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初到洛阳
我们的学徒生涯主要是在洛阳拖拉机制造厂的锻造分厂度过的，因为当时的青海农机锻造厂还只是图纸。据上面提到的文件称，我们第一年的学徒工不分工种, 每月工资23元，这应该是青海的工资标准。在洛阳当地，如果我没记错，第一年学徒工拿16元还是18元。一般学徒三年，出师就可以成为二级工。
当时中国工人实行八级工资制，技术工种最高可达八级。但实际上像其他各行各业一样，工资长久没有调整。当时洛阳有一个工人自称的“10383战斗队”，我问师傅是什么意思，师傅一笑告诉我：意思是十年三十八块三：洛阳二级工的工资是三十八块三毛，十年了，还是二级工，而且在可见的将来，长级的可能性为零。
当时洛阳很多工人是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或更早从豫东、豫南和豫北农村进厂的，娶的多是家乡农村媳妇。从年轻进厂学徒到成家，又养出两三个甚至更多孩子，都面临着相当的生活压力。当有家属来城探亲时，带着孩子挤在男单身职工宿舍里是天经地义。
我那时对物价没什么概念。以我们北京101中学学生食堂的经验看，我们当时学生的伙食费每个月九块多钱，食堂里的主食和菜都没有选择，大约每个星期吃一次还是两次肉菜。101中学伙食差在北京我们那一带是有名的。以此为参照，洛阳学徒工第一年拿到的那每月16或18块钱，应该主要是只考虑伙食需求和零星日用品的。我由于有了在北京101中的锤炼，加上青海的工资标准，我每月的工资还能有结余。但师傅们的日子就不那么轻松了。
有一个外班组的师傅，一次他带着他一个三、四岁（？）的儿子进厂。吃饭的时候我们都端着饭盒或蹲或坐在在食堂外的马路边（河南人惯于蹲着）。他让他的儿子像狗一样爬在几个其他吃饭的师傅们面前，那些师傅们这个扔一口馍，那个扔一筷子菜，全扔到地上，而那个小家伙就在地上爬来爬去捡着吃，他的父亲在一旁看着笑。待到师傅们吃完，这厮拉起他的儿子也心满意足地走了，他不用操心他儿子的那顿饭了。
我们在洛阳第一次见识了成群结队进城要饭的农民。拖儿带女，衣衫褴褛的妇女就或坐或卧在洛阳大街的路旁。大小饭馆里坐着的是食客，站在一旁的都是要饭的孩子。这还是新社会吗？这种视觉冲击的效果实在震撼。
开始不少北京学生是带着鄙夷的态度看他们的，在我们不算幼小但还算纯洁的心灵里，社会主义国家里只有懒人才出来要饭，想不劳而获。我们开始对他们是怒目相视，有的同学还想方戏弄要饭的孩子：把吃剩的菜，佯装往他们碗里倒，却扣到了地上，惹得师傅们相当不高兴。我们自己的师傅纷纷郑重地告诫了我们，我们才换了眼光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些农民。
算是城乡差别吧，厂里师傅们经济上再难，他们的家属们应该是没有出来要饭的。但他们农村的家人过得什么日子呢？
我曾随我们的一个师兄骑车到过他的家。他是个复员军人，小小个子，总是笑眯眯的，娶了一个漂亮农村媳妇。他们当时还没有孩子，也正因为没有孩子而想要孩子，花了不少钱看病。我们去的那一天正是麦收之前，地里一片金黄的麦穗，让人心情极为欢畅。河南是中国著名的产粮大省啊。
师兄的家有几间房子我完全没有注意。所注意到的是他和他那漂亮媳妇的屋子布置的还颇有点城里年轻人新居的味道，挺不错。但退出他的房门，回头看到灶台边的地上铺了一些草，上面盖了一个脏兮兮的单子，我问师兄那是干嘛的，师兄一脸坦然地告诉我，晚上他妹妹睡在那里。
吃午饭的时间了，没在师兄家里吃。师兄带我到一个小院，院里有一个大锅里煮的是地瓜干，没有桌子，几个年轻的劳力围着锅子。是那种生地瓜切成片晒干的地瓜干。我以前吃过熟的红薯切成条晒成的干，很好吃。但这里作为日常食物的地瓜是白薯，不是红薯，而且是用生地瓜片晒干的。当地农民不煮熟晾晒，因为煮熟后晾晒的地瓜干“不出数”。我不知道师兄家自己吃的是什么，肯定不如这里，这里吃的至少是粮食。
我们蹲在锅边的地上吃。锅里的食物只能算是地瓜干“汤”。地瓜干算是煮熟了，但每片还是原来的模样。吃进嘴里，还真不是滋味，因为地瓜干上霉的坏的部分完全不加甄别淘汰，统统给一锅烩了。我也算是有过在北京农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历练的，但这些作为食物的地瓜干还真让我难以下咽。我跟师兄说，地瓜干坏了，他不以为然，自己吃得鼻头冒汗，还笑眯眯地劝我再吃一碗。我想起我父亲跟我说过，有一次他下乡，村里人招待他吃白米饭，他在碗里吃出个蝎子，就赶紧告诉房东，房东不好意思地接过他的那碗米饭，换了一个碗，然后又从同一个锅里重新盛一碗饭给他。而他原来那碗饭，人家拨掉蝎子，照样吃掉了。人家本来是为了招待城里贵客才煮的白米饭，才舍不得浪费呢。
