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牛是我的同事，我们共事时间不长，可认识的时间却将近二十年之久。老牛是八十年代初落实政策安排到我们医院的，因为他是个右派。我与老牛相识在六五年，那天晚上我值夜班，大约将近九点钟光景吧，来了一男一女，抱着一个小孩，那小孩子估计一岁左右吧，抽搐不止。这一男一女应该是夫妻吧，可看上去男的快四十了，头发蓬松，胡子拉腮，一只裤脚高，一只裤脚低；那女的估计二十不到，长得倒还秀气。我开始问病史，那男的在陈述病史时用了很多医学术语，令我很惊讶。通过病史和体检，我诊断小孩得的是佝偻病，由于缺钙引起抽搐，我就对那个男的说了，不想他回答我：“你又没有化验血钙，怎么知道是缺钙引起的抽搐？”这倒是我始料未及的，因为当时农村医院的条件那么简陋，根本不可能进一步作实验室诊断，我只好老老实实地告诉他，并把我的治疗方案跟他解释了一下，他似信非信。我那时也是年少气盛，见他那种阴阳怪气的样子就说：“那你们把小孩子转到人民医院去吧。”这时那女的对我说：“你不要听他的，这么晚了，要去人民医院也得等到天亮后。”当夜我尽我所能把小孩的抽搐止住了，第二天早晨他们带小孩去了人民医院。大约隔了个把月后，我收到一张明信片，信的开头就向我表示感谢，并且为那天晚上对我的不信任表示歉意。原来这信是那天晚上来看病的小孩父亲写来的，于是我知道了他姓牛。这信语句很通顺，字也写得漂亮，很难相信是出自一个普通农民之手。
我与他第二次见面是在给他作男绝育手术的时候。六十年代中期，政府号召两个以上子女的家庭实行计划生育，无论从手术的大小和损伤的程度来说，男绝育手术应是首选的，但乡下农民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男人作了手术，以后挑担等重活就干不动了；而女人们也心甘情愿地担负起了这一义务。所以老牛来作绝育手术（当时他所在的大队就他一个男的来作绝育手术的）很令我肃然起敬，虽说我从医生的角度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我和老牛第三次见面是在他妻子住院的时候，他每天晚上老晚赶到医院来，第二天一早又赶回去出工。住院期间，他老婆介绍了他的情况，原来老牛是上海人，五七年在青岛医学院上二年级，不知发表了些什么言论后被划上了右派。劳教一年后，通过上海的亲戚关系，辗转来到我当时所在的xx公社xx大队务农。他老婆告诉我，自己因为年轻不谙事，上了媒人的当，嫁给了右派，年纪又比她大了一大截；开始还当他是大学生，总有出头的日子，现在看来是无望的了，生活困难些也不去说了，队里的人家都苦得很；最难忍受的是宅基上人那睥睨的目光，老牛又是一天到晚不吭声，跟他说说就对她说：“给你说了你又不懂”。老牛确实很木讷，在我的想象中，“右派”都是比较能说会道、伶牙俐齿的，我高中里教我数学的那位老师就是一个右派，只看见他两片嘴唇皮不断地翻滚，话就从他嘴里滔滔不绝地流淌出来。就这样，我和老牛算是熟悉了，他对我的医术也很信任，家中不管什么人有个头疼脑热的就叫我看。有一次，他老母亲病了，叫我出诊。我和他步行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到他家，看了他家才知道什么叫穷，老牛家三间茅草屋，那墙是用泥垒起来的，屋顶上薄薄的一层茅草已经发灰白色，我很怀疑下雨时会不会漏雨。屋旁边用土垒了半人高的墙，里面养着两头瘦骨嶙峋的猪，我真为那两头猪先生抱怨，投生在这样的人家，吃也吃不好，还要日晒夜露经风雨见世面，屋内更不用说了，真可谓家徒四壁。看完病，他还要留我吃饭，我一看那架势，随便怎样也不愿留下来，他看我很坚决，就赶忙烧了四个鸡蛋，放了不少糖，这四个鸡蛋吃得我真正倒足胃口，但出于对他盛情的礼貌，嘴上只好不住的说：“好吃好吃”；而老牛听我夸奖说好吃，赶忙又去拿了三个蛋要继续烧给我吃，这可把我吓坏了，我忙不迭一边摇头，一边挥手说再见，说话间脚早已跨出了大门。
到过老牛家里后，我才明白，上次他老婆住医院时为什么一定要叫我在申请贷款的证明上多写些（老牛所在那个大队算是全公社最穷的大队了，家中有人生病后，凭医院的证明到信用社贷款。因为穷，所以住院时叫医生除医药费外，多写上十元、二十元，以作其他用途）。
