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离开米拉玛,下一站是尼可奇亚(Necochea阿根廷南部的一个海港城市)阿尔伯特有一个大学的老友在那里行医。我们用了一个上午就轻松的开到了那里。阿尔伯特的朋友招待我们吃了一顿牛排午餐。老友的热情好客与他太太的相对冷淡的态度有着鲜明的对比。她在质疑我们的这种波西米亚式的另类举动,并指出了危险所在。
“在你还有一年就获得医生执业资格时,你却放弃了吗?你们也不清楚什么时候可以回家?你们到底是为了什么?”
对于她的这些令人绝望的问题,我们没办法给出一个清晰准确的答案。这就更加的让她困惑。她对我们客气有加,但是她表现出的敌意也清晰明了。尽管她知道——至少我认为她知道——她终会守住她的底线的,那就是她丈夫是不会参与我们的这种“自我救赎”的行动。
在路过马德普拉达(Mar Del Plata)的时候,我们曾经拜访过阿尔伯特的一个医生朋友,这个人曾经加入过“贝隆主义党”,并享有全部特权。现而今这个人在尼克奇亚却是个忠诚的革命党人。对于我们来说,不管是“贝隆主义”还是“革命党”我们都敬而远之。从我个人来讲,支持革命党可不是一个稳妥的政治立场。而阿尔伯特也对此(这里是指支持革命党)逐渐的失去了兴趣,尽管他一度和某些他所敬仰的革命党的领导人走得非常近。
在对朋友夫妻给我们提供的三天的款待表达感谢之后,我们跨上摩托车重新上路,继续向拜亚布兰卡(Bahia Blanca)进发。一路上我们感到点点的孤单却体会着更多的自由。在拜亚也有朋友在恭候我们,这一次是我的朋友。他们同样也为我们提供了热情的款待。
在这个南方港口城市,我们虚度了几天的光阴。除了修理了摩托车,我们就是在这个城市漫无目的地闲逛。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们的旅行里最后的几天我们不需要顾虑我们的花销。在这之后我们不得不严格控制肉类的食用。每日都是用面包和玉米粥来充饥以缓解我们的紧张的财政状况。甚至每餐的面包都带有警告的味道:“老兄,也许很快连我你们也吃不上了”。我们满怀着巨大的热情去吞咽面包。我们希望的是,能够像一个骆驼一样,为我们眼前的旅程囤积足够的储备能量。
在我们准备出发的前一晚,我开始咳嗽并伴随着高烧。结果我们不得不推迟一天离开拜亚。最后,我们在第二天下午三点的时候顶着烈日离开拜亚,在我们到达美丹奴(Medanos)附近的沙丘的时候,阳光变得越来越晒。由于严重超载,摩托车变得更加难以驾驭,车轮不断的在沙地上打滑。阿尔伯特驾驶着摩托车和沙土地进行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并坚持认为他赢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反反复复地在沙坑里休息了六次最终爬上来。不管怎么说,我们出来了,这也是阿尔伯特同志坚持说自己战胜了美丹奴的主要依据。
打这儿开始,由我来驾驶摩托车。我不断的加速以极力挽回我们在之前失去的时间。结果....,在一段细沙覆盖的弯道发生了整个旅途中最严重的一次车祸。阿尔伯特没有受伤,我的脚却被夹在了气缸中间严重烫伤了。结果是这“不被景仰的那样一道疤痕”持续了很久,因为伤口不易愈合。
一场倾盆大雨迫使我们不得不要在前面的牧场里找一个临时的安身之处。但是要达到那个牧场我们还要在这泥泞的小道上努力前行大约300米左右。尽管距离不远,我们却滑倒了至少两次。牧场里的人对我们的壮举还是钦佩不已的,不过我们自己回过头来总结一下我们第一次在土路上驾驶经验却感觉不寒而栗:短短的一天里竟然撞了九次车?!
躺在我们俩那个蜗牛的壳一样狭小的营地的床上(在这之后我们都没再睡在“床上”过),靠着“雄一”,我们仍在热切的期盼在未来。我们放佛呼吸到更加自由的空气,一种轻轻上升的充满探险味道的空气。那些遥远的国度,英雄般的壮举,以及美丽的女人,在我们如龙卷风般的想象力中旋转浮现。
尽管疲惫已极,但我仍不愿睡去。我的眼前有一对儿绿色的光点在不停的打转儿。它们代表着那个我挣脱出来的死掉的世界, 并嘲笑着我在努力找寻的所谓的解放。用它们的意向驾驭我,带着我我完成飞越高山大海的非凡的壮举。(我相信切在此刻由于过度疲劳终于睡过去了。在梦里他翻山越岭飞越大海,沉浸在自己非凡的壮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