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从一开始就是在左右摇摆中进行的，运动的激进力量往往只风光几个月就被排除政治舞台。比如所谓的老红卫兵，在搞了几个月的“破四旧”和打砸抢后，就在批判“资反路线”中被边缘化，极端组织被解散。代之而起的平民造反派在进入1967年后，开始变得更为极端。毛不得不从组织上，人事上和政治给这些激进分子泼冷水。
1967年5月，“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感觉不处理这些“极左”的造反派不行，因为文革的破坏力量不再是来自老干部和保守派，而是来自这些不知进退的“极左”造反派。于是，在中央层面，毛泽东下令周恩来逮捕中央文革小组里的激进分子王力和关锋，戚本禹撤职以观后效。文革开始掉头批判“极左”。为结束全国各地的混乱状态，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通知《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外地串联的红卫兵一律回到学校复课闹革命。在地方层面，毛泽东已经认识到上海那样的夺权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而“三结合（老干部，军队和造反派三方）”的方式是各方都能接受的夺权方式。于是，中央文革在全国范围内推动“三结合”的夺权模式。然而，用“三结合”的方式组建革命委员会也遇到造反派的干扰和抵制。
夺权不仅没有解决社会失序问题，反而在全国范围内引发更大程度的混乱。毛泽东寄予希望的左派造反派很不争气，在成立革命委员的过程中不仅内部开始分裂，而且很快演变成严重的对立和大规模的武斗。
在武汉，保守派被打垮和解散后，造反派因为争权夺利开始内部分化为“香花派”和“毒草派”。这时的派性斗争就变成了赤裸裸的利益博弈，除了政治口号，再没有一点革命的味道了，同时武斗开始升级，从大刀长矛的冷兵器阶段升级为机枪手榴弹的热兵器阶段。因为武汉地区有大量的兵工厂，使武汉一度成为全国武器的走私供应地。
另一方面，造反派夺得权力后，一部分人变成逍遥派。学生因为无所事事，则玩起斗鸡、养鸽子这样纨绔子弟的游戏，高雅一点的则去读小说，学琴棋书画，更大一点的则去泡妞、谈恋爱。工人们则利用这段时间做木匠活，添置家具。
造反派则开始兑现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在经济利益方面，国营企业里的造反派要求涨工资，升级。临时工则要求转正；集体企业里的造反派则要求转正和发奖金，有的甚至把企业的公积金也分光了。他们提出的口号让当权派难以拒绝：“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上翻身，也要在经济上翻身”。
在政治利益方面，“对保守派的七月胜利，使很多造反派大受鼓舞。并企图消除过去戴在他们头上的帽子。一些从前的资本家，地主，富农和坏分子抱怨说，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迫使他们带上这些屈辱的帽子。一些右派声称1957年反右运动是由刘少奇和邓小平发动的。所以他们号召取消划分右派的做法，要求为错案平反还要求发还‘破四旧’运动中被没收的物品。”（P158）
“社会心理学家和集体行为理论家观察到，偶尔聚合的人群要比组织完善的团体更有可能进行暴力活动。那些抓住文化大革命提供的机会来推进自己经济利益的案例，可以支持这些观察。当时不断报导，有暴徒抢劫企业的财会部门、省市金融机构、税务和银行。暴徒攻击的对象，并不局限于以前的当权派。不管什么人妨碍了他们的行动，这些人就几乎会遭到攻击。他们甚至经常与所抢劫机构的造反派发生冲突。”（P158）
然而，这些基层造反派的要求，主要造反派组织的头头都不予承认，他们更关心的是政治权力的分配。造反派的骨干并没有堕落为逍遥派和经济利益追求者，但他们也不听从毛主席的指示，而实际成了最大的麻烦制造者。
“三结合”的方案确定下来之后，武汉各造反派之间就围绕革命委员会的人选展开新一轮混战。因为都是为了各自利益进行博弈，所以各派之争很快陷入“囚徒困境”。原本中央的意思是想让军方作为相对中立的一方负责监护，老干部因为有强的管理能力而作为实际管事的一方，造反派则作为监督方。可真正实行起来的时候却不是这样，造反派最欢迎的老干部是“老好人”式的，而能力强，原则性强的人往往不受造反派拥护。另外，老干部中也有造反派。
在文革初期，就有一些老干部坚定地站在造反派一边。这些老干部往往是那些在文革前受过处分或压制的干部，也有一些对自己的提升和现任职位不满的老干部。比如：1966年担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的卜盛光在1950年受过处分；王盛荣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老干部，属于王明28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员。他因为属于王明山头的，在延安整风期间受到批评，其后职位一直不高。建国后担任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一职，在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期间又因泄露国家机密和受贿罪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文革前在湖北省政府担任一个副处级职务。还有很多老干部是在反右期间被打成右倾分子而受到降级处分的。这些老干部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当时的领导不满，十七年间的政治路线不满。他们因为个人的这个被压制的经历，让他们选择了站在造反派一边。当然，也有一些老干部完全是出于自保而支持造反派的。
