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上至朱德小到稚童都发誓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战士就要准备战斗，说当时的中国人民是“战斗民族”当之无愧。但是我没想到，自己也能被“战斗”。
话说1970年左右我被发现长了个良性的甲状腺腺瘤，要手术切除。母亲认为脖子上有气管、声带，不能小看。她同事黄叔叔的爱人是北京阜外医院的护士长，还是当时医院革委会的成员，黄叔叔自告奋勇托他爱人让我住进了阜外医院。
我住进外科病房，病友大多是心脏病患者，等待手术，有的病人面临第二次手术。那时不知为什么病人住院时间很长，做检查、手术要等几个星期，连我这个简单手术也住了两个多星期。我猜想其中一个原因是医护人员的短缺，比如，整个外科只有两名医生，连实习医生都没有。20多个病友们长期在一起同病相怜，就像美国的Support Group。等待的日子难熬，每来一个新病人，病友们都会过来问长问短。没想到我的手术让他们甚是羡慕，小手术还是局麻，一个病友说我“不用灌肠了”。
“什么是灌肠？”我问。
答：“爱吃香肠吗？喜欢蒜肠、腊肠，还是灌肠？”后来才知道这是给新病友的“标准答案”。
另一个病友说：“全麻怎么了？反正睡着了他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我就不管啦。”话说得很潇洒，我顿时感到轻松：我那小手术根本不值一提。
一位大我几岁的女孩莉莉和我同一病房，她是先天性心脏病，好像是“二尖瓣缺损”，已经截了半条腿，莉莉亲妈去世，后妈从没见来过。知道我家住在西单商场附近，莉莉告诉我她后妈在西单食品商场工作，1968年西单商场爆炸时差点被炸死。莉莉十分乐观，整天拄着拐杖到处溜，乐呵呵地唱着“新疆是个好地方”。
两位外科医生中，50多岁的候大夫一头白发，精神矍铄，总是疾走如飞，一边“飞”一边与每个相遇的病人打招呼，逗一逗小病人，他很消瘦却声音洪亮，妙语连珠。岳大夫比候大夫年轻，没候大夫那么活泼，脸上总是挂着和善的微笑。他们都有一种气质，让你觉得可以放心地把小命交付给他们。两位大夫在病人中享有无以言表的爱戴和尊敬，还有心疼。病友们老是说，心脏外科手术历时5至9小时十分常见，期间医生们不能吃喝、休息，很辛苦，因此很多医生都落下病。
手术前几天，两位医生陪同一位个头高大、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来到我的病房，外国人穿着一件军大衣，一只手放在下巴上，蓝色的大眼睛发射着友善的光芒。医生说这位外国人是从阿尔巴尼亚来学习的，他们来给我会诊。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这瘤子不是小事一桩吗？那么多心脏病患者才需要更多的关注呢。候大夫讲述了我的情况，待翻译先生翻译完，阿尔巴尼亚医生嘴里发出一阵咕噜声，不等翻译，我就扬脖吞咽口水，我早已熟悉这一套检查程序，他们要看我那个随着吞咽上下移动的瘤子。正如我的猜测，会诊没有讨论什么特殊问题，是否没有当着我面讨论就不得而知了。
终于要手术了。备好皮后，我被推进手术室，有两个护士把我安顿下来就离开了。手术室四面的墙上印有毛主席语录，好像都是《纪念白求恩》中的。两名医生随同两名护士进入手术室，突然间他们似被施了魔法变成机器人，面向一面墙笔直、僵硬地站好，毕恭毕敬地看着墙上的语录，一位护士喊：“一—二”！四人便开始齐声朗诵墙上的语录。念完后，这个护士又喊：“向左—转”！四人又僵硬地转向左边的墙，一声“一二”之后又齐声朗诵左边墙上的语录。又向左转、“一二”了两次，才把四面墙上的语录全念完。这时，那位“喊号子”的护士又喊：“现在开始战斗！”
什么？战斗？我脑海里闪出一个问题：“谁是敌人？”又飞快地蹦出一个答案：“不好，他们要战斗我！”我下意识地想逃跑，才发现胳膊和腿都已经被推我进来的护士绑在手术台上了。这时，好似魔法结束了，医生护士们变回了正常人，我这才恢复理智、慢慢地放松下来。
我不记得有专门的麻醉师，也不记得是如何麻醉的，只记得他们在我面前放了个架子，架子上放了块布遮挡，记得有个东西划过我的颈部。手术当中我很清醒，躺着没事干很无聊，特别想听候大夫讲笑话，这才理解为什么有病人喜欢全麻。可能是有些焦虑，老想动换，不能动胳膊、手、腿，我就不停地动脚，“喊号子”的护士和善地说：“别老动换，你要是疼就告诉我，给你加麻药。”一会儿又告诉我：“瘤子快拿出来了。”过了一会儿，一声“出来了”，护士用戴着胶皮手套的手把那个瘤子举到我眼前，是一个蛋黄大的肉球，外面好像包着一层光溜溜的薄膜。手术一个多小时，很顺利，整个过程没听见候大夫说笑，医生护士们都很严肃、专注。
这回轮到我变成僵硬的机器人了，因为脖子不能动换，走路时直挺挺的，转身时就像《星球大战》中的R2D2。拆线后，我告别了医生、护士和病友们出了院，随即又回到安徽。
几年后搬回北京去看莉莉才得知，候大夫已经不在了，他在手术台上殉职，我很后悔没早点回去看他、道个谢。谨以这篇回忆纪念候大夫，并向在“文革”期间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致以衷心的敬意和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