河南盛产粮食不假，又是中国主要产麦区，但老百姓吃食中的相当比重是地瓜。我正是在洛阳吃到红薯面的馒头。当时中国百姓的每月口粮都有定量，而定量中的粗粮、细粮又有一定比例。北京的细粮包括一定比例的白面和一定比例的大米，粗粮主要是玉米面。河南的大米更少，细粮主要是白面，粗粮主要是红薯面。我已不记得当时粗、细粮的比例，但印象里洛阳的粗粮比例比北京高。
红薯面的馒头约两寸见方，紫红色，吃在嘴里微甜，微粘，不难吃。我开始吃得还挺高兴，由于吃得多，又连续吃，不久就觉得胃里不断涌胃酸。以后胃酸多就成了我的常态了。
当时不同工种依据体力强度的高低而有不同的粮食定量。我不知道粮食定量什么时候定的，但分得挺细。我们小组里有“钣金工”，有“铆工”，钣金工粮食定量每月41斤，铆工47斤（相较北京机关干部，如我父母都是28斤）。
现在一些年轻人恐怕不能理解当时的工人一个月怎么能吃那么多粮食。很简单，如果一个人肚子里没有“油水”，所有的定量都是不够吃的。当时北京每个人食用油的定量是每月半斤，肉、蛋、鱼、豆制品、砂糖等等全有限量，多是以每人每月半斤计（若我记忆有误，请纠正）。当时每家有个“副食本”，凭本排队购买这些所谓“副食”。那是北京，而其他地方往往不如北京，如辽宁省每人每月只有三两油，所以辽宁百姓亲切地给文革时主政辽宁的陈锡联起了个外号叫“陈三两”。
当然，富裕家庭办法总多一些，肚里的油水也总多一些，如“下馆子”虽然要粮票，但不要油票和糖票。粮食定量吃不完，于是百姓之间就有一些交换：需要粮食的人拿自己的细粮定量换别人家的粗粮定量，因为粗粮比细粮“出数”，而且有时可以多换来一些粗粮。南方人家拿自己的白面定量换北方人家的大米定量。1977、78年以后，粮票干脆可以到“自由市场” 换鸡换鸭换小商品。中国人精打细算的优秀品德在这上面陶冶得淋漓尽致。
注意，这里所说的粮食定量和“副食”全是城市户口的人才有的，叫做“商品粮”，和广大农村中的农民乡亲们无缘。如果收成不好，或赋税过重，农民的日子就不是一般的苦，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之间的沟壑也不是一般的深。所以如果师傅娶的是农村媳妇的话，等于他的工资和粮食定量都打了折扣。而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一旦“上山下乡“，就是交出了城市户口，也等于给他们的家人在经济上和粮食定量上挖了一个坑（知青按国家规定第一年有国家拨的粮食定量，但只发一年）。
1968年春节假期我和几个同学从洛阳步行经新安县过黄河到山西的垣曲县去看望一个知青，实际上是找个由头 “远足”[1]，整个过程在我的记忆中已成碎片，但几件事让我印象深刻：过了黄河进入山西的山区，景色明显变得荒凉。我们经过一个山沟，天已经晚了，朦胧中只见干涸的沟底中有一个个石头垒成的围坝似的东西。大约丈余见方，两尺多高，一个连着一个，像单条的棋格，顺着沟底的走势可以延绵相当距离。我们当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后来借住老乡家才知道，他们那里缺耕地，来春当山水下来时，那些石坝可以拦些淤土，得以种些什么。
当晚我们借住在一个农民家，我们问他们能不能打点水洗漱一下，他们很为难，最后端来半盆水。我们一共四个人，洗漱全是它了。房东告诉我们他们那里缺水，平时全家从早到晚洗漱也就是这样的半盆水。我不禁向我们那些同学感慨：在这样的环境下居然还有人烟。
后来我们终于走到目的地的北京知青点，当时只有一个女知青在。她见到我们格外开心，因为其他知青都回城过年去了，包括我们准备探望的人，而她没钱回不去。她高兴地张罗着给我们做午饭，我们说会付给她钱和粮票的，她还说不要。可过了一会她哭丧着脸回来了，后面还跟着一个农民大叔。大叔稍微有些激动地跟我们说，他们知青点没粮了，以前向他们农民借又还不上，不能再借了。我们跟那位大叔说我们会付钱付粮票的，大叔就是不借。那女孩直哭，我们既无奈又无语，最后给她留了点粮票，什么也没吃就走了。
[1] 参见程德美《高山反应》p.2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