“毛泽东从来没有打算大规模地把党的干部赶下台，特别是对于较低的干部更是如此。在每个巩固阶段中，他都明确要求造反派正确对待干部。但造反派不愿意让他们批斗过的干部恢复职位。他们一方面忧虑的是，如果从前的干部恢复职务，那么维护这些干部的保守派就会重新得势。另一方面，造反派还怕被平凡反的干部有朝一日会报复他们。此外，很明显的是，分配给干部的席位越多，造反派在革命委员会中的位置就越少。基于这些考虑，造反派一般倾向于让尽可能多的干部继续戴着"走资派"的帽子。”（P171）
但由于中央开始批判“极左”，各地方也在批判“极左”的大形势下，对那些调皮捣蛋，派性严重的造反派施加压力，迫使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搞派性斗争。湖北和武汉市的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批判“极左”，在武汉军区的领导下，湖北和武汉的革委会进行了连续两个月的批判“极左”运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派性的文章，革委会成员和群众组织头头都被要求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学习班里，针对无政府主义和派性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段时间，是造反派和各群众组织偃旗息鼓的时期，社会上也没有发生严重的武斗事件。
到了1968年的3月底，毛泽东认为反“极左”过头了，把文革引到了右的方面，所以毛泽东又开始反“右倾”。
反右倾在大部分地区没有得到热烈响应，但在派性严重的地区，比如武汉，就获得强烈回应。反右倾促成了派性死灰复燃。四月底，武汉派性不仅导致工代会和红代会双双瓦解，而且也让湖北和武汉的革委会名存实亡。
为了革委会人选问题，造反派分裂成两派，因为不可调和的矛盾，开始诉诸武力。5月26日-5月28日这几天，武汉的两派都开始疯狂抢劫武器。武汉城郊地区的所有军械库都遭到抢劫，甚至有人直接从战士手里抢劫武器。武汉成了全国各地抢劫武器最严重的城市。
全国很多城市在1968年4月到7月之间都变成了战场，全面夺权演变为全面内战。
到六八年时，毛泽东既想制止武斗，又不想通过军队镇压的方式打击造反派和红卫兵，于是采用工人宣传队这种方式制止校园武斗。可没想到，他派到清华校园的工宣队，竟然被蒯大富的红卫兵用手榴弹炸死了五人，重伤几十人。这种对手无寸铁的工人阶级痛下杀手的行为不仅让毛泽东倍感失望，也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严重不满和愤慨。这促使毛泽东下决心解决激进的红卫兵和造反派问题。
毛泽东说：“有的群众组织头头私心杂念重，争核心，争名位，名次。劝他们不要争了，核心有啥好争的? 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愚蠢的。中国历次革命以我的经历来看，真正有希望的人，是想问题的人，而不是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会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物。”
1968年7月3日，中央发布了一个严厉的布告，要求广西无条件停止武斗。紧接着，7月24日中央又发布一个针对陕西武斗的布告。这两个布告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又发生了一个转折，文革的重点转向结束武斗，恢复秩序。这个决定得到各省军事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响应。
7月7日，湖北省革委会发出一个措辞强硬的的通知，要求所有群众组织交出武器，并授权当地驻军采取强硬措施从群众组织中收回武器。
“为了消除派性的影响，湖北省革委会召集全省尤其是武汉各主要群众组织的头头们参加8月中旬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学习班上，曾经不可一世的造反派头头受到谴责。大约在这个时候，武汉军区的主要领导人又被召到北京。毛泽东接见了他们，林彪听了他们有关武汉形势的汇报。离开北京时，他们信心十足，因为不用再对造反派客气了。”（P187）
紧接着，是向各单位排除工宣队和军宣队，解散群众组织，同时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虽然名义上，“清理阶级队伍”是针对“地、富、反、坏、右、叛徒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但实际上，主要打击的重点的是造反派，因为造反派里有各种历史问题的人最多。而很多前期被批斗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个运动中被逐渐“解放”了。
对激进的造反派打击最为严重的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因为各个城市最为活跃的激进造反派都来自大学和中学高年级学生。当这些学生被一股脑地下放到农村后，城市变得安静了。每天震耳欲聋的广播车和大喇叭少了不少。
“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两年半之后，似乎从1969年开始，历史的钟摆正明显地荡回到1965年的状态。”（P190）
