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作者江学勤
有多少学生既是清华毕业，又是北大毕业？中国哪所小学的树木最多？世界上哪座城市每天吃掉的苹果最多？
8月下旬，我在成都同辉学校举办了一个为期一天的新教师工作坊。我提出这些问题，是为了让老师们学习如何使用不同的信息源，用逻辑推理来组织、表达他们的研究成果。
对于习惯了答案就在手边的老师们而言，这是一个艰巨的考验，折腾了30分钟，他们感到不解和疲惫。
“你这些问题都是从哪里来的？”一位老师问我。
我想了一会儿，然后回答，“我在耶鲁呆了四年学习如何问这样的问题。”
2012年12月，我在这个网站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耶鲁没教给我的三件事》的文章，我在里面写道，耶鲁大学的教育没有使我做好离开学校后应对生活的准备，因为它教我重视分析智能而非情绪智能，重视成功而非幸福，重视成就而非朋友。虽然我仍然相信事实如此，但现在我也意识到，自己当时的想法远够不上全面。
事后看来，耶鲁的确教过我如何思考、学习和生活的其他技能，它们塑造了我的性格，让我变得有创意。这些工具使我得以未经专业学校的培训，靠自己的力量学习如何成为一名记者、电影人和现在的教育家。这些能力作为整体，构成了一个非常扎实的人文教育的核心。它们也指明了中国要如何促进创造力的提升，海外的中国学子要如何学习美式创新，并把其带回国。
让我厘清两件事情。首先，中国学生未必要在耶鲁大学学习，才能获得良好的人文科学教育。西方有许多优秀的学校致力于传授求知欲、渊博的学问以及逻辑推理能力。第二，进入像耶鲁这样的精英学校本身并不能保证学生获得良好的人文教育。成败在于学生自己是否利用了这个机会。
这里是我在耶鲁学到的三件事，我正在努力地把它们传授中国的老师。首先，耶鲁的“细读”(close reading)技巧教会了我如何收集和分析信息（批判性思维）。 其次，耶鲁大学的课程教会我如何提问、如何做研究、如何进行假设，然后如何在研讨会上分享自己的想法，以便对它们进行优化（元学习）。 第三，耶鲁的文化教会我，值得过的生活必须是道德的、智慧的和有明确目标的（创造力）。
一般认为，这第三件事在中国实现的难度最大。中国学生被迫在考试中相互竞争，但科学告诉我们，创造力来自内在的动机、合作和社会目的感。如果中国想培养出下一个史蒂夫·乔布斯，那么也需要培养出下一个甘地和达芬奇。
今年二月，我在北京八中举办了一个为期三天的研讨会，向该校的英语教师传授耶鲁的“细读”法。
我们读了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的《冷战谍魂》(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的第一章，然后我向诸位老师提出了三个问题。那是一天的什么时候？几月份？几个角色多大年纪？ 这些问题看似简单，但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老师们必须自己去分析文字、角色之间的关系以及作者的意图。
在耶鲁念英语专业的四年间，我一直在做这样的训练。只是那些文本更复杂、节奏更快、问题更抽象，但思维过程是一样的。即使在今天，我还是会像看书那样去探察人、探察情境。
比思考能力更强大的是学习能力，这是耶鲁教我的第二件事。在耶鲁，我们得选修四个学科的课程——语言、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科学。所有学科都专注于开发我们的元学习，也就是对我们处理、理解和使用信息和想法的方式进行分析和控制的能力。在本科的研讨班课程上，我们最后往往要写一篇学期论文。要做论文，我们不得不先提出一个研究课题，然后通过研究来形成一篇论文。我们在研讨班课程上就自己的想法展开辩论，这有助于我们对论文进行打磨。
这种教学方式类似于瑞典研究者K. 安德斯·埃里克松(K. Anders Ericsson)的“刻意练习”(deliberate practice)，今天不管是学什么，它都被视作最有效的学习方法。在“刻意练习”中，我们首先需要通过提问来确定我们的学习目标。其次，通过研究采取不同的策略，将学习过程系统化，通过在研讨班上分享我们的想法来获取反馈意见。最后一步是思考并重温我们所学到的东西——比如通过撰写和编辑学期论文。
2016年春天，清华大学的一名教授聘请我为它的本科生设计一门计算逻辑课程。虽然我对教学上的创新了解不少，但我对计算机一无所知，所以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学习——布尔代数(Boolean algebra)、逻辑门电路库、内存、计算机功能结构和低级编程。我尝试了许多不同的方法，包括上在线编程课程。最终，我偶然找到了开发课程的最有效方式。我首先在线观看了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课程，通过网上快速搜索填补知识空白。然后，我教给一个本科生志愿者小组，在他们的问题和反馈中，我发现了我的教学计划中的差距。然后，我与另一组学生重复这个过程。
