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居民在长期专制统治和洗脑教育之下所形成的独特人格。这些人格不仅影响了中国的现在，也必然会影响到中国的未来。它们使中国社会变得野蛮、狂燥，而且极不安全，同时也让它更加迟钝、更加滞重，极难出现制度性的改变。
第一种可称为“麻木人格”，在极权社会中，民众被剥夺了大部分的权利和自由，仅剩的一点也被视为统治者的恩赐。因为是恩赐的，所以被剥夺、被侵害都属正常，在强大的暴力之下，民众不能反抗，也无法反抗，于是就心甘情愿地接受低下的身份、贫穷的生活以及悲惨的命运，久而久之，人们不再考虑这种命运是否应该、是否公平。粮食被抢走，饿着；耳光扇到脸上，忍着；房子被推倒，看着；老婆被抓去流产，哭着。一切不公正都被视为“命该如此”，不如此反倒不正常。人们低眉顺眼地活着，不叫疼也不叫苦，闭着嘴躲猫猫，闭着嘴俯卧撑，闭着嘴打酱油，连死都是闭着嘴死的。这种种闭嘴，都是因为一个前提：惹不起。现在我们知道，如果面对的是单个的流氓，惹不起还可以躲；但如果面对的是一个流氓的制度，那么你惹也惹不起，躲也躲不起，唯一的选择就是改变它。
对自己的麻木，往往就是对他人的刻薄和残忍。如果同情心可以量化，我们将悲哀地发现，大陆居民的同情心指数是一个非常低的值。在著名的小悦悦事件中，两岁的小女孩惨死于道路之中，18位路人却没有一个肯施予援手。
第二种可以称为“事实接受障碍”，长期的蒙蔽和洗脑教育，必然会降低整个社会的学习能力和认知能力，人们不愿接受、也接受不了那些明显的事实，甚至不惜为谎言辩护。在这个意义上，诚实不仅是个道德问题，也是个能力问题。在中国大陆，谈起毛泽东，至少有一半人还相信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是他挽救了中华民族，是他让亿万人脱离苦海……在天安门广场的毛纪念馆，人们排着队瞻仰他的尸体，在出租车、私家车上，人们把他的照片当成神物，乞求他的保佑和庇护。时至今日，还有许多人怀念文革，认为那是一个没有腐败、人人平等的时代；就在两个月前，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上有过一场关于大饥荒的辩论，有相当一部分人都认为大饥荒从未发生，只是“一小撮坏人”恶意的构陷，目的是攻击政府；另外一些人则认为饥荒只发生于极小的区域、极短的时间之内，决不可能有千万人饿死。
今天的中国还远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了六十多年之后，中国今天已经是一个自身充满巨大矛盾，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是非标准，道德规范等方面都出现了严重问题和混乱的国家。中国很多人缺乏根据基本事实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
第三种可称之为“奴仆人格”，正如鲁迅所言，中国只有两个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古代的奴隶忠于皇帝、忠于朝廷，今天的奴隶们大多不认为自己是奴隶，而是国家的主人，他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忠于集体、忠于国家、忠于党，唯独不提忠于自己。这种人会把政府视为至高无上的存在，任何批评政府的人都是他的天敌。他们自认为是爱国者，一切事都必须与“爱国”联系在一起才有意义，读书是为了国家，工作是为了国家，锻炼身体是为了国家。而他们所说的国家利益，其实多半都是政府利益、党派利益，甚至是少数人的利益，为了这所谓的“国家利益”，组织上让他们恨谁，他们就恨谁，在正常的国家，自由、民主和人权都是好词，但在这些暴奴眼中，这些全都是帝国主义的阴谋。他们赞美告密和背叛，鼓吹大义灭亲，时刻准备捐献自己的生命。