1969年后，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混乱都结束了，派性斗争也不再那么明目张胆了。但武汉并没有消停。武汉造反派认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对造反派的镇压，是复旧活动。武汉造反派的“反复旧”活动虽然使武汉再度陷入混乱，但其影响力已大不如前。就像一个弹簧，虽然上下往复运动，但振幅越来越小了。反复旧活动显然脱离了毛泽东文革的轨道，违反了九大的团结精神。因此受到革委会和军队的镇压。
等到1970年的抓五一六时，大批造反派头头和成员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有的被抓捕，有的被批斗。这之后，造反派就基本被镇压下去。但武汉的派性斗争却一直没有消除，直到“四人帮”被捕前，武汉的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斗争一直在反反复复中进行着。十年文革，对武汉来说是一点不虚的。
纵观十年文革的全过程，造反派从被压制到走向前台，成为政治舞台上的新生力量，再到极端和自私，最后被抛弃和镇压的过程，也正是文革起伏波动的全过程。这也符合社会普遍规律，凡事都有生有灭。本书作者王绍光的这个研究，主要论点是文革的参与者并不是非理性的、受人操纵的机器人，而是理性的战士。所以作者在最后说道:“不管文革参与者是否意识到了自己真实的动机，他们都是理性的战士，而不是被人愚弄的炮灰或机器人。从1966到1976的整整十年中，他们一直在互相争夺有限的政治资源和影响力，正是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追逐干扰了毛泽东对运动的部署，因而最终导致这位伟大舵手的最后社会变革实验功败垂成。”（P255）
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和毛泽东的去世使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左翼运动转入低潮。如果我们把探索的目光投向19世纪，我们会发现，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和其它社会运动一样，经历了一个发生，成长，高潮和低潮的阶段。但低潮不是消失，资本主义的缺陷和难以克服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存在的土壤。任何事物走向极端都会走向反面，资本主义因为随心所欲的自由发展走向极端，遭到社会主义的挑战。而社会主义运动也一样，不断思想纯化的过程也让社会主义运动走向极端，也因此走向失败。今天的资本主义也好，还是社会主义也好，彼此都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纯粹的资本主义和纯粹的社会主义在今天的世界都已经找不到了。也许这是常态，也许这种相互借鉴和学习的过程正在孕育着一个更完美社会的雏形。
几点讨论：
1、关于这本书。
此书是较早专门研究文革的专著，但因为写作比较早，大概完成于八十年代末期，选取的资料都是那时公开发表的，所以作者能选取的资料并不全，尤其是中央层面的资料在那时还很缺乏。但好处是，那时很多武汉地区文革中的关键人物都还在，作者通过访谈掌握很多一手资料。另外，本书的研究重点不在历史事件，尤其是高层的秘闻和历史，而是对文革参与者的动机分析，也即参与者是理性为主还是非理性为主。作者的答案是理性为主。
2、文革中到底多少人被迫害致死？
流行的说法是三千万。可这个数字让人难以相信，网上有人撰文对这个数据进行了分析。http://www.creaders.net/m/blog/user_blog_diary.php?did=246342
认为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不超过200万，这还包括各地武斗和各种非迫害致死人数。真正迫害致死的人数有多少，作者没有说，大概没有专门的统计的确无法说清楚。
3、毛泽东到底为什么要搞文革？
对毛泽东搞文革的动机，朝野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其实，这种对动机的分析更多的是反应了分析者本人的心理，而非毛泽东自己的想法。诛心之论是历史研究的大忌，所以本人不想对毛泽东妄加揣测，而是给出毛泽东自己的说的话，大家自己来判断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
毛泽东在文革前，特意找到张平化来交待自己的心迹，也许是为了让张平化做个历史见证人吧。毛泽东对张平化说: "我们有些同志，遇到困难不是到马克思那里去找答案，而是到资本主义那里去找答案。1962年我在北戴河会议上就说过，什么包产到户，通通都是单干。包产到户，在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贪污盗窃的，投机倒把的富裕起来，讨小老婆，放高利贷，军烈属和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所以包产到户的问题不是粮食增产多少的问题，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你懂得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的那么严重吗? "
"帝国主义从第一天起就眼睛盯着中国这个大市场。准备对我们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都更有优势，如果我们搞了资本主义,外面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资产阶级来一个内外夹攻，联合起来压迫榨取老百姓，到时候我们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 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原则宗旨。"