今年，我向成都的这群小学老师就这个同一过程上了一节课。在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八月天，我把这些研究问题交给同辉学校的新老师，教他们元学习。那个上午，大家都很沮丧，下午我让老师们自己写研究课题，这是要求最高的元学习技巧。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我跟他们一起打磨问题，使其更具挑战性，以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并且能采用各种研究方法。比如，我们把“中国电影史上最受欢迎的电影是哪部”改成了“中国哪部电影里的狗最多”和“世界上的哪处建筑在电影中出现的次数最多”。上网搜一搜中国电影史上票房最高的电影就能找到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但另外两个问题就没那么简单了：学生需要思考和研究不同的可能性，收集证据，并且对结果进行比较。
我原本觉得那次工作坊并不顺利。所以，当所有的老师都告诉我他们受益匪浅的时候，我感到很意外。然后，我记起自己在耶鲁大学的元培训。我的教授在研讨班课程上抛出的大多数问题，都伴随着长时间尴尬的沉默。但是几个星期之后，我还在脑海中回味、重演着那些问题。这个过程，现在正在同辉学校的老师身上重现。
我在耶鲁大学学到的第三件事是，一个幸福和成功的人生，也是一个道德的和利他主义的人生。诚然，就我来说，这个经验用了很长时间才在我身上奏效。
在耶鲁，我花了整整一个学期学习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这个典型的文科文本。当亡父的鬼魂命令哈姆雷特去报复杀害他的凶手时，这位郁郁寡欢、闷闷不乐的王子在生活上出现了悲剧性的转折。但是哈姆雷特秉持非常高的道德水准，以致无法对杀害其父的冷血凶手、篡夺王位的克劳狄斯(Claudius)动手。在自我怀疑中，他甚至考虑过自杀，但还是投入到对正义的追求中。这是一个关于在黑暗的时代里努力做一个善者的故事。
在耶鲁研读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和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等人的作品时，如何在黑暗的时代里行善曾是我们着手解决的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从根本上说它位于人类如何才能富有创造力这一问题的核心。捷克裔的美国心理学家米哈伊·克森特米哈伊(Mihalyi Czikszentmihalyi)所做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创造力、道德和利他主义是密切相关的。
1999年，我从耶鲁毕业，莎士比亚和其他一些作家已经植入我的心灵。出于对行善的追求，我来到中国教书。我发现在北大附中教英语很有意义，但我也想名利双收，这是教师这份职业无法给我的。我变得迷茫，理不清头绪。我失去了从哈姆雷特身上学到的价值观。
2006年，我在阿富汗为联合国工作，待遇优渥，那份职业非常受人尊重。但这次，我有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不满来源：我夜不能眠，因为我知道自己拿的六位数薪水应该用在那些营养不良的阿富汗人身上。六个月后，我辞职了。没了工作，我入不敷出，我把责任怪在耶鲁身上，它教导我要尝试做好事，但在一个自私的世界里，这是无法实现的目标。
在我人生中的那个低点，我甚至认为我在耶鲁所受的教育毫无价值。后来又时来运转，2008年，我在耶鲁大所受的教育终于派上了好的用场，深圳中学和北大附中让我去打造它们的国际项目。
这是一个梦想中的工作，我尽力运用我在耶鲁所受的教育，教学生们思考，为自己学习，并且努力做好事。但因为自傲和愤怒，我毁了自己。我想尽快地功成名就，但老师们发现我没有经验、缺乏耐心，而我则认为他们又蠢又懒，结果2012年7月，我被解雇了。
事后证明，那是在我身上所发生的最好的事情。失去了我热爱和擅长的工作，迫使我久久地去思索，究竟为什么会这样。最后，我写下了《耶鲁没教给我的三件事》：明确身上的缺点，走上救赎之路。
事后看来，我仍然相信，是常春藤联盟的声望和竞争力让我心生傲慢与功利，因为我相信我的学位理应立刻转化成财富和成功。但我现在也可以看到，耶鲁的人文精神和使命，教会了我一些技能，令我在有一天能成为自己学习和命运的主人。虽然这个文凭很珍贵，但人文教育是无价的，因为它令我们具备过上一种有意义的美好生活的能力，这种生活会带来创造力，带来爱和幸福。
在过去几年中，作为一名教育顾问，只要能帮助孩子们进入像耶鲁这样的学校，我是可以说富就富的。但我并没有这么做，而是专注于学习如何与老师们合作去推动教育改革。从北京到上海到深圳到成都到长沙，我过着奔波的生活，只要有学校愿意给我机会，我就愿意去工作。在与中国各地的许多老师们合作之后，我现在明白了，自己当初认为他们懒惰、愚蠢是多么的盲目和傲慢。我遇到的许多老师，其实都是无私地一心扑在学生身上，虽然课程和意识形态方面往往存在着种种限制。他们每天都激励着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