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青少年中要积极开展集体主义和忆苦思甜教育

 

 
图片发自简书App

这个话题的起因是朋友孩子的高中在半年时间内有两个孩子先后自杀,给了学生和家长们很大触动。是加拿大孩子的升学压力太大了吗?虽然自9年级后每年的会考成绩对申报大学很重要,但是北美的大学教育接近于普及教育,孩子们升学的压力要弱于竞争激烈的东亚国家。那么是不是因为孩子们的家庭状况?由于要面对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孩子们不愿忍受这种窘迫而选择轻生?但自杀的孩子来自中产社区的高中。

对于出生下来就生活在蜜罐中的加拿大孩子们,享受着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高营养并均衡的饮食条件、个性化高档次的教育资源,那么还有什么不满意,不继续享受人生而去选择终结自己的生命呢?

朋友的孩子怪罪家长说:"你们不了解自杀的孩子们自身有多么痛苦!你们不理解!"但是这可不能成为"年轻人轻生"的原罪。如果看一看中国山区希望小学的孩子们。他们有的需要徒步走几十里的山路上下学;有的每天的饮食只有米饭和咸菜,吃一顿豆腐都是大餐;有的冬天教室里面没有暖气,手上冻疮开裂仍然坚持写字。这些吃上一个鸡蛋就是过年的孩子们在应对艰苦生活的同时,每天仍然坚持学习。什么是他们持之以恒的动力?通过受教育来走出大山、走出贫困生活是他们的动力。反观加拿大青少年,在“寓教于乐”中长大;社会物质丰富,缺乏奋斗的动力,没有人生的根本追求;青少年中流行颓废文化、甚至吸毒;没有经受过挫折教育,青春期遇到一点不如意就“要死要活的”。这一代的加拿大年轻人,更需要眼界走出国门,走进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去体会那些孩子是怎样在艰苦的条件下仍然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乐观上进的生活态度。

在通过上述“忆苦思甜”,强化青少年信念的同时,我们还需要通过社会学的方法来分析近些年青少年自杀率变化的原因以及研究相应的对策。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表明,1960年代前后是青少年自杀率发生较大变化的时期。通过大数据,直观上有以下三个因素影响了自杀率的变化:

1. 60年代之前大致50%左右的加拿大人定期参加宗教活动(礼拜、团契等);60年代之后这个比例下降到30%左右,并且这30%的人中只有15%是1960年以后出生的。

2. 二战的经济增长红利在60年代之后逐渐降低,这导致失业率,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率逐年上升。失业率由60年代前的3%左右一直达到90年代的1x%,并且一直保持到现在。

3. 60年代之后加拿大的离婚率增加了6倍,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孩子是在单亲家庭中长大。

那么这些数据后面隐藏着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吗?

 

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涂尔干曾写过一本书叫作《自杀论》,在这本书里面他介绍了上面这么一个模型 - 自杀率与人与社会的连结有关。他将自杀分为4个类型:

利己性自殺(Egoistic Suicide)为了个人利益而自杀。

利他性自殺(Altruistic Suicide)如自杀性攻击、军人牺牲等

失范性自杀(Anomic Suicide)无法再享受利益和好处而自杀,如失业、重病、畏罪自杀等

宿命性自杀(Fatalistic Suicide)如受虐待而自杀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自杀是一种社会事实,既社会存在,自杀的情况就一定存在,但会根据不同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社会整合度强的社会,相对利他性自杀比较多;个人自由度高的社会,相对利己性自杀比较多;当社会中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达到一个相对平衡的时候,这个社会的自杀率最低。

60年代之前人们的宗教活动比较多,而定期的宗教活动成为社会上人与人紧密连结的纽带。有自杀念头的人会因为与他人大量的社会连结、或者社会集体生活而选择不自杀。60年代之后随着人们信仰的变化,个人主义越来越盛行,尤其是青少年更加特立独行。虽然社会财富不断增加,但踏入工作岗位的青年的经济地位却不断下降,同时单亲家庭的增加、电脑网络又导致人们的社会连结越来越小,这也成为青少年自杀率增加的根本原因之一。

随着信息爆炸促进了人们的科学素养,加拿大社会开始进入后宗教时代。那么是不是有必要以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来取代宗教消失后人们社会集体生活的缺乏,是不是一个应当考虑的课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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