毛泽东继续对张平化说: "战争时期容易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打胜仗的路线就是正确路线。和平时期简易路线的正确不正确就要难得多不能光看成绩和错误还要看举什么旗，走什么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一定时期时间内可能会有成绩，但长久的看就不行了，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后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的话，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吗?"
最后毛泽东表明了自己的心迹: "我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心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中国的老百姓希望走社会主义道路。"
1966年，毛泽东在过生日的这天，在他泳池的新住所邀请了他最信任的几名文革小组成员。在这次生日宴会上毛泽东说: "这个斗争不是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从一搞社会主义就开始了。究竟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两条斗争反映到党内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毛主席接着说: "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 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者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他们为什么能蒙蔽群众? 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农民得到了土地都拥护共产党，这些人贪天之功为己功，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
毛泽东还说: "他们说什么，相信党就要相信他个人。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出无条件服从，不是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是无条件服从直接上级。提倡盲从，提倡奴隶主义，我同他们的分歧，这是一个重大分歧，我不赞成他们提倡盲目服从，我一直坚持，只服从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批判，这是政治原则，也是组织原则，并且要让群众也懂得为群众所掌握。"
毛泽东又说: "苏联复辟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巩固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看起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现在也没有了结。刘少奇之后，这场斗争还在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他们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在很多方面都有影响，要清除这些影响要很长时间的斗争。"
如何处理变修的党员干部? 怎样阻止党员干部变修呢？毛泽东用过思想教育，整党，甚至撤职的办法，但都没有效果。毛泽东说: "这到底应该怎么办，整党不行，教育整风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杀了，大老虎也枪毙了，也撤了职，什么办法都用了还是不行。于是才搞四清，大动干戈，还是不行。我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没有办法了，就来一个自下而上的运动，把党放在一边，让群众来揭露共产党的黑暗面，因此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搞了这样一个大的尝试。"
4、怎样研究文革？
十年文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每个阶段的政治目标都有所不同，而且表现出政治倾向的摇摆性。这里面既有权力斗争，私人恩怨，派性和山头之争，也有毛泽东的政治目标。所以，如果我们研究文革只是从某个单独的角度，比如权力斗争的角度去研究，虽然在逻辑上看似合理，但却不符合真实的历史。也有人把文革研究当作一个迫害和受迫害的历史来研究，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角度。受迫害的人往往对历史记忆深刻，也有很强的心愿记录那段悲惨的历史，但这些受迫害的历史也并不是文革的全部历史。另外，就像王绍光所说：“亲历者的劣势是不宜察觉的。因为作为亲历者他们难以避免的偏向会不知不觉地影响文革故事的讲法。而文革故事由谁来讲，讲什么，如何讲有可能造成后世对文革理解上的偏差。”
如何研究文革也是一个需要研究的课题。
（全文完）
