融秩序，为国际贸易的扩大和世界经济增长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和国际清偿手段，弥补了黄金的不足，提高全球的购买力，促进了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
欧美国家之间开始互相不信任? 中国人开始自信，中国有能力来充当世界领袖。
众多疑问: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否真的是一个重在相互协调以及目标明确的整体规划？或是许多单个项目的一个集合体、只不过都使用了“一带一路”这一共同标签？“一带一路”的项目五花八门，不透明，整个项目的主旨方向也不清楚。
战后美国能充当世界领袖，根本原因是:
一、美国国内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说美国人的“意识形态高度统一”，一定会遭到许多美国人的驳斥。美国人会强调他们社会中种族、宗教、文化背景上的多元化，以及由此派生的思想观念上的多元化。一个开放、多元而且言论自由的国家，怎么可能产生一种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呢？
美国社会的开放、多元和言论自由是毋庸置疑的。这也正是美国人引以为自豪而许多其他国家的人向往美国之处。但是，“开放”、“多元化”、“言论自由”等等，本身就是带有强烈美国意识形态色彩的观念。当然，这些观念的根源应追溯到欧洲。但美国人又会说，他们的许多祖先是因为在欧洲和其他地方受到不开放、不宽容的宗教迫害而迁居到北美去的，是在美国享受到更大自由的。美国人向来鄙视欧洲残存的封建传统，“把欧洲战乱频仍归咎于否定自由及人性尊严的政治体制当道。”
自由、民主、公民权利、三权分立、政教分离、以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宪法至高无上的法治等等，都是美国社会的成员一致接受并且不容挑战的原则。这些传统的自由主义原则在美国的历史进程中早已融为一体，不可分割。美国人都认为没有个人自由和私有制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私有财产得不到保护的市场经济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美国的政治主流一般都在温和的保守派和温和的自由派之间徘徊，以争取最大范围的政治共识。不管是标榜自由主义的民主党还是提倡保守主义的共和党，其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依然是相同的。简单地说，将美国人凝聚在一起的传统核心观念是“自由”，是一种个人权利观。所有美国政治派别，都以“自由”为自己的旗帜，无一例外。
二、美国的对内民主给它在世界上的霸权行为提供了有力支持。不难发现，在美国意识形态指导下产生的国内体制和政治行为，与同样受美国意识形态指导的对外政策主张和行为，有着深刻的矛盾：前者倡导权力制衡，后者主张美国独霸；前者强调人人生而平等，后者否认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前者主张法律高于一切，后者经常无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前者摈弃政治斗争的暴力方式，后者动辄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前者禁止军队干预政治，后者允许国防部和军方在对外战略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此等等。
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都出自同一个社会根源，同一种历史传统。美国的对内民主和对外霸道表面上十分矛盾，实则有多重的内在联系，相辅相成。美国学者乔治·贺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863－1931）指出，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出自同一个国内民主过程。他说：“传统观点认为，民主社会不适合于在外交政策上取得成功。恰恰相反，美国外交过程的混乱，尤其是由于它植根于民主社会，长期以来总体上是有益的。”美国的对内民主给它在世界上的霸权行为提供了有力支持，而它的某些霸权行为又给它的国内民主增添了越来越多的新内容。
美国民主为霸权行为服务，表现在对外霸权行为可以通过民主制度获得其合法性。美国民主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立法、司法和行政的三权分立，在对外关系中主要是国会和行政当局的分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会否决了威尔逊政府加入《凡尔赛和约》和国际联盟的决定，成为国会同行政当局在外交上唱反调的典型事例。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都是在国会某种认可后发动的，于是便取得了在美国政治中的合法性，或曰战争得到了国会的“授权”。
以个人自由权利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构成美国主导世界的主要思想基础。国内民主是这套简单划一的价值观的制度基础，而社会多元化带来的民主外延的扩大，使这套价值观具有更广泛的社会适应性，形成了一种“多数人的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