老牛所在的大队离镇上很远，由于大队穷，一直没有保健员（即后来的赤脚医生），到医院来请医生出诊就多了。有一次我到大队书记家出诊，顺便向他建议大队培养一名保健员，并且推荐了老牛，原因是他毕竟读过两年医学院。大队书记想了一想说，保健员是要培养一个，老牛可不行，他是右派，怎么能让他给贫下中农看病，出了问题怎么办？隔不多时，他们大队送来了一个十六岁的小青年，连小学也没有毕业，叫我们培养了回去当大队保健员，弄得我们十分尴尬。转眼就是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老牛因为平日不声不响，也没和人结下怨，所以批斗牛鬼蛇神时给他躲过去了。那年春季灭螺，每个大队要一名资料员，排来排去，整个大队没有人文化水平比老牛再高，于是老牛就顺理成章的当上了资料员。灭螺结束，资料汇总时，就数老牛的台账做得最清楚，为此医院里把他借用了一个月搞资料。老牛很认真，一清早就到了医院，别人下班他还在那儿不停地抄呀，写的。老牛做这事是没有工资的，大队给他记工分，那时他们大队一工（十分）在年终分红时才一角三分钱。老牛借用到医院的时候正是老人家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年月，医院里也到处挖洞，挖深以后，大家都不愿下去继续挖，老牛就自告奋勇地下去，有一次洞口塌了，险些让他遭了灭顶之灾。
老牛与他妻子关系处得不好，他老婆长得很小巧，一双俏眼，本来就比老牛小了十来岁，再加长相年轻，差距就更大，可惜不识字，歪歪扭扭只能写个自己的名字。当初听说是嫁个大学生，颇为高兴了一阵，以后才知道是个右派，她从一个贫农的女儿一下变成了右派的老婆感到很亏，心中的怨恨就可想而知了，加上老牛又不会甜言蜜语的哄她，所以她老婆常在人前说些对他不满的话。两人经常发生争吵，就连那次他老婆住院期间两人还大吵了一场，他老婆甚至提出离婚，经过大家劝阻才罢。
八十年代初，老牛的右派问题终于被平反，他被安排到我们医院工作，按他的主观愿望还想当医生，当时主管医院业务的我感到他已快到知天命的年纪了，虽然读过两年医学院，可只是读的一些基础课程，况且隔了这么二十多年，还能留下多少印象！所以好容易才勉强说服他不去做临床，而把他安排到了防保组，为此他对我还挺有意见，说我瞧不起他。老牛到防保组后，工作很卖力，与同事们关系处的不错；但脾气拗得很，他认定的事即使错了也很难说服他改过来，这也许是他二十多年来的“右派”生涯造成的，大家也理解他，不太与他计较。老牛到医院工作后，医院为了照顾他，就让他老婆到医院里做临时工，经济状况大为改观，我们都以为夫妻间原来的隔阂应该消除了，但不知怎么回事，在老牛落实政策后不久两人终于离了婚。当时医院内有些人说老牛做“陈世美”了，不过我不信，因为老牛未再成家，也无相好。他老婆不久就嫁了人，据说生活倒过得和和美美的。
大约是在八六年吧，那时我已经调到别的医院工作，有一天原来医院的老同事到我工作的医院来看我，讲起老牛，我才知道，老牛不久前为儿子（老牛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的名字很有意思，大的叫右农，小的名右村，他说是为了纪念他做了右派当了农民，离婚时双方各带一个）办理农转非户口时在去市公安局的路上出车祸被撞死了。听了这消息，着实令我伤感了一阵，老天爷对他也实在太不公平了。说实在的，老牛确实是个好人，待人十分诚恳，就是脾气古怪些。记得有一次到他大队出诊，他看我穿的浅筒套鞋里都是泥，就自告奋勇一定要让他上海的亲戚给我买双半筒套鞋。六、七十年代物资匮乏，不用说半筒，就连浅筒也买不到。我十分感谢他的好意，也没往心里去。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左右吧，老牛给我送来了一双半筒套鞋，还一定不肯收钱，他那情况我当然无论如何把钱还给了他。老牛借到医院搞资料的时候，正风行佩戴毛主席像章，有一天他悄悄地给了我一枚毛主席像章，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大家都向他要，他当时也没说什么，过了不久，也不知他托了多少亲戚，弄来了十多枚像章，送给了我们医院的人，可他自己一枚也没留下。
老牛比我大了几岁，算起来他读大学时我刚进高中。他要是不当“右派”，顺顺当当的从医学院毕业，也许就是某个学科的医学专家了，至少也应该是个主任什么的吧！命运就是这么捉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