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看到一些主要观点建立在极其低级的逻辑错误之上的文章，却被发表在高档次的学术报刊上，而且流传广泛，我前段时间写了《低级愚蠢为什么不能被解决在社会低层次上和小范围中》一文。今天我想说的事情，性质与此类似，但表现方式不同。经常有极其低级的事实判断错误出现在作为知识精英的高级专家学者的文章中，且在国内广为流传，特别是当这些文章涉及国外的事情时。这种二十一世纪出现的中国文化新现象，令人不可思议。
我肯定不是要说周小平文章中的低级谎言。他只是个恰好被高层需要而红了起来的网络二流子，本就缺乏基本常识，官方头衔再高也进入不了知识精英阶层。谎言加错误出现在他的文字里，毫无意外，理所当然。
我要说的知识精英作者们，是比如像余秋雨先生那样的著名人文学者，或者是类似某著名经济学家、商务部研究院某研究员之类的正儿八经的高端人物等。按理说，他们对于基本国际常识应该了熟于心，判断涉及基本常识的国外事件的真假并不困难。但因为某些原因，在这些高档次的知识精英涉及国外事件的文章里，就经常出现些不可思议的低级事实错误。
前两天的新浪微博广泛转发了一篇小文章，《美国版白卷英雄横空出世，进入斯坦福》，嘲笑美国也出现了类似中国文革时期的白卷先生，而且竟然能被斯坦福和哈佛这样的顶尖大学录取。作者结论，“成绩无足轻重，黑肤色与高贵和平教信仰最重要。如果美国教育全面如此，我看是这个国家找死。”
读了这篇错误百出的小文之后，我不禁好奇作者是什么人物，为什么对美国如此无知。作者的名字并不陌生，在我关注的一份学术网刊上经常出现，但我尚未读过他的论文。查百度百科，方知作者竟是“著名经济学家、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在一篇公开的文章中说一个国家“找死”，这样的语言本不符合“著名经济学家”的身份，更像是个对某国有刻骨仇恨的大老粗的私下话。但现在的中国和以前不同了，社会普遍相信不管什么语言都要“接地气”（参见纽约时报《中国语言风格的堕落》）。既然在堪称中国最高级别官方媒体的人民日报主办的“人民网”上也经常可以看到诸如“逼格”这样极其粗俗而又非常接地气的词出现在标题中，有“找死”这样的词出现在一个高级学者的文章里，也没什么奇怪。这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学界。
粗俗归粗俗，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位著名经济学家一篇短短的文章里出现多处极其低级的事实错误。
对美国的教育制度稍微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美国大学的录取程序和中国不同。它不是靠高考一锤定音，而是首先看学生在中学时期修的主课成绩，然后了解学生参加过的社会活动的表现，再参考学生在申请书上表达的个人志向等等。那位同时被斯坦福和耶鲁等多所顶尖大学录取的穆斯林青年，其实是个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学生，不仅中学成绩亮丽，而且在社会活动中表现出色，多次受到政府和有关机构（包括美国总统）的嘉奖。即便不说这些，只说他交给斯坦福的那份申请书，也不是如这位作者所说的交了“白卷”。他回答了申请书上的其它问题，只针对“你认为什么事情对你最重要？”这个问题，他（你可以说他是情绪激动地，哗众取宠地，或者说突发奇想地）把一句政治口号“黑人的命也是命” 作为回答，重复写了一百遍。
不可否认，在针对这个具体问题的回答上，这年轻人表达的激情多于内容，他的行为方式的确类似于《决裂》电影里那个想读大学的农村青年人把布满老茧的手高高举起。但斯坦福要录取一个学生，哪里是仅仅就问这么一个问题？这年轻人提供给斯坦福的申请材料，又哪里仅仅是这么一个革命口号？如果不是先有中学时期亮丽的学业成绩和社会活动表现，他怎么可能被这么多所美国顶尖大学录取？
英文报道是给生活在西方并了解美国教育体系的英文读者看的，当然不需要在短短的报道中提供全面的相关事实背景。中国的普通读者如果直接读了这样的报道而有误解，也情有可原。但一个研究国际贸易合作事务的经济学家，居然根本就不知道（或选择忽略）美国教育制度的基本常识，仅仅根据一篇报道提供的有限信息，自以为是地把美国的事情用中国的模式来套，把这个优秀学生当作“美国的白卷英雄”来转告中国读者，并进一步嘲笑美国的教育制度。一个应该知识丰富而学风严谨的高级学者，不但草率地相信而且热切地传播这种根本经不起查证的荒诞不经的东西，是否令人瞠目结舌？
学者本应该代表着社会中严谨理性的成分，国际经贸专家更应该体现出广泛而深厚的国际专业知识。中国一般老百姓因为有长城遮眼墙挡着他们的眼睛，看不清楚外面的世界。但作为知识精英的著名国际经贸专家，即便自己不会用翻墙软件去访问英文网页，难道就没有几个了解美国教育系统的同行或朋友可以咨询？难道在发表这样耸人听闻的消息之前，不值得用一点时间向更可靠的信息来源求证一下？
作者大概觉得仅仅这么一个斯坦福录取“白卷英雄”的“奇葩录取”还不足以支持他“美国要找死”的结论，还举了“与此相映成趣的另一个奇葩录取”。他说的是一个穆斯林中学生因为带到学校去的自制闹钟被误认为炸弹而遭警察短暂拘捕的事情。按照作者告诉他的中文读者的说法，那个“黑人穆斯林孩子”“就这么件事，换来…哈佛录取。”然而事实的真相却是，当年这个初中生收到的只是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给他发出的“参观校园”的邀请，根本不是什么大学录取通知书。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上网查证一下，现在这孩子还在卡塔尔读书呢。