这种奴仆人格加上长期的仇恨教育，就会变得极为乖张暴戾，成为“暴奴人格”。在这些人看来，世界上的大多数媒体都是反华媒体，一切人权组织都是反华势力，所有异议人士都是西奴、汉奸、卖国贼。一个中国女人如果嫁给了外国男人，那就是国家的耻辱；相反，一个中国男人如果去找了个外国妓女，那就是为国家报了仇。我不止一次听到爱国愤青讲述自己的理想：他们发财之后必去日本，去日本必找日本妓女，然后把国仇家恨、百年耻辱和满腔怒火全都发泄在她们身上，直至精尽人亡。他们公开地鼓吹战争，经常叫嚷“中日之间必有一战”、“中美之间必有一战”，其潜台词不言而喻：即使你不来打我，我也要去打你。
很容易就能听出上述话语中的残忍意味。在本质上，这群“爱国”人士和半个世纪前的红卫兵、一个世纪前的义和团并没有太大分别，他们同样盲目，同样愤怒，有着残忍的念头和志向，并且极不稳定。在正常社会中，这样的人格应该被视为危险之物，而在中国大陆，当局却一直在纵容、玩弄他们的愤怒，这其实就是在玩火，只要条件成熟，这团不理性的火焰足以焚毁一切。
第四种可以称之为“雷区人格”。对许多人而言，中国大陆的生活都是一种缺乏安全感的生活，就像是走进了布满地雷的危险地带。在这里，法律形同虚设，权力随时越轨，在守法和违法之间没什么明确的界线，几乎每一家公司都在偷税，几乎每个人都有不检点的行为，“不查，个个都是孔繁森，一查，个个都是王宝森。”这话不仅适应于官员，也适用于平民。以一名小店主为例，在他艰难的经营中，工商、税务、治安、消防、卫生防疫……几乎每一种权力都可能让他关门，每一次怠慢都可能引发灭顶之灾。在这种不安全感的驱使下，人们大多没有长期计划，只着眼于眼前利益，在官场、在商场、在私人生活中，都涌现出大量唯利是图、背信弃义的行为，官员拚命地捞钱，商人不择手段地牟利，一旦赚足了钱，他们就开始转移财产，或者拚命地挥霍，完全不去想明天会有什么后果。
以上种种，固然有个人素质的原因，但更多还是因为制度的催化和教唆。在长期的奴化教育、党性教育和仇恨教育之下，人们失掉了本心，忘掉了本能，甚至忘记了自己最重要的属性：人。“我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别的什么。我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才是我的社会担当。”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但可悲的是，许多人活到死都不明白。
只要谈起中国的人权状况，就会有许多人冲过来跟你辩论，好像“人权”不是他们的权利似的。那些有中国特色的观点、那些中国独有的逻辑，大多都由此而生：他们忘记了自己是个人。只要忘记这点，就必然会生出许多古怪的念头，有些人会把吃苦——不管因为什么而吃苦——当成一件天然高尚的事，在几十年前，有无数城市青年被流放到农村，理由就是这些人应该吃苦。
在中国大陆，“牺牲”也常常被作为是一个非常高尚的词。很少有人明白牺牲的本意其实并不那么高尚，它的本意只是指在“祭祀中用的牲畜“。有许多歌曲、许多文章、许多英雄事迹都是在号召人们牺牲。公厕木桶的漏水了，怎么办？把自己它捞起来；大队的牛羊在风雪里失散了，怎么办？牺牲自己，去把它们找回来。时至今日还有人在鼓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不怕苦还可以勉强理解，但不怕死就十足荒谬。
如果你的工作与教育、宣传和意识形态有关，那你要清楚，你所影响的不是一人两人，而是千人万人。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有一个共识：让孩子远离毒品。而事实上，那些精神上的毒品——谎言、谬论、仇恨教育、反人类的宣传——同样危险，甚至更加危险，即使做不到全面禁绝，至少也要让孩子远离毒品。如果你是记者，就不应该参与造假；如果你是教师，就不应该贩毒；如果你是学者，就应该坚持真理、拒绝谎言；如果你是作家，就不该睁着眼说瞎话。这不是最高的要求，相反，是最低的。
慕容雪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