聋甏阿金 ——她死在那个荒唐的年代

职业: 外科医生 业余爱好: 旅游, 文学, 京剧, 工作之余喜欢写些怀旧散文, 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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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金的过房爷姓沈,所以她的大名应该是沈阿金,但弄堂里的人都叫她“聋甏阿金”,有时干脆把“阿金”去掉,光叫“聋甏”,于是“聋甏”就成了阿金,阿金就叫“聋甏”;不过后来我才知道阿金并非真的是聋甏,只因儿时被过房娘一记耳光,使她一个耳朵的听力降低了些许,偶然人家喊她,答应的慢了些,不知是谁开始把“聋甏”作了阿金的绰号,阿金也逐渐认可了,并不把它当作侮辱。

记得十二岁那年,我小学毕业考上了初中,母亲终于兑现了“考上初中带你到上海去玩”的诺言。于是就在发榜后的第三天,先坐轮船到昆山,转乘火车到上海,到上海已是满天繁星、万家灯火了。三轮车把我们拉到舅舅家弄堂门口,这时一个年轻女人迎上来,热情地跟我妈打招呼,又看了看我说:“这是明明吧,长这么高了,”同时帮我们提着东西,一边嘴里嚷着:“凤英姐,乡下阿嫂来啦。”我舅舅和舅妈还有两个小表妹都迎了出来。妈妈叫我一个个叫过来,又叫我谢谢“阿姨”,两个小表妹一边朝我做鬼脸,一边说:“叫聋甏!”“叫聋甏!”,我舅妈也未训斥她们的没规矩。

阿金是个苦命的女人,三岁时随苏北的父母逃荒到上海,过房给姓沈的一对夫妇,这对夫妇靠丈夫蹬三轮车过活,生活很艰难;过房娘对她还很凶,把她当小丫头使唤,也不让她上学,所以她连“阿金”两个字也不会写。解放前夕,过房爷、过房娘相继去世,阿金孑然一身,经人介绍,嫁了人,生了一个女儿。镇反期间,丈夫因反革命罪被捕,母女俩没有生活来源,靠阿金的“男朋友”接济,为此弄堂里的人都瞧不起她,没有好脸色给她看;可阿金对所有的人总是客客气气,很热情的。阿金“男朋友”来的时候,都是天快黑的时候,“男朋友”一来,阿金就把女儿赶到我舅舅家,把她住的亭子间门关上。阿金的“男朋友”也多,我在上海期间也看到两个,好像“派头”都不大。

我到上海的第三天,阿金把我叫到她房间里,把门关上,然后从蓆子底下拿出一封信,叫我念给她听。这信的内容还依稀记得,大意是要她寄钱送吃喝用的东西“进去”,还要她好好带大女儿,等着“他”。那信是表格式的,还有xxx号,纸张很不好,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她丈夫从监狱里寄出来的。阿金听我读完信,眼泪汪汪的,把信纸仔细摺好放回信封里,仍旧放到席子底下。阿金还夸我念书念得好,信上的字都认得,殊不知这信的字写得歪歪扭扭,我念得结结巴巴,房间里又热,连汗衫都被汗湿透了。

阿金对女儿管教极严,暑假里还要逼着女儿天天看书。九岁的女儿常被她打得哇哇直哭。我母亲劝她小孩子少打为好,阿金一边抹泪,一边说:“阿嫂,我吃了不识字的亏,再穷也得设法让她念书,不要象我一辈子受苦。”我那位身为居委会主任的舅妈对阿金挺凶,但又要经常使唤她。我母亲问我舅妈能否给阿金介绍个工作,舅妈说居委里只有糊火柴盒子的活,一天到晚也才几角钱。

阿金挺喜欢我,就在念过信后的第二天,她带我还有她的女儿到“大世界”去玩了一天,买了好些东西给我们吃,还有冰淇淋;阿金女儿告诉我说她妈妈从来没有带她到“大世界”,冰淇淋也是第一次吃到。阿金对我母亲很尊敬,什么事都向她说。有一次她把手上戴的金戒指给我母亲看,说又兑了一只金戒子,已经有三只了,等女儿将来上大学时卖了派用场。

快开学了,我和母亲回家,阿金和我舅妈一起送我们到火车站,阿金还送我一副海陆空军棋。从这次去上海,以后我虽然还去过几次上海,但都是因公出差,来去匆匆,所以也未再去舅舅家,直至那年我到上海第一人民医院进修,我再去舅舅家,看到原来阿金住的亭子间里住了一个老头,问了舅妈,这才知道阿金的不幸遭遇。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弄堂里那些“革命小将”先是在阿金住的亭子间里里外外贴满了大字报,又给她把头上的头发剃去了一半,名曰“阴阳头”。后来更是逐步升级,让她脖子里挂了两只破塑料鞋游街。就在游街后的当天夜里,阿金吊死在亭子间的梁上。我埋怨舅妈说:“你是居委主任,应该出来阻止的。”舅妈说那时她也被“革命小将”采取“革命行动”,一则她是居委会的“当权派”,二来她的弟弟在美国,有特务的嫌疑,所以她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又问起阿金的丈夫和女儿,舅妈说造反时阿金女儿和她娘划清界线,后来插队到了东北嫩江农场,她丈夫刑满后留在劳改农场就业。

五年前,我母亲八十大寿,我舅妈专程从上海赶来庆寿,还谈起阿金,舅妈说阿金这人真苦命,也感到当时对她太缺少同情,大家只是看不起她,两位老太太为阿金唏嘘了好一阵。

在我少年时代认识的女人中间,阿金是最令我同情的一个,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阿金的形象又浮现在我儿时回忆中:那瘦瘦的身材,还算中看的一张扁平脸,弯弯的眉毛下是一对细长的眼睛,那脸好像总挂着笑。

后记:文革期间并非只有所谓的黑七类才遭罪,就象阿金这样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也被迫害之死,岂不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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