难道是一个研究国际贸易合作的著名经济学家，读不懂invited to tour the campus是什么意思？这倒是真有可能。在关于斯坦福事情的英文报道中提到，那个学生在得知自己被斯坦福录取之后，兴奋地说it’s quite refreshing。意思是说“这消息真是令人振奋！”但这句英文到了这位著名经济学家的文章里，就成了“我的世界观因此改变！”
如果不是作者故意要扭曲这些英文报道的原文意思来满足他扭曲的心态或实现某种不可明示的目的，那只能理解为他连这些简单的英文都读不懂了。
问题不仅在于作者文章中涉及的基本事实错误百出，还在于这样的文章能在新浪微博上广泛流传，尽管有网友直言批评，也不见作者声明更正。为什么作者和媒体都对他传播的低级事实错误视而不见？难道仅仅因为涉及了政治理念冲突和制度对抗，相关事实就变得无关紧要了？
在这之前的不久，我读到余秋雨先生的《中国文脉》一书。其中有那么一段话，说是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在德国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以至于平均每个德国家庭都拥有一本老子的书。余先生的意思是，你看老外都那么喜欢老子，我们中国人怎能不比老外更重视这位中华先哲呢。我说余先生这样的意思是很好的，逻辑也没有问题，但他所用的这个“事实”并非事实，而是个很低级的、让人笑掉大牙的错误（如果不叫谎言的话）。
说这是很低级的错误，意思是说只要做最简单的查证就可以知道事实不是这样的。随便问几个在德国生活过的人（也许问两个，无须超过三个，只要不是正好就只问到那个误导了余先生的德国人就够了），就可以知道这传闻的真实性几乎为零。对欧美任何国家的社会现实稍微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事情的真实性几乎为零。别说没几个德国家庭有老子的书，恐怕连老子的名字都不是每个家庭都知道的。你若问我有没有去调查过，我得诚实回答我没去调查过。但这种说法荒唐如此，无须实地调查。大概就和有人说现在每个德国家庭都收藏有一瓶绍兴老酒一样，你还需要去调查一下这话是否属真？
我小时候家住农村，常听当地农民拿城里的人当笑话谈，说有城里来的女学生看见地里有大片的麦苗，高兴极了，割了回去当韭菜吃。这事情发生在城里的学生身上，当然是好笑的。如果竟然发生在一个老农民身上，大概他要羞得跳井自杀了。在辨别农作物时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对一个老农民来说，是不可原谅的。
不管最初出现错误的原因如何，这样低级的事实错误出现在余先生这样应有国际视野的专家学者身上，印刷在他如此高档的文化著作中，我感觉是很掉价的。
不可思议的是，这书初版于2013年，几年过去了，现在卖到第五次印刷了，这样的低级事实错误还耀眼地留在书里，继续误人误己。不是没人指出过。我网上查了一下，指出并嘲笑余先生书中这个低级事实错误的，大有人在。但几年过去了，错误依然就在书里，而且畅销着。这真是独特的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现象。
美国的教育制度肯定是不完美的，并非不能被批判和被嘲笑。中国的传统文化肯定是有具普世价值的、值得被世界敬仰和学习的东西的，当然值得中国人自豪。但批判和嘲笑，赞美和自豪，总得基于事实。否则，关在自己家里对着自家孩子编排其它家庭并不存在的荒唐事，臆想和吹嘘别人并未表达过的敬仰，这样的事情泄露出去，或被自家孩子识破，不反而显得自己很滑稽和猥琐么。
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文化学者，在他们的社会角色中，一定也包括了部分启发和教育民众的职责的。但是，“以其昏昏”怎么可能“使人昭昭”？就在这些教育者自己的文字中就充满如此低级的错误，怎么期望被他们教育的民众能够有获得真正的知识增加和思想启发的机会呢？
说到民众教育，我想起“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愚民教育理念。并非所有教育系统的目标都是为了“使人昭昭”的。回国期间无法登陆GMAIL系统，无法启动GOOGLE查询工具，不能浏览纽约时报等国际媒体网站，不能看到针对当今发生的国际事件的各方面观点评论，，，。想起那时体会到的被与世界隔离的那种感觉，对当今中国教育体系的目标到底是“使人昏昏”，还是“使人昭昭”？不禁茫然。
得到政府大力支持的网络长城墙，据说其目标功能是要像幼儿园的围墙那样保护国民的身心健康的。它不让墙内的民众看到和听见外面的世界，避免还在接受教育并成长中的十几亿国民在接受阿姨老师的启蒙教育时受到外界不同声音的“干扰”。但这伟大的长城墙挡住了外界声音的同时，也挡住了墙内所有人（包括阿姨老师们）身心健康所需的阳光和雨水。
这样想来，这些担负着教育职责的知识精英们文字中频频出现而不被纠正的关于外部世界的低级事实错误，到底是故意的扭曲，还是愚不自知，就只有天知、地知、你知，而我不知了。
愚人者也愚己。这是一个真理，各位记得相互提醒。
（黄未原，2017年4月，于渥太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