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房管局的落私办开始办公了，我赶紧把我收集的资料送到市房管局。市房管局的返聘的严科长收下了我的资料。过不了多久我就没有再见到他了。后来听一位叫袁敏的朋友说，严科长有次和袁敏聊天，提到了江汉区某一街道的私房是如何在他的领导下很快收归国有的。袁敏忽然一下子站了起来，指着他破口大骂：你这个老狗X的，我找你找了好久，原来是你把我们家房子搞去的。从此严科长从房管局彻底消失了。当然这是后话。
过来没有多久，我在上海市工商局工作兼任上海市消协副会长的堂兄给我打电话。他可是我们这一辈官级最高的官了。所以他说话都带着权力和能力：明明（我的小名），经过我的联系，侨办答应出面与房管局协调解决我们家的问题，你把一份资料送到市侨办W科长，什么都不要说，什么都不要问。
我就是一小老百姓，啥事不懂，特别是涉及官员的事，不知道科长大还是处长大。结果到侨办去的时候，忘记了W的职称，冒昧的说要找W处长，结果闹了个大笑话，弄得W非常不高兴。回来向高官哥哥汇报，受到了他的好一番语重心长的教育。
时间也过得飞快，我们这种小民又不敢问进展。某一天，电话来了，这个电话是我远在香港的姐姐打给我的。告诉我，可以复印资料了，复印资料费一万块。据说拿到这套资料房子就可以要回来了。没有见过、一直盼望见到房产资料的我们家族的成员自然兴高采烈，一万块又算得了什么？那么多的钱我们都出了，房子长期被别人用我们都算了，这点钱算什么？但是，谁去执行这个计划呢？我的高官哥哥自然不会同意我去，他说我说话太冲，诉讼的时候把别人都得罪了。好吧，我落得清闲，他们谁有能力谁去，谁谈吐好谁去。
大概是在市房管局旁边的五星级酒店里，我们家里的人请了赵处长，付了一万，也拿回了资料。拿到资料的家人一脸的沮丧与其他盼望看到资料的家族成员到我家汇合，等我们到齐后，去办交涉的人对我们说：这套资料对我们不利，只能看，不能复印。我问：怎么可能不利呢？他们回答说：你记得第一个民事诉讼吗？判我们输了，判我们家以前的佣人是我祖父的“事实夫妻”。胜利街房子是我们祖父的，佣人自然也可以分。
我父亲回答说：如果判决的程序及判决是合法的、资料是真实的，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如果不是， 我会不惜血本把这个官司打下去。我则认为：不能复印的资料看我都不会看一眼。怕和躲不是我的性格。不看，不看，就是不看。
终于，我禁不住大家的劝说，拿起资料一看，我的火一下子升起来。这套资料是我千辛万苦收集回来的，居然被别人卖给我一万。我收集资料，我的家人连杯水的钱都不给我报。一万块就这样没有了。
对于我收集的资料我是烂熟于心。他们说对我们不利的资料恰恰是对我们非常有利的证据。高官的哥哥，海外的姐姐，我就让着您们一点。
又过来了一段时间，我二伯的小女晓红给我电话，告诉我高官哥哥要到武汉来和侨办、房管局协调，来去的机票要报销，在这边请客的钱也要报。我说没有问题。高官哥哥终于搭乘飞机抵达武汉。我开车到机场去接。本来我们关系一般般，我开车话就不会多，他坐我的车自然想办法找话讲。他无话找话的说：帮我协调的是一位旅居海外的华侨，在国内捐赠了很多希望小学。她的爸爸以前是高官。哦，对了，她的弟弟以前也是你所读的那所医学院的学生。我随口问了问那位女士的名字，高官哥哥说出名字后，我马上回他一句：她的弟弟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关系非常好。我想我的高官哥哥估计这个时候恨不得自己扇自己一记耳光。
好吧，当我的哥哥姐姐们去协调的时候，我就在外面等待。平时没有事的时候就带着他们到处乱窜。有一次终于窜进了我那位同学的家里。晚上约好请政府官员吃饭，我这平头百姓是不能参与的，我知趣送他们到酒店就回家了。回家没有多久，我就接到了他们的电话：我的同学邀请我去“列席”。呵呵，酒席上，终于我知道了新名词也就是属于秘密的“三个三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