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了。我是上山下乡大弄潮的幸运儿，因为三个哥哥已经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到农村去了，我属于留城在父母身边的那一个。记得在七六年夏从资中一中高中毕业时，我吵着嚷着要下乡，原因是我想上大学，那时大学生都是从工农兵推荐去，当兵做工人没希望，下乡是去大学唯一途经。可是，父母坚决不同意，我又哭又喊也没用，上大学的梦破灭了。后来经几位老师举荐，在本校做了一名代课老师，缓冲了我那心恢意冷的不良情绪。
在七四年初升高时，我是金带场小学戴帽子（小学里有初中班）毕业的初中生，分配到铁佛中学上高中。该中学是父亲工作过很多年的学校，可是离金带场太远，是金带场去资中县城两倍的路程。我有一个疼我的表姐，比我大十二岁，我叫她大姐。她人长得漂亮，普通话说得好，是资中县文工团的台柱子、报幕员。我刚到铁佛中学注册报到，一天课都没有上，她就把我转学到资中县城的一中。她对我父母说：“她（指我）是一块读书的料，一定要去县城的中学上高中。再说铁佛场离家这么远，你们放心我还担心呢。”当时县城有两所中学：一中和二中，两个中学各有千秋，水平相当。大姐把我转到一中而不是二中，是因为大姐夫童哥是二中小有名气的数学老师，怕人说闲话，为了避嫌，我就不去二中了。
大姐认识一中的胡老师，她的丈夫是县宣传部部长，常去文工团视查工作，夫妇俩也常去观看文工团演出，大姐跟他们很熟。当年胡老师是一中六个新高中班第五班的班主任，我直接转入胡老师的五班。童哥是正经的文革前大学生，就读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地道的上海人，因为家庭有历史问题，毕业后被分配到边远的内地小县城教书。他有一同学，跟他的情况一模一样，与他一起来到资中县城教书，他就是一中教我数学的史老师。我在胡老师和史老师班里读书，大姐很放心。
我没有辜负大姐的良苦用心，在高中几年里，各科成绩从来没有出过前三名，特别是数学，杠杠的，史老师常把我的数学考卷贴在教室的“学生园地”里展览，任代课老师时，也是教两个初中班的数学和辅导两个高中班的数学（做史老师的助手）。
在七七年暑期一过，我已经代课一年了。秋季一开学，学校的气氛有点怪怪的，老师和同学都在交头结耳，议论纷纷：国家要恢复高考了。要知道高考因为文革已经停止十年了，这些年里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被拒之于大学门外，只有少数年轻人被推荐进大学，大多数年轻人都到广阔天地去了。恢复高考，择优录取，大学重新向知识青年敞开大门，就像一块巨石砸开了冰封的湖面，激起了湖水四溅。师生们欣喜若狂，奔走相告，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也像一股暖流涌进了我的心田，唤醒了我的大学梦，终于有机会为之一搏了。
十月秋高气爽，终于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在七七年十月二十一号，中国各大媒体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而且这次高考要在七七年底以前完成。消息振奋人心，时间紧迫火急。我找到校长对他说：“我决定辞去代课老师的工作，准备复习，迎接高考。” 校长马上同意了，还加上一句：“没考上再回来代课。”老师们知道我要参加高考，都为我高兴，给我打气。
这次高考只考四门功课，理科考：政治、语文、数学、理化（物理和化学合一门课），文科考：政治、语文、数学、史地（历史和地理合一门课）。我还没有决定报考理科还是文科时，史老师（我的数学老师）和周老师（我的语文老师）为我的报考发生了争执。史老师说：“她应该报考理科，因为她数理化都很好。”可周老师说：“她应该报考文科，她在我的班上，每次语文考试都是高分，作文写得又快又好。”最后校长见他俩争论不休，笑了笑说：“别争了，考理科还是文科得由她自己定。”其实我不知道该报考理科还是文科，当年理科的招收名额远远多于文科的名额，所以，我决定报考理科，这样考上的系数更大。我报考了第一自愿是四川师范学院(川师)，第二自愿是四川医学院（川医），… 不是当教师，就是做医生，这就是我的大学梦了。
在一中代课时，我先住在姑妈家，姑妈是西门口外红光路小学的老师，她家就在那里。一中在东门口，每天我就在东西门来回走，很花时间，胡老师就把她在一中的单间宿舍借给我住了。在辞去一中代课教师工作、搬出胡老师的宿舍、正准备回金带场家时，大姐把我接到她家里，对我说：“离高考只有一个多月了，就住我家，老师们都在城里，复习方便，童哥也可以帮你辅导。”就这样，我在大姐家住下了。
大姐有一双儿女，儿子上二年级，女儿刚上一年级；她的三孃（我叫她郭孃）是我母亲的远房表姐，她们在同一学校教书，也是好姐妹，她退休了，在这里帮衬大姐照顾两小孩。大姐还有一个在红星农具厂上班的弟弟，我叫他表哥。这一大家子住在一大两小屋的二中宿舍里，厨房是搭在宿舍旁边的一个小棚子。在这如此拥挤的家里，大姐腾出一小屋给我住，让我专心复习功课。一日三餐也不要我操心，一家人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致，在高考结束后我居然体重增加了十斤。
写于2017年12月10日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